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愿少些但要好些> 列宁的全文 求列宁选集第四卷中的几篇原文,追加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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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肯少些，但要好些
（1923年3月2日）
在改善我们国家机关的问题上，我认为工农检查院308不应当追求数量和急于求成。直到现在，我们还很少考虑和关心我们国家机关的质量，所以，理所当然应该关心特别认真地提高它的质量，把具有真正现代素质的人才，即同西欧优秀人才相比并不逊色的人才集中到工农检查院里来。当然，对社会主义共和国说来，这个要求是太低了。但是在头五年里，我们脑子里充满了不相信和怀疑。例如，对那些过多地、过于轻率地侈谈什么“无产阶级”文化的人，我们就不禁要抱这种态度，因为在开始的时候，我们能够有真正的资产阶级文化也就够了，在开始的时候，我们能够抛掉资产阶级制度以前的糟糕之极的文化，即官僚或农奴制等等的文化也就不错了。在文化问题上，急躁冒进是最有害的。我们许多年轻的著作家和共产党员应该牢牢记住这一点。
因此，在国家机关问题上，根据过去的经验我们现在也应当得出这样的结论：最好慢一些。
我们国家机关的情况，即使不令人厌恶，至少也非常可悲，因此我们必须首先认真考虑怎样来克服它的缺点，同时要记住，这些缺点根源于过去，过去的东西虽已被打翻，但还没有被消灭，没有退到早已成为陈迹的旧文化的阶段去。我在这里提出的正是文化问题，因为在这种事情上，只有那些已经深入文化、深人日常生活和成为习惯的东西，才能算作已达到的成就。而在我们这里，可以说，对社会制度中的精华没有仔细考虑，没有充分理解，没有深切感受，只是匆忙地抓过来，没有经过检验，没有经过考验，没有为经验所证实，没有固定下来，如此等等。当然，在革命时代，在五年之内就使我们从沙皇制度转到苏维埃制度这样令人眩晕的发展速度之下，也不能不是这样。
应当及时醒悟过来。应当采取的解救办法是对任何冒进和说大话等等一概不相信。应当想一想怎样检查我们每小时都在宣布，每分钟都在实行，尔后又每秒钟都在证明其不扎实、不可靠和未被理解的那些前进步骤。这里最有害的就是急躁。最有害的，就是自以为我们总还懂得一点什么，或者总还有不少人能用来建立真正新的机关，名副其实是社会主义的、苏维埃的机关，如此等等。
其实不然，在我们这里，这样的机关，甚至这样的机关人员，是少得可笑的，所以我们必须记住，为了建立这样的机关，不应该舍不得时间，而应该花上许多许多年的时间。
我们有哪些人可以用来建立这种机关呢？只有两种人。第一，是一心为社会主义奋斗的工人。这些人受的教育是不够的。他们倒是想给我们建立优秀的机关。但是他们不知道怎么做，他们无法办到。他们直到现在还没有具备建立这种机关所必需的文化修养。而做这件事情所必需的正是文化。在这里，蛮干或突击，机敏或毅力，以及人的任何优秀品质，都是无济于事的。第二，是有知识的、受过教育和训练的人，而我国比起其他各国来这种人少得可笑。
在这里也不要忘记，我们往往太喜欢用热心和急于求成等等来弥补（或者以为可以弥补）没有知识这种缺陷。
为了革新我们的国家机关，我们一定要给自己提出这样的任务：第一是学习，第二是学习，第三还是学习，然后是检查，使我们学到的东西真正深入血肉，真正地完全地成为生活的组成部分，而不是学而不用，或只会讲些时髦的词句（无庸讳言，这种现象在我们这里是特别常见的）。总之，我们应该提出的不是西欧资产阶级所提出的要求，而是向一个以发展成社会主义国家为宗旨的国家应该提出的恰如其分的要求。
由此得出的结论是：我们应当把作为改善我们机关的工具的工农检查院改造成真正的模范机关。
要想使工农检查院达到应有的水平，就必须遵守“七次量，一次裁”的准则。
要做到这一点，我们必须非常慎重地、考虑周到地、熟悉情况地利用我们社会制度中真正的精华来建立新的人民委员部。
要做到这一点，就要求我们社会制度中所有的优秀分子，即第一，先进工人，第二，真正受过教育而且可以保证决不相信空话、决不说昧心话的分子，不怕承认任何困难，不怕为达到自己郑重提出的目的而进行任何斗争。
在改善我们的国家机关方面，我们已经瞎忙了五年，但只不过是瞎忙而已，五年来已经证明这是无用的，徒劳无益的，甚至是有害的。这种瞎忙使我们看来像是在工作，实际上却搅乱了我们的机关和我们的头脑。
这种状况终究应该改变了。
我们应该遵守一条准则，宁可数量少些，但要质量高些。我们应该遵守一条准则：与其匆忙从事而毫无希望得到优秀人才，倒不如再过两年甚至三年好些。
我知道，这条准则很难坚持，很难用于我们的实际生活。我知 道，相反的准则会通过无数渠道在我们这里得到奉行。我知道，需要大力抵制，需要表现出无比坚韧的精神，这方面的工作至少在头几年内是极难收效的。然而我深信，我们只有通过这样的工作才能达到我们的目的，而只有达到这个目的，我们才能建立名副其实是苏维埃的、社会主义的共和国，以及其他等等。
许多读者也许认为我在前一篇文章①中举出来做例子的数字大小了。我相信，可以用很多计算来证明这些数字是很不够的。但我认为，我们应该把真正合乎标准的质量这一点看得比一切计算更重要。
