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战国时 儒学为什么不受当时统治者青睐 春秋战国时 儒学为什么不受当时统治者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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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战国政治上分裂割据，从西周时期的礼乐政法自天子出到春秋战国时期礼崩乐坏，礼乐征伐自诸侯出，周天子不再是天下的共主，春秋时期相继为了争夺地盘和财产，先后出现了春秋五霸，这些战争是毫无意义的，所以我们说“春秋无义战”。
到了战国时期，战争的形式开始有了一定变化，从无义之战开始转向统一战争。各个诸侯国为了能够在统一战争中获得胜利，纷纷开始组织变法，引荐人才。那个年代，诸子百家的思想，哪家的思想能够迎合大一统的需要，统治者就会采纳。
扩展资料：
儒家思想是中国文明史经历了夏、商、周的近1700年之后，由春秋末期思想家孔子所创立。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在总结、概括和继承了夏、商、周三代尊尊亲亲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形成的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
东周时期，中国社会处于划时代的历史变革中，周王室衰微，诸侯坐大，维护封建宗法等级制度的“周礼”遭到极大破坏，诸侯争霸，社会处于动荡之中。这时候代表各阶级利益的知识分子异常活跃，成为一支重要的社会力量，他们纷纷登上历史舞台，著书立说。
提出解决社会现实问题的办法，形成了诸子百家争鸣的繁荣局面。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儒家、法家、道家、墨家，他们各自为新兴的地主阶级设计了一套结束割据，实现统一的治国方案，为秦汉以后的社会治国思想的选择奠定了基础。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儒家思想
这个时代的儒学是真正划时代的哲学思想。孔子的仁，孟子的义，荀子的礼，虽然也是一步步有滑落的迹象，但是总体来说比后世程朱理学那种迂腐的论调要好得多。国君压迫人民，人民反抗，在春秋的儒家看来天经地义，并不违背仁和忠，而是对天命的一种体现。孔子对于当时国家的强权齐国、对鲁国的强权季平子，都是敢于斗争的。而对于鲁庄公的堕落，孔子没有任何留恋的选择离开，充分说明了孔子对仁爱思想的追求。再看孟子，有两句话掷地有声：君视臣如手足,臣视君如父母;君视臣如草芥,臣视君为寇仇。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这个观点把国君从尊贵的地位上来到了和臣民平等的高度，难怪后来的专制强人朱元璋要删改《孟子》这部书。
中国儒家的发展，分为先秦原始儒学、两汉儒学、宋明理学、近现代儒学四个阶段。
克己复礼——先秦原始儒学
第一阶段就是先秦的原始儒学。原始儒学首先是由孔子开创的，但从思想的源头来讲，可以追溯到西周初期的文武、周公。
原始儒学的代表人物，就是我们常常讲的孔子、孟子和荀子。
那么原始儒家的思想特点是什么呢？它的特点就是提出了一个理想的社会和对应于这个理想社会的理想人格，并规定了许多具体的道德规范。
孔子建立儒学时，整个社会发生了一个比较大的变化，就是周天子的地位下降，诸侯国的地位随着其实力的强大而不断提升。
我们知道西周是一个封建制的国家，所谓封建制就是周天子把他同姓的子弟都分封为王，建立起众多的诸侯国，共同来保护中央。比如说像周公，就被分到现在山东这个地区，成了鲁国的王。
封建制本来的意图是想通过同姓、同宗的地方政权来巩固中央的政权，实际上发展到后来，诸侯的势力越来越大，周天子的地位反而降低了。所以到了西周末期，周平王的势力就很弱了，最后只好东迁，由此又进入了春秋时代。
