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月一日》你看过《史记》吗？为什么现在非要读《史记》？
为什么现在非要读《史记》？以下为大家详细的文章介绍。
看到一篇文章说，写微信的读者朋友们，应该多读读司马迁的《史记》，因为里面的故事，语言，人性，有着恒久的力量。在沈从文1952年的一封信中，《史记》的魅力是这样体现的：在四川农村的一个不眠之夜，他从垃圾堆里翻出一本《史记》的破文集，在灯下读李广、窦颖、霍去病、卫青、司马相如的传记。“不知不觉中，仿佛又回到了两千年前的社会氛围，回到了作者时代的生活，回到了用笔的感受”。接着，沈从文感慨地评价：“《史记》的列传都是人，笔不多。两千年来，它们依然像画像一样，个性鲜明，表情生动。重要且往往三言两语，即清晰不粘，准确生动。所谓大手笔也是如此。”《史记》好看，但是很多《史记》的选集都遵循了一个简单的原则，就是考虑《史记》文章的好看程度，挑出“不好看”的部分，只保留“好看”的部分。那司马迁为什么要在《史记》放那么多“不堪入目”的内容？为什么很多读者认为《史记》“好看”的内容往往放在后面？为什么按照司马迁自己的安排，读者要先看一大堆不怎么好看的内容，然后挨着看，才能得到“好看”的一章？这一切，首先要回到原来的问题：今天，我们为什么要读《史记》？不是一堆历史上的“是什么”，而是“如何和为什么”。我们今天要读《史记》。首先，我们会遇到两个问题：为什么？怎么读？《史记》和中国所有的传统经典一样，产生于和我们不同的环境和时代。经典最简单的定义是“经过时间洗涤而幸存下来的古书”。很久以前，人们面对不同的生活环境和话题，把自己的想法写成文字，然后代代相传，成为经典。
荆轲刺秦王来自容庚《汉武梁祠画像录》影史银本与当代书籍相比，传统经典更能让我们离开自己有限的视野和熟悉的现实，感受不一样的人类体验。当然，能留下来的经典，不仅仅是时间上的古老，还包含着一些被不同时代、不同社会反复检验过的共同价值观。这些可能是人类共同的经历或命运，也可能是不同代人积累的共同智慧。况且，今天我们读《史记》，也可以学习司马迁对待历史的态度和书写历史的方式。在一般的教育体制下，你从课本上学到的往往是一堆固定的事实，往往让人以为历史就是什么时候，什么地方，人们做了什么。这样学习历史有两个问题：第一，我们以为历史是背出来的，但是为了应付考试时背下来的这些事实，考完之后大部分都会很快忘记；其次，我们很难去思考我们能从历史中学到什么，尤其是与现实相关的智慧。
山东博物馆收藏的扁鹊针灸画像石之一司马迁并不是这样看待历史的。《史记》阅读时，首先要了解司马迁的“历史知识”。单看数字，《史记》共130篇，52万多字。这是一本很大的书。但是换个角度看，《史记》跨越了差不多3000年的时间，只用这52万字记录了中国发生的一切，曾经存在的人，积累的经验，可以说是极其简洁。司马迁在处理这三千年来发生的事情时，用的是一种清醒的意识，一种衡量历史重量的标准，来判断什么应该写进去，什么应该剔除。这个选择标准在我们的概念里叫做“历史知识”。“历史知识”和“历史观”是分不开的。当我们认为历史是一些固定事实的时候，就没有历史观的空间了，也就是说，不管是谁写的，历史永远是一堆东西，不管是张三还是李四写的，都不会写出什么不一样的东西。但是，如果历史如此，那就不需要史学了，也无法比较哪些史书好，哪些史学家出类拔萃。历史上真正重要的不是事实，而是事实之间的关系，或者更进一步说，是对“如何”和“为什么”的解释，这是与我们现在学习历史的态度最大的区别。按照司马迁的态度，历史不是“什么”的堆砌，而是“怎样和为什么”。从个人层面来说，为什么一个人会以这种方式说话做事？作为一个群体，彼此的行为相互作用会产生什么样的模式，为什么会这样？某些事情的后果是什么？你选择什么手段来达到某种目的？这些都是历史中的，也是我们理解和研究史学时最重要的挑战。当我们以这样的眼光和方式梳理丰富复杂的历史事实时，我们就会对人类的行为有一个合理的解释，从而触及到人类的普遍经验，真正做到前车之鉴，让历史对当下的现实有所帮助。司马迁在他的作品中清楚地表明了这种历史态度。他用几个重要概念解释了《史记》的用途。首先是“研究天人之际”。简单来说，在解释历史上人们的行为，判断是非的时候，要区分这是不是可以被他们的意志控制的事情。有些事情是人再怎么努力也改变不了的，比如像命运这样巨大的东西，或者人与人之间的社会限制。要公正地评价一个人，从他行为的因果中获得智慧，就要分清“天”和“人”。司马迁的“天”指的是庞大的背景，与个人努力无关，而“人”指的是一个人如何思考，如何选择，如何行动，最后如何承担责任。司马迁还告诉我们，要以史为鉴，就要“古为今用”，即在时间的流动中，不仅要看单个事件的来源、发生、变化，更要抬起眼睛来看长时期内的人们是如何在集体行为中运用权力，组织社会，进行交易的。这种集体行为，在更长的时期内，必然会有一种特殊的模式。在司马迁的语言里，这种模式叫做“古今之变”。这个概念的关键点在于“沟通”，即不是对个别事件的解释，而是一种归纳的、更清晰的模式。我们掌握了之后，无论是看古人，还是分析当下，都能有超越时间的眼光。能够在历史上“研究天人”、“改变古今”，也显示了司马迁的另一大志向，那就是“成家之言”。这和我们的历史观还是有区别的。历史怎么可能对每个人都一样？对于司马迁来说，如果你不能说出“一家之言”，拿出自己独特的观点，比如周朝是怎么灭亡的，秦始皇是怎么统一六国的，汉武帝是怎么变法的，那你根本不配做一个历史学家。写历史要写“一家之言”，不能人云亦云。
