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介子申报 报税通问题：我用网络报税没有成功，以前是成功的。就用了介子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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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遗产】介子推传说发表评论(0)编辑内容
申报地区或单位：万荣县孤峰山景区发展有限公司、介休市文化馆
一
“清明不戴柳，红颜成皓首。”这首谚语流传极广。关于戴柳的习俗，各处地方志中亦多有记载。如：明万历三十三年《嘉定县志》：“‘清明’，插柳于门，伐柳枝藏之，以为酿醋之用。”（1）清乾隆四年《祥符县志》：“‘清明节’，男妇扫墓……妇女先归。攀折柳条，攒捆成束，载于车乘，归插屋檐，且佩带焉，下逮及犬猫不遗。”（2）民国二十五年《阳武县志》：“‘清明节’，各神位及主前均供柳，并插于门上，曰为介子推招魂也……” （3）
清明节或寒食节插柳、簪柳等习俗，多数地区认为起源于介子推的传说。这个传说的大意是：
晋公子重耳因国难流亡在外，途中迷了路，找不到东西吃。在饿得奄奄一息时绝望地说：“重耳饿死事小，只怕晋国的老百姓没有出头之日了。”跟随他逃难的介子推听后想道：“公子在落难时仍不忘子民，将来必定是个贤君，我要救他性命，并尽力保他登上王位。”就偷偷从自己腿上割下一块肉，煮给重耳吃了。重耳知道后非常感激，说：“你如此待我，叫我如何报答呀！”介子推说：“说什么报答！我只盼望公子记住我这片苦心，日后多多关怀百姓疾苦，做一个清明的国君。”重耳当上国君后，对流亡期间跟随他的大臣一一进行了封赏，唯独忘记了介子推。有人抱不平在他面前提起来，他才记起旧事，亲自带人到介子推的老家绵山探望，得知介子推已和老母一起隐入绵山不愿见他。有人献计说，介子推是远近有名的孝子，你只要放火烧山，他就会背着母亲跑出来。于是晋文公下令放起一把火。谁想漫天大火烧了三天三夜，也不见介子推母子的踪影。火熄之后再进山一看，介子推已身背老母抱着一棵大柳树烧死了。在他身下压着的一片衣襟上有几行血书：“柳下做鬼终不见，强似伴君作谏臣。割肉奉君尽丹心，但愿主公常清明。倘若主公心有我，忆我之时常自省。臣在九泉心无愧，愿政清明复清明。”晋文公看罢，珍重地将这片衣襟放入袖中，又难过又悔恨，便将这一天定为寒食节，通令全国不许动火，一律吃冷食。第二年文公又带领百官到绵山祭奠子推，先在山下寒食一日，第二天上山一看，只见那棵老柳又发出嫩绿的新枝，便百感交集地折下一把，编了个柳圈儿戴在头上，群臣一见，纷纷效仿。晋文公遂封这棵柳树为清明柳，定这天为清明节，民间也很快流传开了清明戴柳的习俗。（4）
二
介子推的传说，论其年代已有两千五百多年的历史，按其地域则传遍了几乎整个中国，甚至中国周边的邻国，如越南、韩国、日本等地（5）。但正如大多数民间传说一样，它是在流传中不断发展演变成今天这个样子的。
有关介子推最早的记载当是《左传·僖公廿四年》（公元前636年）： “晋侯赏从亡者，介之推不言禄，禄亦弗及。推曰：‘献公之子九人，唯君在矣。惠、怀无亲，外内弃之；天未绝晋，必将有主。主晋祀者，非君而谁！天实置之，而二三子以为己力，不亦诬乎？窃人之财，犹谓之盗，况贪天之功以为己力乎！下义其罪，上赏其奸，上下相蒙，难与处矣。’其母曰：‘盍亦求之，以死，谁怼？’对曰：‘尤而效之，罪又甚焉。且出怨言，不食其食。’其母曰：‘亦使知之，若何？’对曰：‘言，身之文也。身将隐，焉用文之？——是求显也。’其母曰：‘能如是乎？与女偕隐。’遂隐而死。晋侯求之不获，以绵上为之田。曰：‘以志吾过，且旌善人。’”（6）这段记载，我们可以视为历史事实，亦是后来介子推传说的原型。它的构成单元是：一、重耳落难，介子推跟随；二、重耳登基，赏众臣而不及子推；三、子推携母隐居而死；四、晋文公封田志过旌介。