我认为，对我们国家机关来说，正是现在终于到了我们应该十分认真地好好地对它进行一番工作的时候了，对于这种工作，急躁几乎是最有害的。所以我要竭力防止扩大这些数字。相反地，依我看，在这里对数字要掌握得特别紧。让我们直说吧，工农检查人民委员部现在没有丝毫威信。大家都知道，再没有比我们工农检查院这个机关办得更糟的机关了，在目前情况下，对这个人民委员部没有什么可要求的了。如果我们真正抱定目的要在几年后建成这样的机关：第一，它应当是模范的，第二，它应当得到大家绝对信任，第三，能向所有的人证明，我们所做的确实不愧为中央监察委员会221这样一个高级机关所做的工作，那我们就必须牢记这一点。我认为，应该立即坚决冲破一般的职员编制标准。我们必须用完全特殊的办法，经过极严格的考核来挑选工农检查院的职员。一个人民委员部，如果工作马马虎虎，并且得不到任何信任，说话毫无威信，说实在的，那又何必设立它呢？我想，在进行我们现在所谈的改组工作时，我们的主要任务就是要避免这种现象。
我们吸收来当中央监察委员的工人，应当是无可指责的共产党员，我想，为了使他们学会工作方法和胜任工作任务，还应该对他们进行长期的培养。其次，在这项工作中，应有一定数目的秘书人员做助手，在任用他们以前，必须再三审查。最后，凡是我们决定要破例立刻委派为工农检查院职员的公职人员，应符合下列条件：
第一，他们必须有几名共产党员推荐；
第二，他们必须通过关于我们国家机关知识的考试；
第三，他们必须通过有关我们国家机关问题的基本理论、管理科学、办文制度等等基础知识的考试；
第四，他们必须同中央监察委员和本院秘书处配合工作，使我们能够信赖整个机关的全部工作。
我知道，要达到这些要求还要有许许多多先决条件，所以我很担心工农检查院的大多数“实际工作者”会说这些要求是无法执行的，或者轻蔑地加以嘲笑。但我要同一问工农检查院任何一个现任领导人或与之有关的人，他能不能真心地告诉我，像工农检查院这样的人民委员部在实践上有什么必要？我想，这个问题会帮助他们掌握分寸。要么不值得去做改组工农检查院这样一件没有希望的工作（这类改组我们已经进行过许多次），要么应当真正给自己确定一个任务，用缓慢、艰难和非常的办法，经过多次检查，来建立一个真正模范的，不只是由于官衔和职位才受到大家尊敬的机关。
如果没有耐心，如果不准备花几年工夫来做这件事，那最好是根本不做。
我认为，应该从我们在高级劳动研究所等等方面已经搞起来的那些机构中挑出少数几个来，检查它们是否完全认真地工作，只有它们的工作确实符合现代科学的水平，并能使我们得到现代科学提供的一切成果，才能继续工作。这样，指望在几年之内建成一个能胜任工作的机关，就不是空想了；所谓胜任，就是能得到工人阶级、俄国共产党以及我们共和国全体居民的信任，有步骤地、坚持不懈地为改善我们的国家机关而工作。
现在就可以开始进行这方面的准备工作。如果工农检查人民委员部同意这个改造计划，它现在就可以开始采取准备措施，以便有条不紊地工作到彻底完成，既不要急躁，也不要拒绝重做已经做过的事情。
在这里，任何不彻底的解决办法都是极其有害的。凡是根据其他任何考虑制定的工农检查院的编制，实质上都是根据旧官僚的考虑，根据旧的偏见，根据已经受到批判、引起大家讥笑等等的观点制定出来的。
实质上，这里的问题是这样的：
要么现在就表明，我们在国家建设方面真正学到了一些东西（五年里也该学到点东西了）；要么承认，我们还没有成熟到这个程度，那就不必动手去做。
我想，就我们现有的人才而论，认为我们学到的东西已经足以有条不紊地重建一个人民委员部了，这并不是不谦逊。不错，这一个人民委员部应能确定我们整个国家机关的面貌。
现在就发征稿启事，争取写出两本或更多的关于组织一般劳动、特别是管理方面的劳动的教科书。我们现有的叶尔曼斯基的那本书可以作为基础，附带说一句，虽然他很明显地同情孟什维主义，不适于编写适合苏维埃政权的教科书。其次，不久以前出版的克尔任采夫的那本书也可以作为基础325；最后，在现有的专题参考书中还有一些可能有用。
派几个有学问的切实可靠的人到德国或英国去搜集图书和研究这个问题。我提出英国，是考虑到派人去美国或加拿大可能做不到。
成立一个委员会来草拟工农检查院职员候选人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候选人的考试的初步纲要。
这些以及诸如此类的工作当然不会使人民委员为难，也不会使工农检查院部务委员会委员们或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为难。
同时还要成立一个筹备委员会来物色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的候选人。我相信，现在在各部门有经验的工作人员中，在我们苏维埃学校的学员中，能担任这项职务的候选人是绰绰有余的。事先排除某一类人未必是正确的。最好是使这个机构有各种各样的人员，在这个机构里我们应当设法把多种素质和不同优点结合起来，因此，我们得下功夫拟好候选人名单。举例来说，如果新的人民委员部是由一个模子出来的人组成的，假定是由官吏型的人组成的，或者排除鼓动员型的人，或者排除善于交际或深入他们不太熟悉的群众中去的人等等，那就糟糕透了。
* * *
我想，如果把我的计划和学院式的机关比较一下，那我的意思就表达得更清楚了。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必须在自己主席团的领导下，经常检查政治局的一切文件。同时他们应当恰当地分配自己做检查工作的时间，以便对我们的机关（从最小的分支机关到最高的国家机关）的办文制度进行检查。最后，他们的工作范围包括研究理论，即研究如何组织他们将要去做的工作的理论，也包括在老同志或劳动组织高级研究所教师的指导下进行的实习。
