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魏征的故事及传说 关于魏征的故事及传说有什么
1、魏徵(580年-643年),字玄成。汉族,唐巨鹿人(今河北邢台市巨鹿县人,又说河北晋州市或河北馆陶市)人,唐朝政治家。曾任谏议大夫、左光禄大夫,封郑国公,以直谏敢言著称,是中国史上最负盛名的谏臣。2、魏徵备经丧乱,仕途坎坷,阅历丰富,因而也造就了他的经国治世之才,他对社会问题有着敏锐的洞察力,而且为人耿直不阿,遇事无所屈挠,深为精勤于治的唐太宗所器重。太宗屡次引魏徵进入卧室,“访以得失”,魏徵也“喜逢知己之主,思竭其用,知无不言”,对于朝政得失,频频上谏。唐太宗曾褒奖他说:“卿所陈谏,前后二百余事,非卿至诚奉国,何能若是?”不久,迁任尚书左丞。贞观三年(629年)即以秘书监参知国政,进封郑国公。魏徵的直言极谏是著名的,当时以“识鉴精通”而闻名的宰相王珪曾高度评价他说:“每以谏诤为心,耻君不及尧、舜,臣不如魏徵。”据《贞观政要》记载统计,魏徵向太宗面陈谏议有五十次,呈送太宗的奏疏十一件,一生的谏诤多达“数十余万言”。其次数之多,言辞之激切,态度之坚定,都是其他大臣所难以伦比的。
3、魏徵的谏诤涉及面很广,朝廷军国大事的失误自然是他上谏的主要内容。为了医治隋末战乱的创伤,他规谏太宗要与民休养生息,一改隋炀帝奢靡之风,反对营造宫室台榭和对外穷兵黩武;为了社会的安定,他规谏太宗要废除隋的严刑峻法,代之以宽平的刑律;为了政治清明,他规谏太宗用人要“才行俱兼”,对官吏中的贪赃枉法之徒要严惩不贷。在刑赏问题上,他认为刑赏之本在于劝善惩恶,在王法面前,“贵贱亲疏”一律对待;在君主的思想作风上,他规谏太宗要兼听广纳,认为“兼听则明,偏信则暗”,以防止贵臣壅蔽,下情不得上达。他规谏太宗要以“亡隋为戒”,接受历史教训,居安思危,力戒骄奢淫逸。对这些有关国家治乱、社稷存亡的大问题,魏徵在上谏时一向是坚持原则,据理力争,对唐太宗的失误批评也是尖锐的。
4、他提倡上书言辞激切,无所顾忌。贞观八年(634),陕县丞皇甫德参上书说:“修洛阳宫,劳人;收地租,厚敛。”太宗看后大怒,要给他定以讪谤之罪。魏徵马上劝谏说,昔日贾谊给汉文帝上疏说:“可为痛哭者三,可为太息者五。”自古上书,都是言辞激切,不这样就不能引起皇帝的警觉,激切并不是讪谤。太宗听后有所悔悟说:“朕初责此人,若责之,则谁敢言之。”魏徵对唐太宗常常是面折廷诤,有时弄得他面红耳赤,甚至下不了台。一次罢朝后,太宗曾余怒未息地说:“会须杀此田舍翁。”又说魏徵“每廷辱我”。不难看出,魏徵的犯颜直谏,往往是一针见血,甚至到了太宗难以忍受的程度。
5、除了军国大事外,魏徵对太宗其他一些不合义理的做法也提出善意的批评。贞观六年(632)八月,长乐公主下嫁,太宗以公主是长孙皇后所生,敕令资妆要倍于永嘉长公主。魏徵上谏,以为长公主尊于公主,公主之礼不应超过长公主。长孙皇后听到此事后,十分钦佩魏徵的刚直敢谏,颇有感触地对太宗说:“尝闻陛下重魏徵,殊未知其故。今闻其谏,实乃能以义制主之情,可谓正直社稷之臣矣。妾与陛下结发为夫妇,曲蒙礼待,情义深重,每言必候颜色,尚不敢轻犯威严,况在臣下,情疏礼隔,故韩非为之《说难》,东方称其不易,良有以也。”之后,便亲自去魏徵家,赐帛五百匹。魏徵的直言极谏,甚至说出了连长孙皇后也不敢轻易说出的话。
6、尽管太宗对魏徵的尖锐批评一时难以接受,但他毕竟认识到魏徵是忠心奉国,有利于国家长治久安,对他的犯颜直谏曾感叹说:“人言魏徵举动疏慢,我但觉妩媚,适为此耳。”当然,唐太宗的开明政治是魏徵屡次极言直谏的重要原因,因此他回答说:“陛下导之使言,臣所以敢谏,若陛下不受臣谏,岂敢数犯龙鳞?”这一番话也并不只是谦逊之辞。
7、魏徵对朝政失误的批评,对贞观政治纠谬补缺,多所裨益。太宗已感到自己不可一日离开他。太宗曾把魏徵比作良匠,自己比作金子,金子原在矿石里,它之所以称贵,是由“良冶锻而为器,便为人所宝”。史家高度评价魏徵说:“臣尝阅《魏公故事》,与文皇讨论政术,往复应对,凡数十万言。其匡过弼违,能近取譬,博约连类,皆前代诤臣之不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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