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美援朝时引进苏联武器及债务问题的真相
中国共产党是在共产国际帮助下建立起来的，从建党起就强调国际主义的原则，并长期接受了苏联的财政援助。不过中国共产党人通过对苏交往的过程，深深感到苏联领导人从来把本国利益放在第一位，援助兄弟党时又要求他们服从自己的外交需要。在二十多年的中国革命斗争中，苏联援助中共的钱款只有几千万美元，远少于对国民党的贷款（如抗战期间对国民政府的贷款就有2.5亿美元）。东北解放战争期间，苏联援助东北解放区的武器，几乎都是以“借花献佛”的方式提供缴获的日本关东军的装备，而提供汽油、布匹等物资则要以易货的方式，用东北产的粮食等物来交换。当年苏联对中共方面的这些援助虽然是可贵的，却称不上慷慨大方，并掺有民族利己主义的特色。新中国成立前夕，斯大林虽然向“兄弟党”中共表示愿意提供经济和军事方面的帮助，却要以“明算账”的方式计价和付款。1949年初，苏共代表米高扬到西柏坡访问时，毛泽东提出希望苏联提供3亿美元的贷款，说明将来连本带息一并偿还。同年6月下旬，刘少奇到达莫斯科，斯大林在当天会谈中就说愿意提供3亿美元贷款，年息为1%，分5年交付，付清后归还期为5年。1950年2月，毛泽东在访苏期间同苏联签订同盟条款时，正式达成这笔贷款协议，主要用途是解决解放军急需的武器，其中一半是用于购买准备解放台湾的海军装备。此项贷款归还期短，对新中国的财政也是一个压力。当时毛泽东在党内通报中说明对苏联提出的借款额较少，是因“多借不如少借”，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吸取了近代中国因外债沉重而在经济上受制于人的教训。
中苏的贷款协议尚未签字时，我国因刚建国之初的军事斗争和恢复经济的急需，就把1950年度的6000万美元贷款中的4000万用于购买建立航校所需的飞机和器材，还购买了高射炮、 汽车 、降落伞、钢轨、汽油等。此时解放军各部队还普遍使用战争期间缴获的“万国牌”杂式武器，全军550万人仅有2万多辆缴获和外购的 汽车 （此时全国也只有6万多辆进口 汽车 ），军工业连迫击炮都造不好，同时又因财政困难，只能为新建的空军和防空部队购买装备
1950年6月下旬，朝鲜内战爆发，美国借此机会武装干涉朝鲜，并派海军控制台湾。按毛泽东的说法，这相当于在朝鲜、台湾和越南形成了对中国“三把刀”的威胁，国内不得不进行对美作战的准备。当时美国是世界上经济和军事实力最强的国家，其工业产值占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一半。作为第二强国的苏联与之相比也有很大差距。中国作为一个落后的农业国更是同美苏两国存在着悬殊的“代差”，从下表中就可清楚地看出这一点。
（附表）1950年中、苏、美三国经济实力对比国民产值（GDP）钢产量发电量 汽车 数量中国155亿美元60万吨45亿度6万苏联900亿美元2730万吨918亿度250万美国3001亿美元8784万吨3880亿度5000万
1950年10月上旬，美军越过三八线北进，朝鲜形势危急，苏朝方面都希望中国出兵参战。由于现代战争在很大程度上是武器和财力的较量，中共中央在准备参战时理所当然地向苏联提出了提供武器装备的要求。斯大林表示同意时，却又提出要中国付款的问题，这让当时经济极为窘迫的新中国感到出兵非常困难，就此也引发了中苏之间的反复交涉。
有关抗美援朝战争时中苏之间的武器交易和付款问题，两国都长期保密，因此后来引发了中国 社会 上的一些不实传说。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公布了一些 历史 资料和当事人回忆录（不过也有些记忆不准确），1991年苏联解体后俄联邦又解密了朝鲜战争的档案。当时笔者曾多次采访过抗美援朝战争时为毛泽东担任俄文翻译和中央研究室主任的师哲，并在1992年到美国斯坦福大学参加过对其所购的俄罗斯档案复印件的查核研究，再加上回国后查阅的 历史 资料，深深感到中国争取苏援武器的过程非常不易。这不仅说明求人之难，同时还表明了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为减少我国付出的战争代价，真是煞费苦心。
