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 国风中的周南和召南到底是什么意思 诗经里面章节的名称，例如周南，召南，卫风之类的是什么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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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代诗歌总集《诗经》，有关荆楚、巴蜀之风（民歌），几乎是个空白。清人廖元度编辑的《楚风补．旧序》曾曰：“楚何以无风？楚之风——‘江永汉广’，《周南》已载之。”“然则楚何以无风？‘江汉游女’、‘错薪翘然’，楚风之洋洋盈耳，沨沨乎入人深者，自古在昔，而匪今斯今矣！”（署名：时康熙戊辰、山阴何天宠昭侯氏题，下同）这恰好说明楚与巴蜀诗歌有其独特的艺术风格和鲜明的地区色彩。不过，这是从诗歌本身寻求的某些缘故，即选诗的二重标准，但还有其深刻的政治原因。
西周末，周王朝早已衰落，而南方的蜀国、楚国却先后兴盛起来，成为扩张拓疆的大国，而楚文化（风）的传播又是以军事扩张为先导的，这就不能不引起周王朝统治者的恐惧心理。加之中原华夏民族历来把南方的诸侯当作“蛮夷”——这种社会心理，自然就不可能在《诗经》中给楚、巴、蜀与北方诸侯同等的位置了。然而，统治者总是怀有一种矛盾心理，虽然无法用军事手段来制服南方诸侯，便在恐惧之余，又不得不采取怀柔政策。正是统治者的这种矛盾心理，才有了“二南”，并把它们冠于《诗经》首位，成为中央王朝对诸侯教化的楷模，却回避了“楚风、巴风、蜀风”这样的称谓。因此《吕氏春秋·音初》发挥道：“禹行功，见涂山之女，禹未之遇而巡省南土。涂山之女乃令其妾侍禹于涂山之阳，女作歌，歌曰‘候人兮猗’，实始作为南音。周公及召公取风焉，以为《周南》、《召南》。”这不过是一种猜测。
关于《风》诗，历来有多种解释。最早见于《山海经·大荒西经》：“太子长琴，始作乐风。”注：“风，曲也。”从一般的概念说，《风》就是乐曲之意。宋代朱熹在《诗集传》中对“国风”的概念及来源作了经典性解说：“国者，诸侯所封之域，而风者，民俗歌谣之诗也。谓之风者，以其被上之化以有言，而其言又足以感人，如物因风之动以有声，而其声又足以动物也。是以诸侯采之以贡于天子，天子受之而列于乐官，于以考其俗尚之美恶，而知其政治之得失焉。旧说二南为正风，所以用之闺门乡党邦国而化天下也。”朱熹的解释，上承《毛诗序》，影响后世至今。
《诗经》问世后，对“南”也有各种各样的解释：宋人程大昌在《诗论一》中指出：“盖《南》、《雅》、《颂》，乐名也，若今乐曲之在某宫者也。《南》有‘周’、‘召’；《颂》有‘周’、‘鲁’、‘商’。本其所从得，而还以系其国土也。”他又在《诗论二》中说：“其在当时亲见古乐者，凡举《雅》、《颂》率参以《南》。其后《文王世子》又有所谓‘胥鼓南’者，则《南》为乐古矣。”清人崔述在所著《读风偶识》中云：“《南》者诗之一体，盖其体本起于南方，而北人效之，故名曰《南》”。他们大体上指出了《南》是《诗》中独立的一种乐歌。归纳起来，对《南》共有六种观点：一、《南》为南化说：《毛诗·关雎序》曰：“然则《关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风。故系之周公。南，言化自北而南也”；二、《南》为南乐说；三、《南》为南土说；四、《南》为南面说；五、《南》为诗体说；六、《南》为乐器说，《南》本是乐器（铃）之名，后孽乳为汝、汉、沱、江一带的南方乐调之名，是南国之风。不妨视为《风》诗之一体。这六说以“南化说”为主构成了“南”的六要素，缺一不可。
2．《诗经》“二南”的地域
《楚风补·旧序》曰：“夫陕以东，周公主之；陕以西，召公主之。陕之东，自东而南也；陕之西，自西而南也；故曰‘二南’。系之以‘周南’，则是隐括乎东之南、西之南也”。这里已明确地指出了“二南”的地域，“周南”即周公采邑之南，包括楚国和巴国部分疆域；“召南”即召公采邑之南，包括蜀国和巴国大部分地域。朱熹在《诗集传》中称：“周国本在禹贡雍州境内岐山之阳，后稷十三世孙古公亶甫始居其地，传子王季历，至孙文王昌，辟国浸广。于是徙都于丰，而分岐周故地以为周公旦召公奭之采邑，且使周公为政于国中，而召公宣布于诸侯。于是德化大成于内，而南方诸侯之国，江沱汝汉之间，莫不从化。”他接着推测说：“盖其得之国中者，杂以南国之诗，而谓之周南。言自天子之国而被于诸侯，不但国中而已也。其得之南国者，则直谓之召南。言自方伯之国被于南方，而不敢系于天子也”。朱熹既指出了“二南”的大致地域，同时也再次说明了“二南”的来源。这样，我们就可以大体上断定：《周南》就代表楚风；《召南》便能表征巴蜀民歌。