春秋的时候，只要哪一个诸侯势力强大，就可以向天下发号施令。我们都知道春秋有五霸，第一霸是齐国，齐桓公在管仲的辅佐下，成为了春秋的第一任霸主。后来齐国的势力弱了，其他的国家势力起来了，又由其他的国家来号令天下。这样的情况一直持续到战国。
孔子生活在春秋末年，他亲眼目睹了当时的混乱局面。原来的礼制规定天子处于至高无上的地位，他应该享有最高等的礼仪，而诸侯处于从属地位，他们能享有的礼仪必须低于天子的礼仪。可在春秋末年，由于各诸侯国和周天子之间力量对比的变化，诸侯们可以凭着自己的势力，来实行天子的礼仪。
《论语》里面有一句话，叫做：“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什么叫做“八佾舞于庭”呢？“八佾”就是八个人一排，一共八排，八八六十四个人，六十四个人在那儿跳舞。这种仪式本来是天子独享的，对于诸侯来说，只能享受“六佾舞于庭”的待遇。可是诸侯力量增强了，也想享受享受天子的待遇，于是他们也“八佾舞于庭”。这样礼仪的规范就颠倒了。那个时候等级的观念是非常分明的，不同的等级绝对不能享受同等的待遇，如果随意改变就叫做僭越。
作为周公的继承人，孔子看到这种情况，当然就很痛心了。在他眼中，这是一个礼崩乐坏的时代，所有的社会规范都被破坏了，伦常都混乱了，人们生活动荡，道德沦丧。所以他感叹道：“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如果这都能忍受，还有什么忍受不了的呢？
那么应该怎样来改变这样一个状态呢？孔子就提出了一个方法，就是要大家来“克己复礼”，以恢复礼制。什么叫做“克己”呢？克己，实际上就是启发人们道德的自觉性，也就是要明了自己处于一个什么样的等级，并且遵守自己所属等级的礼仪规范，不得僭越，这就叫做“克己”。只有这样克己了以后，人们才能够自觉地恢复这个礼、维护这个礼，能做到这点就是“仁”。所以，孔子说“克己复礼为仁”。
孔子虽然提出了礼崩乐坏的问题，并且强调了要克己复礼，非礼勿视，非礼勿动，非礼勿听，非礼勿言，以此把大家都纳入到礼制的轨道中去。但是他基本上教导的都是规范性的东西，并没有什么理论的说明。他的学说是很具体的，而且是针对不同的人和不同的问题，给出相应的答案。
比如说，孔子对其弟子提出的“什么叫仁”这个问题的回答就各不相同。一次，孔子的弟子樊迟问他“仁”是什么。子曰：“爱人。”可还有一次樊迟又问他什么是“仁”，孔子就告诉他“先难而后获可为仁也”，意思是你先不要想得到什么东西，只要先努力地去做，然后才可以有收获。孔子的另一个弟子司马牛也曾问过相同的问题，孔子说，“仁者，其言也讷”，就是说仁者不是夸夸其谈的人。孔子另外一个弟子子张问他时，他就回答说能够行五者于天下的话就是仁了。哪五者呢？恭、宽、信、敏、惠。
可见，孔子对于仁的回答都是非常具体的。他会根据每个人不同的情况，告诉他什么是仁，实际上也就是指出每个人身上的缺点和问题。同样地，他在回答别人什么叫政时，也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情况，给出不同的答案。
然后就到了孟子，孟子离孔子所处的时代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但是孟子非常愿意学习孔子，他继承了孔子的主要思想，进一步研究怎样建设一个理想的社会。
孟子认为一个理想的社会就是一个王道的社会、一个仁政的社会。对于所谓王道，他有一个很简单的解释，就是“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孟子?梁惠王上》）。让老百姓生死无憾就是王道了。
王道的前提是要推行仁政，孟子认为仁政必须要从经界始，经界就是要给老百姓划定一块土地作为他固定的财产。为什么呢？孟子对此有一句很有名的话，“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孟子?滕文公上》）。意思是如果老百姓没有固定的产业的话，也就没有恒心，所谓没有恒心就是没有稳定的心态了，没有稳定的心态，就什么事情都会去做，甚至是犯罪。所以孟子说，如果有仁人在位的话，他一定会考虑到这个问题，给老百姓一些恒产，使得他们有一种恒心。
从孟子到荀子，儒家思想又有了很大的发展。荀子的很多观点，对于后来整个两千年的封建社会，都有着相当深远的影响。