据中国方面的档案证实，1950年10月2日，毛泽东起草了一封给斯大林的电报，其中说中国同意出兵朝鲜，并开列了所需武器弹药的清单。因当时中共中央领导内部意见未统一，还要再讨论出兵问题，这封电报没有发给莫斯科（因此在俄罗斯档案中查不到）。10月5日，中共中央首次做出了出兵援朝的决定，毛泽东在10月8日又起草了志愿军向朝鲜出动的命令。同日，周恩来和林彪根据中央要求飞往苏联，主要是争取苏联如约出动空军支援，同时也要求苏联提供武器装备。
此次陪同周恩来去苏联并担任翻译的师哲向笔者说，他们在10月11日到达黑海边的索契附近见到斯大林，周恩来亮出的是“两种意见”，首先说中国出兵很困难。双方谈了一天，斯大林在苏联空军出动的问题上却不肯履行原来的承诺，因而周恩来表示很难出兵，也没有提交所需武器弹药的清单。斯大林因急切地希望中国参战，表示可提供战争所需的各种武器，却未讲清付款形式。时任翻译的师哲回忆说：“我们和苏联谈判时，只谈到军火的数目，而没有谈军火的价格。”当时的中国共产党人长期过惯了军事共产主义生活，对商品经济很不熟悉，出现这种情况并不奇怪。
一向以办事精细著称的周恩来并非没有考虑到这一点，他私下对师哲说：“我们接受苏方的军火，是作为他们对抗美援朝的贡献而接受的。”这等于是中国出兵，苏联出钱。长期在苏联生活过的师哲却回答说：“根据我对苏联的了解，他们办具体事情的人不会同意我们不付钱的想法。”（师哲：《在 历史 巨人身边》第502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果然，苏方随后提出付款问题，而且是斯大林本人的主张。
周恩来从黑海边回到莫斯科，10月13日接到毛泽东的电报，里面表示“我军还是出动到朝鲜为有利”，而且认为“参战利益极大，不参战损害极大”。尽管斯大林又限定苏空军只能到鸭绿江边，不能配合志愿军入朝参战，中共中央经重新研究后还是决定参战。毛泽东还特别谈到苏联提供军火问题，并询问是租借还是用钱买。电报中认为只要是租借，就能保持用于经济文化建设及一般军政费用的2亿美元预算，从而保持国内大多数人团结。毛泽东还要周恩来在莫斯科再留几天，与苏方重新商定上述问题。
毛泽东提出“租借”方案，应理解为其中大有深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在英、苏、中等盟国已基本耗尽可外购的外汇和黄金后，根据《租借法案》向这些一线参战国提供了近500亿美元的武器和物资。除英国出让部分大洋岛屿作为代价，其余在战争中用过的武器因多已损毁或破旧，战后就不要归还原物，而是折算低价索要还钱（如美国对苏联的109亿美元的租借物资要求归还26亿美元，苏方只象征性还了3亿美元）。美国“租借”给国民党军的16亿美元的武器，大部分未用于对日作战而被用来打内战，美方后来干脆未索要（蒋介石逃到台湾也没法归还）。毛泽东提出“租借”概念，恰恰是援引二战时的例子，这样在援朝作战时用过的苏联武器到战后就不用还多少钱款。
斯大林从减少苏联的经济负担出发，不肯同意采取租借武器的形式。他提出的最后条件是军火费用可算作苏联对华的“信用贷款”。10月14日，莫洛托夫在同周恩来商谈时承诺，采用信用贷款方式，即中国不需要抵押品，还与不还全凭信用。斯大林又考虑到中国经济极为困难，自己不能不负担一些战费，因此又提出援朝的武器钱款由双方“共同负担”，即苏联提供的武器“按成本价五折”记账算贷款，年利为1%。
苏联的这种贷款条件，如果按照国与国之间的正常贸易，还算是优惠的，不过按其所宣传的“无私的国际主义”来衡量，却不够格，还是把本国利益放在他人之上。当时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看到苏联的这一底线是能争取到的极限条件，虽心中不满，还是表示接受。1970年毛泽东会见金日成时也说过：“我看还是要感谢苏联，它总帮助了我们军火和弹药嘛，算半价，还有 汽车 队。”（中共中央文献室、中央档案馆：《党的文献》2000年第5期，第14页。）
1950年10月下旬，入朝的志愿军六个军与敌开战，使用的还是过去缴获的多国旧式武器。因国内没有相应的弹药生产线，军委只好要求各地“打扫仓库底子”，即清理遗留的子弹、炮弹并分类，然后送往朝鲜前线。开战仅几个月后，库存就快消耗光，入朝部队只有全面换装苏式武器，这样才能保障弹药供应。