但是我认为，他们决不能只限于做这类学院式的工作。除这些工作以外，他们还要学会做别的工作，这种工作，我可以不客气地说，虽然不是学会捉拿骗子，也是捉拿诸如此类的家伙，同时还要想出特别巧妙的办法来掩护自己的进攻、接近等等。
这样的建议在西欧国家机关中会引起空前的不满、道义上的愤慨等等，但我希望我们还没有官僚化到会采取这种态度的地步。在我们这里，新经济政策还没有被人尊重到如此地步，以至一想到可能捉人就恼怒起来。我们的苏维埃共和国建立还不很久，却已积了这样一堆形形色色的渣滓，未必会有人一想到要用某些巧计、有时要用寻根究源或迂回曲折的侦察方法来挖掘这些渣滓就恼怒起来，假如有，那也可以相信，我们大家都会痛快地嘲笑这种人的。
我们希望，我们新的工农检查院会丢掉法国人称之为prude-rie的毛病，这种毛病我们可以把它叫作可笑的装腔作势或可笑的妄自尊大，它对我们的官僚，不论是苏维埃官僚还是党官僚最为合适。附带说一句，官僚不仅在苏维埃机关里有，而且在党的机关里也有。
我在上面说，我们必须学习，到高级劳动组织研究所等机构去学习，但这决不是说，我把这种“学习”理解为有点像学校式的学习，或者我的想法仅仅限于学校式的学习。我希望，没有一个真正的革命者会怀疑我，说我不承认这里所说的“学习”包含着某种半玩笑式的手法，某种巧什，某种花招或诸如此类的东西。我知道，在西欧庄重严肃的国家里，这种意见一定会使人大为震惊，任何一个体面的官员连讨论这个意见都不会容许。但是我希望，我们还没有官僚化到这种程度，在我们这里讨论这种意见只会使人感到愉快。
真的，为什么不把愉快和有益结合起来呢？为什么不能运用某种玩笑式的或半玩笑式的手法去暴露那些可笑的、有害的、半可笑半有害等等的现象呢？
我认为：如果我们的工农检查院把这些想法研究一下，那会获益匪浅；记载我们中央监察委员会或它在工农检查院工作的同事们取得过几次极其辉煌胜利的奇案录，将增添我们未来的“工农检查员”和“中央监察委员”的不少奇遇，在那些古板正经的教科书不易提及的地方所发生的奇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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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么可以把党的机关和苏维埃机关结合起来呢？这里难道没有什么不可容许的东西吗？
这个问题倒不是我要提出的。我在上面说过官僚主义者不仅在我们苏维埃机关里有，而且在我们党的机关里也有，这个问题是代表我这句话所暗指的那些人提出的。
真的，为了工作的利益，为什么不把两种机关结合起来呢？在外交人民委贝部这样的人民委员部里，这种结合带来了极大的好处，并且从一开始就是这么做的，这难道还有谁没有看到吗？为了挫败外国的计谋（姑且这样说吧），难道在政治局里没有从党的角度讨论过关于我们用什么“招数”来对付外国的“招数”这方面的许多大大小小的问题吗？难道苏维埃机关和党的机关这种灵活的结合，不是我们政策的巨大力量的泉源吗？我想，在我们对外政策方面证明正确和确立起来的东西，已经成为惯例而在这个部门已毫无疑问的东西，对于我们的一切国家机关至少是同样适用的（而我认为是更为适用的）。工农检查院本来就是为我们的一切国家机关而设的，它的活动应毫无例外地涉及所有一切国家机构：地方的、中央的、商业的、纯公务的、教育的、档案的、戏剧的等等——总之，各机关一无例外。
对于活动范围这样广，又需要活动方式非常灵活的机关，为什么不能容许它用特殊的形式把党的监察机关同苏维埃的监察机关合并起来呢？
我看不出这里有什么障碍。而且我认为，这种结合是顺利工作的唯一保证。我认为，只有在我们国家机关的那些落满灰尘的角落 892里才会有人怀疑这一点，而对这种怀疑只有付之一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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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些人怀疑：把学习和业务结合起来是否合适？我觉得不但合适，而且应该，一般说来，虽然我们对西欧的国家制度采取了革命的态度，但还是沾染上了它的许多最有害和最可笑的偏见，在某种程度上是我们那些可爱的官僚有意使我们沾染上这类偏见的，他们有意一再在这类偏见的浑水中摸鱼；他们这种浑水摸鱼的勾当已经猖狂到如此地步，我们中间只有瞎子才看不见。
在社会关系、经济关系和政治关系的所有领域中，我们是“极端”革命的。但在尊敬上司，遵守办丈的形式和礼节上，我们的“革命性”往往被最腐败的因循守旧的习气取而代之了。在这里常常可以看到一种极其有趣的现象：在社会生活中，最大的跃进和对极小的变革令人吃惊的畏怯两者兼而有之。
这也是不难理解的，因为迈出最勇敢的前进步伐的是早就成为理论研究对象的那个领域，是主要从理论上、甚至几乎完全从理论上耕耘过的那个领域。俄国人躲开令人厌恶的官僚制的现实，而在家里酝酿非常大胆的理论构想，因此这些非常大胆的理论构想在我们这里就具有非常大的片面性。在我们这里提出一般构想的理论勇气和在微不足道的办公制度改革上的惊人畏怯兼而有之。我们以举世无双的勇气进行了具有世界意义的极其伟大的土地革命，但在极其次要的办公制度改革上却又缺乏想象力，缺乏把在一般问题上收到“辉煌”效果的一般原理运用到这种改革上去的想象力或耐心。
因此，在我们现实生活中非凡的勇敢行动同对最微小变革的畏怯心理令人吃惊地同时并存。
我想，在任何真正伟大的革命中，也历来如此，因为真正伟大的革命是从旧事物同改造旧事物的意向和追求新事物（要新得连一丁点旧事物也没有）的抽象愿望这种矛盾中产生的。