荀子跟孔子、孟子有几点不同，特别是在关于礼的问题上面，荀子强调礼仪应该顺应人心，随时而变。他非常明确地讲道：“礼以顺人心为本，故亡于《礼经》而顺人心者，皆礼也。”（《荀子?大略》）
另外，荀子对历史发展的看法也是很明确的，他说对于历史，应当“循其旧法，择其善者而明用之”。不仅要循其旧法，还要择其善者，光择其善者还不行，还要明用之。这个明是发明的意思，就是说对于历史不仅要择善，而且还要给它加以发明。所谓发明现在来讲就是创造、创新，要让它能够符合现在这个时代的需要。这一点，是中国古代的改革家们常常加以强调的。
以上就是原始儒学的一个简单情况。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汉代儒学
到了汉代，应该说是儒学发展的第二个阶段。汉代儒学在理论上吸收了先秦时期其他一些学派的思想，特别是阴阳五行学家的思想，因此内容得到了极大丰富。
汉代儒学相对于原始儒学，最明显的一个变化，就是两汉的儒者努力想把儒学宗教化、政治化和制度化，特别是在宗教化方面，他们下了很大的功夫，围绕着五经撰写了很多著作，这些著作因为是辅助经书的，所以就被称之为“纬书”。
在这些纬书里面，就出现了一个很特别的情况，就是把孔子神化。纬书中说孔子脑袋特别大，像一个丘陵似的高高低低，所以叫孔丘。而且他不仅脑袋大，嘴巴也特别大，反正长得就是和普通人不一样。于是纬书就说孔子不是普通人，把他称之为素王。所谓素王就是没有实际王位的王，实际上是把孔子捧到了一个天子的地位。
但是两汉儒学在宗教化方面并没有成功，特别是到了汉末，玄学起来以后，大家都根本否定了这一套宗教化的做法。
汉代儒者最重要的贡献是为儒家争取到了政治上的主导地位。西汉时有一个大儒叫董仲舒，他就极力地把《春秋》说成是孔子为汉朝预先制定好的一部制度建设和国家治理的纲领。所以《春秋》在汉代的地位是非常高的，可以说渗入到了汉代政治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到了汉武帝的时候，就出现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局面。所以从这个时候开始，儒家在政治制度上的主导地位就确立起来了。但对于汉王室来说，他们内心里未必是这样想的。
有一次汉宣帝，就是汉武帝的儿子，处理一件事情时，没有按照儒家的规矩来。有人就对他说，你做错了，按儒家的说法是不应该这样做的。汉宣帝就告诉他，汉家自有制度，自来就是王道霸道杂用，纯用儒家还行？但是表面上他还是要说独尊儒术。
实际上，儒家自身也有变化。比如说在董仲舒那儿，他就特别强调阴阳学。而阴阳学是把德和刑都容纳了的，阳就是德，阴就是刑，阴阳要平衡，要并用，那么刑、德也要并用。所以在他的学说里实际上已经把德治和法治结合起来了。
其实，德与法的结合在荀子那儿已经有了。荀子说治理国家要隆礼重法。隆，就是推崇的意思；重，是看重的意思，也就是说礼和法同样重要。因此董仲舒作为儒家的代表，提出刑德并用并不奇怪。汉武帝像第四篇儒家与中国文化的 品 格刑德并用在后来就成为了中国古代社会制度建设方面的一个原则。所以有人说儒家是完全讲德，完全讲礼制，这是不确切的。实际上，历来就是刑德并用、礼法并用，没有光用礼而不用法的。
在中国近代，有个思想家叫谭嗣同。他就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二千年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二千年来之学，荀学也，皆乡愿也”！（谭嗣同《仁学》）当然他是站在批判的角度上讲的，但他看得应该还是比较准确的，特别是对于荀学的地位。其实荀学在今天而言，也还是很有意义的。
所以，两汉儒学在儒家思想制度化方面应该是很成功的，儒家的治国理念，以及儒家的最根本的道德原则都得到了确立。从这以后，可以说中国历代的治国理念、制度安排和价值观念都是根据儒家的这一套来制定的。
后来，尽管到了魏、晋、南北朝，甚至一直到唐代，几百年的时间里，由于玄学和佛教的冲击，儒家在人们的思想领域里和一般人的精神生活里，应该说已经不占据一个主导地位了，但是它在政治和制度方面还是占有主导地位的。
