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汝霖是卖·国·贼吗﹖ 曹汝霖算不算“卖国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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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u5e743\u6708\uff0c\u4efb \u4f2a\u534e\u5317\u653f\u52a1\u59d4\u5458\u4f1a\u54a8\u8be2\u59d4\u5458\uff0c\u65b0\u6c11\u5370\u5237\u516c\u53f8\u8463\u4e8b\u957f\u3002
大事年表
1900年赴日本留学，鼓吹君主立宪，反对孙中山共和革命。1904年归国，任职商部商务司。后被调入外务部。1913年被袁世凯指派为第一届参议院议员。
1904年8月任外交部次长。
1911年春任清政府外务部副大臣。
1913年8月任袁世凯政府外交次长。
1915年1月参与同日本公使谈判“二十一条”。
1916年4月任交通总长，后兼署外交总长，并任交通银行总理。
1917年1月通过西原龟三向日本兴业等银行借款500万日元。
1917年7月任段祺瑞内阁交通总长。次年3月兼任财政总长，又向日本大宗借款，充作军饷。
1918年秋，不惜丧失山东铁路主权，向日本再次借款。他依仗在交通、财政方面所据要职，成为新交通系的首领。
1919年初任钱能训内阁交通总长。五四运动中，北京学生包围并冲入曹宅，放火焚毁其房屋。6月10日北京政府被迫下令罢免他的职务。
此后转入实业界，仍任交通银行总经理，中国通商银行总经理，天河煤矿公司总经理，中国实业银行总经理，井陉、正丰煤矿公司董事长。
1927年任张作霖军政府财政委员会委员长。
1936年7月，任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
抗日战争时期任汉奸组织华北临时政府最高顾问。
1942年3月，任 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咨询委员，新民印刷公司董事长。
1949年去台湾，1950年赴日本。
1957年迁居美国。
1966年8月4日逝世于美国底特律，终年89岁。
早年，曹汝霖在清政府和袁世凯政府中任职，是清末民初高级官员。曾鼓吹君主立宪，反对孙中山共和革命。
五四运动时，曹汝霖不过42岁。此后他没再任过要职，似乎也没有东山再起的企图，而是热衷于慈善活动。每年冬天，曹家都向拉洋车的车夫施舍100套棉衣。施舍的方式也比较特别，每次由家里当差的抱着几套棉衣出门，看见街上有衣不蔽体的车夫，便雇他的车，拉到僻静的小胡同，叫车停下来，施舍给车夫一套，然后再去物色下一个对象。据说这个办法可以避免棉衣被人冒领。曹家还经常向人施舍棺木。上世纪20年代，由曹汝霖发起，共有20多人出资，在阜城门内白塔寺沟沿建了一所医院，取名中央医院。医院落成并买进所需医疗器材后，尚余20万元，存在由曹汝霖代管的新亨银行。中央医院属于慈善性质，用这20万元支撑医院的开支，穷人来看病，一概不收医疗费。后来新亨银行倒闭，医院所剩的几万元，改存汇业银行。汇业银行歇业后，又改存中南银行。曹汝霖一直担任中央医院的院长、名誉院长等职，经费方面都由他筹措，冬季用煤也由他任董事长的井陉正丰煤矿公司供给。但曹汝霖不从医院拿任何薪水。
抗战军兴，曹汝霖曾公开表示要以“晚节挽回前誉之失”，发誓不在日伪政权任职，决不在自己被国人唾弃的历史上再加上卖国罪孽。据说，日寇占领军在筹组华北伪政权时，一度曾把曹氏看做是总理大臣的理想人选。但曹氏始终不为所动。后来，汉奸王克敏为拉拢他，给他挂上“最高顾问”虚衔，王揖唐出任伪华北政委会“委员长”时，又把曹挂上一个“咨询委员”的空衔；但曹汝霖从不到职视事，也从不参与汉奸卖国活动。北平沦陷前后，日本人特别注意拉拢北洋时期的高官显宦，如段祺瑞、吴佩孚、袁世凯之子袁克定、靳云鹏等，但这些人都拒绝了。特别是吴佩孚，还因此被日本特务毒死。靳云鹏的例子与曹汝霖相似，靳是北洋时期国务总理，日寇多次拉拢，靳不为所动。后来，华北伪政权也给他挂上了“顾问”空衔，但靳也从不到职。据说，日寇特务机关长喜多非常气愤，曾指斥曹:“为什么我们‘皇军’来了，你不出头帮忙，你究竟做什么打算？”曹汝霖怕于己不利，才接受了新民印书馆董事长、“中日恳谈会”会长等职，但并无实权。
在日伪时期，曹也利用与日本人的关系，办过一些对老百姓有利的事情。如前文提到曹在天津读书的小儿子曹朴（字君实），后去日本留学，归国后曾任张学良的副官。“九·一八”后随张学良至北平，后任天津市警察分局局长。“七·七”后，日寇袭津，在新车站用机枪扫射难民，曹朴转请父亲阻止日寇暴行，曹即出面给日军打电话说：“新车站住的都是难民，不是军人，并无敌对行动，为何要开枪射击这些无辜的老百姓？”日寇这才停止扫射，后由曹朴联系商会，在河北公园设收容所、粥厂，将难民陆续送走。以今天的审查眼光来看，曹汝霖在沦陷期间，或多或少尽量减少日伪对老百姓的残害，这恐怕也是应该是予以肯定的。
五四运动，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五四运动中一句著名口号即是“外争国权，内惩国贼”。在这历史转折的紧要关头，曹汝霖是著名的亲日派卖国贼。在这样严重的历史事实面前，历史已经对他作出了结论。
与世上一切事物一样，人也具有两面性，人，也是可以转变，可以被改造的。眼见着中国人民痛苦地遭受着日本帝国主义的欺压蹂躏，在中国人民革命力量的感召下，自五四运动受冲击之后，曹汝霖没有忌狠革命，没有继续与人民为敌。相反，即或多或少地站到了人民的立场上，自觉不作卖国坏事，为人民做了不少好事、善事，人民也不会忘记他。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人民记着中国的这段历史。
曹汝霖（1877年—1966年）清末民初高级官员，新交通系首领。字润田。清光绪三年（1877年）生于上海。幼年入私塾，后去汉阳铁路学堂读书。早年留学日本。五四运动时期，被指为卖国贼，住宅惨遭烧毁。抗日战争时期，曹汝霖不愿意与日本人合作，拒绝担任伪政府总理大臣一职。后被动挂上“伪华北临时政府最高顾问”、“华北政务委员会咨询委员”等虚衔。与之相反，“五四运动”的健将，火烧曹汝霖住宅的北京大学学生梅思平，却主动投靠日本人，做了一个名符其实的汉奸。
五四运动时期，被指为卖国贼，住宅惨遭烧毁。抗日战争时期，曹汝霖不愿意与日本人合作，拒绝担任伪政府总理大臣一职。后被动挂上“伪华北临时政府最高顾问”、“华北政务委员会咨询委员”等虚衔。与之相反，“五四运动”的健将，火烧曹汝霖住宅的北京大学学生梅思平，却主动投靠日本人，做了一个名符其实的汉奸。
是,五四运动就是冲他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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