托尔斯泰传
一百年前大地上闪亮着的俄罗斯的伟大灵魂，对于我们这一代人来说，曾经是照耀我们青年时代最纯洁的光芒。在19世纪末那阴霾浓重的时光里，他是那抚慰人的星辰，他的目光吸引着、安抚着我们青少年的心灵。在法国，众多的人认为托尔斯泰不止是个受人爱戴的艺术家，而且还是一位朋友，一位最好的朋友。每个人爱他的原因各不相同:因为个人在其中找回了自我；而对于大家来说，那是一种人生的启迪，一扇向广袤宇宙敞开着的门。当我们看托尔斯泰的作品时，由于他那炽热的生命，由于他那年轻的心，他是我们的；由于他那嘲讽式的幻灭，由于他那冷峻的洞察力，由于他对死亡的恐惧，他是我们的；由于他对博爱的梦想以及人与人之间和平相处的梦想，他是我们的；由于他对文明谎言的深恶痛绝，他是我们的；由于他的现实主义及他的神秘主义，他是我们的；由于他的大自然的气息，由于他对无形之力的感受，由于他对无限的向往，他是我们的。这些作品，是我们的强与弱、希望与恐惧的明镜。
所有卑微的心灵的期待和爱在孩提时的托尔斯泰的精神上播下了信仰的种子，在《童年时代》里并未提到这些帮助其心灵成长的卑微的人们。但是，在另一方面，这颗童心却通过那本书显露出来，“这颗纯洁的、仁慈的心，宛如一道明亮的光华，永远能从别人身上发现他们最优秀的品质”，这种极其温柔的心啊！当他幸福时，他想到的只是那个他知道其不幸的唯一的人，他为之哭泣，他愿为之献出爱心。他很高兴去爱，即使不被人爱也无妨。人们已经窥见他未来天才的萌芽:使他为自己的身世而哭泣的想象；他那永远试图想象人们在想些什么的头脑；他早熟的观察和记忆能力；他敏锐的目光，能在自己沮丧时，看透别人的面容，知晓别人是真伤心还是假悲戚。他说，他五岁时就第一次感受到“人生并非一种享乐，而是一种出那种的劳作”。
他在喀山求学，成绩平平。他经历了他所说的“青少年荒漠时期”。关于这一时期，在《少年时代》的叙述中，充满着内心的忏悔。他很孤单，他的头脑处于一种持续不断的狂热状态中。在一年的时间里，他又为自己找到并试验着种种学说。后来，他相信了轮回之说。他终于落入一种狂乱的虚无主义之中:他觉得如果自己较快地转变，就可能面对虚无。他解剖自己，自我剖析......在这当中，他丧失了所有的信念，十六岁时，他便不在祈祷，不在去教堂。但信仰并未消亡，它只是潜伏着。有时候，他满脑子的仁慈幻梦。但是，在少年人的热情、强烈的情感和巨大的自尊心驱使之下，这种追求完美的信念转向了，丧失了无私的特点，变得实用化和物质化了。他因小的时候长相丑陋，引发了了几次绝望的危机，他便自称要实现当个“体面人”的理想。这种理想，因为要做得和其他的“体面人”一样，而把他引向赌博，疯狂地借债，彻底地放荡。一年东西永远地拯救了他:绝对的真诚。在他最放荡的时候，他也总是用一种无情的敏锐判断自己。“我完全像个畜牲似的活着”他在《日记》中写到，“我是完全堕落了。”而且，他还用他那分析怪癖，详细地记下了自己错误的根由:1.犹豫不决或缺乏魅力，2.自欺欺人，3.操之过急，4.知耻而不改，5.脾气坏，6.惶恐，7.心猿意马，8.不动脑子。这同样的独立判断，在他上大学时，就已经用于对社会习俗和知识迷信的批判上去了。在这一时期，他发现了卢梭。看到了他的《忏悔录》，他为之倾倒。他最初的几篇哲学文章就是对卢梭的评论（1846年至1847年）。