在这段叙事里，我们可以看出介子推既是个一心事主的忠臣，又是一个洁身自好的隐士。晋文公则是一个得恩忘报，赏罚不当，但最终尚能反躬自省、旌善补过的君主。这里还明确记载了介子推的结局是：与母偕隐，“遂隐而死”。具体怎么死的，没有交待。
这是公元前636年的事。三百年后，这个传说发生了一些变化。生活于公元前约340到278年的屈原在《九章·惜往日》中吟道：“介子忠而立枯兮，文君寤而追求；封介山而为之禁兮，报大德之优游。思久故之亲身兮，因缟素而哭之。”（7）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在屈原生活的战国时代，介子推的故事已经发生某些变化。首先是“立枯”二字，王逸注认为当指介子推“抱树烧而死”。（8）只是目前对此尚有争议。（9）如果我们认定王逸的观点，那么介子推抱树烧死的情节在战国时就已出现。对于介子推为什么会抱树烧死，屈原没有讲。其次，《左传》中的“晋侯求之不获，以绵上为之田”，在屈原笔下则成了“封介山而为之禁”。“绵上之田”变为“介山”，并且增加了“为之禁”的说法。但是“为之”禁什么，是禁止别人入介山中，还是其他，比如禁火，或者如王逸所注，是“禁民不得有言烧死”，我们就不得其详了。第三，屈原文中增加了晋文公“缟素”哭子推的情节。一国之君衣缟素为一臣子哭，无疑突出了晋文公的悔意与歉意。
大约同时期，还有一则记载，出自约成书于战国后期的《庄子·盗跖》：“介子推至忠也，自割其股以食文公。文公后背之，子推怒而去，抱木而燔死。”（10）这段文字与《九章·惜往日》多有不同。其一，如果说《惜往日》中的“立枯”还有些语义含混的话，《盗跖》篇已肯定屈原是抱着树烧死的。其二，第一次出现了对割股疗饥情节的叙述。其三，介子推是因“文公背之”，怒而离去的。此中，以割股疗饥突出了介子推之“忠义”；而一“背”一“怒”，将君臣关系严重对立起来，至于“抱木而燔死”情节的出现，则大大强化了故事本身的悲剧色彩。
《九章·惜往日》和《庄子·盗跖》中新因素的出现，使得《左传》中一个基本可视为史实的记载，愈来愈具有了民间传说的性质。两书中所出现的情节的不同，则说明当时介子推传说至少已有两种异文。
《庄子》以后，《吕氏春秋·介立》又有新发明： “以贵富有人易，以贫贱有人难。今晋文公出亡，周流天下，穷矣贱矣，而介子推不去，有以有之也。反国有万乘，而介子推去之，无以有之也。能其难不能其易，此文公之所以不王也。晋文公反国，介子推不肯受赏，自为赋诗曰：‘有龙于飞，周遍天下。五蛇从之，为之丞辅。龙反其乡，得其处所。四蛇从之，得其露雨。一蛇羞之，桥死于中野。’悬书公门，而伏于山下。文公闻之曰：‘嘻！此必介子推也。’避舍变服，令士庶人曰：‘有能得介子推者，爵上卿，田百万。’或遇之山中，负釜盖簦，问焉曰：‘请问介子推安在？’应之曰：‘夫介子推苟不欲见而欲隐，吾独焉知之？’遂背而行，终身不见。人心之不同，岂不甚哉！”（11）这里，《吕氏春秋》不采割股疗饥和抱树燔死，而是增加了介子推赋诗公门和晋文公悬赏寻人，这就从一个侧面丰富了传说的内容。不过稍加分析，就可发现这段记载矛盾多多，比如：介子推既然“不肯受赏”，“不欲见而欲隐”，又何必自比一蛇，并且“悬书公门”、“伏于山下”？既然“一蛇羞之，桥死于中野”，表明介子推已死或将死，已死者安能赋诗？将死又如何到处乱跑，让人家“遇之山中”？据说《吕氏春秋》的主编吕不韦曾将书稿张贴在咸阳城门，悬重赏征求修改意见。（12）怎么还会出现如此明显的纰漏？对此，我们只能认为介子推传说在当时流传有多种异文，异文之间又多有抵牾之处，被《汉书·艺文志》列为杂家的《吕氏春秋》对这些异文兼收并蓄，综合下来便难免首尾不能相顾。
