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战国百家争鸣，百家中比较著名的有哪些？
众所周知，春秋战国时期是一个思想解放的时代，能人辈出，百家争鸣，但是学派虽然众多，但争鸣却是几个大家而已，今天就让我们看看是哪些大家争鸣。
一、儒家
代表人物是孔子、孟子、荀子。代表作是《论语》、《孟子》、《荀子》。儒家是战国时期重要的学派之一，它以春秋时孔子为师，以六艺为法，崇尚礼乐和仁义，提倡中庸之道，主张德治和仁政，重视道德伦理教育和人的自身修养的一个学术派别。儒家强调教育的功能，主张有教无类。在政治上，还主张以礼治国，以德服人。至战国时，儒家分有八派，重要的有孟子和荀子两派。
二、道家
代表人物有老子、庄子、列子。代表作有《道德经》、《庄子》、《列子》等，道家是战国时期重要学派之一，这一学派以春秋末年老子关于道的学说作为理论基础，以道说明宇宙万物的本质、本源、构成和变化。认为天道无为，万物自然化生，否认上帝鬼神主宰一切，主张道法自然，顺其自然，提倡清静无为，守雌守柔，以柔克刚。政治理想是小国寡民、无为而治。老子以后，道家内部分化为不同派别，著名的有四大派：庄子学派、杨朱学派、宋尹学派和黄老学派。
三、墨家
代表人物有墨子。代表作有《墨子》。墨家是战国时期重要学派之一，创始人为墨翟。这一学派以兼相爱，交相利作为学说的基础：政治上主张尚贤、尚同和非攻；经济上主张强本节用；思想上提出尊天事鬼。同时强调靠自身的强力从事。
四、法家
代表人物有韩非、李斯、商鞅。代表作《韩非子》等。法家是战国时期的重要学派之一，因主张以法治国，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故称之为法家。这一学派经济上主张废井田，重农抑商、政治上主张废分封，设郡县，君主专制，仗势用术，以严刑峻法进行统治；思想和教育方面，则主张禁断诸子百家学说，以法为教，以吏为师。
五、名家
代表人物有邓析、惠施、公孙龙和桓团。作品有《公孙龙子》等。名家是战国时期的重要学派之一，因从事论辩名为主要学术活动而被后人称为名家。当时人则称为辩者、察士或刑名家。
六、阴阳家
代表人物有邹衍，阴阳家是战国时期重要学派之一，因提倡阴阳五行学说，并用它解释社会人事而得名。这一学派，当源于上古执掌天文历数的统治阶层。阴阳学说认为阴阳是事物本身具有的正反两种对立和转化的力量，可用以说明事物发展变化的规律。五行学说认为万物皆由木、火、土、金、水五种原素组成，其间有相生和相胜两大定律，可用以说明宇宙万物的起源和变化。
七、纵横家
代表人物有苏秦、张仪等。纵横家是中国战国时以纵横捭阖之策游说诸侯，从事政治、外交活动的谋士。列为诸子百家之一。主要代表人物是苏秦、张仪等。战国时南与北合为纵，西与东连为横，苏秦力主燕、赵、韩、魏、齐、楚合纵以拒秦，张仪则力破合纵，连横六国分别事秦，纵横家由此得名。他们的活动对于战国时政治、军事格局的变化有重要的影响。
八、杂家
代表人物是吕不韦，杂家是战国末期的综合学派。因兼儒墨、合名法，于百家之道无不贯综及颜师古注)而得名。秦相吕不韦聚集门客编着的《吕氏春秋》，是一部典型的杂家著作集。
九、农家：
农家是战国时期重要学派之一。因注重农业生产而得名。此派出自上古管理农业生产的官吏。他们认为农业是衣食之本，应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
十、小说家
小说家，先秦九流十家之一，乃采集民间传说议论，借以考察民情风俗。
十一、兵家
代表人物有春秋末有孙武、司马穰苴；战国有孙膑、吴起、尉缭、魏无忌、白起等。兵家重点在于指导战争，在不得不运用武力达到目的时，怎么样去使用武力。创始人是孙武，兵家又分为兵权谋家、兵形势家、兵阴阳家和兵技巧家四类。
十二、医家
代表人物是扁鹊，主张以医救人，同时医家也泛指所有从医的人。
百家争鸣是指春秋(前770年—前476年)战国(前475年—前221年)时期知识分子中不同学派的涌现及各家族之间流派争芳斗艳的局面。
