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贯中笔下的zhugeliang 罗贯中塑造的诸葛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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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演义》是一部著名的历史小说。作者罗贯中生活于元末明初，他以东汉末年和魏、蜀、吴三国兴衰的历史为题材，根 据陈寿的《三国志》和裴松之的注等重要史籍，在民间长期流 传的三国故事以及宋代平话、金元戏曲的基础上，写成了这部我 国古代历史演义小说中成就最高、影响最大的作品。这部历史小说，在第36、37、38等回中，详细地描写了刘 备邀请诸葛亮出山的全过程，一再明确指出诸葛亮的躬耕地在“襄阳城西二十里”的“隆中”，可以说代表了明代以前人们对 诸葛亮躬耕地在何处的基本看法。下面，我们根据小说的情节， 从徐庶走马荐诸葛，到诸葛亮隆中决策，分五步来作一些粗略的 分析，看看罗贯中是怎样肯定隆中是诸葛亮的躬耕地的。
第一回提到隆中，是向刘备推荐诸葛亮的徐庶。徐庶帮助刘 备打败曹仁后，因收到曹操伪造其母的家书，得知老母被曹操囚禁，赶往许昌之前对刘备说：“此间有一奇士，只在襄阳城外二千里隆中。使君何不求之?”徐庶不仅指出诸葛亮的隐居地点是 “隆中”，而且说明“隆中”是在“襄阳城外二十里”的地方。
何等清楚，何等明确!当然，徐庶与刘备的这次谈话也提到 “南阳”，徐庶是这样说的： “亮从其叔玄。玄与荆州刘景升有 旧，因往依之，遂家于襄阳。后玄卒，亮与弟诸葛均躬耕于南 阳。”这里说的“南阳”，显然不是指诸葛亮隐居的地点，因为 前面既已明确指出诸葛亮“家于襄阳”，隐居在“襄阳城外二十里”的“隆中”，这里怎么可能又说在“南阳”这个地点上躬耕呢?据专家考证，襄阳是当时荆州的首府，南阳是荆州所管辖的七郡之一，而隆中又属于南阳郡的邓县。所以徐庶说的诸葛亮“躬耕于南阳”的“南阳”，是从居住区域的大方位而言的，而不是指具体的居住地点，这正如某人住在九江，大家可以说到江西找他一样。在徐庶荐贤之后，《三国演义》还引用了一首七绝对徐庶加以称赞，诗的后两句是：“片言却似春雷震，能使南阳起卧龙。”而刘备别了徐庶，“引众将回到新野” (《三国演义》第34回说“新野县”是“襄阳属邑”)， “具厚币”准备“同关、张前去南阳请孔明”。这两个地方提到的“南阳”，用法同上文“躬耕于南阳”的“南阳”一样。
第二回提到隆中，是刘备打算前去请诸葛亮出山的时候。小说写道：“玄德正安排礼物，欲往隆中谒诸葛亮。”因为恰巧司马徽来访，刘备没有去成。这是紧接徐庶推荐诸葛亮之后发生的情况，刘备自然明白，要拜访诸葛亮，必须去隆中。但是刘备这次在与司马徽谈话中曾询问对方： “元直临行，荐南阳诸葛亮，其人若何?”刘备说的“南阳诸葛亮”是什么意思呢?这里的“南阳”是就诸葛亮的籍贯而言的。古人一般以州、郡或县作为籍贯，而没有以生活的地点为籍贯的。
诸葛亮虽然出生于徐州琅邪郡阳都县，但很小就离开了故乡。建安二年，诸葛亮17岁时在隆中定居，到建安十二年，诸葛亮27岁时刘备请他出山，在这里生活了整整10年，而这10年又是人的一生中最重要的10年，说他的籍贯是“南阳”，自然是说得过去的。
另外，司马徽在这次拜访刘备时曾说过这样的话：“孑乙明与博陵崔州平、颍川石广元、汝南孟公威与徐元直四人为密友。”小说这样写，又为诸葛亮隐居襄阳城西的隆中提供了一个旁证。因为当时中原地区连年战乱，而荆州地区战乱较少，而襄阳又是荆州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从中原地区到襄阳避乱的人中有不少知识分子，加上当地有不少名流贤士，隐居隆中的诸葛亮很容易和他们一起谈古论今，讨论天下大事，对诸葛亮隆中成才起着一定的影响作用。
第三回提到隆中，是司马徽拜访刘备的第二天，刘备第一次去拜访诸葛亮。
小说写道：“次日，玄德同关、张并从人等来隆中。”他们刚到山下，听到田间农夫边耕种边唱歌，歌词中有两句是“南阳有隐居，高眠卧不足”。打听之后，才知道是“卧龙先生所作的”。这表明诸葛亮也把“南阳”当作自己的籍贯了。刘备这次拜访，因诸葛亮外出而未能见面，但小说的作者却两次描写了隆中景物。一是刘备来隆中时“遥望卧龙冈”之所见：“襄阳城西二十里，一带高冈枕流水”， “果然清景异常”；二是刘备回新野时“勒马回观隆中景物”，只见“山不高而秀雅，水不深而澄清，地不广而平坦，林不大而茂盛”。这些景物描写，基本上反映了当时隆中风物的特征。现今的隆中文物风景区，由隆中山、乐山、大旗山、小旗山等“一带高冈”组成，山势均说不上高峻，其中主峰隆中山海拔才306米。山上茂林修竹，山下溪流池塘，堪为隐居胜地。罗贯中在叙述中插入这些景物描写，其目的主要是展现隆中优美的风光，但无意之中却告诉人们这样一个事实：刘备当年是到隆中来拜访诸葛亮的，诸葛亮当年就隐居在隆中。