对于这些疏漏，审慎的史学家司马迁了然于心，所以在《史记·晋世家》中，他以记载史实的《左传》为蓝本，对众说予以取舍，尽量合理地解决了上述矛盾。《晋世家》中关于介子推的文字很长，概言之有以下几部分：一、司马迁舍弃了割股疗饥的情节。介子推一出场即是重耳返国途中，从亡者咎犯提出离开重耳，重耳以壁投江为誓，答应当上国君后厚待咎犯。介子推“乃笑曰：‘天实开公子，而子犯以为己功而要市于君，固足羞也。吾不忍与同位。’乃自隐。”二、重耳复国后，遍赏功臣，只因受国内外突发事件的影响，“未及隐者介子推。”介子推和母亲商量后一起隐去。三、“介子推从者怜之，乃悬书于宫门。”悬书中的《龙蛇歌》改“一蛇羞之，桥死于中野”为“一蛇独怨，终不见处所。”四、文公看见龙蛇歌后，说：“此介子推也。吾方忧王室，未图其功。”派人去找，没有找到，“闻其入绵上山中。于是文公环绵上山中而封之，以为介推田，号曰介山，‘以记吾过，且旌善人。’”舍去了火焚绵山的情节。（13）
这里的介子推先于封赏而隐，禄未及身亦无怨，是一个地地道道的节士形象；而晋文公因“方忧王室，未图其功”，亦非忘恩负义之君。
不过，司马氏的记载仍有不妥之处。其一，既然早在重耳返国以前，介子推已经“自隐”，又说 “赏从亡未至隐者介子推”，接下去为什么还会出现介子推与他母亲的那段对话以及偕母而隐的情节？而且将母子二人的对话放在 “推亦不言禄，禄亦不及”之后，很容易让人觉得介子推的隐居与未受封赏有关。以司马迁公之谨严而出现自相矛盾，极可能也是因为当时流传着介子推传说的多种异文，尽管司马迁很用了一番去伪存真的功夫，终究无法将民间传说与历史真实之间的差距填平。
《史记》以后，又有刘向（公元前77？--公元前6）的《列仙传》：“介子推，姓王名光，晋人也，隐居无名。悦赵成子，与游。旦有黄雀在门上，晋公子重耳异之。与出居外十余年，劳而不辞。及还，介山伯子常晨来呼推曰：‘可去矣。’推辞母，入山中。从伯子常游。后文公遣数千人，以玉帛礼之，不出。后三十年，见东海边为王俗卖扇。后数十年，莫知所在。”（14）显然，为了符合《列仙传》的宣扬主题，刘向或者窜改了介子推的故事，或者选取了另一种传说，而将其塑造为一个功成身退、得道成仙的十足的隐士，它既不同于《史记》中的隐士加节士形象，也不具有《庄子》中忠而焚死的悲剧色彩，其实就是与刘向的另一部作品——《新序》中的介子推相比，又何尝不大相径庭呢？
《新序·节士》记载：“晋文公反国，酌士大夫酒，召咎犯而将之，召艾陵而相之，授田百万。介子推无爵，齿而就位。觞三行，介子推奉觞而起曰：‘有龙矫矫，将失其所。有蛇从之，周流天下。龙既入深渊，得其安所。蛇脂尽干，独不得甘雨。此何谓也？’文公曰：‘嘻！是寡人之过也。吾为子爵，与待旦之朝也；吾为子田，与河东阳之间。’介子推曰：‘推闻君子之道也，谒而得位，道士不居也；争而得财，廉士不受也。’文公曰：‘使我得反国者，子也，吾将以成子之名。’介子推曰：‘推闻君子之道，为人子而不能成其父者，则不敢当其后；为人臣而不见察于其君者，则不敢立于其朝。然推亦无索于天下矣。’遂去而之介山之上。文公使人求之不得，为之避寝三月，号呼期年。诗曰：‘逝将去汝，适彼乐郊，谁之永号？’此之谓也。文公待之不肯出，求之不能得，以谓焚其山宜出。及焚其山，遂不出而焚死。”（15）