西周时代，巴、濮两族尚居在长江以北的江汉区域。《左传》昭公九年载周景王使詹桓伯对晋人曰：“巴、濮、楚、邓，吾南土也。”西周时代巴、濮、楚、邓并为南服的四国。其中巴国为周王朝敕予姬姓的封国，其它三国却是殷亡后臣服于周。濮是国名，后来濮族分散称为百濮。西周之时，南方最强大的国家是濮国，而楚国却是在东西周之际，濮国衰落之时，强大了起来的。《史记·楚世家》称楚为鬻熊后，其子孙即以熊为氏。战国时代秦《诅楚文》也称楚怀王为楚王熊相（《史记》作槐），但春秋战国时代楚王自铸铜器，则称楚王酓章（惠王）、楚王酓悍（幽王）。是楚又以酓为姓，酓与廪古音同在侵部，酓姓即当为廪君之后。楚王自称为廪君之后，证明其原本就继承了廪君的衣钵，说明其与濮的联系。清江流域巴人部落群体即是廪君之后，《后汉书·巴郡南郡蛮传》记载：“廪君死，魂魄世为白虎。巴氏以虎炊人血，遂以人祠焉。”樊绰《蛮书》卷10也记载：“巴氏祭其祖，击鼓为祭，白虎之后也。” 这说明，巴人的祖先与楚地濮人同为廪君。
历史记载从春秋开始，楚国才不断地向四面八方扩张。楚国的富强，是和它直接占有地域广大，以及附庸国众多，是完全分不开的。特别是它在春秋战国时代，楚国西境达蜀国的西部的金沙江流域，开始在云南楚雄设官置吏，管理丽水黄金的开采。《韩非子·内储说上》记载：“荆南之地，丽水之中生金。”明言丽水（金沙江）流域已经属于荆楚所有。《资治通鉴》说：“周显王七年，楚自汉中，南有巴、黔中”。《正义》称：“楚自梁州汉中郡南有巴、渝，过江，南有黔中、巫郡”。《战国策·楚策》亦言，由川东沿江上溯，南包夜郎、川、滇、黔广大地区均已属楚。这些文献说明，楚与巴、蜀关系密切，巴、蜀为楚所“包”。恰如《荀子·议兵》所记楚国“汝、颖以为险，江汉以为池。”《淮南子·兵略训》更进一步说：“楚地南卷沅、湘，北绕颖、泗，西包巴蜀，东裹郯、淮、颖、汝以为洫，江汉以为池，缘之以邓林，绵之以方城，山高寻云，溪肆无景。”巴、蜀的东鄙，北面和南方的土地，逐渐为楚所蚕食。而蜀之西南又为岷山（荥经）庄王和夜郎王（黔西）所据。
《诗·小雅· 四月》有云：“滔滔江汉，南国之纪”。江，指的是长江；汉即是汉水。此二水成为诸夏与南蛮的分界线。巴、蜀居之于江之上游，而楚居之于江汉之间。江汉流域之间皆为古时濮人分布之域，到得西周之世，才为楚人掠夺濮人旧居而以荆楚称之。楚地在商、周时代，或称为荆，《诗经》中有“蛮荆来威”的诗句，或称为楚；或合称为荆楚，《诗经》中还有“奋伐荆楚”的诗句。“荆”的命名，应直接与蜀人有关：《华阳国志》说开明王朝时，“乐曰荆”，是称呼音乐为“荆”，应为古蜀语的译音。蜀国的军事势力在西周，曾一度达到了鄂西——荆楚之地，走出巫山的蜀人看到了平坦而美丽的江汉平原，自然就用自己的乐“荆”来命名这块美妙的新大陆了。因此，“荆楚”之地的“荆”，应是蜀人给它的名称。反之，濮（荆）人称乐为“任”；中夏称为“南”，这虽是一种乐名之异，然而却是不同的语言对同一种事物的称谓。川东长江一线原为蜀国的势力范围，《史记·六国年表·楚表》载：“蜀伐我兹方”。《史记·楚世家》记载楚肃王四年（公元前377年）“蜀伐楚，取滋方，于是楚为捍关以拒之”。正义引《古今地名》云：“荆州松滋县，古鸠兹地，即楚兹方是也”。松滋，今县，在今湖北宜都东南，距之楚之郢都的直线距离不过百余公里。“捍关”，集解云：“李熊说公孙述曰：东守巴郡，距捍关之口。”索隐亦云：“《郡国志》巴郡鱼复县有捍关。”据此，此捍关在今重庆市以东奉节县。楚肃王四年，时值吴起变法失败以后，蜀于是挥师东下长驱直入楚腹地，蜀大军能出三峡，进军清江口之东，说明在川东长江之地可以畅通无阻。《太平寰宇记》在清江下载：“磨嵯山本在黔州界，极高，蛮依为巢穴，颇为边患。蜀王击之，屡获神助，故所在祀之。”徐中舒先生在《论巴蜀文化》中说此虽出自传说，但清江原为蜀地，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清江”之名，就是蜀人给其命名的，因此，巴在巫夔以西的五郡，战国前必然也是蜀的旧壤。正因为疆域的更迭，也就造成了“二南”趋向于交融的条件。
3．《诗经》“二南”之比较
中国最早的一首爱情诗歌，据说是大禹的妻子涂山氏女娇寂寞时所作。因为她派使女到涂山的南麓去等候禹的归来，可是一等禹不回来，两等禹也不回来，等得她烦躁和心慌，寂寞的时候便唱道：等候的人啊，多么的长久哟！《淮南子》里记载“禹治洪水，通轘辕山，化为熊” 。“涂山氏往，见禹方为熊，惭而去。至嵩高山下，化为石。”涂山氏化石的郁郁情衷无处可诉，三过其门而不入的大禹，当然无法想象形影单只的思妇，有多少回日高懒起，夜不成眠呢！后来诗经国风里的那些“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诗歌，都是从这首诗歌里学来的，于是人们学会写爱情诗歌，周王朝也才有诗可采。
朱熹在《诗集传》中说明了周王朝采诗的用途后指出：“孔子谓伯鱼曰：‘女为周南召南也矣。人而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面而立也与’。仪礼，乡饮酒乡射燕礼，皆合乐周南《关雎》、《葛覃》、《卷耳》；召南《鹊巢》、《采蘩》、《采苹》。燕礼又有房中之乐。郑氏注曰：‘弦歌周南召南不用钟声。云房中者，后夫人之所讽诵以事其君子’。”正因为要合乐，那些南方的民歌，就不得不进行删节。今天流传下来的“二南”，也就不可能是楚、巴蜀民歌的原貌了，加之蜀国的文字与中原文字自成体系，还要通过翻译，所以，蜀国的民歌的原汁原味也就荡然无存了。为此，《楚风补》参订还说：“盖以有韵之言，前古所少。文王师鬻熊著书二十二篇，而声诗之义阙如。惟南国化行，‘江’、‘汉’数章，彬彬‘风’始。……缘其时，楚未受封，统于‘二南’，其‘风’虽周，其声其辞严然江、汉间野人女子之所作也。兹不敢忘声教所自始，故以‘江’、‘汉’诸诗首之。三楚之风或亦可采录欤”！