春秋时期，诸侯混战，国力强大的国家往往会主动进攻那些势单力孤的小国，换句话说，绝大多数的情况下，进攻方的实力要远远大于防守方。在这样悬殊力量的对比之下，要想抵御强敌的凶猛进攻，其难度是可想而知的。春秋比较重要的诸侯国有齐国、晋国、燕国、楚国、宋国、郑国、卫国、鲁国、吴国、越国、秦国等。
由于各国政治上的分裂，往往造就文化上的大发展，大繁荣。各国诸侯们都需要人才来辅佐他们实现称霸的梦想，所以对人才尤其是有真才实学的士子都给予很好的礼遇，像齐国的齐桓公就在宰相管仲的建议下设立稷下学宫，专门供各国才子们各抒己见，发表自己的观点，形成百家齐鸣的开放局面;燕国的燕昭王专门筑黄金台招揽各国人才，因此才吸引了著名将军乐毅前来投奔。以至于流派非常多，各门派的主张观点也有很大不同，西汉的刘向将诸子百家主要分为十派。
主张与人为善，施仁政，有教无类的儒家;主张无为而治，顺应自然的道家;主张兼爱非攻的墨家;主张严刑峻法，依法治国的法家;主张诡辩无罪，逻辑思维的名家;主张以农为本，重农抑商的农家;主张纵横捭阖，巧舌如簧的纵横家;主张兼收并蓄，集各家之所长的杂家;主张阴阳有序，天人合一的阴阳家;主张写文章以文采见长的小说家，主张三十六计，兵不厌诈的兵家。咱们来说说百家当中有不错成效，缺容易被忽略的三位。
百家当中著名的孙子创造了《孙子兵法》广为流传，然而大家很容易忽略，墨子其实也是擅长防御的一位军事奇才，墨子为了阻止战争，四处奔波游说，坚持贯彻执行他一直主张的“非攻”思想理念。墨子深知，光讲道理，大国君主是不会放弃战争的，毕竟不是每一个君主都像鲁阳文君那样好说话。为了制止战争，墨子和他的弟子们投入了许多的精力去研究防御之法。而墨子则立足于弱小国的防御之术，对守城战斗的军队编制、武器装备、防守要略等进行了详细的论述。墨子的守御之术，在语言的不断演化中，形成了“墨守成规”这句成语。可以说，“孙子兵法”与“墨守”，二者一攻一守，一矛一盾，形成了中国古代军事的双璧。
大家还熟知的一位思想家教育家孔子，以观点超钱，有认知，满腹经纶著称，给后人留下了很多极具教育意义的著作。同样百家中属于教育家的还有一位贡献突出却容易被忽略，那就是孟子。当年邹国发生了一场战争，这场战争以邹国的失败而告终。一日，邹穆公对孟子说道：“哎...这场战争打下来啊，我们的官员死了几十人，而老百姓却毫发无伤。你倒是说说，这些不为国家卖命的贱民，那不是太可恶了？”孟子义正严辞地回答道：“大王，灾荒的年月，老百姓连饭都吃不饱，您满仓的粮食不拿出来赈灾，做官的也不向您进谏灾情，怎么还能指望老百姓为这些渎职的官员去卖命呢？什么时候您能施行仁政，那民心自然也就凝聚了！”
虽然孟子的看法只能代表着一家之言，不过“人性本善”这几个字本身带给我们的是力量，是健康，是积极向上的，它让我们相信这个世界是美好的，也给了我们面对挫折的勇气和面对困难的力量。有时候，人们需要的不是一个所谓的“真相”，而是一个足以支撑走下去的信念。
百家中各个流派，或多或少都有自己的著作，有些流芳百世，有些被焚烧殆尽，大家都清楚，《诗》《书》《礼》等这些儒家巨作，但是《道德经》却只有少部分人在学习，《道德经》五千言，老子留给后世的，也只有这区区五千字，然而就是这五千字，足以成就老子在人类思想史上不可磨灭的地位。道德经中一般读到的通常是“无为而治”，是“绝圣弃智”，甚至是“小国寡民”，“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似乎与统治、权力等“有为”思想毫不相关。
深有研究的人不难发现这本《道德经》恰恰是一本写给统治者的书，是一本管理之书，是一本平天下的奇书。其中蕴含着一种刚猛而又睿智的统治力量，是对生民无言的大爱。《道德经》中所蕴含的能量不等同于儒家礼制的教化力量，也不等同于兵家推崇的征服力量，更不等同于法家的规范条例的约束力量，它并不表现为任何明显的战术、技术或是法令，而是一系列无形的感化。是思想高度上的平天下之作，由此可见老子的思想更为超前，奠定的是更远的未来人类发展。
