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文杰的黄文杰——革命英烈 黄文杰的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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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文杰，1902年10月6日生于广东省兴宁县大坪区一个贫苦农民家庭。父亲黄卓林，母亲张氏，一向守田躬耕，祥庆兄弟4人排行第二，自幼受贫困生活折磨，目睹旧社会的黑暗现实，幼小的心灵里萌发了对旧社会的强烈不满。
他7岁开始读书，先人私塾启蒙，9岁入本村培英小学读书，曾因经济困难，中途辍学在家务农。1920年达务小学毕业后，以优异成绩考入县立中学。
他倜傥有志，聪慧好学，追求上进，在同学中威信很高，连任县立中学学生会会长，多次带领同学走上街头查禁日货，发表文告，宣传爱国思想，是学校中反帝爱国学生运动的积极分子。
一次放假回到家乡，得知村里大地主黄梅卿强行霸占邻居黄坤古8分良田，他激于义愤，找上门去同黄梅卿论理，用事实揭露他横行乡里的恶行，表示要到县里控告，使黄梅卿不得已把田交还给黄坤古。黄祥庆的侠义行为，深得贫苦乡亲的称赞。
1924年6月，祥庆中学毕业。时值第一次周内革命战争时期。兴宁同广东各地一样，工农革命运动正日益蓬勃发展。
同年秋，祥庆应聘到本县新陂小学任教，他在共产党人的启迪下，一面向学生传授新文化新思想，教唱革命歌曲；一面利用课余时间到新陂农村宣传农民革命。
1925年春，祥庆获悉广州黄埔军校招生的消息，喜出望外，决心报考，投奔革命。但当时尚未颁发县立中学的正式毕业文凭，又急于报考军校，他急中生智借了兴民中学毕业生黄文杰(水口人)的毕业证书去报考，结果，以优秀成绩被黄埔军校录取，从此改名为黄文杰。不久，加人了共产党。
是年10月，由军校中共特别支部推荐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就读。他胸怀大志，发奋学习，悉心钻研马克思理论，读了许多马列主义经典著作，俄语造诣很深，是一位品学兼优的学生。在中山大学期间，文杰同廖承志友谊深厚。
1929年毕业后，他分配在苏联的伯力、海参威一带从事党的工作，曾写信给家里，阐述了革命大势，教育家人要以勤劳为活，“要实行婚姻自由”，并寄有苏联的报刊杂志。
1931年，文杰奉命回国，在上海从事党的秘密工作。他经常出入法租界等地，以合法身份参加上海社会科学研究会的活动，宣传马列主义。
“一·二八”淞沪抗战，黄文杰积极参与发动工人和广大群众组织义勇军、敢死队、情报队、救护队、担架队和运输队支持十九路军。蒋介石对上海人民这一抗日行动十分忌恨，不但把十九路军从上海调往福建，而且大力镇压人民群众的抗日运动。
上海地下党动员人民群众同蒋介石进行斗争。由于受到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影响，大搞“飞行集会”、示威游行、公开散发传单，致使上海党组织过于暴露，革命力量遭受重大损失，党的工作环境异常险恶。
1933年1月，中共临时中央局为了摆脱险恶环境，由上海迁至中央革命根据地。党中央决定在上海建立以李竹声为书记的中共“上海中央执行局”，文杰任中央执行局职工部部长。
这时，国民党提出“前方剿匪，后方也剿匪”的口号，并误认为中共中央机关还在上海，便集中蓝衣社、CC、青红帮、警备司令部、公安局等5个特务系统，联合租界巡捕房，采取所谓‘红旗”政策(即是训练一批人，读点马列主义和进步的书籍，在群众中伪装积极，表示进步，从基层打进中共组织中来进行破坏活动)等卑劣手段，连续对上海地下党发动全市性的大搜捕。
1934年6月，李竹声被捕叛变，由盛忠亮接任上海中央执行局书记。不久，盛忠亮及其妻子秦曼云被捕叛变，上海党组织遭受严重破坏。
在这极为险恶的环境下，是年10月，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共上海临时中央局；由黄文杰任代理书记、书记。他面对这尖锐复杂的斗争形势，迅速整顿健全领导机关、人事组织，采取相应的步骤开展工作。
当时，国民党特务异常猖獗，他们与租界捕房相勾结，诡计多端，四出跟踪侦察共产党人的活动。一次，阳翰笙在马路上碰见了刚从北方调来的宣侠父，约同宣到田汉住处去了一次，宣侠父就被特务跟踪上了。
黄文杰知道后，立即研究决定停止宣的活动，设法帮他摆脱特务的跟踪，随即指派宣到香港从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工作。原在临时中央局发行科工作的王均予暴露了，也迅速从上海调到广州。