这种革命来得愈猛，许多这样的矛盾就会存在愈久。
* * *
现在我们生活的一般特征是这样的：我们摧毁了资本主义工业，曾力求完全摧毁中世纪设施和地主的土地占有制，并在这个基础上培植出小农和极小农，他们由于相信无产阶级革命工作的成果而跟着它走。但是我们靠这种信任一直支持到社会主义革命在比较发达的国家里获得胜利，那是不容易的，因为小农和极小农，特别是在新经济政策的条件下，由于经济的必然性，还停留在极低的劳动生产率水平上。此外，国际环境也把俄国抛回到过去的水平，我国国民劳动生产率，整个说来，现在比战前低得多。西欧资本主义列强半自觉半自发地尽一切可能把我们抛回到过去的水平，利用俄国国内战争中的各种因素尽量破坏我国经济。当然正是这样结束帝国主义战争在它们看来是最有利的：即使我们推翻不了俄国的革命制度，至少也要使它难于向社会主义发展。——列强大致上就是这样考虑的，而且从它们的角度也不能不这样考虑。结果，它们的任务只完成了一半。它们并没有推翻革命所创立的新制度，但是它们也不让新制度能够立刻大步前进，以证实社会主义者的预言，使他们能够迅速地发展生产力和发挥所有能发展成为社会主义的潜力，并向所有的人直观地清楚地证明：社会主义蕴藏着巨大的力量，人类现在已经转入一个新的、有着光辉灿烂前途的发展阶段。
国际关系体系现在已成为这样：欧洲的一个国家受着各战胜国的奴役，这就是德国。其次，一些国家，而且是西方一些最老的国家，因获得胜利而能够利用胜利向本国被压迫阶级作一些不大的让步，这些让步毕竟在推迟这些国家的革命运动，造成某种类似“社会和平”的局面。
同时东方许多国家，如印度、中国等等，正是由于最近这次帝国主义战争的影响而完全被抛出了自己的常轨。这些国家的发展已完全按照整个欧洲的资本主义的方向进行。在这些国家里开始出现整个欧洲的那种动荡。现在全世界都已清楚，这些国家已经卷入不能不引起整个世界资本主义危机的发展进程。
因此，现在我们面临这样一个问题：在我国这种小农和极小农的生产条件下，在我国这种经济破坏的情况下，我们能不能支持到西欧资本主义国家发展到社会主义的那一天呢？不过，这些国家完成这一发展过程，不会像我们从前所期待的那样。它们完成这一发展过程，不会是经过社会主义在这些国家里平衡“成熟”，而将是经过一些国家对另一些国家进行剥削，经过对帝国主义战争中第一个战败国进行剥削，再加上对整个东方进行剥削的道路来完成的。另一方面，正是由于第一次帝国主义大战，东方已经最终加入了革命运动，最终卷入了全世界革命运动的总漩涡。
在这样的形势下，我国应该采取怎样的策略呢？显然应该采取这样的策略：为了保住我国的工人政权，为了保持工人政权在我国小农和极小农中间的威望和对他们的领导，我们必须极其谨慎小心。现在全世界正进入一种必然引起全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运动，这对我们是有利的。但是也有对我们不利的地方，这就是帝国主义者已把整个世界分裂为两个阵营，而且因德国这个真正先进的、文明的、资本主义发达的国家现在很难抬起头来而使这种分裂更加复杂化。所谓西方的一切资本主义列强都在啄食它，不让它抬起头来。而另一方面，拥有亿万过着极端贫困生活的被剥削劳动人民的整个东方已陷入这样的境地：其体力、物力根本不能同西欧任何一个小得多的国家的体力、物力和军事力量相比。
我们能不能避免同这些帝国主义国家在未来发生冲突呢？过去西方和东方反革命营垒中的矛盾，东方和西方剥削者营垒中的矛盾，日本和美国营垒中的矛盾，曾使西欧反革命势力发动的援助俄国反革命势力的进攻遭到失败，现在能不能指望西方日益强大的帝国主义国家同东方日益强大的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内部矛盾和冲突像过去那样，再给我们一次延缓我们同帝国主义国家的冲突的机会呢？
我觉得，对这一问题应当这样来回答：这里问题的解决取决于许许多多的情况；整个说来，只有根据地球上绝大多数人口终于在资本主义本身的训练和培养下起来斗争了这一点，才能预见到斗争的结局。
斗争的结局归根到底取决于如下这一点：俄国、印度、中国等等构成世界人口的绝大多数。正是这个人口的大多数，最近几年来非常迅速地卷入了争取自身解放的斗争，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说，世界斗争的最终解决将会如何，是不可能有丝毫怀疑的。在这个意义上说，社会主义的最终胜利是完全和绝对有保证的。
但是我们关心的并不是社会主义最终胜利的这种必然性。我们关心的是我们俄国共产党，我们俄国苏维埃政权为阻止西欧反革命国家扼杀我们所应采取的策略。为了保证我们能存在到反革命的帝国主义的西方同革命的和民族主义的东方，世界上最文明的国家同东方那样落后的但是占人口大多数的国家发生下一次军事冲突的时候，这个大多数必须能赶得上建立文明。我们的文明程度也还够不上直接向社会主义过渡，虽然我们已经具有这样做的政治前提。我们必须坚持这样的策略，或者说，为了自救必须采取下面的政策。
我们应当努力建成这样一个国家，在这个国家里工人能够保持他们对农民的领导，保持农民对他们的信任，并通过大力节约把自己社会关系中任何浪费现象的任何痕迹铲除干净。
我们应当使我们的国家机关厉行节约。我们应当把沙皇俄国及其资本主义官僚机关大量遗留在我们国家机关中的一切浪费现象的痕迹铲除干净。
这岂不是会成为农民局限性的天下吗？
不会的。只要我们能够保持工人阶级对农民的领导，我们就有可能在我国靠大力节约把任何一点积蓄都保存起来，以发展我们的大机器工业，发展电气化，发展泥炭水力开采业，完成沃尔霍夫水电站工程326，如此等等。
