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外国传教士们是因为什么被杀死的，是被清政府杀死的吗 清政府为什么害怕传教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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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和团和清廷的大屠杀距今一百零三年前，1900年（清光绪廿六年岁次庚子），在中华大地土爆发了带有民族觉悟色彩义和团的“扶清灭洋”运动。这的确是星星之火，终于燎原，导致了八国联军入侵津京，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都匆匆逃难到西安，最后以给列强赔了巨款（银四亿五千万两，年息四厘，分39年付清）等屈辱条款而结束（辛丑条约）。
此一事件的远因是自从鸦片战争以来，列强凭其船坚炮利的优势不断侵华，割土地、开商埠、索巨款，取得很多政治、经济、商务上的利益，后来又想瓜分中国、中国的势力范围，真的把中国当咸鱼肉来宰割。而清廷却又腐败昏聩至极，引起了已觉悟的知识分子为主的变法维新，却不幸又遭到朝廷的惨酷打击而失败。
另一方面是外国教会和教士除了传教以外，也做了大量有益中国人民的事，如办理医药卫生，破除迷信、提倡天足、创办孤儿院、盲人院、聋哑学校，兴办教育事业、参加扶贫救灾等社会事业，提倡禁吸鸦片，禁止蓄妾、早婚等传统恶习。但因文化和社会背景的差异，也引起部分国民的反感和误会，例如：中国人以往是迷信程度非常普遍且深的民族，而传教士却反对“假神”，只许敬拜耶稣。社会上也不断有谣言诬陷教会，例如说外国人反对纪念祖先，说外国人的医院挖小孩眼睛来制造“迷魂药”。而有些教会也不免有干涉地方诉讼、强购民地来兴建教堂等引起人民反感的作为。清廷既恨外国政府侵略中国，也痛恨外国人把宪政、法制和民主的思想输入中国。实际上以康有为、梁启超等为主的知识分子倡导的变法维新思想，的确是外国在中国的外交人员和传教士灌输给他们的，因之也引起了慈禧对他们的痛恨。
近因是1897年发生的“曹州教士案”。山东曹州府钜野县有座天主教堂，因为教徒和民众发生纠纷，而教会偏袒教徒，引起群众对天主教堂的不满，有二、三十人冲入教堂打砸，不幸却打死了两个德国教士，这就引起了国际外交事件，德国的海军陆战队强占胶州湾，就是这件事惹出来的。曹州府一带民性强悍，《水浒传》中的“梁山泊”便在曹州境内。唐朝末年的“黄巢”和继洪杨太平天国而起的“捻军”也起于这一带。
当年山东和直隶民间早就有练拳的风气。虽然此时的山东巡抚李秉衡很快就把杀人犯全部缉获，但继任他的巡抚汉裔旗人毓贤却想利用拳民来杀灭洋人。在他的鼓励之下，拳民越聚越多，声势越来越盛。义和团的本称是义和拳，可见基本上是一群拳民。毓贤在山东的政策是“民可用、团应抚、匪必剿”。他在山东杀人如麻，上任不到三个月便杀了一千五百多人，但是拳民却越来越多。
庚子年春，山东大股拳民进入直隶，很快就到了北京附近的高碑店，六月间便进了北京。此时在北京和直隶省的拳民已多到四、五十万人，他们高呼“扶清灭洋”的口号，使得洋人十分震惊。英、美、法，德四国公使要求清廷限期剿灭义和团，否则他们要派兵前来“代为剿平”。
此时清廷有两派存在，以慈禧为首的一派主张利用义和团来反外仇洋，以巩固他们的统治；另一派以光绪皇帝、袁世凯、张之洞等人为主，主张镇压拳民，以免外国人武装干涉，保证京师和皇宫的安全。这年五月二十日到二十三日连开四次御前会议，虽然光绪皇帝和四个大臣痛陈拳民之不可恃，不主张轻易对外宣战，但慈禧太后在瑞王戴漪等人支持下，终于强行对外宣战。宣战书上说：“与其苟且图存，贻羞万古，孰若大张挞伐，一决雌雄”。