不论如何，春秋战国时期出现的百家争鸣的文化大解放、大发展、大繁荣的开放局面。可以说从此基本上形成了中国的传统文化体系，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思想解放运动，有力地推动了中国历史的发展。是中国学术文化思想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阶段，奠定了中国思想文化发展的基础。各家之间互相辩驳，又互相影响，互相取长补短，有力地促进了思想文化的发展。这不仅是各种思想流派之间的争论，不单是个人学术思想的发展，更是对中国早期文化的一次总结，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一次全面梳理，更是确立了后世两千多年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基，对中国历史发展有着不可估量的巨大影响，对当今中国的文化复兴也有着借鉴意义。
百家争鸣的盛况
春秋战国时期，新兴地主阶级在各诸侯国都把主要精力用于政治、经济、军事方面的改革，致使地主阶级的意识形态，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落后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其他方面。由于地主阶级的思想还没能成为统治思想，这就为“百家争鸣”创造了条件。使春秋战国时期各阶级的思想家，都能够自由地著书立说和四处奔走，宣传自己的思想和主张。
战国时期，各诸侯除了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加强自己的实力外，为逐鹿中原，十分需要借重知识分子，因而“养士”之风盛行。战国初期，魏文侯尊贤礼士，在他周围有一大批知识分子，如子夏、田子方、段干木、李悝、吴起、西门豹、乐羊等。他们对魏国的强大起了很大的作用。齐威王、宣王时在都城临淄的西门外设稷下学宫，招徕天下文人学士，在那里讲学和著书立说。“稷下先生千有余人”，（《盐铁论·论儒》）而稷下“学士”有“数百千人”。（《史记·田敬仲完世家》）后来的大贵族“四公子”孟尝君、信陵君、平原君、春申君“养士”多达几千人。战国诸侯、贵族的“养士”之风显然对“百家争鸣”起了促进作用。
战国诸侯对“士”往往采取宽容的政策，允许学术自由。他们虽然有所偏重和选择，但对各家的学术兼容并蓄。齐国的稷下学宫就是这样，田齐政权倡导黄老之学，但对各家各派的学者并不排挤打击，而是兼而礼之，允许其自由讲学、著书立说和议论政事。这是因为战国诸侯为了巩固其政权，要从多方面去总结政治得失，摸索统治经验，因此对各家各派“兼而礼之”。《淮南子·汜论训》说：“百家殊业，兼务于治”。可见百家学说，对于当时的统治者来说，都可以进行选择，各取所儒。由于战国诸侯对“士”的宽容政策，允许其“合者留，不合者去”，从而促进了各国的人才流动。这也为“百家争鸣”创造了良好的环境。
在学术自由的环境中，培养了冲破旧传统思想的束缚、敢于探求的精神，从而大大促进了学术的发展。因此，各家各派的著作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各种观点纷然并存，直接交锋。各种针锋相对的辩论时有发生。“诸子百家”存在着极为错综复杂的关系。
在“百家争鸣”过程中，有儒、墨之争，儒、法之争，儒、道之争，等等，就是在一家之中，内部也有不同派别的争论。诸子都从自己的立场出发，提出救世的主张。正如《淮南子·要略》说，诸子之学皆出于救时之弊。这样就形成了各家各派的特色。如《尸子·广泽》所说：“墨子贵兼，孔子贵公，皇子贵衷，田子贵均，列子贵虚，料子贵别囿”。又如《吕氏春秋·不二》说：“老聃贵柔，孔子贵仁，墨翟贵廉，关尹贵清，子列子贵虚，陈骈贵齐，阳生贵己，孙膑贵势，王廖贵先，儿良贵后”。诸子虽各有特点，但他们往往各执一端，有其片面性。荀子曾批评当时各家自以为是：“私其所积，唯恐闻其恶也；倚其所私以观异术，唯恐闻其美也”。（《荀子·解蔽》）这种情况，恐怕也是难免的。