因厌倦了大学和“体面人”，他回到家乡亚斯纳亚•波利亚纳，住在乡间。他又同百姓们接触了，自称前来帮助他们，要成为他们的恩人和教育者。他这一时期的经历在他最初的几部作品中的一部《一位绅士的早晨》（1852年）中已有叙述。这是一部优秀的作品，整个托尔斯泰已经存在于这第一部短篇小说的主人公中了:他目光敏锐，想象持续不断。他以一种无瑕疵的现实主义在观察人们；但当他一闭上眼睛，他又进入梦幻之中，进入对人类的爱之中。1851年，因他对百姓们同对精英们一样厌倦，此外，债主们的追逼，他逃往高加索，躲入军队里，藏在当军官的哥哥尼古拉身边。肉体未被击败，情欲和上帝间的斗争在心中秘密地继续下去。托尔斯泰在《日记》中记下了吞食他的那三大恶魔:“一、毒瘾:可能战胜之。 二、肉欲:完全能战胜之。 三、虚荣:其中最难战胜之恶魔。”在他幻想着为他人而生活，外他人而献身的时刻，肉欲或轻浮的念头缠绕着他。1852年是大地回春的感恩圣歌，托尔斯泰的天才绽放了最初的几朵鲜花:《童年时代》《一位绅士的早餐》《入侵》《少年时代》。他感激使他充满灵感的上帝。托尔斯泰指出了另外两位对他影响较大的作家:斯特恩和特普费尔。他说道:“我那时深受他们的启迪”。因而托尔斯泰在其初期显现出来的就是众人熟悉的一个面孔。但他的个性特征很快便得以确定，显示出一种更新颖的心理，一种对于大自然极其强烈的情感，以及一颗狄更斯和特普费尔深感忧虑的被折磨的心灵。在青春的这一时刻，托尔斯泰生活在人生的力和爱的狂热之中。他拥抱大自然，与之融为一体。在大自然中，他倾泻，他麻痹，他激越他的忧愁、他的欢乐和他的爱情。但这种浪漫的陶醉从未损害他目光的敏锐。
1853年11月，对土耳其的战争爆发了。随后托尔斯泰被征召到克里米亚军团，他胸中燃烧着激情和爱国心。为了避开周围的景象，他又开始写作，在隆隆的炮声中，他创作了《青年时代》，人们赞赏他对一个年轻人脑子里的模糊梦幻与思想的冷静进行的深刻探索。该作是一种罕见的心灵袒露。一年中，托尔斯泰在这个地狱之中触摸到了激情、虚荣和人类痛苦的最深处。当他从这地狱走出来时，他于1855年11月，又回到了彼得堡的文人们之间，对他们有着一种厌恶与轻蔑的感觉。他觉得他们身上的一切都是猥琐的、虚假的。时间使得托尔斯泰同他的文人圈子更加疏远。他无法原谅这些艺术家的口是心非，一面过着堕落的生活，一面又在宣扬所谓的道德。1857年1月到7月去国外的一趟旅行，回到亚斯纳亚，他又关注起农民来。他所启发的并不是民众而是每个人的个人觉悟，是每个民众儿童的觉悟，因为这才是光明之所在。他创办学校，研究各种不用教育体系。像一位革命保守者（托尔斯泰一直是的）的这些自由理论，托尔斯泰在亚斯亚纳努力地把它们付诸实践，他不像是他学生们的老师，而更像是他们的同学。与此同时，他还努力地在农业种植中引入一种更加人性化的精神。但他继续受到种种敌对的情欲的支配。他永远喜爱社交，隔三岔五，享乐又占据着他，或者是好活动的兴趣又袭上心头。《记数人日记》似乎反映出托尔斯泰对自己的那份厌恶之情。死，在这个时期开始缠绕着托尔斯泰的灵魂。