清朝和八国联军的大战便爆发了。顺便一提的是，前后有八个大臣，因为反对利用义和团和对外宣战，为慈禧所杀，其中有汉族人，亦有满族人。
义和团在北京，烧杀得十分惨酷，他们把最繁华的大栅栏一带和前门大街一千多家商铺烧光，正阳门楼也被烧塌。他们在庄亲王（戴勋）府前的大广场上把中国教徒杀了一千多人，尸积如丘，血流成渠；但他们攻取东交民巷使馆区和西什库大教堂，却一败涂地。上述庄亲王戴勋是那时步兵营统领，统帅八旗步兵，有肃靖京师之责。
有关于记述义和团和八国联军的文献十分丰富，笔者主要的资料是取自两年前在台北出版由纽约市立大学历史学教授唐德刚所写的《义和团与八国联军》。所谓八国联军实际上出兵的只有七国，但签订“辛丑条约”的外国却达十一国。联军兵额只有一万八千多人，联军统帅便是和赛金花有过交往的德军将领瓦德西。在义和团闹事和八国联军之际，帝俄曾对我国大下毒手，占领了乌苏里江以东和以北极大片领土，又在海兰泡和“江东六十四屯”杀戮了几万中国人，弃尸在江中。
“辛丑条约”中有一条是允许外国在从北京到山海关这条铁路的沿线十二处驻兵，以保护他们的侨民。日本利用这个条文，在九一八事变以后芦沟桥事变以前，大量增加驻华北的兵力，最后终于发动了全面性的大规模侵华战争。大沽口的炮台也是因辛丑条约而撤除的，使得津沽无法自卫御侮。政府领导人愚昧，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的灾难，真是罄竹难书。
义和团的杀戮主要在北京和直隶，其次便是在山西。而在山西的杀戮又基本上是以官兵为主、义和团为辅的。庚子年山西的巡抚是汉裔旗人毓贤，他本是义和团起事以后的山东巡抚，他生性残酷嗜杀，曾在营州府三个月内杀人三千，是极端痛恨洋人和教民的，因之他的作风极获慈禧的欣赏，但由于洋人对他在山东的作法不满，慈禧便把他调离山东，他回京觐见慈禧时，她竟颁赏给他亲自写的“福”字以示鼓励，不久便把他任命为山西巡抚。他受洋人的气而离开山东，却又很得太后的赏识，所以他到山西以后便毫无顾忌地大干“除教（民）灭洋”。接任他山东巡抚的袁世凯在山东的作风，却和他正好相反。毓贤在山西的屠杀可简述如次：
在太原的屠杀：
在太原的外国基督教会是英国的浸信会。他们在太原城内东南部办有医院，诊病施药，并且由外国募款救济山西的旱灾。庚子年的七月初，义和团开始焚烧他们的住所、抢劫，作人身攻击，并把住在教会的一个女孩子烧死。浸信会的主持人George Farthing向毓贤求助，毓贤命令他们全搬进竹条巷的一座大院内以便保护。意大利天主教在当时太原北城门附近设有办事处，有主教，修士和修女多人，也奉命搬来此一大院。七月九日毓贤穿着官服前来巡视，当场下令把所有的人全部都五花大绑，送到此大院附近的一处广场，这广场就在毓贤的巡抚衙门附近，惨无人性的屠杀就在此进行，所有的人，包括外国人和他们一起工作的中国人，不论男女老幼，全都斩首。他们先剥光每一个人的上衣，先杀男、后杀妇女及儿童。先杀基督教的人，次杀天主教的人，最后被杀的是George Farthing牧师。在杀白须盈尺的天主教老主教时，主教质问毓贤为何乱杀无辜，毓贤立即抽出佩刀，臂头挥去，老主教立即身首异处，惨不忍睹。毓贤亲自橾刀杀老主教的记述，唐德刚的书和从欧伯林大学（Oberlin College，Ohio）档案馆取得的资料中全都提及，应无可疑。