第四回提到诸葛亮的隐居地，作者则明说卧龙冈，实指隆中。刘备第一次去隆中拜见诸葛亮未遇， “回至新野，过了数日”，听人说“卧龙先生已回矣”，决定第二次去拜访。这一次，他是与关羽、张飞等人冒着“凛凛”的“朔风”和“霏霏”的“瑞雪”，在严寒的隆冬前往的。因诸葛亮外出未归，又未能相见。在这次拜访过程中，罗贯中没有提到“隆中”二字，却三次提到“卧龙冈”：“上马投卧龙冈来，到庄前下马”，这是前去拜访；“正值风雪又大，回望卧龙冈，悒快不已”，这是愁闷而归；“回首停鞭遥望处，烂银堆满卧龙冈”，这是罗贯中引用后人“道玄德风雪访孔明”诗中的两句。
这卧龙冈是不是罗贯中故意留下的模糊概念呢?当然不是，在罗贯中的笔下，卧龙冈就是隆中的别称。为什么这样说呢?其一，小说写徐庶向刘备推荐诸葛亮时，说到诸葛亮“家于襄阳”之后，紧接着又说：“所居之地有一冈，名卧龙冈，因自号‘卧龙先生’。
刘备第一次到隆中，听到农夫吟诵诸葛亮所作·的诗歌，问“卧龙先生住何处”，农夫告诉他： “此山之南，一带高冈，乃卧龙冈也。冈前疏林内茅庐中，即诸葛先生高卧之地。”很明显，小说描写的“卧龙冈”，就是“隆中”。而当地人民至今还沿用旧称呼，称“隆中”为“卧龙冈”。其二，刘备这次到“卧龙冈”拜访未遇诸葛亮，却遇到诸葛亮的岳父黄承彦，问他“曾见令婿否”，黄承彦说“便是老夫也来看他”。黄承彦是沔南名士，他“骑着一驴，后随一青衣小童，携一葫芦酒”，冒着大风大雪，来“卧龙冈”看女婿，可想而知，这“卧龙冈” 自然不会距离黄承彦的住址太远，而就在他的家乡襄阳附近的隆中。
第五回提到隆中，是刘备第三次去拜访诸葛亮。刘备因“访孔明两次不遇，欲再往访之”，于是同关羽、张飞“乘马引从者往隆中，离草房半里之外，玄德便下马步行”。
罗贯中又一次点明隆中是诸葛亮的隐居地。在这次拜访过程中，小说三次提到的“南阳”，仍然不是诸葛亮的隐居地点。第一次提到“南阳”是诸葛亮刚见到刘备表示自谦和感激时说的一段话，诸葛亮说：“南阳野人，疏懒性成，屡蒙将军枉临，不胜愧赧。”诸葛亮自称“南阳野人”，说明他又一次把“南阳”郡作为自己的籍贯了。第二、三两次是小说在写了这次拜访后引用的两首古诗中提到的：一是“豫州当日叹孤穷，何幸南阳有卧龙”，一是“南阳卧龙有大志，腹内雄兵分正奇”，这是后人对“南阳”为诸葛亮籍贯的首肯了。
另外，小说所引用的诸葛亮献给刘备的《草庐对》 (又名《隆中对》，与《三国志·诸葛亮传》所引文字上有较大的出入)，也说明了他的隐居地点问题。诸葛亮在《草庐对》中建议刘备占据荆州和益州，并且说“待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兵以向宛、洛，将军身率益州之众以出秦川”。在这里，诸葛亮的“将荆州之兵以向宛、洛，，的话透露了一个重要事实，它指明军队行动的趋向是“向南阳和洛阳”，表明他们当时谈话的地点是在襄阳城西的隆中，而不可能在今天的南阳。
《三国演义》这部小说，写刘备请诸葛亮出山的过程，前后一共五次提到“隆中”，八次提到“卧龙冈”，八次提到“南阳”。但是我们对小说的描写加以分析，就不难看出，在罗贯中看来，“隆中”实实在在是诸葛亮的躬耕地， “卧龙冈，，是隆中的一条山冈或者是隆中的别称，而“南阳”一词则主要是作为诸葛亮的籍贯出现的。 文学艺术是现实生活的反映。
《三国演义》是一部著名的古代历史小说，更不同于一般艺术的虚构。小说中所描写的诸葛亮的躬耕地，是源于古籍的记载。东晋史学家习凿齿在《汉晋春秋》一书中说：“亮家于南阳之邓县，在襄阳城西二十里，号曰隆中。”北魏地理学家郦道元在《水经注》一书中说： “沔水又东经隆中经孔明宅北。亮语刘禅云： ‘先帝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咨臣以当世之事。’即此宅也。”郦道元说的“沔水”，就是“汉水”，古代通称汉水为沔水。
这些史料告诉人们， 《三国演义》肯定诸葛亮的躬耕地在襄阳城西的隆中，完全是有充分根据的，并不是罗贯中的杜撰。
为了塑造好诸葛亮艺术形象，罗贯中花费了大量笔墨，调动了各种艺术手段，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作了努力。
（一）充分突出诸葛亮在刘蜀集团中的关键地位和作用
历史上的诸葛亮，尽管一出山就与刘备“情好日密”，受到刘备的充分信任；但他在刘蜀集团中的地位却是逐步提高的，按照通常的政治机制，这也是很自然的。他刚出山时的身份，《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没有记载，估计是幕宾之类。赤壁之战以后，刘备夺得荆州江南四郡，诸葛亮始任军师中郎将；此时关羽为襄阳太守、荡寇将军，早已封汉寿亭侯，张飞为宜都太守、征虏将军，封新亭侯，诸葛亮的地位略低于关、张。建安十九年（214），刘备定益州，诸葛亮升任军师将军，署左将军府事（掌管左将军府事务，此时刘备的官衔是“左将军领荆、益二州牧”），其官品与关羽、张飞同列，而在刘蜀集团中的实际地位则超过关羽、张飞。直到刘备称帝（221），诸葛亮任丞相，才正式成为蜀汉的头号大臣。而且，在刘备称帝之前，诸葛亮虽曾参与谋议，但大部分时间是留守后方，足食足兵，从未统管过军事 。
然而，在《三国演义》中，罗贯中却把诸葛亮写成一开始就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大权在握，指挥一切的统帅，大大提高了他在刘蜀集团中的地位和作用。他出山不久，夏侯淳便率领十万大军杀奔新野，这是他面临的第一场考验。这时——