《诗经》十五国风，我们不能简单地认为就是采自十一个国家，虽主要采自黄河流域，但也远及长江流域，跨度长达600余年，在这么长的年代里，在那样宽的地域里，而表现里面的变异性却小。形式主要是用四言，而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音韵差不多一律。音韵的一律就是21世纪都很难办到，南北东西有各地的方言，甚至不同的语言文字，音韵就相差甚远，但在《诗经》里却呈现一个统一性。这正说明《诗经》是经过一道加工程序的。根据清代以来的古代音韵学家的考证，《诗经》以及周代的其它韵文，所押的韵部是一致的，可见古代这些民歌民谣，在辑录时，已经过乐官、史官们的整理，都用统一的“雅言”。但从《华阳国志·巴志》录的巴国三首民歌来看，它们与《诗经》中的诗的内容及形式，几乎相同，又可佐证，那种加工又有一定的度的。
《诗经·周南》中的诗歌主要是楚国汉、汝流域的民歌，自然就包括巴国的民歌，清人方玉润在《诗经原始》中说：“南者，周以南之地也，大略所采诗皆周南诗多，故命之曰《周南》。”《召南》中的诗歌主要是蜀国江、沱流域的民歌，同时也包括巴国的民歌。《诗经原始》中亦说：“其所采民间歌谣，有与公涉者，有与公无涉者，均谓之《召南》。”时过境迁，我们今天当然不能简单地的指认那一首是楚国民歌，那一首是巴国民歌，那一首是蜀国民歌，但从“二南”的内容中我们却可以看到：楚风与蜀文化的交流，巴文化起到了桥梁的作用，而最后趋向融合。
《周南雎鸠》取冠《三百》；《鹊巢》亦置《召南》之首，可推测：在楚、巴、蜀三国中只有巴是姬姓封国，由此，把巴国的民歌放于“二南之首”，这是周王朝对巴国的看重，抑或是教化的榜样。从文献上看：能够证明《雎鸠》是巴国民歌的不仅有《汲冢周书·王会》篇，说的是四夷与其贡品之中的几句话：“西申以凤鸟。丘羌鸾鸟。巴人以比翼鸟。方扬以皇鸟。蜀人以文翰。方人以孔鸟。鸾扬之翟。仓吾翡翠。”还有《山海经．海外南经》中对“比翼鸟”的记叙：“比翼鸟在其东，其为鸟青、赤，两鸟比翼。曰在南山东”。其中巴人的贡品即“比翼鸟”，它就是巴人在《南山经·青丘山》中所说的“鸳鸯”（或曰黄鸭）一类水鸟。它们雌雄相依，死都不相离的水鸟。巴人习居水边，故能捕获。以此推断：《雎鸠》可能是巴人的贺婚歌。但这种水鸟在南方较普遍，巴国有，蜀国也有，楚国亦有，所以，《雎鸠》这首民歌是各地民歌相互影响最后才定形的。另据推测：“雎”字便是巴蜀文字的音译，所以后世汉语中就没有“雎”字的意义项，可作补证。朱熹在《诗集传》（下同）中把二诗作了比较后说：“《鹊巢》：此诗之意，犹周南之有《关雎》也”。他从教化的角度认为“诸侯之子嫁于诸侯，送御皆百两”那样一个宏大场面，这样《召南·鹊巢》便与《周南．关雎》的诗意混同了。他在《大序》“国君积德累功以起家，德如鸤鸠，乃可配焉”的基础上进一步发挥道：“南国诸侯被文王之化，其女子亦被后妃之化，故嫁于诸侯，而其家人美之。”然而，《鹊巢》与《关雎》还有明显的区别：它隐含了巴国人的委婉的愤怒，“维鹊有巢，维鸠居之”。巴国由于受楚国的压迫，不得不从巴山与汉水间南迁进入川东。因此，巴人借“鹊巢鸠居”来唱出了他们对占领者的不满之情，抑或是留居川东的蜀人对新的统治者（巴王朝）表露的一种愤懑。《华阳国志·巴志》说：巴国“其民质直好义，土风敦厚，有先民之流。”又说：“而其失在于重迟鲁钝，俗素朴，无造次辨丽之气。”意思是说，巴人淳朴，性直好义，不随便造次，语言直率，无巧言华丽之辞。不仅民众，王族亦尚武好斗。李文昌《图经》载：‘巴王、濮王会盟于此（按：指合川钓鱼山），酒酣击剑相杀，并墓而葬”。所以，《鹊巢》诗的深层含义（象征）完全是巴人借“鹊巢鸠居”抒发的反抗之情。
方玉润《诗经原始》中指出：“自序、传来，说《诗》者无不以鹊巢鸠居况女居男室矣。夫男女同类也，鹊鸠异物也，而何以为配乎？”所以，他在诗后《眉评》中说：“取譬只在首二句，余皆敷衍。且美中含刺，不及《关雎》远矣。《二南》皆以昏词为首，如《易》上经首《乾》、《坤》，下经首《咸》、《恒》，阴阳为道所始也。”从字面上看：《关雎》歌颂的是巴、楚地农村青年男女结合的贺婚歌，而《鹊巢》却是巴蜀贵族婚礼告庙辞。由于两地地域接近，主要居民同为濮人，因此，所表露的诗歌意境也就有了些许相似处。
朱子说：“《采蘩》：盖古者后夫人有亲蚕之礼，此诗亦犹周南之有《葛覃》也”。《采蘩》是首劳动民歌，这首诗很明显是蜀国的。《诗经原始》说：“《小序》以夫人奉祀为‘不失职’，故毛、郑、孔三家皆主祭祀言。《集传》既从其说，又疑为亲蚕事，盖泥《采蘩》、《公宫》等字，以为祭祀用耳。殊知蘩乃主蚕之物，陆氏佃云‘蒿青而高，蘩白而繁。《七月》之诗曰‘采蘩祁祁’，以生蚕也。今覆蚕种尚用蒿’云。”“蘩”即蒿，有消毒的作用。蜀国是桑蚕的发源地，从文字学角度讲：“蜀”字是象形字，就是由野蚕演化而来的。因此，《采蘩》是至今被保留下来的蜀国桑蚕文化的代表作。巴地某些地方至今也无桑蚕，即使养蚕植桑，也是受蜀国的影响才开始的，时间较晚。《华阳国志·巴志》在“涪陵郡”下载：川东“土地山险水滩，人多戆勇、多獽。蜑之民，县邑阿党，斗讼必死，无蚕桑，少文学。” 其已明确指出巴地“无桑蚕”的事实。