在这期间，上海临时中央局除宣传反蒋抗日和收集情报外，还积极采取措施支援中央苏区的反“围剿”斗争。
国民党江西德安专署专员莫雄，原系孙中山时代的老国民党员，他不满蒋介石的所作所为，但同情共产党。当时，蒋介石正加紧对中央苏区实行封锁围攻，为了冲破敌人的封锁，在政治上给敌人以有力的打击，上海临时中央局决定炸毁南浔路上之德安铁桥和南昌飞机场及油库，以配合红军突围转移。
为此，黄文杰主持制订了周密的计划，并派出一些得力同志到莫雄那里去，在他的掩护下完成了这一艰巨任务。同时，还在敌人的重要机关建立了几个交通站，以保持同中央苏区的联系。先在莫雄专署内和南昌市建立据点，后又在南京国民党中央党部和九江党部设置有机关商店。
因当时上海往江西的信件，敌人非常注意，须经过严格的检查。如果从南京、九江寄信、汇款，就不那么注意了；如果由国民党中央党部发的信，敌人就不闻不问。这样，使上海党组织与中央苏区保持联系，支援了反“围剿”斗争。
1935年2月19日，由于李竹声、盛忠亮叛变革命出卖组织，国民党反动派又一次进行全市性的大搜捕。上海临时中央局书记黄文杰和组织部长何成湘夫妇、宣传部长朱镜我、文委书记阳翰笙、文委成员田汉、“社联”党团书记杜国庠等30余人同时被捕。分别关在巡捕房地下室的几间牢房里。
面对这严重的打击，黄文杰感到万分痛心和愤怒。他虽然还不清楚这次大搜捕，正是他的前任——“最革命的”李竹声和“左得出奇”的中央委员盛忠亮被捕后，投降了国民党，当了大特务，专门从事破坏共产党组织的叛变行径所造成。但是，他知道堡垒是从内部攻破的，深感问题的严重。
为了挽回损失，当天深夜，黄文杰同朱镜我等党的负责人在狱中设法向被捕的同志传达口信：大家要坚定立场，抓紧准备应付敌人的口供，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泄露党的机密，也不要承认是共产党员，除非到了刑场才喊共产党万岁。
3月6日，法租界特别地方法院开庭审讯黄文杰及其同案人，黄文杰化名李光龙，泰然自若。敌人软硬兼施，一无所获。黄文杰的行动实践自己的诺言，以无声的命令，教育和影响着同陷囹圄的难友。
同志们以黄文杰为榜样，坚贞不屈，守口如瓶。敌人黔驴技穷，毫无办法。后来，经叛徒秦曼云出庭指证，将黄文杰等人引渡至国民党上海市公安局。
18日夜间，黄文杰和朱镜我、杜国庠、田汉、阳翰笙、何成湘夫妇等8人，被国民党作为要犯在大雨滂沱中解往南京，关进国民党宪兵司令部看守所。
同年9月，文杰被判处15年徒刑，转押于南京郊外国民党中央军人监狱。这是中国最大的监狱，它按照八卦图形建造，当中是八卦形的高亭，四周有高墙和堡垒包围，墙外有很深的水沟，布满一道道铁丝网，里面一切门窗全部用铁栏杆隔离开。
在这“新式”监狱里，黄文杰始终保持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和旺盛的斗争意志，带领同志们同敌人展开英勇斗争。他写信要家里寄去《三国演义》《唐诗三百首》等书籍，在狱中阅读。
面对敌人的威胁利诱，他大义凛然，坚贞不屈，并且想方设法经常同难友们保持联系，研究斗争策略，及时揭露敌人的阴谋诡计。
在黄文杰的领导下，同志们团结一致，努力为改善生活、改善环境、改善伙食、延长放风时间、不许打骂犯人等，进行了坚决的斗争，黄文杰在监狱期间，始终表现了一个共产党人的坚强不屈的革命气节和斗争精神。
1937年，日本帝国主义向中国发动全面的侵略战争。为了全民族的利益，经过中国共产党的努力，实现了第二次国共合作。按照双方协议，
8月25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布命令，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随即，中国共产党在南京、武汉等地公开设立八路军办事处。
南京八路军办事处成立后，立即营救在狱同志，黄文杰被保释出狱，留在南京办事处做党的组织工作。当时，办事处一面继续营救在狱同志，—面开始重建长江中下游各省的党组织。黄文杰积极帮助组织部长秦邦宪开展工作。
9月26日，黄文杰代表南京办事处，到中央军人监狱接陶铸、曹瑛、赵希愚等7人出狱。
9月底，黄文杰奉命同张文彬到达香港，向南委传达党中央的指示，很快整顿和加强了南方党的领导力量，由张文彬留任南委书记。
同年12月中旬，南京办事处迁至武汉，改名为第十八集团军办事处。党中央派王明、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邓颖超、黄文杰等组成“中共中央驻武汉代表团”(党内称长江局)，负责领导南方各省市党组织开展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