我们的希望就在这里，而且仅仅在这里。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打个比喻说——从一匹马上跨到另一匹马上，就是说，从农民的、庄稼汉的、穷苦的马上，从指靠破产的农民国家实行节约的马上，跨到无产阶级所寻求的而且不能不寻求的马上，跨到大机器工业、电气化、沃尔霍夫水电站工程等等的马上。
在我的思想上，我就是这样把我们的工作、我们的政策、我们的策略、我们的战略等等的总计划同改组后的工农检查院的任务联系起来的。我们之所以应该对工农检查院特别关心、特别注意，把它的地位提得特别高，使它的领导具有中央委员会的权利等等，在我看来，理由就在这里。
这个理由是说，只有彻底清洗我们的机关，尽量削减机关非绝对必要的一切，我们才能够有十分把握地坚持下去。而且我们将能够不是在小农国家的水平上，不是在这种普遍的局限性的水平上坚持下去，而是在不断地前进、向着大机器工业前进的水平上坚持下去。
这就是我所向往的工农检查院的崇高任务。这就是我为了工农检查院而打算把一个最有威信的党的上层机关和一个“普通的”人民委员部合并起来的原因。
1934年出版的凯尔任采夫的《列宁传》写道：
10月……有一次他坐车到莫斯科，到克里姆林宫中他的房间里去看了一看。在归途中他又在那正在筹备中的农业展览会停车看了一会。这是列宁最后一次到克里姆林宫了。
60年代出版的埃.鲍.根基娜《列宁的国务活动》是这样记述的：
1923年秋，列宁常常乘汽车出游，而10月18日则从哥尔克来到了莫斯科，来到他在克里姆林宫的办公室，在图书室挑走了一些书，10月19日最后一次走过莫斯科的街道，并在返回哥尔克的途中参观了1923年8月就已经开幕的农业展览会。
这次莫斯科之行，起初列宁心情非常愉快，进城时列宁脱帽向首都致意。但是后来情绪变了。当时任《工商报》副主编的瓦连廷诺夫从马良托维奇那里听到一些“小道消息”。后者是通过认识的医生了解列宁莫斯科之行的某些细节的。据瓦连廷诺夫的描述，大致情况为：
列宁先到会议室，然后回住所，在那里久久地寻找什么他在第三次发病之前写的放在住所的东西。列宁有个习惯，不许任何人碰一碰它保存的任何文件。他在去哥尔克时曾要求秘书福季耶娃锁上办公室桌子抽屉的锁，不要收拾，住宅也同样如此，包括克鲁普斯卡娅在内，谁都不许动他的札记和其他任何文件。他说，只有这样他才能迅速便当地找到所需要的文件。当列宁回到克里姆林宫后，发现他所规定的秩序不知被谁破坏了，在他认为可以找到东西的地方却没有他所要的东西。列宁对此非常恼怒，开始嘶哑地说话，出现痉挛。吃惊的克鲁普斯卡娅和乌里扬诺娃把他扶上汽车，送回哥尔克。此后几天他处于重病状态，已恢复的语言功能又失去了，尽管时间不长。
列宁文件泄密是当时确实发生过的事实。1922年12月23日起列宁口授了一批给党的第12次代表大会的信。这些信列宁明确交代是绝密的，不得交给任何人看，当然也包括政治局委员。然而，这些信到12月底，已经被一部分政治局委员看到了。关心列宁文件的人在列宁离开克里姆林宫之后是否会去光顾列宁的办公室，很难说。
可以看出，莫斯科之行确实恶化了列宁的健康。
党内争论和列宁逝世
在1923年底，还有一件事更使列宁激动不安，这就是当时托洛茨基和斯大林等围绕“新方针”发生的争论。1924年1月17－18日列宁浏览报纸，看发表在《真理报》的关于俄共代表会议的报道，由克鲁普斯卡娅读给他听。19－20日她给列宁读发表在《真理报》上的代表会议决议。克鲁普斯卡娅后来回忆说：
星期六（1月19日）看来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激动不安起来，我告诉他，决议是一致通过的。星期六和星期天我们是在谈论决议中度过的。
20日列宁感到身体不适，没有吃早饭，也没有出去散步，说眼睛有病。21日下午5点半，病情急剧恶化，呼吸断断续续，逐渐失去知觉。6点50分逝世。
当时在场的高级领导人只有布哈林一人，他因为感冒正在哥尔克休息。然而，几天之后，1月30日《真理报》刊登的季诺维也夫的文章《俄国永志不忘的六天》中却写道：“一小时以后我们已经来到哥尔克逝去的伊里奇身边：布哈林、托姆斯基、加里宁、斯大林、加米涅夫和我。”不能给布哈林为列宁送终的荣誉！在1937年的2－3月中央全会上，叶若夫当着克鲁普斯卡娅的面指责布哈林为列宁送终的说法是撒谎！苏联的历史就是这样改写的！
党内争论和党的第13次代表会议就争论做出的决定，显然使列宁深感不安。第一，争论涉及党内民主和反对官僚主义，这都是列宁发病前后所关心的问题。第二，被戴上“反列宁主义”罪名的托洛茨基恰恰是列宁在病中一再求助的人，是列宁甚至同意与之结成“反官僚主义集团”的人。第三，关于俄共第10次代表大会《关于党的统一》决议的第7条，列宁当时曾经表示，让代表大会选出的中央委员会有权开除中央委员，这是任何民主制和任何集中制都不容许的。这只是一种极端措施，希望不要运用，提议不予公布。在列宁缺席的情况下，公布这一条，极有被滥用的可能。这样看来，列宁在读报过程中“激动不安起来”，就不足为奇了。但是，解释显然不足以使列宁平静下来，此后病情急剧恶化而终于与世长辞。
1924年1月29日，克鲁普斯卡娅给还在南方苏呼米疗养的托洛茨基写了一封短信：
亲爱的列夫-达维多维奇：我给您写信是想告诉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去世前约一个月翻阅了您的那本书，停在您评价马克思和列宁的那个地方，他请我再给他读了这一段，听得非常仔细，然后又亲自看了一遍。