在春秋战国的意识形态领域里，虽然纷纭淆乱，但各个阶段仍有其斗争的中心问题。在春秋末期，主要是儒、墨显学的对立和斗争。在战国早、中期，则出现了儒、墨（翟）、杨（朱）三家鼎立的局面。战国中期，在齐国稷下学宫，黄老之学有颇大的发展，到战国中期比孟子稍晚的庄子，又发展了老子的学说，使道家有了较大的起色。而早期法家李悝、吴起、商鞅等，主要在政治经济领域从事变法改革，他们对儒家的思想斗争，其理论并不完整，在思想意识形态领域所占的地位也不十分重要。因此，孟子主要论辩的对手是杨、墨两家。到了战国后期，韩非总结了商鞅的“法”、申不害的“术”、慎到的“势”，才使法家的理论趋于完善。法家对儒家比较系统的批判是从韩非开始的。
从总的方面说，春秋战国“百家争鸣”的局面是剧烈的社会变革与阶级变动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反映。
2．诸子百家的相互影响与融合
春秋战国诸子百家争鸣，相互诘难，进行了激烈的论争，但这只是“百家争鸣”的一个方面，在争鸣的过程中，各家还有相互影响的一方面。过去学术界对“百家争鸣”互相诘难的一面比较重视，而争鸣中的相互影响的一面则往往被忽略了。
“百家争鸣”过程中的相互影响，在稷下学宫表现得十分明显。我在《管子学刊》创刊号上写过《稷下学宫的百家争鸣与相互影响》一文，对这个问题有比较详细的论述，这里仅简要作些说明。
关于道法相互影响：《管子》的《心术》、《内业》等四篇，是宋鈃、尹文的著作，它体现了稷下黄老之学的道、法相互影响的特点。《心术上》说：“事督乎法，法出乎权，权出乎道”。这是讲“道”、“法”的关系，显然“道”是基本的。稷下黄老之学是以道家为主体而为法家的政治（法）进行论证的。《尹文子》说：“万事皆归于一（指道），百度皆准于法”。可见道、法是紧密相联系的。不过尹文更强调道。他说：“大道治者，则名法儒墨自废；以名法儒墨治者，则不得离道”。（《尹文子》）
田齐法家的道、法融合思想尤为突出。《管子·君臣》上说：“明君重道法”。《管子·任法》说：“百姓辑睦，听令道法，以从其事”。因此，田齐法家又称道法家。后来法家韩非受田齐道法融合思想的影响很大，因而主张“因道全法”。（《韩非子·大体》）
关于儒法相互影响：田齐法家具有法家强调“法”的特点，而同时兼用儒家的“礼”、“义”。《管子·牧民》有“礼、义、廉、耻”为国之四维之说，而且还主张孝悌之道。这些显然是受了儒家的影响。
孟子在稷下学宫，也受法家影响。《孟子·尽心上》说：“舜为天子，皋陶为士（法官），瞽瞍（舜的父亲）杀人”，该怎么办呢？孟子认为，法官应该把瞽瞍逮捕起来，舜不能去禁止，因为这是依法办事。仅从这一点看，说明孟子也有法治思想。
在社会分工理论上，田齐法家著作《管子·法法》说：“君子食于道，小人食于力。君子食于道，则上尊而民顺；小人食于力，则财厚而养足”。孟子则说：“或劳心，或劳力，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天下之通义也。”（《孟子·滕文公上》）两者的主张大体相同。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儒法两家的相互影响。
荀子受田齐法家的影响更深。他把儒家的“礼”进行了改造，加进了“法”的内容，常常“礼”、“法”并称。他说：“隆礼尊贤而王，重法爱民而霸”。因此，荀子两个弟子韩非和李斯后来都成了法家的代表人物，也就不难理解了。
关于儒道相互影响：儒家孟子受黄老之学的影响，郭沫若早就指出过。他认为孟子主张的“浩然之气”是袭取了《管子·内业》的“浩然和平，以为气渊”，而“稍为改造了一下。”（《十批判书·稷下黄老学派的批判》孟子的“养心莫善于寡欲”（《孟子·尽心下》）也是受了黄老之学的影响。《管子·心术上》说：“虚其欲，神将入舍”。《内业》说：“能去忧乐、喜怒、欲利，心乃反济”。两者一比较，其影响是明显的。
同时，儒家思想对宋鈃、尹文也有影响，《管子·内业》说：“止怒莫若诗，去忧莫若乐，节乐莫若礼，守礼莫若敬，守敬莫若静。内静外敬，能反其性，性将大定。”这里，道家的主“静”的思想与儒家的“礼”、“乐”、“诗”融合在一起了。