玄德请孔明商议。孔明曰：“但恐关、张二人不肯听吾号令。主公若欲亮行兵，乞假剑印。”玄德便以剑印付孔明。孔明遂聚集众将听令。……“主公自引一军为后援。各须依计而行，勿使有失。”（第三十九回）
在这初出茅庐第一仗中，刘备一开始便将指挥权交给诸葛亮；诸葛亮胸有成竹，一一调遣众将，甚至连刘备也要接受他的安排。火烧博望的胜利，树立了诸葛亮的威信，也确立了他指挥一切的地位。从此以后，他在刘蜀集团的指挥权牢不可破，从未受到过质疑。每遇大事，刘备总是对他言听计从，文武众官也总是心悦诚服地执行他的命令。赤壁大战期间，他出使东吴达数月之久，刘备方面积极备战，一切准备就绪后，仍然要等待他赶回去指挥调度：
且说刘玄德在夏口专候孔明回来……须臾船到，孔明、子龙登岸，玄德大喜。问候毕，孔明曰：“且无暇告诉别事。前者所约军马战船，皆已办否？”玄德曰：“收拾久矣，只候军师调用。”孔明便与玄德、刘琦升帐坐定……（第四十九回）
诸葛亮的命令，谁也不能违抗。就连身份特殊的头号大将关羽，由于违背军令私放曹操，诸葛亮也要下令将他斩首；只是由于刘备出面说情，希望容许关羽将功赎罪，“孔明方才饶
了”。（第五十回～五十一回）这些描写，大大超越了历史记载，使诸葛亮始终处于刘蜀集团的核心，地位明显高于所有文武官员，而又使读者觉得可信。刘备得到诸葛亮之前屡遭挫折，而得到诸葛亮辅佐之后则节节胜利，两相对照，读者不由得深深感到：刘蜀集团的成败安危，不是系于刘备，而是系于诸葛亮。
（二）竭力渲染诸葛亮的智慧，特别是出神入化的军事谋略
上面说过，历史人物诸葛亮的突出品格之一便是智慧，但那主要是善于把握天下大势，善于总揽全局，制定正确的战略方针的政治智慧，《隆中对》就是其集中体现。至于军事方面，陈寿在《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中说他“于治戎为长，奇谋为短，理民之干，优于将略”，“应变将略，非其所长”。意思是说诸葛亮善于管理军队，治军严整，但在运用奇谋妙计上却有所不足；他治理百姓的才干，优于当统帅的谋略；随机应变的本领，不是他所擅长的。有人认为陈寿贬低了诸葛亮；但事实是，历史上的诸葛亮确实并不特别擅长出奇制胜。然而，在《三国演义》里，罗贯中不仅充分表现了诸葛亮的政治智慧，而且通过大量的虚构情节，着力突出诸葛亮的神机妙算，把他塑造为用兵如神的谋略大师，成为中华民族无比智慧的化身。
在《三国演义》里，诸葛亮出山后取得的第一个胜利——火烧博望，便具有很大的虚构成分。历史上，刘备曾与曹操大将夏侯？、于禁等相拒于博望，“久之，先生设伏兵，一旦自烧屯伪遁？等追之，为伏兵所破。”（《三国志•蜀书•先主传》）那是在三顾茅庐之前，自然与诸葛亮无关。罗贯中来了个移花接木，将此事安排在诸葛亮出山之后，使他成为克敌制胜的英明指挥者。作品先写曹军的气势汹汹，写十万曹军与刘备数千人马的悬殊对比，酿造出泰山压顶的紧张气氛；然后写诸葛亮调兵遣将，关羽、张飞对他的计谋都心存怀疑，“众将皆未知孔明韬略，今虽听令，却都疑惑不定。”“玄德亦疑惑不定。”结果，战斗的进程完全按照诸葛亮的预计发展，刘备军大获全胜，使得关羽、张飞这两个心高气傲的大将心服口服，称赞道：“孔明真英杰也！”（第三十九回）于是，诸葛亮料事如神的军师形象初步得到了表现。
随后的火烧新野，纯属虚构的情节。在这次战斗中，诸葛亮水火并用，层层设伏，让曹仁、曹洪率领的十万大军先遭火烧，再被水淹，损失惨重（第四十回）。从此，诸葛亮的无穷妙计，不仅赢得了整个刘蜀集团的高度信任，而且使曹军十分害怕，动不动就怀疑：“又中孔明之计也！”
在决定刘蜀集团命运和三分鼎立局面的赤壁大战中，诸葛亮的神机妙算更是大放光彩。本来，在历史上的赤壁大战中，最主要的英雄应该是周瑜；诸葛亮除了出使江东，智激孙权联刘抗曹之外，究竟还有哪些作为，史书上并无明确的记载。然而，在罗贯中的笔下，诸葛亮却成了决定战争胜负的最关键的人物。尽管他在吴军中身居客位，但是，他却是“赤壁大战”这一情节单元的真正主角。孙刘联盟的建立，由他一手促成；孙权抗曹的决心，由他使之坚定；周瑜导演的“群英会”、“蒋干盗书”，黄盖的苦肉计、诈降计，被他一眼看穿；战役的关键决策——火攻计，由他与周瑜共同商定；而实行火攻的决定性条件——东风，又由他巧妙“借”来。可以说，孙刘联盟在夺取胜利的道路上每前进一步，都离不开他的智慧；如果没有他，周瑜要想打败曹操几乎是不可能的。在孙刘联盟与曹军之间的矛盾和孙刘联盟内部矛盾的旋涡里，在与周瑜、曹操这两个杰出人物的斗智中，他的远见卓识、雅量高致和神机妙算，一次又一次地迸发出耀眼的火花。周瑜对他又敬又嫉，多次企图除掉他，他都一一从容化解，安如泰山，既使周瑜无可奈何，又维护了孙刘联盟，保障了战役的胜利。斗智的结果告诉人们：曹操之智不及周瑜，周瑜之智又不及诸葛亮，因此，诸葛亮才是大智大勇的头号英雄。