所以我们今天读《史记》，就是要学习如何解释历史，如何区分命运和人的意志，看到历史中更大的或者更长远的模式。这些观念和今天的历史观差距很大，必然会给我们很多刺激。
《鸿门宴图》楚汉相争，项羽率军入鸿门。谋士范增打算在刘邦来赴宴时杀了他。如果你不继承流传下来的经验，生活将变得危险和艰难。《史记》有几种认识方式，包括如何理解它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历史和文学中的特殊地位。从史学的角度来看，中国人的历史意识在早期已经非常发达。中国历史在周朝发生了重要转折，直到20世纪我们才仔细把握了周朝之前的商朝文化。从文献或者考古资料来看，商代文化非常奇特，背后是一个鬼神世界。在商朝人的意识中，这个世界上活着的人生活的世界与死去的人或灵魂生活的世界是交错的。后者我们看不见摸不着，但我们可以通过各种渠道与它交流，包括灵媒或动物。世界是围绕着活人的，它和活人没有明显的区别。因此，我们可以在商文化中看到许多关于天地交流的精美描述。
羽荷灯用于承接莲花露，引自李雪芹《欧洲所藏中国青铜器遗珠》。然而，自从周人在西方兴起后，这种文化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公元前12世纪至公元前11世纪，周人成功伐商，建立了新政权，带来了全新的政治制度和文化。新的政治制度叫封建制度，新文化是坚持封建制度建立起来的。封建制度来源于亲属制度。换句话说，它的核心理念和精神最看重自然血缘关系。作为父亲，儿子，叔叔，侄子，你是什么样的身份？在一般的生活礼仪乃至政治权力上，你都应该有所作为。因此，我们所知道的中国的历史和文化真正浮现出来了。周的价值观带来了一个很重要的需求，就是宗族制度的记录必须保留，这样第二代、第三代甚至更久的人还能知道每个人与他人的亲属关系，这就要靠记忆，而人的记忆又不是那么可靠，自然要靠记录。在中国古代考古和金石学资料中，青铜器的使用从商代到周代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在商人的鬼神世界里，青铜器是人与非人世界的交流工具，所以雕刻了各种以动物为主的纹饰。我们可以想象，在仪式中，鼎或其他青铜器中燃烧的东西的香气和烟雾被上传，商人相信他们可以与生活在其上的祖先交流，超越现实世界。周人从商人那里继承，甚至“窃取”了铸造青铜器的方法，但他们铸造的青铜器的关键特征发生了变化。青铜器表面华丽复杂的艺术纹饰，或者说是神鬼相会的功能性纹饰逐渐被忽略，取而代之的是铭文，即将文字刻铸在青铜器上。为什么要写在青铜器上？我们需要看到青铜器铭文的固定形式。青铜器铭文和周人发展的其他记录方法都旨在使这种关系和围绕这种关系所需的经验永久化。这时候中国非常强的意识传统就诞生了，也就是你经常听到的。在世界各种文明中，中国人的历史意识最发达，历史记载最完整。这部分是由于周人在建立封建制度的过程中功能性地保留了这些材料。
见嘉祥县出土的孔子画像石，长48cm，宽112cm，厚21cm，刻有凸纹。这块石头描绘了历史故事鲁和孔子乘坐同一辆车一周，并要求老子的礼物。现藏山东济宁博物馆汉碑室。但这种意识在发挥功能作用后，经历了各种深化和变形，最重要的阶段是在春秋时期，出现了《左传》。本来只是记录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礼仪有关的部分。现在，它有了特殊的定位，被赋予了新的意义和教训。换句话说，从0755年到79000年，如果不学习历史，不继承自古流传下来的经验，人生就会变得危险而艰难。不知道前人发生了什么，如何面对，如何解决，自然远不如懂得以史为鉴的人。从这里开始，《东周史志》进入了皇家官学体系，成为贵族教育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从这个角度来说，只有到了汉代，我们才能理解司马迁的《左传》是这一传统的缩影。
李广骑射图壁画砖《史记》是通史，也就是说它是有意识的、有经验的人类的总和。通史是时间的完整呈现。司马迁应该从世界之初开始写，人是怎么来的，人的社会是怎么来的，人的历史是怎么来的。一般的历史不会有真正的终结，因为时间会继续流动，但现实中司马迁只能把历史写到自己的时代。这件事本身意义重大，因为这是中国历史意识的提升和突破。这个时候，历史就达到了一种整体，不再是一个街区或者一个区段。一个人一生中发生的事情，或者更久一点，曾经的一个皇帝或者一个家族从建立到灭亡，都是一段历史。我们对这些片段是有眼光的，但是司马迁用他的作品让我们认识到，当我们把历史看作一个整体的时候，我们所看到的历史，我们从中学习到的内容，我们从中领悟到的世界和真理，是完全不同的。所以，历史有不同的意义。像昨天这样最简单的事情教会我们如何面对今天的现实，而深刻的哲学意义则需要我们从整体上把握和理解历史。从这个意义上说，司马迁为中国历史意识的深化做出了巨大贡献。《史记》年前后，如何看待历史，历史包括什么，历史能给我们什么，完全不同。至少从这个角度来说，司马迁不仅写了一本书，而且改变了中国的文化。他的方法直接基于中国文化的核心方面，即如何看待历史。这种态度是司马迁确立的。从此，无论谁进入中国文化或中国历史，都不能被遗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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