到了唐代中后期，又提出了怎样来复兴儒学的问题。之所以在这个时候提出这样的问题，就是因为人们觉得既然我们整个的治国理念和政治制度都是按照儒家的理念来做的，而我们的精神生活完全又是佛教的，这个佛教跟儒家的关系如果处理不好，就存在着一定的矛盾，不好协调。
这个时候人们就开始总结经验了，为什么人们会被道家、被佛教所吸引呢？当时韩愈有个弟子，也是他很要好的一个朋友，叫做李翱。李翱就写了一篇文章分析这个问题，这篇文章分成上、中、下三个部分，叫做《复性书》。
在《复性书》中，李翱首先就指出，为什么人们会去信奉佛教或道家思想呢？就是因为佛教和道家都有形而上学的层面，而不是仅仅停留在具体的层面。人都有生、死、穷、富，可为什么会有生死，为什么会有贫富呢？佛教就提出了缘起的理论，因果报应的理论，来解释这个问题。而儒家呢？《论语》里面讲了，孔子是不讲性与天道的，也不讲怪力乱神，所以大家似乎就觉得儒家思想里没有形而上学的层面，都是讲具体的东西。
针对这种看法，李翱就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他说其实儒家也有形而上学，只是大家没有注意到。比如《周易》里面就讲了很多形而上学的道理，《周易》说“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易经?系辞上传》）。除此之外还有《中庸》，《中庸》一开始的三句话，“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不就是在讲形而上学吗？
李翱总结说，其实儒家里有很多这种形而上学的思想，只是我们没有去发掘而已。所以从那以后有很多人又开始研究儒学，特别是到了宋代，儒学又重新夺回了在人们精神生活中的统治地位。
理一分殊——宋明理学
北宋有五位理学的奠基者，人称北宋五子，即周濂溪、邵康节、张载、程颢和程颐。他们可以说都是从《周易》入手，来发掘儒家形而上学的东西。但是光靠这个还是不行的，所以他们又借鉴了很多佛道的理论，把它们运用到儒家的经典著作中去。这样，他们就把儒家的许多具体的解释，提高到了理论的层次，或者说形而上的层次。
比如说关于“仁”，刚才我讲了，孔子并没有给“仁”下一个明确的定义，而是根据不同的人给出不同的答案。到了宋明就不一样了，先看朱熹是怎么解释“仁”的，他讲“仁者，爱之理，心之德也”（朱熹《四书集注?学而篇》）。完全将“仁”抽象化了，没有具体教人该怎么做，而是提升到一个形而上学的高度来讲，所以“仁”在这里已经具有了一个普遍的意义。
理学家最强调天理，而天理又是什么呢，“张之为三纲，纪之为五常，宇宙之间，一理而已”（《朱文公全集?读大记》）。宇宙间只有一个天理，理学家有时候又把它称为太极。而天理具体来讲就是儒家强调的礼教，就是三纲五常。三纲是指“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五常是指“仁、义、礼、智、信”，这些是人人都要遵守的。
在这个思想之下，理学家又提出了“人人一太极，事事一太极，物物一太极”的思想，就是说每一个具体的事物里面，都整体地体现了一个完整的理。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落实到具体来讲，虽然三纲五常是一个整体的天理，但其实在每个个体身上都完整地体现了这样一个关系。比如你不能说我只是一个父亲，我没有体现别的，那不行啊，对于你父亲来讲你是儿子，对于你儿子来讲你是父亲啊。所以在你身上既体现了父亲的理，也体现了儿子的理，这个理是完整的，不是孤立的，这就叫理一分殊。也就是说每一个具体的个体中都包含了整体的全部内容，所以是一个整体的体现。
而理学家之的这个想法是从哪儿来的呢？很大程度上是受到了佛教思想的影响，因为佛教讲理事无碍，讲事事无碍，特别是华严宗讲的月印万川的道理对理学家有很大启发。
佛教讲“一月普现一切水，一切水月一月摄”。天上的月亮映在地上的千万条江河里面，它都是一个完整的反映，并不是说长江里面的月亮是月亮的一部分，黄河里面的月亮又是月亮的那一部分，它都是完整的体现。所以佛教就认为理是一个整体，而事是理的各种各样的特殊反映，理和事是无碍的，所谓无碍就是圆融的。并不是理是理，事是事，或者事只是理的一部分。进一步讲，因为每件事里面都有一个相同的理，那么事与事之间其实也就是无碍的，这就叫事事无碍。