在“三气周瑜”、“刘备夺取汉中之战”、“七擒孟获”、“六出祁山”等情节单元里，罗贯中也安排了许多虚构的情节，从多种角度入手，把诸葛亮的智慧谋略表现得精妙绝伦。在与对手的政治斗争中，他总是善于把握全局，随机应变，因势利导，牢牢掌握制胜的主动权。在军事较量中，他总是知己知彼，重视掌握情报，善于调动对方，善于打心理战，善于“用奇”，或伏击，或偷渡，或伪装，或奔袭，虚虚实实，千变万化，一次又一次地赢得胜利。《孙子兵法》说：“善出奇者，无穷如天地，不竭如江河。”（《兵势篇》）“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虚实篇》）诸葛亮精通这些军事原则，真是用兵如神。�为了突出诸葛亮的谋略，作品常常运用对比、衬托等艺术手法。心高气傲的周瑜多次感叹：“孔明神机妙算，吾不如也！”直到临终，他还发出“既生瑜，何生亮”的悲叹，强烈地表达了他力图压倒诸葛亮却又无可奈何的心情。善于用兵的曹操在与诸葛亮交战时老是疑神见鬼，一败再败。老谋深算的司马懿更是多次承认：“吾不如孔明也！”甚至在诸葛亮死后，蜀军撤退，司马懿率兵追赶，还被诸葛亮的遗像吓得狼狈而逃，落了个“死诸葛能走生仲达”的话柄。通过这些第一流人才与诸葛亮的对比，诸葛亮那“无穷如天地”的谋略被表现到了极致。
（三）多方刻画诸葛亮的忠贞品格
在诸葛亮人生的后半段，即从“白帝托孤”到“秋风五丈原”（223～234），这一方面日益得到强化。在这十二年里，诸葛亮独力支撑蜀汉政局，日理万机，尽心竭力，为实现兴复汉室的目标而不懈奋斗。平定南方之后，他亲率大军北伐，临行呈上著名的《出师表》，对后主谆谆告诫，并慨然表示：
先帝知臣谨慎，故临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来，夙夜忧虑，恐托付不效，以伤先帝之明；故五月渡泸，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甲兵已足，当奖帅三军，北定中原，庶竭驽钝，禳除奸凶，兴复汉室，还于旧都：此臣所以报先帝而忠陛下之职分也。（第九十一回）
在“六出祁山”的漫长征途上，诸葛亮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也遭受过意外的失败。首次北伐，虽曾势如破竹，连夺三郡，但因马谡自作主张，丢失街亭，蜀军不得不迅速撤退，取得的成果毁于一旦。事后，诸葛亮不仅坚持原则，挥泪斩马谡；而且勇于承担责任，上表自贬三等；并诚恳叮嘱部下：“自今以后，诸人有远虑于国者，但勤攻吾之阙，责吾之短，则事可定，贼可灭，功可翘足而待矣。”（第九十六回）在外有强敌，内有庸主的艰难形势下，他以极大的智慧和毅力，作出了非凡的业绩。直到最后一次北伐，他因积劳成疾，吐血不止，自知生命垂危，首先想到的仍然是蜀军的安危和蜀汉的存亡，仔细安排退军部署，推荐自己的接班人，还“强支病体，令左右扶上小车，出寨遍观各营”。在这最后一次巡视军营中，他怀着无限的遗憾长叹道：“再不能临阵讨贼矣！悠悠苍天，曷其有极！”在死神即将来临之际，上至国君，下至部属，近至眼前的退军节度，远至今后的方针大计，他都考虑到了，却很少想到自己的妻儿老小。作者以蘸满感情的笔触，传神尽意的描绘，极其鲜明地表现了诸葛亮忠心耿耿、克己奉公的高尚品格和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奋斗精神。在写到诸葛亮溘然长逝后，作品插叙了被诸葛亮废黜的廖立、李严得知噩耗后的悲痛情景，以衬托诸葛亮立身之严谨、处事之公正、感召力之强烈。不仅如此，作者还极力渲染了此时的悲凉气氛：“是夜，天愁地惨，月色无光，孔明奄然归天。”（第一百四回）真是字字带血，声声含泪，悼惜之情，溢于言表，令人读来荡气回肠。至此，诸葛亮的光辉形象便牢牢地矗立在读者的心中了。
三
几百年来，《三国演义》中的诸葛亮形象一直深受广大读者的喜爱，具有强大的艺术魅力。不过，也有一些人对这一形象有所批评。其中影响最大的是鲁迅先生的这段话：“至于写人，亦颇有失……状诸葛之多智而近妖。”
对此应该怎么理解呢？
我认为，鲁迅先生按照严格的现实主义标准，指出《三国演义》表现诸葛亮的“多智”有过头之处，这是对的，所谓“近妖”，即指有的地方对诸葛亮的谋略夸张过甚，表现出神化倾向；但这绝不意味着作品对诸葛亮形象塑造的根本失败。从总体上来看，作品对诸葛亮形象的塑造仍然是非常成功的。这里特别要强调这样几点：
第一，全面把握《三国演义》的创作方法。我曾经强调指出：
在创作方法上，《三国演义》既不属于今天所说的现实主义，也不属于今天所说的浪漫主义，而是古典现实主义精神与浪漫情调、传奇色彩的结合。
综观全书，罗贯中紧紧抓住历史运动的基本轨迹，大致反映了从东汉灵帝即位（168年）到西晋统一全国（280年）这一历史时期的面貌，这一历史时期的一系列重大事件……罗贯中都予以关注，都大致按照史实的基本框架和发展趋势，作了不同程度的叙述与描写。这一历史时期的一系列重要人物，罗贯中在把握其性格基调时，都力求实现艺术形象与其历史原型本质上的一致。这样，就使作品具有厚重的历史感，表现出强烈的现实主义精神。这是人们普遍承认《三国演义》“艺术地再现了汉末三国历史”的根本原因。然而，在具体编织情节，塑造人物时，罗贯中却主要继承了民间通俗文艺的传统，大胆发挥浪漫主义想像，大量进行艺术虚构，运用夸张手法，表现出浓重的浪漫情调和传奇色彩 。
作品中的诸葛亮形象，就正是既实现了“与其历史原型本质上的一致”，又进行了充分的理想化，“表现出浓重的浪漫情调和传奇色彩”。这种浪漫情调和传奇色彩，不仅体现了罗贯中本人“好奇”的审美倾向，而且继承和发扬了中国古典小说“尚奇”的艺术传统。从这个角度来看，《三国演义》对诸葛亮的智慧和谋略的竭力渲染便是可以理解的了。