与前人记载相比，《士节》中的内容又有许多新变化：它将晋文公封赏的情况具体化了；它说晋文公失去介子推后，不是封田，而是“为之避寝三月，号呼期年”；更大的变化是，文中增加了介子推与晋文公两段十分精彩的对话，以及对焚死情节的描述。这里，介子推不是因为未被行赏才离去的（晋文公已经答应马上封爵封田），他离开的原因是作为人臣却“见察于其君”，以及自己“无索于天下”的情怀。这就使得《新序》中介子推形象比此前任何记载都更加鲜明和崇高。
非常有趣的是，还是刘向的作品，《说苑·复恩》中在以类似《史记》的笔触介绍过介子推的事迹后，又用和《新序》中差不多的情节和语言，描写了虞人舟之侨。（16）对此，我们可以做两种猜测：一，舟之侨的故事也是当时流行的一个传说，介子推传说吸收其情节展了自己；第二种可能则是，虞人为了宣扬本土名人借用了介子推的传说做了偷梁换柱的发明。
介子推传说尽管异文很多，但最迟在西汉时期，割股疗饥和抱树燔死两个情节已相当流行。比如韩婴（生活在文帝景帝时代）《韩诗外传》：“子以忠者为用乎？则鲍叔何为而不用？叶公子高终身不仕？鲍焦抱木而立，子推登山而燔？”（17）东方朔（公元前154—前93年）《七谏·怨思》：“子推自割而饲君兮，德日忘而怨深。”（18）并且至少在汉代，民众认为是因纪念介子推而兴起的禁火寒食习俗已在太原一带流行。如桓谭（约公元前23年——公元50年）《新论·离事》：“太原郡民以隆冬不火食五日，虽有疾病缓急，犹不敢犯，为介子推之故也。”（19）《玉烛宝典》卷2引《琴操》云：“晋重耳与子绥俱遁山野，重耳大有饥色，绥割其腓股，以啖重耳……子绥遂抱木而烧死。文公流涕交颈，令民五月五日不得举发火。”（20）
随着禁火寒食习俗的流行并于隋唐后发展成为全国性的大节——寒食节，介子推传说的流传范围更加广泛，内容也越发丰富。南宋陈元靓《岁时广记》卷十五引《翰府名谈·洁惠侯记》云：“汾州灵严县东有山曰绵山，山下有洁惠侯庙，朝廷赐之号，其神乃世谓介子推也。昔文公遭骊姬之能，削迹燕赵，窜身齐楚，山潜水伏，昼隐暮兴，周流天下，起居坐卧，跋涉不舍者十九年，惟子推一人而已。洎文公复国，子犯辈无功而俱受官爵，独遗子推。国人哀其有德于君而不见用，因代子推为歌，而悬之国门云：‘龙欲上天，五蛇为辅。龙已升云，四蛇各入其宇。一蛇终不见处所。’文公见之，曰：‘此必子推之言。’乃思其人而用之。子推乃请于母曰：‘就仕乎？不仕乎？’母曰：‘二者汝宜深惟之。与其俯就一时之禄，不若成万世之名。’子推乃入绵田山不出。文公遣人焚山，意子推避火出山。是日烈风，火势雷动，玉石俱焚，草木尽灰，子推竟身为焦尸。里人悯子推之节义，横夭而不得用，乃记其死日。一曰阳来复，一百五日也。至其日，不举火，不炊饭，咸食冷物。自兹其日为寒食也。迄今天下皆如此。”（21）这段记载可以说是介子推传说的集大成者。较之以前诸说，除了没有割股疗饥之外，它在许多方面都做了发挥，比如，它将重耳流亡的情景详细化，将跟随重耳流亡的人削减为介子推一人；突出了介子推之母的形象；描述了介子推被焚时的惨烈。所有这些，都应看作是民间传说日臻完善的结果。
不过，介子推传说的发展并没有就此止步，随着插柳等新节俗的出现以及清明节吸收寒食节俗而兴起，这一古老传说又被添进一些新内容，用以解释清明节和插柳习俗的发生。本文开头引用的那则白话传说，就是今年清明节从因特网下载的，可以认为是最当代的版本。
围绕着介子推这个人物，还有其他一些传说，比如植桂树和“足下”这一称呼的起源，噪仁鸟、妒女庙的传说，用柳木作哀杖的来历等等。（22）