这种思想就深深影响了宋明理学家，推动他们建立了儒家的形而上学体系。
所以，到了宋明以后，儒学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它开始强调天理、良心。陆王学派，就强调良心。良心跟天理应该说也就是一个东西，无非是从不同的角度来强调。一个强调外在的，一个强调内心的，它们本质是相同的，只是分成两种不同的表现方式。
所以后来中国人总是讲天理良心，遇到事就问对得起天理良心吗？是不是按照天理良心去做事啊？这些都是宋明理学以后的一种理念。
以西学解释中学——近现代儒学
到了近代，西方思想的精神对于儒学的冲击很大。开始的时候知识分子应该说并没有完全抛弃儒学，而是通过吸收西方的理论，来解释儒家的思想。其实这种通过吸收别的理论来构建新儒学的做法并不是从近代才开始的，如两汉的新儒学就是吸收了先秦诸子的思想，特别是阴阳五行的思想，才成为一种新儒学的；宋明理学成为一种新儒学，也是因为吸收了佛道的思想。显然，儒学本身是在不断发展和变化的。
近代的儒学，我认为是从康有为开始的。他著了很多书，包括《论语注》、《孟子微言》、《礼运注》等。他用很多当时西方流行的思想，其中也包括很多佛教的思想来解释儒家的思想。这一点在谭嗣同身上表现得就更明显了。在《仁学》里，他就认为，儒家的仁，墨家的兼爱，佛教的慈悲跟***的爱人，都是一个意思，都是用一个思想完全地贯通起来的。
到了港台的新儒家，也同样是这样。比如牟宗三先生，他就是完全以新康德主义来重建儒学的。
我觉得儒学现在还在第四个阶段里，因为完全回避现在西方文化的影响，去完全恢复原来的儒家，这是不可能的事情。也就是我第一讲讲的，传统思想想毫不改变地保留到现在那是不可能的。另一方面，要完全斩断传统那也是不可能的，这个就是文化的特征。所以既要保留传统，又必须有所发展，这就是我们现在面对的挑战。
我觉得要应对好这个挑战，首先要摆脱现在新儒家的一个情结，就是以儒家思想来一统天下。牟宗三先生曾非常明确地宣称过，新儒家的思想是什么，就是“三统并建”。哪三统并建呢？就是儒家的道统、政统、学统并建。他说我们要传承孔孟以来的道统，还要传承儒家在政治上的政统，另外我们还要传承和发扬儒家的学统。
我想，这种儒家的情结实际上是一种观念，也就是认为儒家还应该是一统天下的，不承认或者是忽视了现代社会已经不是某一种思想一统天下了，而是一个多元文化并存的时代。
所以儒家应该回到创立它的初衷，作为一种修身养性的学说，或是教育的学说而存在。只有这样，它的价值和意义才能够在今天得到一个正确的发展。如果还是非要把它跟所谓的政治、科学捆绑在一起的话，其结果只能是扼杀儒家。其实也有很多人早就提出来，儒家应该把政统跟修身养性的东西分开，因为政统的东西已经过时了，但是它那套修身养性的思想在今天还是有其现实价值的。
这主要是由当时的社会背景和战乱的大环境决定的。所谓”春秋无义战“说的就是那个特定时期，群雄争霸都是你死我活的战争，讲的都是实力。这一时期局势也是变化无常，对于各个国家来说实现自己利益的机会也是稍纵即逝的，如果机会来临却没有抓住的话就很可能再也遇不上了。在这样的情况下，主张实施起来容易且见效显著的法家、纵横家和兵家等就当然地成为各国君主的座上宾，而在国家一统的前提下才对封建帝王的统治有维护作用的儒家的思想在崇尚武力，讲究权谋的春秋战国乱世基本不大可能有被采用的机会。
以下存属个人见解；儒家讲究“仁”，在战乱年代请问如何以仁立国，统治者希望的是扩充领土称霸天下，再说也没有安定的社会环境来保证仁政推广，战国孟子提出“民贵君轻”，更是受到当时统治者反对，相反如“法家”，以法治天下，既可约束人民又可保证君王无上权威，还主张建立统一的封建国家，符合当时社会趋势和人民愿望。到秦朝时，儒学面临危机，秦始皇焚书坑儒。汉朝董仲舒为儒学加入“君权神授”“天人感应”学说，受到统治者赏识，形成“独尊儒术”的局面，并一直受到后代统治者青睐！！！
兵荒马乱,人民的权利不被重视.
汉代是最鼎盛的时候,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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