英国浸信会在山西寿阳也有个布道团，主持人是Thomas Wellesley Pigotts，在寿阳办有诊所、药房和学校。因有学校，所以在汾阳的传教士Atwater的两个分别为十岁和八岁的女孩也寄住在Pigotts家。情势危殆时，他们便来到太原以策安全，不料一到太原便被下到狱中。毓贤又把从寿阳来太原避难的男女和小孩全杀死在一广场中。这天在太原杀死了传教士及家属共46人，包括15男20女和11个小孩。其中基督教信徒33人，天主教的主教、修士和修女共13人。此外在太原也杀了些中国的信徒约五十人。
在寿阳的义和团，在七月三日一天内便杀了71个中国基督徒，其中有小孩11人，被杀18个女信徒中有一人遭到活埋。可谓惨绝人寰了。
在太谷的屠杀：
欧伯林大学毕业生在太谷的传教事业有两处小据点，一在南门外，一在城内。庚子年在情势紧张时，他们全都搬到城内。太谷的知县在起初对他们尚能予以保护。但不知何故却于七月下旬被调走，七月卅一日晨忽有义和团及暴民混杂的大群人来到，着手放火，见有两名中国教徒，便立即杀死。美籍人士知道大祸临头，便用梯子越墙逃入邻家一空屋内躲藏，但很快便被寻获而杀害。此时在太谷的中国基督徒约一百人，但在官方威吓诱骗下，约有三十多人悔教，而悔教者中亦有后来惨遭毒手者，许多基督徒逃到山区去避难。有少数中国基督徒在被杀害前表现得对宗教信仰十分坚定，拒绝悔教，甚至要求速死。例如有一位姓刘的教会执事被官家叫到县衙门，被告知若不悔改便要被杀，但他拒绝了。
暴徒去美国教士住宅地烧房屋时，一位中国教徒吴安圆（译音）者对暴徒说：“弟兄，让我上天堂吧！”语毕即遭毒手。有一姓王的女信徒，在义和团分子向其下毒手前对暴徒说：“请你等一等”，便去洗脸并换了一身干净衣服，然后对暴徒说：“我不悔教，你想怎样就怎样吧！”话毕便遭杀害，她的幼子亦遭毒手。
在太谷亦有其他国家人士被杀害。数年前笔者在《大使命》双月刊上，读到一篇文章，提到当年长期在母校任校医的温大夫的妻子、校友温绍杰、温绍伦等人的令慈，便是庚子年拳乱时殉教者的遗女。
拳乱时，欧柏林在太谷的传教士主要人物是Dwight Howard C1app。他们在生命危殆时的表现，全都非常坚定，不后悔他们来华宣教的初衷。可从当时他们写给在美国亲友的信和遗留下的日记中看到。本来他们也备有少量自卫用的枪，至少可以杀死数名拳众，但他们并未使用，却勇敢就义。Clapp先生在他生命的末期写给在美亲友信上的一句话“The blood of the martyrs is the seed of truth．”（殉道者的鲜血是真理的种子）表达了他对神与未来的坚定信念。欧柏林大学为了纪念在太谷殉道的校友，在校园中的广场建了一座拱型纪念碑，上面就刻着这句遗言，抚今思昔，令人感动深思。
原来在太谷义诊施药的美国医生Dr. Atwood，正好在义和团闹事前回美国探亲，因之得免遭毒手。他于庚子次年重返太谷，安排了把十六位西国死难者和十五位中国信徒的遗体，安葬在太谷城东门外的一座花园内，并立碑以记其事。这花园算是清政府给西国死难者遗属的赔偿物，后来成了母校的校址，即现山西农业大学校址。在卅一殉难者安葬礼上，太谷知县也来参加。笔者在上初中时，瞻仰过校园中这小片幽静肃穆之处。庚子年在太谷死难的中外基督徒共81人，许多人的遗体己无法寻获。欧柏林大学在太谷的校友殉教者有六人，他们是：Dwight Howard C1app，Mary Jane C1app，Susan Rowena Bird，Mary Louise Partridge，George Louis Williams，Francis Ward Davis．共二男四女。
望海楼教堂几乎成为天津近代史的标志性建筑，1870年，它首次被烧毁，民间称之为“火烧望海楼”，史称“天津教案”。