我还想告诉您，弗伊在您从西伯利亚到伦敦找我们时形成的对您的态度，直到他去世为止始终没有变。
列夫.达维多维奇，我祝您精力充沛，身体健康！紧紧拥抱您！娜.克鲁普斯卡娅
托洛茨基第一次会见列宁是在1902年秋天。克鲁普斯卡娅在列宁逝世的悲痛时刻，立即给开始失势的托洛茨基写这样一封表示列宁同托洛茨基一致的信，其用意是很清楚的。
医生多次警告不能让列宁激动，但从1922年到1924年初，列宁每次发病前都有一些重大问题使他激动不安，他不能对此视而不见、不闻不问。他要干预，他要奋斗，但已经力不从心了，他手中无权，身患重病，完全失去控制局势的力量了。英年早逝，对苏联的社会主义事业来说，后人不禁有“出师未捷身先死”之叹！
列宁怕收信人对此掉以轻心， 所以接着强调： 这一点看来可能是微不足道的小事。但是我想，从防止分裂来说，从我前面所说的斯大林和托洛茨基的相互关系来看，这不是小事，或者说，这是一种可能具有决定意义的小事。
交代完党内事务之后，列宁开始口授文章。由于规定的医疗制度禁止列宁写文章，所以列宁把口授的东西叫做“日记”。这样我们看到的这一组文章开头第一篇就叫做《日记摘录》。接着，口授了《论合作社》，评论苏汉诺夫《革命札记》的《论我国革命》，《我们怎样改组工农检查院》，《宁肯少些，但要好些》。这些文章列宁都要求发表，但阻力重重。例如《我们怎样改组工农检查院》一文，政治局讨论时就不同意发表，时任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的古比雪夫甚至建议单独印一份刊有列宁此文的《真理报》，敷衍列宁。当然此计未能得逞。但是在刊载时还是对文章做了处理。直到1964年出的俄文第5版第45卷才恢复原貌！
给斯大林的绝交信导致病情恶化
在此期间列宁获悉了斯大林的另一件粗暴行为。1922年10月中央全会在列宁缺席的情况下通过一项削弱外贸垄断的决议。列宁获悉后非常不安，要求暂缓执行决定，待下次全会再议。在此之前，列宁一方面做各中央委员的工作，另一方面，请观点一致的托洛茨基在全会上捍卫共同的立场，于12月13、15日连续写信给托洛茨基谈维护外贸垄断问题。到12月18日召开中央全会的时候，列宁的主张已经得到多数的赞同。为此列宁经医生许可于1922年12月21日口授了一封给托洛茨基的短信，说“好像仅仅调动了一下兵力，就一枪不发地拿下了阵地。我建议不要停顿，要继续进攻……”信是克鲁普斯卡娅笔录的。
此事被斯大林知道了，于是他给克鲁普斯卡娅打电话，大骂了克鲁普斯卡娅一顿，并威胁她要以违反中央关于列宁医疗制度的罪名提交中央监察委员会处理。斯大林的语言相当粗暴，致使克鲁普斯卡娅倒地痛哭。克鲁普斯卡娅那时候不敢向列宁倾诉，只好向列宁的亲密战友，时任人民委员会副主席、主持政治局会议的加米涅夫和政治局委员、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季诺维也夫求助。12月23日，她给加米涅夫写了一封信。
列宁是什么时候获悉此事的，不得而知。很可能是1923年2－3月，这就导致了下面这封“绝交信”。这是3月5日口授的给斯大林一封绝密信，同时抄送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
尊敬的斯大林同志：您竟然粗暴地要我妻子接电话并辱骂了她。尽管她向您表示同意忘记您说的话，但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还是从她那里知道了这件事。我不想这样轻易地忘记反对我的言行，不言而喻，我认为反对我妻子的言行也就是反对我的言行。因此，请您斟酌，您是同意收回您的话并且道歉，还是宁愿断绝我们之间的关系。顺致敬意！列宁。1923年3月5日。
由于问题严重，给斯大林的信被克鲁普斯卡娅压了一天，没有立即发出。3月7日才送达斯大林，斯大林当即写了回信，信中反驳了列宁的指责，说曾经对克鲁普斯卡娅说过如下的话：“医生禁止告诉伊里奇政治方面的消息，认为这种制度是治好他的病的一种极为重要的手段，然而您，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芙娜，竟然破坏这个制度；不能把伊里奇的生命开玩笑……”斯大林接着写道：“我并不认为这些话里有什么粗暴和不可容忍的地方和‘反对’您的意思……”斯大林在信的末尾最后写道：
不过，既然您认为为了保持“关系”我应当“收回”上面那些话，我可以把它收回，而不去想这是怎么一回事，我“错”在哪里，到底想要我怎样。
实际上，这涉及一个严肃的政治问题。斯大林要求放松外贸垄断，列宁坚决反对，最后列宁的主张取得了胜利。为此，列宁向斯大林的对手托洛茨基去信，要求他不要停顿，继续进攻。在这种情况下，斯大林把全部怒气撒到克鲁普斯卡娅身上，显然是发泄一种不满。
最后三封信所涉及的问题使列宁不安和激动，1923年3月6日深夜7日凌晨，列宁健康状况急剧恶化，10日列宁再次中风，这是最严重的一次，导致失语，右半身麻痹，右手右脚不能转动，从此完全脱离了政治生活。3月14日开始发布列宁病情公报。
最后一次回莫斯科
列宁凭借着坚强的机体和顽强的意志同疾病搏斗。5月上半月列宁病情略有好转，5月15日用汽车把列宁送到乡间别墅哥尔克疗养。在这里，列宁每天做恢复语言的练习，健康状况有所好转。8月8日，列宁请求给他报纸，从8月10日起列宁每天阅读《真理报》，后来又增加《消息报》和其他报刊。这些报纸列宁先浏览一下，划出要看的材料，然后由克鲁普斯卡娅读给他听。8月，撤销医生的昼夜值班，9月停止了护士值班。为列宁治病的医生费尔斯特和多博罗加耶夫在9月表示相信，列宁能逐渐恢复语言功能。