西周早期的一件蜀戈，内部饰纹图案以一身作屈曲蠕动状的蚕为中心，四周分布一圈圆点，象征蚕子或桑叶，左侧横一桑树，蚕上都有表示伐桑所用的斧形工具符号，证实了蜀地蚕桑起源时代之早。蜀人的桑蚕文化，又直接与黄帝的正妃嫘祖有关。《帝系》纪载曰：“黄帝……娶于西陵氏之子，谓之嫘祖氏，产青阳及昌意。青阳降居泜水，昌意降居若水。昌意娶于蜀山氏，蜀山氏之子谓之昌濮氏，产颛顼。”《史记·五帝本妃》所记大同。以后诸史所记，皆本乎此。
关于嫘祖，丁度《集韵》称：“嫘，姓也。《史记·五帝纪》：‘黄帝娶于西陵氏女，为正妃，是为嫘祖。’”另据嫘祖所在川北盐亭县故里的民间传说，嫘祖姓王名风，她的母亲因梦彩凤入怀感而生嫘祖，故取名凤。唐代四川省江油县青莲乡（当时属漳明县）大诗人李白的老师赵蕤的《嫘祖圣地》唐碑也称她为“女中圣贤王凤，黄帝元妃嫘祖”。《山海经·海内经》两处作“黄帝娶雷祖”、“黄帝妻雷祖”，“雷祖”即“嫘祖”。《史记·五帝本纪》、《通鉴外纪》、《通鉴前编》、《集韵》、《云笈七签》诸书皆作“嫘祖”；《史记·索隐》、《南岳志》作“累祖”。因其始创蚕丝事业，堪为后世效法者，可谓之为“祖”，故称她为“嫘祖”。“嫘祖”可能是西陵氏王凤成为黄帝正妃后，黄帝赐给她的名字；也可能是她养蚕治丝，受万民感戴而给她的尊号。这样，嫘祖成为蜀桑蚕文化的奠基人，使蜀文化向外部世界交流成为可能。
《山海经·中次十一》曰：“宣山，其上有桑焉，大五十尺，其枝四衢，其叶大尺余，赤理、黄华、青叶，名曰帝女之桑”。这里已把“女”与“桑”相连。《山海经·海外北经》又曰：“欧丝之野大踵东，一女子跪据树欧丝”。这便是后世蜀地蚕神“马头娘”神话的雏形。从《山海经》中的记叙，我们得知这就是巴蜀桑蚕文化对外传播的结果。除此外，还有（晋）王嘉《拾遗记》卷十还记载了关于“冰蚕”的传闻：“员峤山……有冰蚕，长七寸，黑色，有角有鳞，以霜雪覆之，然后作茧。长一尺，其色五彩，织为文锦，入水不濡；以之投火，经缩不燎。唐尧之世，海人献之，尧以为黼黻”。“员峤山”我们不得而知，但“海人献之”，我们却可以推断：“海人”说的就是四川内陆海的蜀人，因为，巴蜀大地自古就有冰蚕的民间传说。从上述，可知蜀国是养蚕植桑的发源地，《采蘩》又是蜀地的桑蚕的劳动歌曲，而《诗经》作为周王朝的唯一一部诗歌总集，它绝不会放弃源而诵其流罢。因此，《诗经原始》指出：“召地去周未远，故风尚略同。《周》有《葛覃》，《召》亦有《采蘩》，均之蚕事为本，女工是重。”其仅此说明诗的思想内容相同，而描绘的对象却各异，《葛覃》与桑蚕并无直接关系，因为，葛覃是原始人类用来连接树叶御寒的原料，也是后来人们制衣的主要材料，所以，《葛覃》是尚无桑蚕的楚地濮人民歌。反之，就是楚风受蜀国桑蚕文化的影响所至。
《周南·卷耳》与《召南．草虫》皆为农村妇女思念征夫之作，可朱子却说：“《草虫》：南国被文王之化，诸侯大夫行役在外，其妻独居，感时物之变，而思其君子如此。亦若周南之《卷耳》也”。卷耳是南方的一种野菜，而草虫却是南方普遍的一种能鸣的蝗虫，诗中表露的思夫心情又是相似的，也可看作天下妇女的共同心理罢。这种相似，我们还可以看作是楚风与巴蜀文化相互影响的结果。
《召南·江有汜》这首诗，我们可以从其文本看到：应该是巴蜀之地的民歌，“汜”指的就是巴国旧疆，而“沱”指的蜀国境内的沱江。为此，朱子曰：“《江有汜》：水决复入为汜，今江陵汉阳安复之间盖多有之。江有沱：江、沱之别者也。”“汜”与“沱”都是长江支流。从诗开头“江有汜、之子归、不我以”得知：其指的是鄂西的巴国故地，接着“江有沱、之子归、不我过”，它却指的是蜀国疆域。我想这应该是编诗者把两地相同的民歌综合在一起的结果。“沱”也指江水的回水处（或角落），如《川东情歌》有云：“送郎看见一条河，河边一个回水沱。江水也有回头意，情哥切莫丢了奴。”这首后起的民歌，也可以作为旁证。
朱熹从儒家的诗教说出发，从《召南》整体曰：“愚按《鹊巢》至《采苹》，言夫人大夫妻，以见当时国君大夫被文王之化，而能修身以正其家也。《甘棠》以下，又见由方伯能布文王之化而国君能修之家以及其国也。”由此，他说：“《甘棠》：召伯之行循南国，以布文王之政，或舍甘棠之下，其后人思其德，故爱其树不忍伤也。”他对《行露》一诗继续发挥道：“南国之人遵召伯之礼自守，而不畏强暴所污者，自述已志，作此诗以绝其人”。从文化学角度讲：方伯成为连接周王朝与南方诸侯的文化使者，客观上起到了促进楚风与巴蜀文化交流的作用。
是的，争议比较多。
关于“周南”、“召南”二部分诗产生的地区及“二南”的具体意义，历来有不同的说法，至今仍未得到一致的结论。我们从“二南”本身找内证，分析前人的一些不同的意见，认为“二南”绝大部分诗是来自江汉之间的一些小国，有少量诗篇也远及原来周公旦和召公奭(shì)分治的地区——今河南洛阳一带(注①)。因此“二南”诗的产地大致说来，包括今河南洛阳、南阳和湖北的郧阳，襄阳等地区(注②)。