班固在《汉书·艺文志》里说，诸子百家“其言虽殊，辟犹水火，相灭亦相生也。仁之与义，敬之与和，相反皆相成也”。这是说，各家主张虽然各不一致，相互如水火一样不相容。但是并非毫无关系，往往是相灭又相生，相反又相成。在学术发展过程中往往互相补充，而使学术思想水平不断提高。比如老子首先提出“道”这个抽象概念，认为“道”是万物的本源。这种客观唯心主义哲学，片面地强调了抽象思维的作用。墨子在认识论上特别强调经验，即重视感性认识在认识中的重要作用。这就克服了老子哲学强调抽象思维的片面性。荀子吸取了墨子重视感性认识的长处，建立了他的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同时又吸取了宋鈃、尹文的唯物主义的认识论，给理性认识以一定的地位。因而荀子的认识论就在前人的基础上大大提高了一步。老子强调天道无为，忽视了人的主观能动作用。儒家纠正了老子这一弱点，强调了人的主观能动性。但是，孟子又过分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陷入了主观唯心主义。荀子批判了孟子的主观唯心主义哲学，吸取了他重视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合理部分，继承了历史上的唯物主义思想传统，形成了他的唯物主义思想体系。
在“百家争鸣”中各家的相互影响，还表现在思想资料的继承关系上，并不局限于某家只继承某家，而是各家之间互相吸取营养。比如法家韩非批判地继承了老子的一些思想，他作《解老》、《喻老》两篇，把老子的唯心主义的“道”，改造为唯物主义的“道”，吸收到他的唯物主义思想体系中去。
诸子百家的相互影响到战国后期更为明显。那时，由于政治上统一已成为大势所趋，“百家争鸣”渐渐转入了总结阶段。荀子不仅是儒、法合流的关键人物，也是总结诸子百家的第一人。他的《非十二子》、《解蔽》、《天论》等篇，正是他总结“诸子百家”的著作。他善于批判地吸收诸家的优秀成果，因此，他的天道观、认识论、逻辑学等都达到了先秦思想的最高水平。战国末年的《吕氏春秋》，“兼儒、墨，合名、法”，使“诸子百家”融合在一起。这是政治上由封建割据走上全国统一的趋势在思想意识形态领域的一种反映。
“百家争鸣”局面随着秦统一六国，中央集权的封建专制国家的建立，也就相应的基本结束了。
总而言之，“百家争鸣”一方面相互诘难、彼此交锋，一方面又相互影响、彼此渗透。由“百家争鸣”的发展而逐渐形成诸家的融合，从而导致中华大一统局面，这样才是对“百家争鸣”的全面理解。春秋战国“百家争鸣”的出现，对我国古代学术思想的繁荣有重要的作用。它是我国学术思想史上一个重要的发展阶段。
其中春秋战国时期文化中心转移是随政治经济中心转移而转移的。而现实社会也是如此。更重要的是百家争鸣为古代科学技术和文化创新创造了先决条件，因而创造一个宽松的人文环境，是发展科学技术与文化十分必要的条件；学术问题有学术发展自身的规律，用行政命令的办法是解决不了的。我想这是研究春秋战国时代的百家争鸣所得到的启示。
文/孙开泰（摘自《先秦诸子精神》）
文明传承
人文始祖伏羲氏是在距今7000多年前的上古时期，一画开天、创立先天八卦，开启华夏族群原生文明的。在距今7000-4000年的上古时期，中国哲学的三大理论——“元气一元论”、“阴阳二元论”和“五行多元论”已经基本成型。从现代考古学证据来看，伏羲八卦和河图洛书就是明证。在没有书写工具、记录媒介和文字的情况下产生出来的先天八卦属于无字天书，但却可以尽览物性、穷极天理、洞悉人事。
1973年出土的距今6500年青墩麋鹿角八卦
1887年濮阳形意墓距今6600年的左青龙右白虎
到了距今4000-2700年的中古时期即夏商周三代之后，在人文领域既有商朝中期的甲骨文传世，又有《连山易》（夏易）、《归藏易》（商易）和《周易》的出现。《连山易》和《归藏易》均属于无字天书，也可以理解为是阴阳二进制的符号系统，据说因为东汉宫廷火灾已经失传，现在传承下来的是由周文王姬昌（前1152-前1056）创作的《周易》又称后天八卦，除八卦图形外还配有64卦的卦辞和384爻的爻辞，是中国文明的阶段性集大成成果。
周文王姬昌创作的《周易》
经济基础
周朝所施行的井田制，因为生产力低下，没有铁器，依靠人力，8户隶农需要一起劳作才能够完成耕耘的工作。春秋战国时期是一个“废井田、开阡陌”的时代，阡陌就是井田中间相应比较宽大的纵横交错的大路，纵者为阡，横者为陌，开阡陌就是把宽的路变窄或直接变成耕田，可以大大增加可耕田的面积。