三
介子推的一点史实，经过民众的加工，逐渐演变为流传广泛、跨越千年的民间传说，成为对寒食节起源的最普遍的民间解释。并且，寒食习俗由于依托着这一传说，从汉代到南北朝，虽屡屡遭当政者严禁而不止。甚至到了当代，寒食节虽已为许多人所不知，介子推传说却依然可以称得上家喻户晓。另外，如当代学者裘锡圭先生语：“古人不信介子推焚死之说并对寒食起因另作解释的，并不少见。”（23）如《荆楚岁时记》寒食条注、《后汉书·周举传》李贤注、唐李涪《刊误》、南宋罗泌《路史》、近代学者李玄伯《中国古代社会新研》等等，都不同意把寒食节说成是因纪念介子推而起。但是，一代代民众似乎并不理会研究者们的旁征博引、言之凿凿，依然我行我素，将介子推的故事传说下去，并视为寒食节的起源。
为什么介子推传说具有如些强大的生命力？大概只有从民族集体无意识和广大中下层民众的思想意识所赋予、选择的介子推传说的文化意义中去寻找。
一个传说的文化意义，有可能由一个人或几个人在传说初起时赋予，但最终仍然是民族集体无意识不断筛选的结果。民族集体无意识常常融汇了一个民族共同的心理素质、审美意识、道德观念和政治理想，它看似无形，却深深地潜伏在人们的心灵之中，又往往超越时代和阶级的界限。它“在所有人身上都是相同的，因此它组成了一种超个性的共同心理基础，并且普遍地存在于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24）介子推传说的文化意义同样是我们民族集体无意识的自然选择。
两千多年的选择结果，造就了介子推的多种文化性格。虽然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文化性格占有不同的分量，但这些性格往往并存于传说之中。今天我们则可以透过介子推的种种性格，来反窥这一古老传说所蕴含的文化意义。
1、 国难见忠臣——君民朝野的一致追求
《惜往日》说：“介子忠而立枯。”《盗跖》说：“介子推至忠也。”石勒的黄门郎韦氏不同意在全国恢复寒食，但还是说：“以子推忠贤，令绵、介之间奉之为允。”其实，《左传》中最早出现的介子推的事迹，之所以能够被民众选中作为一个人物传说的原型去加工和流传，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它包含着“忠臣不言禄”的故事内核。“树倒猢孙散”，世态中常见的是对落难之人躲之惟恐不及。而跟随在政变中落难的公子，危险自然又超出一般。能在这种情况下坚持不离左右十九年之久，仅此一点，已堪称“忠臣”。但民众显然不满足于此，所以在形成民间传说之初，就加上了割股啖君这样一种忠到极端的情节，使民众所选择的这层意义得到了强化。之后的不断演变中，这一意义不仅没有消解，反而逐渐提升。《史记》已经载明，重耳仓皇出逃时，“年四十三。从者五士，其余不名者数人。”（25）五士姓名俱在，介子推不在其列。早期传说也承认跟随重耳流亡的有多人，但到了《翰府名谈》中，竟成了“惟子推一人而已”。可见传说的讲述人和听众们对“忠”字的渴求之深。
忠，原本是一种美好的品质。但经验告诉人们，在利益和危难面前，忠诚不二者少而又少，因之能够实践“忠”字的人也就弥足珍贵。对忠诚的人生出爱戴、崇敬之心、，是人性的一种普遍追求。而在中国数千年的封建社会中，最高统治者为了家天下的长久，大力提倡忠君，甚至到了违背人性的程度，所谓“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甚至被赐死时还要高呼“吾皇万岁万万岁”。这样，介子推之忠成了朝野君民的共同选择。