入朝作战第一次战役刚结束，11月7日，毛泽东在给斯大林的电报中就讲到武器问题：“由于人民解放军陆军的武器装备主要是从敌人手里缴获来的战利品，因此造成步兵武器口径种类繁多的情况。”为此，电报中特别提出：“我请求您研究一下关于在1951年1月和2月这一时期给36个师供应步兵武器装备的问题。”毛泽东还具体提出应尽快提供以下武器：苏式步枪14万支，步枪子弹5800万发;苏式自动枪26000支，自动枪子弹8000万发;苏式轻机枪7000挺，轻机枪子弹3700万发;苏式重机枪2000挺，重机枪子弹2000万发;飞行员用手枪1000支，飞行员用手枪子弹10万发;梯恩梯炸药1000吨。
看到这个清单，不能不让后人感慨万分！那时的中国连飞行员用的手枪及其子弹都不能自己解决，在这样落后的情况下就敢出兵朝鲜与世界装备最好的美军作战，这需要何等的胆略和气魄！
看到志愿军在朝鲜的胜利和作战艰苦，苏联马上表示可尽快满足要求。11月9日，斯大林回电毛泽东说，1951年1月至2月可将这些装备如数运到中国。第二批入朝的部队即志愿军第19兵团和第3兵团就此便能换装苏式装备，并在第五次战役中参战。
苏联提供的这些武器，仍要“出厂价五折”记账。根据斯大林确定的这一原则，1951年2月周恩来与苏联驻华军事总顾问扎哈罗夫分别代表中苏两国政府在北京签订了关于苏联向中国政府提供军事贷款的协定。协定确定：苏联向中国提供12.35亿卢布的贷款，用于购买中国在战争中所需的军事装备、弹药和铁路器材;中国从苏联的军事订货，包括军事装备、弹药和铁路器材，以1950年10月19日中国出兵抗美援朝为界，在此以前的订货以全价付款;1950年10月19日中国出兵抗美援朝以后的军事装备与弹药订货以半价付款，铁路器材则以七五折付款。
苏联提供的这36个师的轻武器，基本都是二战期间甚至战前研制的武器，属于苏军正在退役淘汰的旧装备。苏军现役装备的一些新式武器，如SKS半自动步枪（即后来国内仿制的56式半自动）、AK47突击步枪（即后来国内仿制的56式冲锋枪）等都没有提供。苏联已开始装备RPG-2火箭筒（即后来国内仿制的56式40火箭筒），却因怕在朝鲜战场上被美军缴获造成泄密，也没有供给志愿军。这一武器到1955年向中国提供时，彭德怀看到就感慨说，在朝鲜如果有这种武器，打坦克就省力多了。由于缺少反坦克武器，国内兵工厂只好仿制美国二战时提供给国民党军的火箭筒和57、75毫米口径的无后坐力炮，供部队应急使用，因为这毕竟比用炸药包、爆破筒打坦克的效果好得多。
空战对技术装备的性能要求特别高，苏联对华提供的战机还算是比较先进的。1950年苏联空军已大量装备了米格-15战斗机，来华部队也以此种机型为主力，一开始对中国空军出售的却只是米格-9战斗机。该机性能差，作战半径只有200千米左右，如果离机场远一点进行空战就会把燃油耗尽，只能用于城市和要点防空。中国空军验看后认为其性能大大落后于美国的F-84战斗机。苏联顾问反而大发雷霆，说你们竟敢怀疑 社会 主义苏联生产的武器的优越性。斯大林得知此事引发了中国方面的不愉快后，从中苏两国关系和国际战略全局考虑马上表示了歉意，并于1951年5月22日和26日先后两次致电毛泽东指出：由于过去苏联没能向中国提供更多的米格-15战斗机，并估计米格-9战斗机能敌得过美国最好的喷气式战斗机，现在看这是一个错误，这一错误的责任应由苏联来负。作为纠正这一错误的行动，苏联向中国无偿提供372架米格-15战斗机（只收运输费），用以改装中国6个米格-9歼击机师，第一批72架于6月20日前运抵中国，其余300架分批于8月底运抵中国。
接受步兵装备时，由于中方得到的基本都是二战时用过的旧货，还要付半价，一时志愿军中许多人也有埋怨情绪。这些情况反映到斯大林那里后，使这位考虑国际战略全局的领袖不能不有所顾虑。1951年中国从苏联订购的步兵师的装备运到后，因朝鲜人民军的装备不足，将其中3个师的装备无偿地送给朝鲜人民军。斯大林在中国的高风格前也决定有所表示，决定无偿再送给中国20个步兵师的装备。
抗美援朝战争期间，苏联总共对华提供了60个步兵师的武器，中方除无偿赠送给朝鲜人民军3个师的装备外，另1个师的装备拆散给各军事院校作训练用，实际装备了56个师。国内兵工厂又按苏联提供的图纸和生产技术，仿造出50式冲锋枪、53式步骑枪、53式重机枪等轻武器，共生产了50个轻步兵师的装备。至朝鲜停战时，解放军的106个步兵师、16个炮兵师、2个坦克师和23个航空兵师基本完成了苏式装备的换装，在中国 历史 上第一次实现了武器装备的标准化、系列化。