一年之后，他亲爱的哥哥病逝，使他悲痛欲绝，竟致“动摇了他在善与一切方面的信念”，并使他唾弃艺术。在这一过渡时期，天才的托尔斯泰在摸索着，在怀疑自己。同时他创作出了他此前从未创作过的最精粹的作品《夫妇间的幸福》（1859年）。此乃爱情之奇迹。1865年，托尔斯泰和别尔斯家的二女儿索菲亚喜结连理。起先，他怀着像在一切事情上所付诸的那种激情一样享受着家庭生活。托尔斯泰伯爵夫人对他艺术的个人影响是很珍贵的。她很有文学才华，如她所说，她是“一个真正的作家夫人”因为她把丈夫的事业挂在心上。多亏了这段姻缘的恩惠，托尔斯泰在十年或者十五年中品尝到了一种他久违了的和平与安全。于是爱，在爱情的呵护下，他得以悠然闲适地去幻想并实现其思想的杰作，那是凌驾于19世纪全部小说之上的鸿篇巨制:《战争与和平》（1864—1869年）和《安娜•卡列尼娜》（1873—1877年）。自从他看到他的兄弟死去之后，他便对自己的愚昧无知深感恐惧。他的婚姻曾在一段时间里把他的焦虑压住了，但是，自从他的第一个孩子出世之后，焦虑又开始出现了。他交替地在祈祷和否定。他徒劳无益地阅读哲学家们的著作。在狂乱时，他竟然担心自己会自杀。体力劳动使他感到轻松些:劳动中没有怀疑，一切都是明晰的。他的得救来自民众。他开始想着那亿万的生灵，他们生活在那些自杀的、浑浑噩噩的，或是像他一样的苟延残喘地活着的学者、富人和无所事事的人的狭小圈子之外。他在想，这亿万生灵为什么摆脱了那种绝望，为什么没有自杀。于是，他发觉他们不是通过求助于理智而是通过信仰而生活着。信仰不是一门学问，信仰是一种行动，它只有实践了才有意义。托尔斯泰没。到了富有的、思想正统的人认识信仰只是一种“享乐人生的慰籍”，这令他反感，他毅然决然地投身与普通人中间去，只有他们才把自己的生命同信仰保持一致。自从他走出了《忏悔录》所述的烦恼阶段之后，他基本上就是一个理智的信奉者了，我们也可以说他是一个理智的神秘主义者。他说道:“我相信神明，对我而言，他是精神，是爱，是一切的真谛。我认为神明的意志是:凡是人皆应爱其同类，永远为其同类服务。我认为对于我们每一个人开说，生命的意义只是在于助长人生的爱；我认为在我们的人生只我们爱的力量是这种增长等于是一种与日俱增的幸福，而且在另一个世界里，是一种更加完美的福祉；我认为这种爱的增长将比任何其他的力量更加有助于在这个尘世间建起天国来，也就是说，用一种协和、真理和博爱的新秩序来代替一种分裂、谎言与暴力逞强的生活组织。”
1882年，托尔斯泰的家庭责任迫使他跟着家人去了莫斯科，他参加了人口普查工作，这使他有机会亲眼看见大城市的贫困状况。这给他留下的印象是十分可怕的。因为在他那颗善良仁慈的心灵中，他觉得自己应对他们的痛苦与堕落负责，他们是这个文明的受害者，而他参与这一文明，是牺牲了成百上千万色人而换来的一个精英阶层的特权享有者。如果不揭露这些罪恶的话，他的良心就无法得到安宁。他勇敢的寻找罪恶的根源，放弃金钱与田产，不为国家效力。最后，必须亲自动手劳动同时增强精力，排除麻痹意识的下流娱乐和灭绝良知的残酷享乐。他以身作则放弃了他最喜爱的嗜好:狩猎。他守小斋，以锻炼意志。在托尔斯泰的周围，其精神革命并未受到什么欢迎，这革命使家人十分难堪。夫妻间的关系越来越紧张。他俩相亲相爱，相敬如宾，但二人无法相互理解。
《我们该怎么做?》是托尔斯泰关于科学、关于表述艺术的思想时最重要的一部。在此书中，托尔斯泰第一次向科学与知识分子的虚荣心发起的攻击。