2、百行孝为先——一个奇怪的孝子典型
中国的传统伦理认为“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乃“孝之始”。 介子推呢，不仅自己葬身火海，连老母亲的生命也牵扯进去，按说与孝字实在无缘。我们在最初的记载中也找不出关于介子推是个孝子的说明，但后代传说里，介子推总被冠以孝子之名。这是因为，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对孝的解释已远远超出孝的本义。孝，本来不过是对父母长辈的尊敬和赡养。可在“明王以孝治天下”的理论中，孝成了“德之本”，“天之经，地之义，民之行”。 同时孝又是有分别的，天子有天子的孝，诸侯有诸侯的孝，卿大夫有卿大夫的孝，士有士的孝，庶人有庶人的孝。于士而言，“以孝事君则忠”。（26）所以忠臣必出于孝子之门。介子推既是个忠臣，自然也会是个孝子，更何况《左传》中还有介子推与母亲的对话及与母偕隐的一段情节。所以介子推被赋予孝子的文化性格，也就毫不奇怪了。
孝，和忠一样，在中国社会超越了时代，超越了阶级，具有整合人心的强大功能。
3、辞禄远俗——中国知识分子心中的“节士”
《左传》里，介子推就是一个清高狷介、不愿同流合污的士人。《吕氏春秋》、《新序》和《说苑》更将其作为不居功、不逐名利、坚持道义、远离世俗的节士典型。《吕氏春秋》里有一段话，颇能说明介子推之可贵：“今世之逐利者，早朝晏退，焦唇干唾，日夜思之，犹未之能得，今得之而务疾逃之，介子推之离俗远矣。”（27）战国以降，士作为一个独立的阶层出现，他们在权力结构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由于士的多样性和广泛的社会交往，形成了这一阶层中不同的人生追求。有以道义为己任者，有以功业为重者，也有以知识作为谋利之工具者。人们对这些不同类型的士会自然有着不同的道德评判。孟子曾说：“古之人修其天爵，而人爵从之。今之人修其天爵，以要人爵，既得人爵，而弃天爵，则惑之甚者也，亦终必亡而已。”（28）这里的天爵指代道，也即儒家的仁义道德，人爵指称权势地位。显而易见，假如需要在道和势之间作选择，理论上只能是先道而后势。儒家的这种观念根深蒂固地潜伏在几乎所有中国人尤其是士人阶层的意识深层，也自然成为介子推传说广泛流传的思想基础。
4、功成身退——功臣与忌主皆大欢喜
隐士在中国的出现甚早，几乎与中国文明史同步。对于隐士，《易·蛊》说：“不事王侯，高尚其事。”《疏》云：“不复以世事为心，不系累于职位，故不承事王侯，但自尊高慕，尚其清虚之事，故云高尚其事也。”（29）再看介子推，无论像《史记》说的那样，早在重耳登基前就因为看不惯别人的邀功请赏而“自隐”，或者像《新序》中所讲，因为“谒而得位，道士不居”，“争而得财，廉士不受”而入介山之中，他都称得上是一个功成身退、隐居山林的隐士。其实，做一个真正的隐士并不容易，有赫赫功勋时做隐士就更是难上加难。因为权位、财势对人的磁力是太大了，许多人终生梦寐以求的不就是这些吗？因此能够做到功成身退的人可谓凤毛麟角。介子推的隐居本身就必然为士人们所极力推崇。
另外，介子推的隐士身份也很为统治者欣赏。有功之臣往往居功自傲，以功邀宠，将最高统治者不放在眼里，并对他们的统治构成威胁。但“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 所以每个新兴王朝建立之后，都面临着如何处置功臣的问题，介子推归隐山林的做法，实际上也是后世皇帝们所乐意看到的。他们宁愿那些南征北战的功臣们都去做了介子推，省得担承“拉完磨杀驴吃”的罪名。《翰府名谈》中朝廷封介子推为“洁惠侯”，大概就是看中了他这个用处。当然，功臣们若看透这盘棋，激流勇退也是保住身家性命的最佳选择。