第二，《三国演义》对诸葛亮智谋的夸张和渲染，可谓由来有自。早在西晋末年，镇南将军刘弘至隆中，为诸葛亮故宅立碣表闾，命太傅掾李兴撰文，其中便写道：
英哉吾子，独含天灵。岂神之祗，岂人之精？何思之深，何德之清！……推子八阵，不在孙、吴；木牛之奇，则非般模。神弩之功，一何微妙！千井齐�，又何秘要 ？！
这里已经为诸葛亮的才干和谋略抹上了神秘的色彩。而且，裴松之还引用多条材料，对诸葛亮的谋略加以渲染。及至唐代，诸葛亮已被称为“智将”。到了宋代，大文豪苏轼作《诸葛武侯画像赞》，更是对诸葛亮的谋略大加颂扬：
密如神鬼，疾若风雷；进不可当，退不可追；昼不可攻，夜不可袭；多不可敌，少不可欺。前后应会，左右指挥；移五行之性，变四时之令。人也？神也？仙也？吾不知之，真卧龙也！
“人也？神也？仙也”的赞叹，更加突出了诸葛亮的“神奇”。沿着这一思路，元代的《三国志平话》又进一步写道：
诸葛本是一神仙，自小学业，时至中年，无书不览，达天地之机，神鬼难度之志；呼风唤雨，撒豆成兵，挥剑成河。司马仲达曾道：“来不可□，□不可守，困不可围，未知是人也，神也，仙也？”（卷中《三谒诸葛》）
这就完全把诸葛亮神化了。
罗贯中写作《三国演义》时，对《三国志平话》中的诸葛亮形象作了大幅度的改造，删除了“呼风唤雨，撒豆成兵，挥剑成河”之类的神异描写，使诸葛亮形象复归于“人”本位——当然，是一个本领非凡的、具有传奇色彩的杰出人物。书中对诸葛亮智谋的描写，大都有迹可循，奇而不违情理。在政治谋略方面，作品写诸葛亮的“隆中对”、智激孙权，基本上是依据《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的记载加以叙述，并无多少夸张。在军事谋略方面，作品写诸葛亮火烧博望、火烧新野、草船借箭、安居平五路、七擒孟获、空城计等事，尽管颇多虚构，但要么早有野史传闻或《三国志平话》的相关情节作基础，要么是对史实的移植与重构，即使纯属虚构，也编排有度，大致符合情理 这样的智谋，虽有传奇色彩，却并非神怪故事；虽非常人可及，却符合人们对传奇英雄的期待。这与全书的浪漫情调和传奇色彩是一致的。
第三，应该承认，《三国演义》在表现诸葛亮的智谋时，确有少数败笔。一是作品的后半部分，个别情节违背历史和生活的逻辑，勉强捏合，夸张过甚。如第一百一回《出陇上诸葛装神》中写魏军“但见阴风习习，冷雾漫漫”，却无法赶上诸葛亮，并借司马懿之口称诸葛亮“能驱六丁六甲之神”，会“缩地”之法，便明显带有神异色彩。二是罗贯中出于对诸葛亮的热爱，有时对其失误之处也苦心回护，导致个别情节不合情理。如第一百五回“遗计斩魏延”，本来想表现诸葛亮料事如神，早有先见之明，却无法完全掩盖诸葛亮对待魏延的不当之处，结果欲益反损，反而使读者感到难以信服 。这种情节虽然不多，却有可能让人产生“近妖”的感觉。
第四，应该注意将《三国演义》与其衍生作品加以区别。几百年来，在《三国演义》广泛传播的过程中，人们不断地对其进行改编与再创作，从而产生出大量的、各种门类的衍生作品。这些衍生作品，一方面大大增加了《演义》的传播渠道，扩大了它的影响；另一方面又对《演义》的人物形象和故事情节有所强化，有所发展，有所变异。例如：《三国演义》写诸葛亮的装束，初见刘备时是“头戴纶巾，身披鹤氅”（第三十八回）；赤壁大战后南征四郡，也是“头戴纶巾，身披鹤氅，手执羽扇”（第五十二回）；首次北伐，与王朗对阵，则是“纶巾羽扇，素衣皂绦”（第九十三回）。这些描写，来源于东晋裴启所撰《语林》对诸葛亮衣着风度的记载：“乘素舆，著葛巾，持白羽扇，指麾三军，众军皆随其进止。”“鹤氅”亦为魏晋士大夫常用服饰，《世说新语》等书屡见不鲜。而在明清以来的某些“三国戏”和曲艺作品中，诸葛亮动辄穿上八卦衣，自称“贫道”，言谈举止的道教色彩越来越重，其计谋的神秘意味也有所强化。如果有人从这类作品中得到诸葛亮形象“近妖”的印象，那是不能都记在《三国演义》的账上的。
总之，尽管《三国演义》对诸葛亮的描写存在少数不当之处，但只能算是白璧微瑕。从总体上来看，诸葛亮形象仍然是全书塑造得最为成功，最受人们喜爱的不朽艺术典型，永远启示和激励着后人。
诸葛亮忠于蜀汉说再认识
作者：朱子彦
一
刘备白帝托孤,对诸葛亮曰,若其子刘禅“不才,君可自取”[1](《蜀书·诸葛亮传》),古人论此,多赞其君臣肝胆相照,并取鱼水之喻相印证。但也有人认为此乃刘备“诡伪之辞”[1](《蜀书·诸葛亮传》注引孙盛曰),对诸葛亮心存猜忌,故以“自取”试探之。田余庆先生对这二种截然相反的看法皆不以为然,在其《蜀史四题——刘备托孤语》一文中作出了新的诠释。田先生的见解是否有道理,本人暂且不作评论,我以为刘备托孤之语,是真心,还是假意,抑或是另有打算,今已无从考证,诚然是千古之谜。现在要检讨的问题,不是刘备要不要诸葛亮当皇帝,而是诸葛亮自己想不想再上一个台阶,由宰相登上龙椅。这个问题古今从未有人作过思考。正如田余庆先生所说:“诸葛亮对蜀汉的忠诚,从来没有人怀疑过。”[2](P226)之所以没有人怀疑过,无非是经过历代文人及小说家的渲染,诸葛亮已经被衍化成“圣人”,成了鞠躬尽瘁、忠贞冠世的典范。历史学家受其影响,大概也会感到这是古史中的一大禁区,轻易不敢染指。要把诸葛亮从圣坛上请下来,我想很有必要对这一最棘手的问题作一番探讨。