《什么是艺术》一书中他勾画出真正艺术家的形象“科学和艺术活动只有在不窃取任何权利而只知义务时才能结出硕果。牺牲与痛苦，这就是思想家和艺术家的命运，因为其目的就是众人的福利。”他是从一种信仰的高度来宣传自己的艺术评判。“艺术与语言是人类进步的两种机能。一个是在沟通心灵，另一个是在交流思想。”“只要是怀着同情与真理来反映日常生活，促进人与人之间的团结，也是真正的艺术。“艺术应该消灭暴力，而且只有艺术能做到这一点。它的使命就是要让天国，也就是爱来统治一切。”最美的理论只有通过它在其中得以表现的那些著作才能有价值。在托尔斯泰身上，理论和创作如同信仰和行动一样，始终是统一的。
《复活》可以说是托尔斯泰艺术上的遗嘱。它如同《战争与和平》光照着他的成熟时期一样，笼罩着他的暮年。这是最后也许是最高的高峰。托尔斯泰已是古稀之年。他凝视着世界，凝视着他的人生，他往日的错误，他的信仰，他圣洁的愤怒。他从高处注视着它们。我们非常清楚地感受到一个很实际的人物与属于另一个人的那种精神危机的并存并立，而这一个人也就是托尔斯泰老人。是一首歌颂人类同情的最美好的真实的诗篇。这本书比其他任何作品中更能看到托尔斯泰那明亮的目光，那淡灰色深邃无比的眼睛，“那直透人心的目光”，在每个心灵中都能看到上帝的存在。
1905年，连续革命激奋的是筋疲力尽和贫穷加深，托尔斯泰对于俄罗斯斯拉夫民族的历史使命便已丧失了信心。当你一辈子都在期盼爱的世界到来的时候，去必须面对这些可怕景象又不得不闭上眼睛，满怀困惑，那是很让人痛心的。心里想着自己的生活与自己的原则并不完全一致时，那就更令人伤心悲痛了。他未能把他的信念传达给他最亲爱的妻子和儿女，同他孩子们隔阂更加深了，托尔斯泰也同样很痛苦。就这样，他被内疚折磨着，被力量更强而比他更少人情味的他的门徒们无言的责怪追击着，被他的脆弱和优柔寡断撕扯着，被对家人的爱和对上帝的爱牵扯着，直到有一天，绝望顿生，也许是由于临死前的狂热飓风，他突然离开了住所，四处流浪，在后病倒途中。在弥留之际，他抽泣地说道:“大地上有成百上千万的人在受苦受难，可你们为什么全都在此照料唯一的一个列夫•托尔斯泰呐?”于是，1910年11月20日星期天的凌晨六点多，如他所说的“解脱”到来了，“死，幸福的死......”
战斗——以他的生活为战场的八十二年的战斗——结束了。那是所有的生命之力、所有的恶习与道德全部参与了的悲壮而光荣的征战。所有的恶习中那唯一的一个——谎言——是他在最后的隐居之中不停地追踪并打击的。在托尔斯泰人生最后三十年，另一种战斗更加激烈，那是他心灵中两种最强的力量——真理与爱——之间的一种崇高的战斗。真理——“这直透心灵的目光”——它是他最早的信仰，是他艺术的王后。爱，是“力的基础”，爱是“生存的理由”，是除了美之外，唯一的生存理由。托尔斯泰从未背叛过他的这两种信念的任何一个。在他成熟时期的著作中，爱是真理的火炬。在他晚年的作品中，爱是一种从上方投下的光芒，是一种照耀到人生又不与人生掺合的恩惠之光。托尔斯泰并不同思想的特权者们说话，他同普通人说话，他是我们的良知。他是——如他在他的信中自我命名的那个一切名字中最美丽、最温馨的名字——“我们的兄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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