1870年，天主教会所办仁慈堂育婴院中发生流行性传染病，有大批儿童夭亡，仁慈堂将其草率掩埋，许多尸体为野狗刨开争食，此事在天津百姓之中造成极大义愤。此时在天津地区又接连发生好几起拐骗儿童的事件，更引起人心的浮动和社会的不安。人们传说这一切都和教堂有关，但始终拿不出确凿的证据。
由于战争期间英法侵略者给天津人民心中留下了阴影，仁慈堂的第一批婴儿是谢福音从山东农村接运而来收堂抚养，在天津他只能鼓动修女们购买婴儿收养，并给购买成功者以“奖金”，这就为社会上的不法之徒犯奸作科提供了机会。
武兰珍，火烧望海楼事件中的一个重要人物，因拐骗儿童而被当年的天津府衙门人赃俱获，其供出由法国天主堂的王三主使，但望海楼教堂神父谢福音矢口否认，天津知县刘杰将武兰珍押往教堂对质，在场群众过万人，与堂内教民发生冲突，闻讯而至的法国领事丰大业向天津知县刘杰开枪，击中其随从高升。周围群众如墙而起，将丰大业、谢福音等6人殴毙，放火焚烧了望海楼教堂。
天津教案发生后，英法军舰在大沽口待命示威。清廷命崇厚出使法国赔礼道歉，同时派出直隶总督曾国藩来津查办此案。他办案的总方针是“严拿凶手，以惩煽乱之徒，弹压市民，以慰各国之意”。英法两国公使提出“要府、县及陈国瑞抵偿，要赔恤银数百万，要凶手三四百名，要驻兵津沽，我出军费”。府，即为天津知府张光藻；县，即为天津知县刘杰；陈国瑞即为天津镇总兵。
仁慈堂涉嫌拐骗儿童，以及民间盛传的“挖眼取心”之说，是天津教案的直接导火线。在火烧望海楼事件中，愤怒的群众又冲到海河对岸的仁慈堂，将仁慈堂天主堂烧毁，将堂中的十位修女杀死
从清朝传教士的踪迹可以追溯到公元635年的唐朝盛世的贞观年间，来自波斯国的聂斯脱里派的阿罗本在长安建立了景教和大秦寺，1299年明朝万历年间意大利耶稣会的利马窦和他的同伴到了北京，接踵而来的康熙年间，更多的西方传教士来到了中国，他们不仅带来福音，还带来世界地图、几何原理、西洋美术、音乐、建筑、报刊、现代医学、现代教育等全方位的西方文化和科学技术。值得一提的是，1907年一个在冀鲁贫困地区三十年之久的美国传教士明恩溥，向美国当时的总统和国会提出了把中国对美国的两千万美元的庚子赔款作为中国的教育基金还给当时中国清政府，清华学堂、协和医院、燕京等大学的建立就使用了这其中的一部分赔款。
几千年的中国文化基本没有强势外来文化的冲击，是唯一没有被长期奴役的文明。基督教的传播对中国近代的历史进程，起着非常重要的进步作用，同时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冲击力比其他任何宗教和外来文化更大，由此而引起过剧烈的社会动荡。从清朝的雍正后期、乾隆、嘉庆和道光年间的百年禁教，从道光驰禁到1900年义和团之间的四十年间，中国就发生了大小教案四百多起，死伤人数，被毁房屋不计其数。-摘自《我从哪里来》
杀害西方传教士虽不是清政府所为，但清政府中的某些官员和代表道学的士大夫们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到了民国这类屠杀事件还屡有发生，上世纪二十年代，西安就发生了外国传教士的子弟学校集体遭屠杀的事件。
在民间被杀的比较多。因为百姓当时接受不了除菩萨，佛以外的神，认为他们传耶稣玷污了自己的“神”。
清政府当时雇佣了许多外国传教士在宫中工作。其中有许多科学家，画家等等。其中包括郎世宁等。
主要是当时的外国传教士们掠夺中国的民间国宝和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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