至于“南”的含义，根据甲骨文，证之以古代典籍，“南”原来是一种很古老的乐器名称，后来才演变为一种地方曲调的专名(注③)，古书称作“南音”。“南”这种曲调最初盛行于江汉流域，以后才逐步影响到附近北方的地区。“二南”中的诗就是用“南音”演唱的歌词，自汉以来，虽然“声”渐渐失传了，但是“南”这个名称仍然保留了下来。
同时“南”又是方位之称，在周代习惯将江汉流域的一些小国统称之“南国”或“南土”、“南邦”(见《小雅·四月》、《大雅·嵩高》)等，所以诗的编辑者便将采自江汉流域许多小国的歌词，连同受“南音”影响的周、召一些地方采来的歌词，命名为“周南”、“召南”，以与其他十三国风在编排的形式上整齐划一。《左传·隐公三年》记君子的话说：“‘风’有《采蘩》、《采苹》”，此二诗均属“召南”。可见“二南”属于风诗，与其他国风一样是地方曲调(注④)。
“二南”绝大部分诗是西周末东周初的作品，旧说以为是文王时期的诗，那是没有根据的。
“周南”共有十一首诗。
另外百度百科也有一些材料：http://baike.baidu.com/view/666158.htm
2018-02-06
1．《诗经》“二南”释义
周代诗歌总集《诗经》，有关荆楚、巴蜀之风（民歌），几乎是个空白。清人廖元度编辑的《楚风补．旧序》曾曰：“楚何以无风？楚之风——‘江永汉广’，《周南》已载之。”“然则楚何以无风？‘江汉游女’、‘错薪翘然’，楚风之洋洋盈耳，沨沨乎入人深者，自古在昔，而匪今斯今矣！”（署名：时康熙戊辰、山阴何天宠昭侯氏题，下同）这恰好说明楚与巴蜀诗歌有其独特的艺术风格和鲜明的地区色彩。不过，这是从诗歌本身寻求的某些缘故，即选诗的二重标准，但还有其深刻的政治原因。
西周末，周王朝早已衰落，而南方的蜀国、楚国却先后兴盛起来，成为扩张拓疆的大国，而楚文化（风）的传播又是以军事扩张为先导的，这就不能不引起周王朝统治者的恐惧心理。加之中原华夏民族历来把南方的诸侯当作“蛮夷”——这种社会心理，自然就不可能在《诗经》中给楚、巴、蜀与北方诸侯同等的位置了。然而，统治者总是怀有一种矛盾心理，虽然无法用军事手段来制服南方诸侯，便在恐惧之余，又不得不采取怀柔政策。正是统治者的这种矛盾心理，才有了“二南”，并把它们冠于《诗经》首位，成为中央王朝对诸侯教化的楷模，却回避了“楚风、巴风、蜀风”这样的称谓。因此《吕氏春秋·音初》发挥道：“禹行功，见涂山之女，禹未之遇而巡省南土。涂山之女乃令其妾侍禹于涂山之阳，女作歌，歌曰‘候人兮猗’，实始作为南音。周公及召公取风焉，以为《周南》、《召南》。”这不过是一种猜测。
关于《风》诗，历来有多种解释。最早见于《山海经·大荒西经》：“太子长琴，始作乐风。”注：“风，曲也。”从一般的概念说，《风》就是乐曲之意。宋代朱熹在《诗集传》中对“国风”的概念及来源作了经典性解说：“国者，诸侯所封之域，而风者，民俗歌谣之诗也。谓之风者，以其被上之化以有言，而其言又足以感人，如物因风之动以有声，而其声又足以动物也。是以诸侯采之以贡于天子，天子受之而列于乐官，于以考其俗尚之美恶，而知其政治之得失焉。旧说二南为正风，所以用之闺门乡党邦国而化天下也。”朱熹的解释，上承《毛诗序》，影响后世至今。
《诗经》问世后，对“南”也有各种各样的解释：宋人程大昌在《诗论一》中指出：“盖《南》、《雅》、《颂》，乐名也，若今乐曲之在某宫者也。《南》有‘周’、‘召’；《颂》有‘周’、‘鲁’、‘商’。本其所从得，而还以系其国土也。”他又在《诗论二》中说：“其在当时亲见古乐者，凡举《雅》、《颂》率参以《南》。其后《文王世子》又有所谓‘胥鼓南’者，则《南》为乐古矣。”清人崔述在所著《读风偶识》中云：“《南》者诗之一体，盖其体本起于南方，而北人效之，故名曰《南》”。他们大体上指出了《南》是《诗》中独立的一种乐歌。归纳起来，对《南》共有六种观点：一、《南》为南化说：《毛诗·关雎序》曰：“然则《关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风。故系之周公。南，言化自北而南也”；二、《南》为南乐说；三、《南》为南土说；四、《南》为南面说；五、《南》为诗体说；六、《南》为乐器说，《南》本是乐器（铃）之名，后孽乳为汝、汉、沱、江一带的南方乐调之名，是南国之风。不妨视为《风》诗之一体。这六说以“南化说”为主构成了“南”的六要素，缺一不可。
2．《诗经》“二南”的地域
《楚风补·旧序》曰：“夫陕以东，周公主之；陕以西，召公主之。陕之东，自东而南也；陕之西，自西而南也；故曰‘二南’。系之以‘周南’，则是隐括乎东之南、西之南也”。这里已明确地指出了“二南”的地域，“周南”即周公采邑之南，包括楚国和巴国部分疆域；“召南”即召公采邑之南，包括蜀国和巴国大部分地域。朱熹在《诗集传》中称：“周国本在禹贡雍州境内岐山之阳，后稷十三世孙古公亶甫始居其地，传子王季历，至孙文王昌，辟国浸广。于是徙都于丰，而分岐周故地以为周公旦召公奭之采邑，且使周公为政于国中，而召公宣布于诸侯。于是德化大成于内，而南方诸侯之国，江沱汝汉之间，莫不从化。”他接着推测说：“盖其得之国中者，杂以南国之诗，而谓之周南。言自天子之国而被于诸侯，不但国中而已也。其得之南国者，则直谓之召南。言自方伯之国被于南方，而不敢系于天子也”。朱熹既指出了“二南”的大致地域，同时也再次说明了“二南”的来源。这样，我们就可以大体上断定：《周南》就代表楚风；《召南》便能表征巴蜀民歌。