春秋战国时期开始废除井田制
铁器牛耕时代的来临，带来了生产力的提高，原有需要隶农们集体劳作才能完成耕耘的井田制，已不能满足时代的需要，相反以家庭为单位的小农经济兴起，引发了社会的剧变。生产力的提高，使社会财富积累增加，有闲阶层人数大大增多。
铁骑牛耕时代提高了生产力
政治巨变
平王东迁以后，东周开始，周室开始衰微，只保有天下共主的名义，而无实际的控制能力。中原各国也因社会经济条件不同，大国间争夺霸主的局面出现了。那是一个铁血竞争的大争之世，那是一个“礼崩乐坏，瓦釜雷鸣，高岸为谷，深谷为陵”的剧烈变化时代，那是一个大毁灭、大创造、大沉沦、大兴亡，从而在总体上大转型的时代。
战国时期的秦赵长平之战
在春秋战国时代，王权衰落，诸侯争霸，为了壮大自己的实力，各国开放政权以延揽人才，打破了本来的贵族政治体制，使得原本几乎没有资格参与政治的普通庶民，现在也可以发表自己的政见甚至于直接参与到政治决策。
彻底的变法，彻底的刷新自己，成为每个邦国迫在眉睫的生存之道。由此引发的人才竞争赤裸裸地白热化。无能的庸才被抛弃，昏聩的国君被杀戮，名士英才成为天下争夺的瑰宝，明君英主成为最受拥戴的英雄。名将辈出，大才如云，英主迭起。中华民族的所有文明支系都被卷进了这场全面彻底的大竞争之中！
文字基础
中国至少在商朝中期的公元前13世纪中期开始，已经拥有成系统建制的文字系统。经过近现代100多年的研究，从出土的16万片甲骨文之中，可识别的字有4500多个，现在认识了约2500多个。周朝延续商朝的甲骨文，发展出了金文。金文是指铸造在殷周青铜器上的铭文，也叫钟鼎文。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又发展出了大篆。
河南安阳殷墟出土的甲骨文
从商朝的甲骨文体系，历经500多年的孕育和发展，春秋战国时期的文字系统已经很是成熟。在中国历史上，西周（前1046～前771）以前，“学”（指的是学习文化知识的人）在官府，东周（前770～前256）以后，“学”逐步走向民间。能够运用文字的人越来越多。
思想孕育
春秋战国时代是中国原生文明的开花与绽放的时代。自人文始祖伏羲氏一画开天、创立先天八卦开始，华夏文化历经4300多年的积淀和孕育，在春秋战国时期出现了思想文化百花齐放的繁荣局面。那是中国历史上最为自由奔放、充满活力的大黄金时代，
经济、政治、军事、文化，举凡社会生活的所有领域，都在这种大争之中碰撞出最灿烂的辉煌。战争规模最大，经济改革最彻底，权力争夺最残酷，文化争鸣最激烈，民众命运与国家命运的联系最紧密，创造的各种奇迹最多，涌现的伟人最多——所有这些，都是后来的时代无法与之比肩的，甚至是无法想象的。
那是一个青铜文明向铁器文明的转型、隶农贵族经济向自由农地主经济的转型、联邦制国体向中央集权制国体转型、华夏族群原生文明开枝散叶、开花结果的时代。社会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等等方方面面，都在不断的竞争与冲突之中发生着剧变。不同学派的代表人物，对社会变革发表不同主张，“诸子百家”便应运而生。以孔子、老子、墨子为代表的三大哲学体系，形成诸子百家争鸣的繁荣局面。
大哉！元气、阴阳、五行！
美哉！华夏族群原生文明！
深层挖掘，传播正向能量；
以文明道，再生华夏人文！
中古历史春秋战国时期（公元前770年－公元前221年）,那是一个“百家争鸣”时期，对后世思想具有影响力的七子，分别是儒家,孔子、孟子、荀子,道家老子、庄子,法家韩非子,，墨家墨子
孔子（公元前551年―公元前479年）
孟子(公元前372年-公元前289年）
荀子（元前313年－公元前238年）
老子（公元前571年—公元前471年）
庄子(公元前369年—公元前286年）
韩非子（公元前280年—公元前233年）
墨子（公元前468—前37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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