其实,诸葛亮执政时并没有被时人视为事君以礼、谋国以忠的圭臬。反之,蜀汉政权中,李严、廖立、来敏、魏延等人对诸葛亮专政揽权颇多微词,诸葛亮在世时,迫于其权威,人皆不敢直言指斥。然而,诸葛亮甫卒,丞相参军、安汉将军李邈即上书后主刘禅,曰:
吕禄、霍禹未必怀反叛之心,孝宣不好为杀臣之君,直以臣惧其逼,主畏其威,故奸萌生。亮身杖强兵,狼顾虎视,五大不在边,臣常危之。今亮殒没,盖宗族得全,西戎静息,大小为庆。[1](《蜀书·杨戏传》注引《华阳国志》)
诸葛亮的相貌：“英霸之器，身长八尺，容貌甚伟，时人异焉”。
诸葛亮的人品：“诸葛亮之为相国也，抚百姓，示仪轨，约官职，从权制，开诚心，布公道；尽忠益时者虽雠必赏，犯法怠慢者虽亲必罚，服罪输情者虽重必释，游辞巧饰者虽轻必戮；善无微而不赏，恶无纤而不贬；庶事精练，物理其本，循名责实，虚伪不齿；终於邦域之内，咸畏而爱之，刑政虽峻而无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劝戒明也”。
诸葛亮的子嗣：先从兄诸葛瑾过继其次子诸葛乔为子，诸葛乔年二十五卒；亲子诸葛瞻字思远（诸葛亮长子——大度容人注）。“景耀...六年冬，魏征西将军邓艾伐蜀...遣书诱瞻曰：“若降者必表为琅邪王。”瞻怒，斩艾使。遂战，大败，临陈死，时年三十七。…瞻长子尚与瞻俱没。次子京及攀（诸葛攀是诸葛亮义子诸葛乔之子——大度容人注）子显等，咸熙元年内移河东...京位至江州刺史”；
诸葛亮其妻名字：“襄阳记曰：黄承彦者，高爽开列，为沔南名士，谓诸葛孔明曰：“闻君择妇；身有丑女，黄头黑色，而才堪相配。”孔明许，即载送之”。由此可知，诸葛亮之妻姓黄，但名字不得而知。所谓“黄月英”系民间传说，未载正史；
诸葛亮的政治才能：“（刘）备失势众寡，无立锥之地。（诸葛）亮时年二十七，乃建奇策，身使孙权，求援吴会。权...即遣兵三万人以助备。备得用与武帝交战，大破其军，乘胜克捷，江南悉平。后备又西取益州。益州既定，...拜亮为丞相...及备殂没，嗣子幼弱，事无巨细，亮皆专之。於是外连东吴，内平南越，立法施度，整理戎旅，工械技巧，物究其极，科教严明，赏罚必信，无恶不惩，无善不显，至於吏不容奸，人怀自厉，道不拾遗，强不侵弱，风化肃然也”；
（以上引文均出自陈寿《三国志*诸葛亮传》。）
诸葛亮的军事才能——这是人们争论最多的问题。其实，这个问题本用不着争论，在《辞海》、《大英百科全书》等权威辞书里，提到三国时代的大“家”就只有两人：一是曹操——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或诗人），另一个就是诸葛亮——政治家、军事家。那么，为什么会出现争论呢？这是因为，颠覆历史已经成了当今历史学家及其爱好者的特征——许多历史人物已经被评了百十年几百年甚至上千年，如果不颠覆历史，不和传统的历史评价唱反调，如何能一鸣惊人，如何能引人瞩目。所以，过去说不好的历史人物，我一定要为他找一些好处（比如对隋炀帝、对秦桧、对李鸿章）；过去说好的历史人物，我也一定要找点毛病出来（比如对岳飞、对诸葛亮）。于是，历史学界也不是清水衙门了，历史学家们也照样可以成为先富起来的人。只是，历史真的可以随意颠覆来颠覆去吗？
首先，作为军事理论家，诸葛亮的军事著述之多，在三国时期无人出其右：《南征》、《北出》、《兵要》、《传运》、《军令》（上、中、下）等有案可稽，《将苑》中“夫为将之道，军井未汲，将不言渴；军食未熟，将不言饥；军火未然，将不言寒；军幕未施，将不言困。夏不操扇，雨不张盖，与众同也”这几句话，已为历代军事指挥人员（包括其他行业有识领导）奉为座右铭；
其次，诸葛亮还是三国时代最出色的军事发明家。他推演确定的八阵图，使中国传统军事阵法达到了最高峰；他发明的木牛流马，是当时军队后勤供给最先进的运输工具；他“损益连弩，谓之元戎，以铁为矢，矢长八寸，一弩十矢俱发”，是当时最具杀伤力的远程武器，他的这些发明创造同样是当时无人匹敌的；
当然，处在那样一个改朝换代的战乱年代，是否为军事家，主要还要看他的军事实践，即是否有过统兵打仗的经历以及他的战绩。谈及此处，我不由得要先发一段议论：
自从极亲曹操（其实，这种所谓的“亲”也未必是真的“亲”，其目的也不外为了能引人瞩目而故作惊人之语）的厦门大学易中天教授在CCTV-10的“百家讲坛”中狂吹了贾诩、郭嘉后，这两个人的所谓军事才能就被众多“易粉”和一些满足于一知半解的听讲者捧上了天，这真是一个极为荒唐极为可笑的现象。我不否认他们的确是曹魏集团的重要谋士，在许多关键场合、关键问题上给曹操谋划过具有重要意义的计策，然而，既没有姓孙武那样举世公认的军事理论著述、又没有统领过军队、亲临疆场指挥打仗的人，居然就成了“军事奇才”，这岂非咄咄怪事！袁绍阵营中的田丰、沮授甚至吕布手下的陈宫，他们遇事为其主做的分析、提出的建议也都准确、很好，但无奈袁绍、吕布均非明主，所以这几个谋臣的才能被后人忽略了。其实，除了未能选择明主外，他们哪一点比贾诩、郭嘉差！郭嘉的确给曹操出了不少的好主意，但并不是曹操的每次胜利都源于郭嘉的计谋：比如，官渡之战，当与袁绍陷入相持时，曹操有心退兵，是荀彧而不是郭嘉阻止了他。更何况，即使郭嘉在，曹操也不是没打过败仗，比如濮阳败给吕布、宛城败给张绣、征刘表张绣中贾诩之计等等，易中天为何对此视而不见呢？贾诩也一样，曹操征宛城破张绣，贾诩除了献投降计外，别无良策；张绣叛曹后依附刘表，曹操前往征伐，又大破之，贾诩同样束手无策。