西周时代，巴、濮两族尚居在长江以北的江汉区域。《左传》昭公九年载周景王使詹桓伯对晋人曰：“巴、濮、楚、邓，吾南土也。”西周时代巴、濮、楚、邓并为南服的四国。其中巴国为周王朝敕予姬姓的封国，其它三国却是殷亡后臣服于周。濮是国名，后来濮族分散称为百濮。西周之时，南方最强大的国家是濮国，而楚国却是在东西周之际，濮国衰落之时，强大了起来的。《史记·楚世家》称楚为鬻熊后，其子孙即以熊为氏。战国时代秦《诅楚文》也称楚怀王为楚王熊相（《史记》作槐），但春秋战国时代楚王自铸铜器，则称楚王酓章（惠王）、楚王酓悍（幽王）。是楚又以酓为姓，酓与廪古音同在侵部，酓姓即当为廪君之后。楚王自称为廪君之后，证明其原本就继承了廪君的衣钵，说明其与濮的联系。清江流域巴人部落群体即是廪君之后，《后汉书·巴郡南郡蛮传》记载：“廪君死，魂魄世为白虎。巴氏以虎炊人血，遂以人祠焉。”樊绰《蛮书》卷10也记载：“巴氏祭其祖，击鼓为祭，白虎之后也。” 这说明，巴人的祖先与楚地濮人同为廪君。
历史记载从春秋开始，楚国才不断地向四面八方扩张。楚国的富强，是和它直接占有地域广大，以及附庸国众多，是完全分不开的。特别是它在春秋战国时代，楚国西境达蜀国的西部的金沙江流域，开始在云南楚雄设官置吏，管理丽水黄金的开采。《韩非子·内储说上》记载：“荆南之地，丽水之中生金。”明言丽水（金沙江）流域已经属于荆楚所有。《资治通鉴》说：“周显王七年，楚自汉中，南有巴、黔中”。《正义》称：“楚自梁州汉中郡南有巴、渝，过江，南有黔中、巫郡”。《战国策·楚策》亦言，由川东沿江上溯，南包夜郎、川、滇、黔广大地区均已属楚。这些文献说明，楚与巴、蜀关系密切，巴、蜀为楚所“包”。恰如《荀子·议兵》所记楚国“汝、颖以为险，江汉以为池。”《淮南子·兵略训》更进一步说：“楚地南卷沅、湘，北绕颖、泗，西包巴蜀，东裹郯、淮、颖、汝以为洫，江汉以为池，缘之以邓林，绵之以方城，山高寻云，溪肆无景。”巴、蜀的东鄙，北面和南方的土地，逐渐为楚所蚕食。而蜀之西南又为岷山（荥经）庄王和夜郎王（黔西）所据。
《诗·小雅· 四月》有云：“滔滔江汉，南国之纪”。江，指的是长江；汉即是汉水。此二水成为诸夏与南蛮的分界线。巴、蜀居之于江之上游，而楚居之于江汉之间。江汉流域之间皆为古时濮人分布之域，到得西周之世，才为楚人掠夺濮人旧居而以荆楚称之。楚地在商、周时代，或称为荆，《诗经》中有“蛮荆来威”的诗句，或称为楚；或合称为荆楚，《诗经》中还有“奋伐荆楚”的诗句。“荆”的命名，应直接与蜀人有关：《华阳国志》说开明王朝时，“乐曰荆”，是称呼音乐为“荆”，应为古蜀语的译音。蜀国的军事势力在西周，曾一度达到了鄂西——荆楚之地，走出巫山的蜀人看到了平坦而美丽的江汉平原，自然就用自己的乐“荆”来命名这块美妙的新大陆了。因此，“荆楚”之地的“荆”，应是蜀人给它的名称。反之，濮（荆）人称乐为“任”；中夏称为“南”，这虽是一种乐名之异，然而却是不同的语言对同一种事物的称谓。川东长江一线原为蜀国的势力范围，《史记·六国年表·楚表》载：“蜀伐我兹方”。《史记·楚世家》记载楚肃王四年（公元前377年）“蜀伐楚，取滋方，于是楚为捍关以拒之”。正义引《古今地名》云：“荆州松滋县，古鸠兹地，即楚兹方是也”。松滋，今县，在今湖北宜都东南，距之楚之郢都的直线距离不过百余公里。“捍关”，集解云：“李熊说公孙述曰：东守巴郡，距捍关之口。”索隐亦云：“《郡国志》巴郡鱼复县有捍关。”据此，此捍关在今重庆市以东奉节县。楚肃王四年，时值吴起变法失败以后，蜀于是挥师东下长驱直入楚腹地，蜀大军能出三峡，进军清江口之东，说明在川东长江之地可以畅通无阻。《太平寰宇记》在清江下载：“磨嵯山本在黔州界，极高，蛮依为巢穴，颇为边患。蜀王击之，屡获神助，故所在祀之。”徐中舒先生在《论巴蜀文化》中说此虽出自传说，但清江原为蜀地，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清江”之名，就是蜀人给其命名的，因此，巴在巫夔以西的五郡，战国前必然也是蜀的旧壤。正因为疆域的更迭，也就造成了“二南”趋向于交融的条件。
3．《诗经》“二南”之比较
中国最早的一首爱情诗歌，据说是大禹的妻子涂山氏女娇寂寞时所作。因为她派使女到涂山的南麓去等候禹的归来，可是一等禹不回来，两等禹也不回来，等得她烦躁和心慌，寂寞的时候便唱道：等候的人啊，多么的长久哟！《淮南子》里记载“禹治洪水，通轘辕山，化为熊” 。“涂山氏往，见禹方为熊，惭而去。至嵩高山下，化为石。”涂山氏化石的郁郁情衷无处可诉，三过其门而不入的大禹，当然无法想象形影单只的思妇，有多少回日高懒起，夜不成眠呢！后来诗经国风里的那些“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诗歌，都是从这首诗歌里学来的，于是人们学会写爱情诗歌，周王朝也才有诗可采。