黄文杰先后担任中共长江局组织部副部长、秘书长。他积极主动协助组织部长秦邦宪重建长江中下游各省市党组织。在党中央和长江局的领导下，他首先恢复了南京市委，接着为重建破坏殆尽的安徽党组织而日夜奔忙。黄文杰发现由苏州出狱不久而尚未找到党组织的张恺帆、林李明等在安徽无为(张的家乡)开展抗日宣传，迅即以武汉办事处的名义电告张、李马上去南京，即派张回无为开展工作。
不久，又派李世农到无为，同张恺帆、桂蓬组成中共皖中工作委员会(简称皖中工委)李世农任工委书记，张恺帆、桂蓬任委员。黄文杰对工委书记李世农说：“你们先成立皖中工委，以后恢复一个县的组织就建立县委，有3个县委就成立特委，有3个特委就成立省委。”在黄文杰的指导下，至次年夏成立了以彭康为书记、李世农为组织部长的安徽省工委。
安徽党组织的恢复工作刚告一段落，12月27日，黄文杰被任命为长江局驻两广特派员。他风尘仆仆赶到广东，先后在广州、香港同张文彬、廖承志、薛尚实、罗范群等一起多次召开会议，分析广东形势，较好地解决了南方临时工作委员会与广州市委之间无原则的矛盾斗争，并对原有党员、干部作了审查。
为了适应南方抗战形势发展的需要，统一加强广东全省党组织的领导，他根据党中央和长江局的指示，决定撤销“南委”，成立广东省委，为此，他从省委的机构设置、干部选拔、省委成员的具体名单都作了详细而合理的安排，报请党中央批准。
1938年4月，正式成立以张文彬为书记的中共广东省委。接着，他又协助省委制定党组织工作的总方针：明确以建党为中心，搞好党的基层工作，坚持独立自主开展群众性的抗日救亡运动：向广东国民党当局较开明的上层人士开展抗日统一战线工作。广东省委贯彻执行了这一总方针，各项工作都取得了显著成绩。
仅半年时间，党员人数从省委成立时的1300增至近10000人。地县一级党组织基本上遍及全省各地。统战工作也有新的突破，通过进步人士做工作释放了300多名政治犯，并搞到一本国民党的机要密码。对此，黄文杰高兴地鼓劲说：“这很好，很重要!”
黄文杰在长江局工作期间，先后恢复建立了南京、湖北、广东、浙江、安徽、广西、湖南、香港等十几个省市党的组织。此外还认真抓了党的思想建设，把提高干部的马列主义理论水平作为党的建设的首要任务。他在武汉主持举办南方各省市、地区党员干部训练班，亲自拟定计划，审定教材，亲自为学员讲课，培养了一大批地、县级党员骨干。广东东江特委张直心参加训练班后，奉命回到兴梅地区，为恢复大埔、兴宁等县党组织起了重要作用。
这—年，黄文杰与地下党员周惠年结婚(解放后，周在中共中央马恩列斯编译局工作，现离休)。
黄文杰对党，对人民一贯忠心耿耿，对工作认真负责。
1938年7月，他在湖南巡视工作时，接到国民党驻琼崖第 152师政治部上尉科员黄集发(原中共党员)的来信，谈及琼崖自冯白驹被捕后的斗争情况，并要求到解放区去工作。
文杰及时回信说：你不需要去解放区，友军里需要人，国统区正需要人，要安心工作；有关琼崖问题，可找叶剑英、廖承志同志，随信附去给叶剑英、廖承志的介绍信。黄集发以此向叶剑英、廖承志汇报了琼崖方面的情况。
1938年9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一致通过设立南方局。南方局由周恩来、博古、叶剑英、黄文杰四人组成。10 月12日，日军在惠阳大亚湾登陆，国民党军队不战而逃。13日惠州沦陷，广州形势甚为危急。南方局为了应付这突然事变，特派黄文杰到广州，指导广东省委撤退。黄文杰面对广州的混乱局势，迅速采取应急措施。在省委紧急会议上，作出“省委机关和八路军广州办事处迁往粤北”、“广州市委留下组织部长陆新率领部分党员坚持地下斗争”等四项决定。会后，省委常委分赴各地加强领导。
黄文杰为落实省委决定而日夜操劳，直至日寇占领广州前夕，才同云广英、阵健撤离广州，到了粤北。在粤北他又亲自指导成立八路军韶关办事处，为办事处在西河坝租赁民房“安园”开展工作，然后自己才离开韶关；
同年11月，南方局领导人黄文杰又到韶关传达党中央在延安举行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精神。他根据党中央的决议和广东的斗争实际，指出：日本帝国主义正扩大侵华战争，妄图打通粤汉铁路，占领长江中下游流域。因此，粤汉铁路以东和长江中下游地区都属敌后。我们党要在这些地区放手发动群众，开展敌后抗日游击战争。他反复强调：要独立自主地领导武装斗争，不要被国民党捆绑手脚。要批判王明的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对国民党要坚持又团结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的方针。