曹操因袁绍袭许都而撤兵，此时的贾诩灵感来了，这便有了“贾文和料敌决胜”（对此，《三国演义》的描写和《三国志》基本相同）。易中天为什么只提他后面的“料敌决胜”却避而不谈他前面的无计可施呢？郭嘉也好、贾诩也好，有主意他们就可以向曹操献计献策，没有主意他们就可以缄口不言，自有他人出谋划策，何况曹操本人也是足智多谋。诸葛亮则不同，刘备大事小情都要问计于诸葛亮，而诸葛亮则须每求必应。孰优孰劣，还不一目了然吗？马谡给诸葛亮出的主意也是百发百中，如果他没有后来的守街亭，是不是也可称为“天生的军事奇才、其军事能力超过诸葛亮”？如果仅仅出谋划策纸上谈兵就可算军事奇才，那赵括可称“天下第一军事奇才”了。汉初三杰之一的张良，“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尚不被称为军事家，也没有人称其为“军事奇才”。贾、郭被称之为“军事奇才”，实在是“军事奇谈”。陈寿在《三国志*庞统法正传》中说：“儗之魏臣，统其荀彧之仲叔，正其程、郭之俦俪邪？”——庞统与荀彧（被曹操称为“吾之子房”）并驾齐驱，法正和程昱、郭嘉相当——连庞统、荀彧都在郭嘉之上呢，更别提贾诩了。
为了“抗衡”诸葛亮，有些人还抬出周瑜、司马懿说事儿，然而，他们“抗衡”得了吗？
周瑜，满打满算，就打了“赤壁之战”这一场硬仗，还是在自己的“主场”。即便是赤壁之战，也不是他独自打的：“权…即遣周瑜、程普、鲁肃等水军三万，随（诸葛）亮诣先主（刘备），并力拒曹公。曹公败于赤壁…”——《三国志*诸葛亮传》；“权遂遣瑜及程普等与（刘）备并力逆曹公，遇于赤壁…军遂败退，还保南郡。备与瑜等复共追”）——《三国志*周瑜传》。无论从哪个资料看，赤壁之战都不是周瑜单独打的。周瑜功劳确大，但不能全都算在他头上；
至于司马懿与诸葛亮相比，我们还是看看蜀、魏、晋之外中立方人士吴人张俨怎样评价的吧——《裴松之注*三国志*诸葛亮传》：“吴大鸿胪张俨作默记，其述佐篇论亮与司马宣王书曰：...魏氏跨中土，刘氏据益州，并称兵海内，为世霸主。诸葛、司马二相，遭值际会，讬身明主，或收功於蜀汉，或册名於伊、洛。丕、备既没，后嗣继统，各受保阿之任，辅翼幼主，不负然诺之诚，亦一国之宗臣，霸王之贤佐也。历前世以观近事，二相优劣，可得而详也。
孔明起巴、蜀之地，蹈一州之土，方之大国，其战士人民，盖有九分之一也，而以贡贽大吴，抗对北敌，至使耕战有伍，刑法整齐，提步卒数万，长驱祁山，慨然有饮马河、洛之志。
仲达据天下十倍之地，仗兼并之众，据牢城，拥精锐，无禽敌之意，务自保全而已，使彼孔明自来自去。若此人不亡，终其志意，连年运思，刻日兴谋，则凉、雍不解甲，中国不释鞍，胜负之势，亦已决矣。”
“今仲达之才，减於孔明”——这才是客观的评价！
接下来，言归正传，谈一谈诸葛亮的军事实践与战绩：论文韬武略，曹操在三国时期可谓首屈一指，但诸葛亮出山辅佐刘备后，曹操就没再得到什么便宜。而刘备则在诸葛亮的辅佐下，由原来的“拙於用兵，每战则败，奔亡不暇”（《裴松之注*三国志*先主传》）一变而为无往不胜。孔明不仅帮助刘备硬是在天下已被基本瓜分完毕的形势下“先取荆州后取川”，实现了《隆中对》中的预言；更以一介书生统领千军万马助东吴赤壁破曹、从荆州直取成都、六次北伐强大的曹魏令其惶惶不可终日。而且，他与之作战的对手都十分强大，曹魏集团自不必说，就是益州刘璋，那也是久居川蜀，几代的地头蛇，又是易守难攻的地形，而诸葛亮仍能助刘备战而胜之（取川蜀庞统有功，但他过早阵亡。最后解决问题的还是诸葛亮），这岂是“军事才能平平”所能做到的！三国时期，包括曹操在内，没有谁能超过诸葛亮带兵打仗的次数，如果他的军事才能不行，刘备、刘禅岂能让他长期最军队统帅，还不早就“下课了”！
有些人（包括那个现在火得不可一世的易中天）根据陈寿《三国志》里一句“盖应变将略，非其所长欤”便否定诸葛亮的军事才能，实在是荒唐的很。稍微动下脑子就能明白，作为西晋臣子，如果不这样说，那末，他将置其主子——宣帝司马懿于何地？即使如此，他也不得不通过司马懿之口夸赞诸葛亮：《三国志*诸葛亮传》：“亮...卒...。及军退，宣王(司马懿)案行其营垒处所，曰：‘天下奇才也！’”这难道不是在称赞诸葛亮的军事才能而是在夸奖他的政治和外交才能吗？
有些人总是讲这个胜仗是刘备打的，那个胜仗是刘备打的，可为什么不想想，在得到孔明之前，刘备东投西靠，如丧家之犬；得孔明之后，攻无不取战无不胜，从一个胜利走向又一个胜利，这难道是他在得了孔明之后突然自己脑袋开了窍而与孔明没有关系吗？
比如，火烧博望，有人说是刘备干的，与诸葛亮无关，因为诸葛亮那时还没出山呢？果真如此吗？《裴松之注*三国志》记：“刘备以建安十三年败，遣亮使吴，亮以建兴五年抗表北伐，自倾覆至此整二十年。然则备始与亮相遇，在败军之前一年时也”，也就是说，诸葛亮出山是在建安十二年。而“（建安）十二年，曹公北征乌丸”（同上），夏侯敦、于禁败于博望应该是在曹操北征乌丸之后，如何能肯定地说火烧博望于诸葛亮无关呢？
让我们看看世人是如何评价刘备与诸葛亮的：《裴松之注*三国志*先主传》：“初，刘备袭蜀，丞相掾赵戬曰：‘刘备其不济乎？拙於用兵，每战则败，奔亡不暇，何以图人？’徵士傅干曰：‘刘备宽仁有度，能得人死力。诸葛亮达治知变，正而有谋，而为之相；张飞、关羽勇而有义，皆万人之敌，而为之将...何为不济也？’”一个“拙於用兵，每战则败，奔亡不暇”的人，居然终成鼎立三足之一，没有诸葛亮的“谋”，哪得如此！