朱熹在《诗集传》中说明了周王朝采诗的用途后指出：“孔子谓伯鱼曰：‘女为周南召南也矣。人而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面而立也与’。仪礼，乡饮酒乡射燕礼，皆合乐周南《关雎》、《葛覃》、《卷耳》；召南《鹊巢》、《采蘩》、《采苹》。燕礼又有房中之乐。郑氏注曰：‘弦歌周南召南不用钟声。云房中者，后夫人之所讽诵以事其君子’。”正因为要合乐，那些南方的民歌，就不得不进行删节。今天流传下来的“二南”，也就不可能是楚、巴蜀民歌的原貌了，加之蜀国的文字与中原文字自成体系，还要通过翻译，所以，蜀国的民歌的原汁原味也就荡然无存了。为此，《楚风补》参订还说：“盖以有韵之言，前古所少。文王师鬻熊著书二十二篇，而声诗之义阙如。惟南国化行，‘江’、‘汉’数章，彬彬‘风’始。……缘其时，楚未受封，统于‘二南’，其‘风’虽周，其声其辞严然江、汉间野人女子之所作也。兹不敢忘声教所自始，故以‘江’、‘汉’诸诗首之。三楚之风或亦可采录欤”！
《诗经》十五国风，我们不能简单地认为就是采自十一个国家，虽主要采自黄河流域，但也远及长江流域，跨度长达600余年，在这么长的年代里，在那样宽的地域里，而表现里面的变异性却小。形式主要是用四言，而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音韵差不多一律。音韵的一律就是21世纪都很难办到，南北东西有各地的方言，甚至不同的语言文字，音韵就相差甚远，但在《诗经》里却呈现一个统一性。这正说明《诗经》是经过一道加工程序的。根据清代以来的古代音韵学家的考证，《诗经》以及周代的其它韵文，所押的韵部是一致的，可见古代这些民歌民谣，在辑录时，已经过乐官、史官们的整理，都用统一的“雅言”。但从《华阳国志·巴志》录的巴国三首民歌来看，它们与《诗经》中的诗的内容及形式，几乎相同，又可佐证，那种加工又有一定的度的。
《诗经·周南》中的诗歌主要是楚国汉、汝流域的民歌，自然就包括巴国的民歌，清人方玉润在《诗经原始》中说：“南者，周以南之地也，大略所采诗皆周南诗多，故命之曰《周南》。”《召南》中的诗歌主要是蜀国江、沱流域的民歌，同时也包括巴国的民歌。《诗经原始》中亦说：“其所采民间歌谣，有与公涉者，有与公无涉者，均谓之《召南》。”时过境迁，我们今天当然不能简单地的指认那一首是楚国民歌，那一首是巴国民歌，那一首是蜀国民歌，但从“二南”的内容中我们却可以看到：楚风与蜀文化的交流，巴文化起到了桥梁的作用，而最后趋向融合。
《周南雎鸠》取冠《三百》；《鹊巢》亦置《召南》之首，可推测：在楚、巴、蜀三国中只有巴是姬姓封国，由此，把巴国的民歌放于“二南之首”，这是周王朝对巴国的看重，抑或是教化的榜样。从文献上看：能够证明《雎鸠》是巴国民歌的不仅有《汲冢周书·王会》篇，说的是四夷与其贡品之中的几句话：“西申以凤鸟。丘羌鸾鸟。巴人以比翼鸟。方扬以皇鸟。蜀人以文翰。方人以孔鸟。鸾扬之翟。仓吾翡翠。”还有《山海经．海外南经》中对“比翼鸟”的记叙：“比翼鸟在其东，其为鸟青、赤，两鸟比翼。曰在南山东”。其中巴人的贡品即“比翼鸟”，它就是巴人在《南山经·青丘山》中所说的“鸳鸯”（或曰黄鸭）一类水鸟。它们雌雄相依，死都不相离的水鸟。巴人习居水边，故能捕获。以此推断：《雎鸠》可能是巴人的贺婚歌。但这种水鸟在南方较普遍，巴国有，蜀国也有，楚国亦有，所以，《雎鸠》这首民歌是各地民歌相互影响最后才定形的。另据推测：“雎”字便是巴蜀文字的音译，所以后世汉语中就没有“雎”字的意义项，可作补证。朱熹在《诗集传》（下同）中把二诗作了比较后说：“《鹊巢》：此诗之意，犹周南之有《关雎》也”。他从教化的角度认为“诸侯之子嫁于诸侯，送御皆百两”那样一个宏大场面，这样《召南·鹊巢》便与《周南．关雎》的诗意混同了。他在《大序》“国君积德累功以起家，德如鸤鸠，乃可配焉”的基础上进一步发挥道：“南国诸侯被文王之化，其女子亦被后妃之化，故嫁于诸侯，而其家人美之。”然而，《鹊巢》与《关雎》还有明显的区别：它隐含了巴国人的委婉的愤怒，“维鹊有巢，维鸠居之”。巴国由于受楚国的压迫，不得不从巴山与汉水间南迁进入川东。因此，巴人借“鹊巢鸠居”来唱出了他们对占领者的不满之情，抑或是留居川东的蜀人对新的统治者（巴王朝）表露的一种愤懑。《华阳国志·巴志》说：巴国“其民质直好义，土风敦厚，有先民之流。”又说：“而其失在于重迟鲁钝，俗素朴，无造次辨丽之气。”意思是说，巴人淳朴，性直好义，不随便造次，语言直率，无巧言华丽之辞。不仅民众，王族亦尚武好斗。李文昌《图经》载：‘巴王、濮王会盟于此（按：指合川钓鱼山），酒酣击剑相杀，并墓而葬”。所以，《鹊巢》诗的深层含义（象征）完全是巴人借“鹊巢鸠居”抒发的反抗之情。
方玉润《诗经原始》中指出：“自序、传来，说《诗》者无不以鹊巢鸠居况女居男室矣。夫男女同类也，鹊鸠异物也，而何以为配乎？”所以，他在诗后《眉评》中说：“取譬只在首二句，余皆敷衍。且美中含刺，不及《关雎》远矣。《二南》皆以昏词为首，如《易》上经首《乾》、《坤》，下经首《咸》、《恒》，阴阳为道所始也。”从字面上看：《关雎》歌颂的是巴、楚地农村青年男女结合的贺婚歌，而《鹊巢》却是巴蜀贵族婚礼告庙辞。由于两地地域接近，主要居民同为濮人，因此，所表露的诗歌意境也就有了些许相似处。