1923年10月18－19日，列宁最后一次回莫斯科。对这次莫斯科之行，苏联时期的记载颇为奇怪。起初根本不提列宁曾经回莫斯科一事。后来，虽然提了，但把日期限定在10月19日，并且说一共呆了2－3小时。后来才承认列宁在18－19日回过莫斯科。但所说的行程各不相同。这就使人不得不怀疑这中间隐藏着什么不想让人知道的东西。
10月……有一次他坐车到莫斯科，到克里姆林宫中他的房间里去看了一看。在归途中他又在那正在筹备中的农业展览会停车看了一会。这是列宁最后一次到克里姆林宫了。
60年代出版的埃.鲍.根基娜《列宁的国务活动》是这样记述的：
1923年秋，列宁常常乘汽车出游，而10月18日则从哥尔克来到了莫斯科，来到他在克里姆林宫的办公室，在图书室挑走了一些书，10月19日最后一次走过莫斯科的街道，并在返回哥尔克的途中参观了1923年8月就已经开幕的农业展览会。
这次莫斯科之行，起初列宁心情非常愉快，进城时列宁脱帽向首都致意。但是后来情绪变了。当时任《工商报》副主编的瓦连廷诺夫从马良托维奇那里听到一些“小道消息”。后者是通过认识的医生了解列宁莫斯科之行的某些细节的。据瓦连廷诺夫的描述，大致情况为：
列宁先到会议室，然后回住所，在那里久久地寻找什么他在第三次发病之前写的放在住所的东西。列宁有个习惯，不许任何人碰一碰它保存的任何文件。他在去哥尔克时曾要求秘书福季耶娃锁上办公室桌子抽屉的锁，不要收拾，住宅也同样如此，包括克鲁普斯卡娅在内，谁都不许动他的札记和其他任何文件。他说，只有这样他才能迅速便当地找到所需要的文件。当列宁回到克里姆林宫后，发现他所规定的秩序不知被谁破坏了，在他认为可以找到东西的地方却没有他所要的东西。列宁对此非常恼怒，开始嘶哑地说话，出现痉挛。吃惊的克鲁普斯卡娅和乌里扬诺娃把他扶上汽车，送回哥尔克。此后几天他处于重病状态，已恢复的语言功能又失去了，尽管时间不长。
列宁文件泄密是当时确实发生过的事实。1922年12月23日起列宁口授了一批给党的第12次代表大会的信。这些信列宁明确交代是绝密的，不得交给任何人看，当然也包括政治局委员。然而，这些信到12月底，已经被一部分政治局委员看到了。关心列宁文件的人在列宁离开克里姆林宫之后是否会去光顾列宁的办公室，很难说。
可以看出，莫斯科之行确实恶化了列宁的健康。
党内争论和列宁逝世
在1923年底，还有一件事更使列宁激动不安，这就是当时托洛茨基和斯大林等围绕“新方针”发生的争论。1924年1月17－18日列宁浏览报纸，看发表在《真理报》的关于俄共代表会议的报道，由克鲁普斯卡娅读给他听。19－20日她给列宁读发表在《真理报》上的代表会议决议。克鲁普斯卡娅后来回忆说：
星期六（1月19日）看来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激动不安起来，我告诉他，决议是一致通过的。星期六和星期天我们是在谈论决议中度过的。
20日列宁感到身体不适，没有吃早饭，也没有出去散步，说眼睛有病。21日下午5点半，病情急剧恶化，呼吸断断续续，逐渐失去知觉。6点50分逝世。
当时在场的高级领导人只有布哈林一人，他因为感冒正在哥尔克休息。然而，几天之后，1月30日《真理报》刊登的季诺维也夫的文章《俄国永志不忘的六天》中却写道：“一小时以后我们已经来到哥尔克逝去的伊里奇身边：布哈林、托姆斯基、加里宁、斯大林、加米涅夫和我。”不能给布哈林为列宁送终的荣誉！在1937年的2－3月中央全会上，叶若夫当着克鲁普斯卡娅的面指责布哈林为列宁送终的说法是撒谎！苏联的历史就是这样改写的！
党内争论和党的第13次代表会议就争论做出的决定，显然使列宁深感不安。第一，争论涉及党内民主和反对官僚主义，这都是列宁发病前后所关心的问题。第二，被戴上“反列宁主义”罪名的托洛茨基恰恰是列宁在病中一再求助的人，是列宁甚至同意与之结成“反官僚主义集团”的人。第三，关于俄共第10次代表大会《关于党的统一》决议的第7条，列宁当时曾经表示，让代表大会选出的中央委员会有权开除中央委员，这是任何民主制和任何集中制都不容许的。这只是一种极端措施，希望不要运用，提议不予公布。在列宁缺席的情况下，公布这一条，极有被滥用的可能。这样看来，列宁在读报过程中“激动不安起来”，就不足为奇了。但是，解释显然不足以使列宁平静下来，此后病情急剧恶化而终于与世长辞。
1924年1月29日，克鲁普斯卡娅给还在南方苏呼米疗养的托洛茨基写了一封短信：
亲爱的列夫-达维多维奇：我给您写信是想告诉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去世前约一个月翻阅了您的那本书，停在您评价马克思和列宁的那个地方，他请我再给他读了这一段，听得非常仔细，然后又亲自看了一遍。
我还想告诉您，弗伊在您从西伯利亚到伦敦找我们时形成的对您的态度，直到他去世为止始终没有变。
列夫.达维多维奇，我祝您精力充沛，身体健康！紧紧拥抱您！娜.克鲁普斯卡娅
托洛茨基第一次会见列宁是在1902年秋天。克鲁普斯卡娅在列宁逝世的悲痛时刻，立即给开始失势的托洛茨基写这样一封表示列宁同托洛茨基一致的信，其用意是很清楚的。
医生多次警告不能让列宁激动，但从1922年到1924年初，列宁每次发病前都有一些重大问题使他激动不安，他不能对此视而不见、不闻不问。他要干预，他要奋斗，但已经力不从心了，他手中无权，身患重病，完全失去控制局势的力量了。英年早逝，对苏联的社会主义事业来说，后人不禁有“出师未捷身先死”之叹！