早在《隆中对》时诸葛亮就说过：“...若跨有荆、益，保其岩阻，西和诸戎，南抚夷越，外结好孙权，内修政理；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将军身率益州之众出于秦川，百姓孰敢不箪食壶浆以迎将军者乎？”
那末，为什么后来他未待“天下有变”就急于出击曹魏呢？有人说，这是诸葛亮自恃才能穷兵黩武。但问题不能这样看：
刘备死后，刘禅继位。天下尽知这是个昏庸的皇帝。有诸葛亮在，刘蜀固然可以自保，但一旦诸葛亮去世，则刘蜀必然成为别人（或曹魏、或孙吴）的口中食、囊中物，这一点也是天下尽知。因此，诸葛亮必须要赶在自己在世时完成统一大业，即使力所不殆也要勉为其难以求一逞。即所谓“臣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至于成败利钝，非臣之明所能逆睹也。”（诸葛亮《后出师表》）。
明了了这一点，对诸葛亮以最弱小的刘蜀却频繁征讨最强大的曹魏就不会觉得奇怪了。但弱小蜀汉终究没能完成统一大业，对此，《三国志》作者陈寿认为“盖天命有归，不可以智力争也。”应该说这个看法是比较准确的。然而，有些人却因此诟病诸葛亮的军事才能，这种人真是太浅薄了！
拿破仑先有法俄战争之败，最后的滑铁卢战役使其再无回天之力，但全世界没有人否定他军事家的地位；
纵观曹操一生，尽管有众多谋士为其出谋划策，但也打了不少败仗，特别是灭袁绍、收荆州之后，其实力已是天下第一，尽管如此，还是遭遇了赤壁惨败，以后又在征汉中的作战中折损了大将夏侯渊，失利于刘备。却没人因此否认曹操军事家的地位；
而诸葛亮完全凭着自己个人的智慧，统帅千军万马东征西讨，更多的时候都处于以弱敌强之势，却依然能攻城略地斩将夺隘进退自如，怎么就“军事才能平平”呢？这也太双重标准了吧。
更何况，北伐果真无功吗？第一次北伐夺得三郡，虽然得而复失但迁徙人口入汉中扩充了国力；第二次北伐进退有度，因故退兵时斩敌大将王双，令魏军望而却步不敢进逼；第三次北伐夺武都、阴平二郡扩展了蜀汉的版图；第四次曹魏强势攻蜀，诸葛亮以弱抗强，举重若轻潇洒御敌，轻松击退司马懿入寇；第五次北伐，诸葛亮与司马懿对垒，获得“甲首三千级，玄铠五千领，角弩三千一百张”之战果。在因粮草不济而退兵时还顺手射杀了名将张郃；第六次北伐兵临渭水，直指长安，以十万军兵对抗二十万众，以弱敌强，主动出击，接连取胜，打得国力最为强大的曹魏及其统帅司马懿龟缩不敢出战。正像前面提到的张俨所说的那样：“若此人不亡，终其志意，连年运思，刻日兴谋，则凉、雍不解甲，中国不释鞍，胜负之势，亦已决矣”——如果不是征战途中诸葛亮病死与五丈原，最后的胜利必将属于诸葛亮。
至于有些人认为诸葛亮的声誉是被《三国演义》捧起来的，更是荒唐之极。说这话的人，既没有起码的历史常识，又没有起码的文学常识：“诸葛大名垂宇宙，宗臣遗像肃清高。三分割据纡筹策，万古云霄一羽毛。伯仲之间见伊吕，指挥若定失萧曹。运移汉祚终难复，志决身歼军务劳。”给诸葛亮这样高评价的人是谁，诗圣杜甫。难道唐朝的杜甫也会受明朝小说《三国演义》的影响？
游过成都《武侯祠》的人都知道它门前有座建于唐宪宗元和四年（公元809）的“蜀丞相诸葛武侯祠堂碑”，碑文的作者斐度是中唐时期功绩卓著的名宰相；书写者柳公绰是柳公权的哥哥，也是位大书法家，刻碑者鲁建是当时碑刻者中的绝顶高手。因文、书、刻历来为人们称绝，所以此碑被称为“三绝碑”。如此兴师动众，难道也是受《三国演义》的影响？碑文言道：“尚父（姜子牙）作周，阿衡（伊尹）佐商，兼齐管（仲）、晏（婴），总汉萧（何）、张（良），异代而生，易地而理，遭遇丰约，亦皆然矣。”如此高的评价，难道也是受《三国演义》的影响？其实，与其说后人受了《三国演义》的影响，不如说罗贯中、毛宗岗等人受了前人的影响更确切。因为，毕竟人家生活的年代比我们距三国时代近了好几百年。
最后，我用杜甫的另一首咏颂诸葛亮的诗《《蜀相》》结束本文吧：“丞相祠堂何处寻？锦官城外柏森森。映阶碧草自春色，隔叶黄鹂空好音。三顾频烦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
诸葛亮是三国时期蜀汉的一位著名政治家、军事家、书法家、文学家。在《三国演义》中，罗贯中描写的诸葛亮是仁心仁术、才华横溢、谋略超群、忠诚奉国的形象。在小说中，诸葛亮通晓天文地理，懂策略战术，可说是当时的智者；此外，他也是一位治国之才，为蜀汉的政治、经济等各方面都做出了巨大贡献。此外，诸葛亮也是一位精通书法、诗词、音乐等文艺方面的大师。诸葛亮在小说中的形象深深地影响了中国文化的传承，他的“忠孝两全”、“智勇双全”形象成为了亿万人心中的经典形象。
诸葛亮是三国时期蜀汉名臣，是刘备的谋士。他被称之为“卧龙”，因为他年轻时曾卧薪尝胆，默默地学习军事和政治知识。他曾向周瑜提出“草船借箭”的计策，帮助刘备度过了危机。在临终前，他留下了“后会有期”的经典台词，表达了对刘备和蜀汉的信任和希望。在《三国演义》中，诸葛亮被描绘为聪明睿智、谋略非凡的人，他的才华和智慧成为蜀汉的一大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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