朱子说：“《采蘩》：盖古者后夫人有亲蚕之礼，此诗亦犹周南之有《葛覃》也”。《采蘩》是首劳动民歌，这首诗很明显是蜀国的。《诗经原始》说：“《小序》以夫人奉祀为‘不失职’，故毛、郑、孔三家皆主祭祀言。《集传》既从其说，又疑为亲蚕事，盖泥《采蘩》、《公宫》等字，以为祭祀用耳。殊知蘩乃主蚕之物，陆氏佃云‘蒿青而高，蘩白而繁。《七月》之诗曰‘采蘩祁祁’，以生蚕也。今覆蚕种尚用蒿’云。”“蘩”即蒿，有消毒的作用。蜀国是桑蚕的发源地，从文字学角度讲：“蜀”字是象形字，就是由野蚕演化而来的。因此，《采蘩》是至今被保留下来的蜀国桑蚕文化的代表作。巴地某些地方至今也无桑蚕，即使养蚕植桑，也是受蜀国的影响才开始的，时间较晚。《华阳国志·巴志》在“涪陵郡”下载：川东“土地山险水滩，人多戆勇、多獽。蜑之民，县邑阿党，斗讼必死，无蚕桑，少文学。” 其已明确指出巴地“无桑蚕”的事实。
西周早期的一件蜀戈，内部饰纹图案以一身作屈曲蠕动状的蚕为中心，四周分布一圈圆点，象征蚕子或桑叶，左侧横一桑树，蚕上都有表示伐桑所用的斧形工具符号，证实了蜀地蚕桑起源时代之早。蜀人的桑蚕文化，又直接与黄帝的正妃嫘祖有关。《帝系》纪载曰：“黄帝……娶于西陵氏之子，谓之嫘祖氏，产青阳及昌意。青阳降居泜水，昌意降居若水。昌意娶于蜀山氏，蜀山氏之子谓之昌濮氏，产颛顼。”《史记·五帝本妃》所记大同。以后诸史所记，皆本乎此。
关于嫘祖，丁度《集韵》称：“嫘，姓也。《史记·五帝纪》：‘黄帝娶于西陵氏女，为正妃，是为嫘祖。’”另据嫘祖所在川北盐亭县故里的民间传说，嫘祖姓王名风，她的母亲因梦彩凤入怀感而生嫘祖，故取名凤。唐代四川省江油县青莲乡（当时属漳明县）大诗人李白的老师赵蕤的《嫘祖圣地》唐碑也称她为“女中圣贤王凤，黄帝元妃嫘祖”。《山海经·海内经》两处作“黄帝娶雷祖”、“黄帝妻雷祖”，“雷祖”即“嫘祖”。《史记·五帝本纪》、《通鉴外纪》、《通鉴前编》、《集韵》、《云笈七签》诸书皆作“嫘祖”；《史记·索隐》、《南岳志》作“累祖”。因其始创蚕丝事业，堪为后世效法者，可谓之为“祖”，故称她为“嫘祖”。“嫘祖”可能是西陵氏王凤成为黄帝正妃后，黄帝赐给她的名字；也可能是她养蚕治丝，受万民感戴而给她的尊号。这样，嫘祖成为蜀桑蚕文化的奠基人，使蜀文化向外部世界交流成为可能。
《山海经·中次十一》曰：“宣山，其上有桑焉，大五十尺，其枝四衢，其叶大尺余，赤理、黄华、青叶，名曰帝女之桑”。这里已把“女”与“桑”相连。《山海经·海外北经》又曰：“欧丝之野大踵东，一女子跪据树欧丝”。这便是后世蜀地蚕神“马头娘”神话的雏形。从《山海经》中的记叙，我们得知这就是巴蜀桑蚕文化对外传播的结果。除此外，还有（晋）王嘉《拾遗记》卷十还记载了关于“冰蚕”的传闻：“员峤山……有冰蚕，长七寸，黑色，有角有鳞，以霜雪覆之，然后作茧。长一尺，其色五彩，织为文锦，入水不濡；以之投火，经缩不燎。唐尧之世，海人献之，尧以为黼黻”。“员峤山”我们不得而知，但“海人献之”，我们却可以推断：“海人”说的就是四川内陆海的蜀人，因为，巴蜀大地自古就有冰蚕的民间传说。从上述，可知蜀国是养蚕植桑的发源地，《采蘩》又是蜀地的桑蚕的劳动歌曲，而《诗经》作为周王朝的唯一一部诗歌总集，它绝不会放弃源而诵其流罢。因此，《诗经原始》指出：“召地去周未远，故风尚略同。《周》有《葛覃》，《召》亦有《采蘩》，均之蚕事为本，女工是重。”其仅此说明诗的思想内容相同，而描绘的对象却各异，《葛覃》与桑蚕并无直接关系，因为，葛覃是原始人类用来连接树叶御寒的原料，也是后来人们制衣的主要材料，所以，《葛覃》是尚无桑蚕的楚地濮人民歌。反之，就是楚风受蜀国桑蚕文化的影响所至。
《周南·卷耳》与《召南．草虫》皆为农村妇女思念征夫之作，可朱子却说：“《草虫》：南国被文王之化，诸侯大夫行役在外，其妻独居，感时物之变，而思其君子如此。亦若周南之《卷耳》也”。卷耳是南方的一种野菜，而草虫却是南方普遍的一种能鸣的蝗虫，诗中表露的思夫心情又是相似的，也可看作天下妇女的共同心理罢。这种相似，我们还可以看作是楚风与巴蜀文化相互影响的结果。
《召南·江有汜》这首诗，我们可以从其文本看到：应该是巴蜀之地的民歌，“汜”指的就是巴国旧疆，而“沱”指的蜀国境内的沱江。为此，朱子曰：“《江有汜》：水决复入为汜，今江陵汉阳安复之间盖多有之。江有沱：江、沱之别者也。”“汜”与“沱”都是长江支流。从诗开头“江有汜、之子归、不我以”得知：其指的是鄂西的巴国故地，接着“江有沱、之子归、不我过”，它却指的是蜀国疆域。我想这应该是编诗者把两地相同的民歌综合在一起的结果。“沱”也指江水的回水处（或角落），如《川东情歌》有云：“送郎看见一条河，河边一个回水沱。江水也有回头意，情哥切莫丢了奴。”这首后起的民歌，也可以作为旁证。
朱熹从儒家的诗教说出发，从《召南》整体曰：“愚按《鹊巢》至《采苹》，言夫人大夫妻，以见当时国君大夫被文王之化，而能修身以正其家也。《甘棠》以下，又见由方伯能布文王之化而国君能修之家以及其国也。”由此，他说：“《甘棠》：召伯之行循南国，以布文王之政，或舍甘棠之下，其后人思其德，故爱其树不忍伤也。”他对《行露》一诗继续发挥道：“南国之人遵召伯之礼自守，而不畏强暴所污者，自述已志，作此诗以绝其人”。从文化学角度讲：方伯成为连接周王朝与南方诸侯的文化使者，客观上起到了促进楚风与巴蜀文化交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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