根据“边打边建“的方针，抗美援朝期间国内大力加强兵工业建设。志愿军参战第一年所需要的弹药，国内产量只能满足10%左右，到停战时已能自产40%。中国的国防工业，在这场战争中就此奠定了最初的基础。
在抗美援朝战争初期， 汽车 一度成为入朝作战最急需的物资，因国内没有机动车制造业而只能求助于苏联。10月间志愿军准备出动时，苏联答应在1950年12月15日以前为志愿军提供3000辆 汽车 ，却难解燃眉之急。11月5日周恩来同苏联总顾问扎哈罗夫大将会谈时就催促说：“现时 汽车 第一，坦克、大炮都可以放在 汽车 后。”11月17日周恩来又致电斯大林称，“车辆不足”导致“粮食和冬季服装不能及时运到，部队正在忍饥挨饿”。在苏联答应的车辆一时不能运到时，周恩来提出想先借用苏军旅顺基地的500辆旧 汽车 。斯大林当天便回复说，立即在满洲里车站交付新车，并要求苏联运输部门加快运送。至1950年底，有5000辆 汽车 运到中国。1951年中方又购买1.2万辆，后两年又增大采购量。入朝的志愿军部队共得到 汽车 21728辆，战争中被毁7729辆，受损送回国修理8436辆，停战时所剩不足一半（其中还包括修理后运回朝鲜的）。
在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国内部队的 汽车 靠从苏联进口而得到很大增加，主要装备炮兵、海军、空军和其它技术兵种。到战争结束时全军拥有各种 汽车 7.1万辆，平均60人有1辆 汽车 。相比之下，二战期间美英军就基本实现摩托化，平均每4人有1辆 汽车 。战争结束前苏军主要靠“租借”引进美国 汽车 46万辆，加上自产和缴获，达到20人有1辆 汽车 ，达到了“半摩托化”。至1955年，蘇军达到每5人有一辆 汽车 而实现了全军摩托化。中国在1956年建成长春 汽车 厂后才能自产 汽车 ，却因原材料不足长期达不到年产3万辆的设计标准。解放军直至1985年大整编时才取消徒步部队，而实现全部由机动车运送。部队装备 汽车 的数字，也说明了中国的工业底子太薄弱，实现机械化要靠国家的逐步建设而走了漫长的道路。
现代战争除精神、军力的对抗，同时还是经济实力的比拼。新中国进行抗美援朝战争虽然付出了大量人力、财力，不过靠共产党领导下举国体制的优势，全国人民积极投身于恢复国民经济，努力增产节约支援战争，在战争期间顺利完成了恢复国民经济的任务。至1952年年底，中国工农业生产都超过了 历史 最高水平，并于1953年开始实行第一个五年计划。国内经济所取得的成就，使朝鲜前线的物资供应也有了可靠的基础，短缺的部分只是武器，主要靠苏联供应。
从上面的统计可看出，抗美援朝战争虽然造成了国家相当大的财政负担，但财政收入的增长比例仍高于军费增长速度。从1952年起国内经济建设的投入费用又超过了军费，从而保障了战时国民经济恢复顺利完成。而停战时1953年的国家财政收入，竟是1950年的3倍多，这真是 历史 上的一个奇迹！
在两年九个月的抗美援朝战争中，花费的直接战费（即不包括国内战备训练和动员的钱款）共62亿元人民币，占同期政府财政支出的13%，对国内经济的影响不算太大。战时苏联提供的武器装备多数是按“出厂价五折”赊账（约有1/5算是无偿赠送），共记下30亿元人民币欠债（当时折合13亿美元）。
除抗美援朝战争时中国欠下苏联军火债30亿元人民币，1955年苏军从旅顺撤离时又移交了折价9.8亿人民币的装备。1958年中国发起指导思想错误的“大跃进”后，因国内副食供应紧张和收购困难不能按贸易合同对苏联交货，在1959、1960年两年间又欠下25亿卢布的商贸债。根据当年主管财政的副总理李先念在《关于1961年和1962年国家决算的报告》中所列举的数字，自1950年以来我国向苏联所欠的外债和应付利息，折合人民币计算总共为57.43亿元人民币。
这笔57亿元的对苏债务，在当时的国家财政支出中占多大比例呢？1959年全国的财政支出为520亿元，1960年为654亿元。至1960年之前，我国对苏联已还债33亿元人民币，这意味着已将抗美援朝所欠的武器债务基本还清。在1954年至1959年间，中国平均每年向苏联偿还抗美援朝战争的军火欠款约5亿多元人民币，这只占国家年度财政支出的1.5%，并不算很大的负担。