为了贯彻落实党中央的决议，黄文杰做了大量而具体的工作。省委常委尹林平认为，自已是军队干部，曾写报告拟辞去党务工作，专搞军事。文杰特地找尹说：“看过你的报告，但局党委仍要你兼任党务工作，你不要回部队了，到江地区去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尹林平愉快地服从组织安排，到东江任特委书记，继而兼任东江两支(惠、宝)抗日游击纵队政委，卓有成效地领导东江人民进行抗日战争。
为了党的事业，长期在艰苦环境下东奔西跑，忘我工作的黄文杰，1938年冬发现自己患了肺病。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方有愈转，又毅然接受中共南方局书记周恩来布置的任务，历经长途跋涉，翌年春抵达重庆。
他在南方局负责党的组织工作，继续为巩固发展南方各省市党组织，以适应抗日战争的需要而努力工作。当时，国民党顽固派实行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政策，制订了《限制异党活动办法》等反动措施。为了对付国民党的无理进攻，全面领导我党在国统区的工作，南方局书记周恩来同叶剑英、董必武、邓颖超等在渝召集南方各省领导人开会。文杰出席了这次会议。会议决定深入发动群众壮大党的力量，巩固党的组织。围绕这个中心任务，实行组织审查，严格组织纪律，加强党的教育，纠正不良倾向，巩固发展统一战线，动员全党全民同国民党的投反共逆流作斗争，推动南方各省的抗日救亡运动。会后，黄文杰忠实执行党的决定。在南方局领导下，认真抓了党的组织建设和思想建设。他先后在重庆机房街70号和红岩咀13号主持举办党员训练班。集中训练国统区地下党员骨干。训练班的学习内容为政治形势、党的方针任务、马列主义基本理论、社会发展史、党的组织建设，以及宣传工作、群众工作、秘密工作等，参加讲课的有周恩来、董必武、博古、凯丰、邓颖超、蒋南翔等。黄文杰不仅为学员讲话，还为训练班的组织领导、课程设置、教材审定、生活管理诸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与此同时，南方局所属省市党委亦分别在各地举办党员训练班。这些党训班的开办，造就了一大批忠于党的干部，为巩固和加强国统区党组织和后来转入隐蔽打下了基础。
1939年2月，当时任第十八集团军参谋长的叶剑英在南岳担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西南游击干部训练班的副教育长。黄文杰也奉命参加了训练班的工作。他积极协助叶剑英做好训练班的组织安排，掌握学员的思想动态，向学员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并且将苏联出版的游击战术教材翻译成中文，还翻译了苏联百科全书中有关的四五篇文章，供叶剑英等人讲授。叶剑英对黄文杰的工作甚为满意。
在参加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前后，黄文杰还来往于重庆、衡阳等地巡视指导工作。这期间，他还撰写政论，出版了《论政党》一书，并且以“绚云”“烂光”等笔名在《群众》《解放》《新华日报》等党的报刊上发表了不少文章，积极宣传党的抗日纲领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他一贯为党的事埋头苦干，从不考虑个人的安危、得失。自己有病，却保守秘密，连细心的妻子也不知晓。
妻子周惠年提出要求去延安学习，他欣然同意，并让已怀孕五个月的妻子做了人工流产，使之轻装前往。不料，这次分离竟成了他俩的最后诀别。
1939年7月，日本飞机经常对国民党的陪都重庆狂轰滥炸，当时患伤寒病的黄文杰，因躲避日机轰炸，在防空洞里受了凉而发高烧，抢救无效。8月2日不幸逝世，终年仅37岁。
黄文杰逝世后，八路军重庆办事处的全体同志为之致哀，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等亲自送葬至墓地，为了悼念“对党无限忠诚，对人对事大公无私”的黄文杰，《群众》杂志出版专刊，《新华日报》登载了叶剑英《悼黄文杰同志的死》一文，文章称赞黄文杰“是我们党的骆驼！从来没有计较到池所负担的轻重，而能任重致远的渡过艰难的沙漠”。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于1983年批准黄文杰为革命烈士。
1984年6月，中共重庆市委、人民政府按党中央指示，将黄文杰的骨灰移葬红岩公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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