5、忧国忧民——民众心声的代言人
如果介子推这个人物的全部文化性格只是忠臣、节士、隐士和孝子的话，它就很难在最广大的人民大众中长久流传，因为它毕竟是臣与君之间的事，与老百姓的关系不大。甚至这些文化性格还会让理智的文人驳斥得一塌糊涂，比如清代李渔就曾经发了很长的一段议论，针对介子推的品格进行质疑，他说介子推“当其割股救馁之时，已先伏一求多之念于胸中矣”，割股疗饥不过是以“奇能异行”来“结嗣主之心，而来他日之非常之报耳”，（30）客观地说，如果传说中介子推的文化性格仅停留在忠臣、孝子、节士、隐士方面，李渔的话就不能说没有道理，但他哪里知道在一般民众的心里，介子推早已成了民意的代言人？这只要看一看当代在网上流传的那则传说就可以十分明晰了。传说中的介子推割股，并不存以奇能异行换取厚报的心，而是因为看到了重耳是个爱民的有为青年，如果他不割股救饥，那么晋国百姓就可能失去这样一位能令他们安居乐业的明君。那首“割肉奉君尽丹心，但愿主公常清明”的诗是他一心为百姓的最好证明。
6、兔死狗烹——渲泄积怨的悲剧形象。
介子推传说的广泛流传还与其悲剧性色彩密切相关。如果介子推这个几近完美的形象有一个喜剧的结局，则不会引起人们心灵上太多的震撼。问题是这样一个忠孝双全、有节有义的人物，有功不受赏不说，竟然与老母一起身葬火海，不得寿终正寝，落一个中国人以为最悲惨不过的结局。悲剧是将美好的东西撕破了给人看，它带给受众的，是他们所崇信和渴望的东西被现实撕破以后产生的足以动摇人信念的失望和打击，它让受众不可抑制地对悲剧人物寄予最深切的同情，对造成悲剧事件的人充满愤怒与怨恨。那么介子推的悲剧是谁又是怎样造成的呢？是重耳，是重耳的忘恩负义。中国人观念中固然将施恩不图报视为美德，但也提倡饮水思源，提倡投桃报李，提倡滴水之恩涌泉相报。于是人们不能不对重耳生出怨愤之心。介子推自作，更可能是时人代作的《龙蛇之歌》，再明显不过地流露出这种情绪。但是世上岂止一个重耳？“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是历代帝王的惯常做法，西汉王朝更将这一俗语阐释得淋漓尽致。《史记》对《龙蛇之歌》的吸纳、介子推传说在汉代的广泛传播不能不说与这个时代背景密切相关。不仅汉代，中国历史上所有的王朝都没有达到“有道”的统治。统治者们的豪征暴敛、鱼肉百姓，在民众的内心底层，积压了太多太多的怨怒。介子推的传说正是为这种情绪的释放提供了一个安全通道。民众可以借介子推的遭遇，通过对悲剧人物的深切同情和不平来发泄对当权者的强烈怨恨和不满！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民众对于介子推完美形象的塑造，对于介子推不幸结局夸张，很大程度上就是为这种怨恨张本的。因为将人物形象塑造得越完美无缺，结局越不幸，故事本身的悲剧色彩就愈加浓重，它在民众的心中激起的怨恨和同情也就愈加强烈。
当然，介子推传说的尾巴，即晋文公下令为介子推禁烟寒食，又下令插柳、过清明节等等，又说明这位权势者良心发现，有所悔悟，这既是听故事人所希望的补偿性结局，统治者们也正好以此收买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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