至于1960年以后中国的对苏债务，还剩23亿元人民币（《中国财政统计：1950 1991》第135 136页，财政部综合计划司编，北京科学出版社1992年出版。），在1965年底前全部还清，平均每年还债为4亿元人民币，只占同期国家财政支出的1%左右，而且新疆一个“3号坑”的矿产对苏出口金额就占还这笔债的一半。对这笔债务，苏联曾表示可延期偿还，不计利息。1961年4月10日，《人民日报》曾以专文对此表示感谢说：“由于我国遭受严重的自然灾害，1960年供应苏联的商品有很大的欠交。苏联同志对此表示了同志式的合作和兄弟般的谅解。”至于“反修”斗争后 社会 上广泛传说的所谓“逼债”和对苏还债导致国内挨饿，若仔细考察一下当年的确切数据就可看出是夸张不实之词。 历史 雄辩地证明，抗美援朝战争时的中国获得了军事和经济的双胜利，并没有因这一仗给人民带来某些人所渲染的生活困难。
如果严格地讲，中国在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对朝鲜的所有人力、物力的援助全部是无偿的，而苏联却对援华武器大都要算半价，风格确实不高。不过如同毛泽东所讲的，“我看还是要感谢苏联”。当年苏联对华的最大援助不是那些武器本身，而是派专家顾问传授了技术，使人民解放军的技术水平和中国的国防工业有了一个划时代的提升。
1953年7月，朝鲜停战协定正式签订，随后国内在战时向苏联订购的一些武器仍继续运来，如已经落后的T-34在翌年装备解放军就达3000辆，空军以米格-15为主的战斗机也超过3000架。彭德怀以长远发展的眼光看待中国的国防建设，认为中国除自己无法制造海空军装备外，陆军不要再买苏联的武器。1954年以后，苏联刚上台的赫鲁晓夫为了争取中国的政治支持，开始对华提供现役各型陆军武器的生产技术和图纸。在上世纪50年代后期，中国由苏联援助的工厂以仿造方式形成了“五六”式为主的系列，在轻武器方面迈入了当时的世界先进水平，而且更重要的是能够自主生产，并且从仿制逐步走上创新之路。
苏联对中国出兵抗美援朝的最大回报，是帮助中国建设起了一个工业化基础，并为“两弹”事业最初奠基出了力。在1952年之后，苏联同意援建的156个建设项目（即当年全国传扬的“一百五十六项”），其中斯大林决定了141项，赫鲁晓夫又追加了15项并提升了技术水平，最终落实了150项，其中军工项目44项。1957年10月15日，经赫鲁晓夫排除军方反对而拍板，中苏又达成了《国防新技术协定》，规定苏联对华提供导弹、核弹和米格-21等最新装备的生产线和生产技术。尽管三年后这一协定被赫鲁晓夫中断（俄罗斯档案证明这是他个人未经中央讨论所做的违约决定），毕竟还是完成了奠基工作。苏方提供的设备并非无偿，却是按成本计价，同时免费提供全套工程项目设计的全部技术，还派了1万多名专家来华以“手把手”的方式传授技术，这种无偿的技术援助对中国是最宝贵的。
回顾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引进苏联武器装备的 历史 过程，人们可以按照毛泽东所倡导的两分法来观察和分析：一方面要看到苏联在装备和技术方面支援了中国，这对抗美援朝战争具有重要意义;一方面苏联领导人又体现了民族利己主义的态度，在某些问题上使中国方面很不愉快。在中苏两国关系友好的时候，人们常提到前者;中苏对立的时候，人们又往往只提后者。这样片面看问题的方式，都不是科学的态度。当人们进入商品经济时代后，对这一问题自然更容易理解。
抗美援朝战争和战后几年间，中国的军事建设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从中也能让人看到建设一个自主的国防工业体系的极端重要性，否则总要有求于人。此外，我国在处理对外交往时不能陷入过度的理想主义，当年的“兄弟党”交往仍要把自己利益放在首位，不能期望他们有“无私”的帮助，中国人在援外时也要注重互利。邓小平后来提出以国家利益不以意识形态定亲疏，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对当年中苏关系的一种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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