长篇小说号称“现代的史诗”。由于它的容量大，反映的生活面比较广，描写的人物比较多，思想含量可能更丰厚，艺术创造的空间也更开阔，所以，它的写作往往代表着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文学水平。我国长篇小说创作已有数百年的历史，明清两代均有过高潮。“五四”新文化运动后更涌现了像茅盾、巴金、老舍、丁玲、赵树理、柳青、周立波诸名家，像《保卫延安》、《红旗谱》、《林海雪原》、《红日》、《青春之歌》、《红岩》、《李自成》等更被认为是“红色经典”的代表作。
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新时期，我国长篇小说创作的发展势头很猛。回忆新时期之初，长篇小说的产量一年还不到百部。从1977—1979年只出版了一百七十部，1980年也只出版了九十余部。而1991—1995年的出版量却猛增到二千五百部。近年更年达一千部。这固然说明创作的繁荣，说明文学生产力的旺盛。但在这庞大的数量后面，却实在不乏隐忧。因为出版的长篇小说很多，好的有广泛影响的却比较少。许多作品出版后便如石沉大海，一点反响也没有。自然也有很热的，甚至销量达几十万、上百万部。但有的销量很大，也不为文坛认可。虽不乏媒体炒作，热热闹闹，然在许多评论家看来，实在不值一评。现在，评论家远不如长篇小说家多，那么多新创作的长篇小说涌出来，评论家恐怕谁也读不过来。因此，被湮没的好作品当也不会没有。我因为跻身评论界，长篇小说读得稍为多些，也觉得给自己留下深刻难忘印象的具有强烈的思想穿透力和艺术震撼力的小说，的确屈指可数。与评论界的朋友们交换意见，他们也多有类似的感慨！固然，没有数量，也难有质量。但总觉得这么大的年产量，似乎好作品应该更多得多才好！
创作一部长篇小说，按说很不容易。除了必须有丰厚的生活积累和创作的经验、才情外，还得投入相当长的时间。从前曹雪芹写《红楼梦》，曾“披阅十载，增删五次”。新中国成立后的优秀长篇小说，如梁斌的《红旗谱》从酝酿到写成，经历了十多年。杜鹏程的《保卫延安》，前后修改的稿子竟装了一大车。这些例子都是大家熟知的。而现在两三个月写一部长篇小说并立即出版，却不罕见。有的甚至还没有完稿，出版社或刊物就已经把前一半先发排了。以至于还出现这样的错误：前半部已经被写成死去的人物，下半部在作者笔下又出现了。现在是市场经济时代，长篇小说有销量，有卖点，成了“抢手货”，这更助长了创作中的浮躁和粗制滥造。于是乎本来很有涵容的作品，如果能多费些工夫，艺术上更讲究些、更完美些，就很可能成为精品，因为匆忙出手，结果便糟践了，成了不入流的东西。
还有另一种情况，误以为长篇小说应该长，越长越好！结果因为作者生活积累不够，硬把只够写中篇的材料，拉成了长篇，或把只够写一卷的内容，写成三卷乃至四卷，于是便见后力不足，本来很精彩的一盘菜，变成了一锅清汤，让读者越喝越寡味，甚至淡而无味，只好弃之如敝屣。硬要拉长也有几种情况：有的是胡编乱造，缺乏生活根据的胡编乱造，情节离奇而不合生活逻辑，往往破绽百出，破坏了艺术的真实感，读者就难免倒了胃口；有的则“戏不够，爱情凑”，或干脆用长篇累牍的性描写来凑，写三角恋、四角恋，乱伦或乱交，写了床上，再写野合，以大量这样的描写来掩饰作品社会历史内涵的贫乏，来把作品拖得长而又长；有的则一句话可表达的意思，硬用三句或四句话去说，文风�里�嗦，叠床架屋，令人烦而生厌！语言艺术的最高境界本是简洁而生动，富于想象而又鲜明、准确。如果把拖沓当成“语言美”的佳选，那就无异于把痈疽看作“艳若桃李”了。很遗憾，上述这样的作品，我确实硬着头皮读过不止一部，一边读一边摇头叹气，实在难以忍受，只好掩卷作罢。
既叫长篇小说，我当然没有理由笼统反对长。实际上写作品应该是当长则长，当短则短。`把长篇小说的材料写成中篇小说或短篇小说，固不应该；但把短篇或中篇的材料硬拉成长篇，难道就应该吗？！甚至仅够写两卷的内容，非得写成三卷或四卷，这又何必呢？！记得有次评奖，评委们都慨叹有部作品，前两部都写得好，只第三部明显后劲不足，大家都很惋惜！果然一投票，这个“三部曲”便落选了。我不禁想，如果，作者只写两部，岂不就产生投票的另一种结果了。当然也有写了四部的长卷，被评了奖的。可见，当长则长，而且，落力均匀，每一部的思想内容与艺术形式都达到完美的统一，那自然不应被反对。但太长的长篇小说，我奉劝作者还是要慎重。今天的社会，生活节奏很快，鲜有人有闲暇去读很长的小说，除非你写得悬念强烈，情节生动而引人入胜，全书内涵丰厚，能让读者非读完不可。
艺术与独创分不开。长篇小说当然也需要独创。独特的生活体验，独特的艺术构思，独特的人物典型，独特的语言风格，是一切叙事作品给读者留下深刻难忘印象的必要条件，也是长篇小说能够脱颖而出，引起读者和评论界注目的必要条件，更是文学作品能够不朽的关键。而要真正做到独特，除有生活根基和艺术异禀外，作者自觉的艺术追求和努力是必不可少的。一分工夫一分收获。写得匆忙是艺术的禁忌。慢工出细活，这道理同样适用于长篇小说的创作。所以才情和天分如曹雪芹者，也还需要“披阅十载，增删五次”，《红楼梦》之所以被视为我国文学宝库中的珍品，让读者百读不厌，难道不是与作者的努力分不开吗？
我总觉得近年的长篇小说创作，呕心沥血、精益求精之作实在太少了。即使有的获得茅盾文学奖的作品，也并非无可挑剔。百尺竿头，如果能更上一步，就能臻于极致，而往往就这一步甚少人肯再努力去迈，岂不让读者扼腕抱憾乎？！
所以，我说，长篇小说的创作宁愿少些，但要好些。
（张炯，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中国作协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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