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阳社和创造社 太阳社、创造社为什么攻击鲁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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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社——它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初期成立的文学社团，是中国现代文学团体。1921年7月由留学日本归来的郭沫若、成仿吾、郁达夫、张资平、田汉、郑伯奇等人在日本东京成立。太阳社—— 太阳社是现代文学团体。1927年秋成立于上海。发起人为蒋光慈、钱杏□(阿英)、孟超、杨□人等
（1）文化立场之差异：
前期的创造社反对封建文化、复古思想，崇尚天才，主张自我表现和个性解放，强调文学应该忠实于自己“内心的要求”，是其文艺思想的核心命题，表现出浪漫主义和唯美主义的倾向。郭沫若的诗集《女神》，郁达夫的小说《沉沦》及郭沫若的译作《少年维特之烦恼》（歌德），是该社最有影响的作品。
后期创造社与太阳社一起大力倡导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要求文学适应革命形势的需要，面向工农大众，作家要获得无产阶级意识；对五四以后的文学和鲁迅等作家，却作为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意识代表进行偏激的批判。由此引起关于“革命文学”的论争。
太阳社的主要成员大都是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从实际斗争中转移到上海从事文化活动的中国共产党党员；他们有相似的斗争经历和共同的思想基础，在文学主张与创作上,也有某些共同的倾向:积极提倡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反映工农大众的生活与斗争。
如蒋光慈的《短裤党》等所谓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
所以，所谓的“差异”主要是创造社前期提倡的“浪漫主义与唯美主义”文学主张。
到大革命后，两者都由于受到当时中国共产党内左倾思潮的影响，对五四以后的文学和鲁迅等作家，作为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意识代表进行偏激的批判。打起了“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大旗，走上“唯我独革，唯我独左”的道路。
（2）产生原因：
创造社是由留日的知识分子在1921年就建立的。当时在“五四”精神的鼓舞下，反对封建主义，追求“个性解放”符合了中国知识分子精神需求。——
所以创造社在当时能同茅盾的“文学研究会”，鲁迅的“语丝社”等一起并肩战斗。
太阳社是激进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1927年成立的文学社团。由于共产党的失败，他们从实际斗争中转移到上海从事文化活动，他们有相似的斗争经历和共同的思想基础，在文学主张与创作上,也有某些共同的倾向:积极提倡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反映工农大众的生活与斗争。——
所以“他们又难免在激情中夹杂着偏激的情绪”。
后期，创造社主要成员大部分倾向革命或从事革命实际工作。随后，表现出“转换方向”的态势，（郭沫若出走日本，田汉等回到书斋）。
然后有新从日本回国的李初梨、冯乃超、彭康、朱镜我等思想激进的年轻一代参加，遂发展而为后期创造社。
这样后期创造社同太阳社有了同一的“马列主义理论基础”，有了“无产阶级文学”的实践（这都来自苏联），为了“掌握无产阶级的话语权”，两者在对“封建余孽”鲁迅进行恶劣的“批判”的阶级路线上，联合起来了。
（3）太阳社于1929年底自动宣告解散，1930年春全部成员加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
创造社于1929年为国民党政府封闭，部份成员加入“左联”。
1928年1月15日，创造社一批年轻的东京归国者们创办的《文化批判》在上海问世，由此在创造社的历史上开启了一个“文化批判”的时代。不久，太阳社成员亦加入，彼此呼应，互为声援。在倡导革命文学过程中，创造社、太阳社一批年轻的共产党员表现出十分可嘉的革命热情，形成了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的飞跃。然而由于特定的历史背景以及自身的局限，他们又难免在激情中夹杂着偏激的情绪。于是，鲁迅、茅盾这样在中国文坛上很有影响的作家便成了这种偏激情绪的发泄对象。由此，创造社、太阳社与鲁迅之间便爆发了一场关于革命文学的论争。
在批判鲁迅、茅盾等作家时，创造社和太阳社是有着强烈共鸣的，而且时常形成一种“联合战线”的态势。但这种“联合战线”事实上又很松散。因为伴随着革命文学论争的过程，创造社和太阳社之间也时常相互指责，而最为敏感的则是在革命文学的“发明权”上。
太阳社创始人之一的蒋光慈原来即为创造社成员。作为留苏学生，蒋光慈当时的气质、情愫及其革命的浪漫主义倾向均与创造社同人接近。为此，他于1925年底被郭沫若“拉进”创造社。但性格爽直的蒋光慈以后与创造社的部分人相处得并不融洽，尤其体现在他与创造社刊物《洪水》几位编辑的关系上。
为了不受人牵制，蒋光慈之后便与钱杏邨、杨邨人、孟超等一起商量出版新杂志与重建文学社事宜。新杂志的名称叫《太阳》，而关于文学社，杨邨人有一段耐人寻味的回忆:“在杂志创刊号出版的时候，还没有成立太阳社的企图。等到受到创造社的袭击以后，才感觉着非有联合战线的队伍不足以迎敌，便标明了旗帜招引同志充实战斗的力量，于是乎成立了太阳社。”
虽然，杨邨人此番话将成立太阳社的目的狭义化了，但至少披露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太阳社成立之始并非与创造社同道。以后郭沫若在《革命春秋》中亦有“让蒋光慈也被逼和另一批朋友组织起太阳社来了”之语，对杨邨人的上述话可谓是个补充。
杨邨人所说“受到创造社的袭击”，亦与革命文学的论争有关。
在1928年1月1日出版的《太阳》月刊创刊号上，蒋光慈发表了提倡革命文学的《现代中国文学与社会生活》一文，其中说道:
革命的步骤实在太快了，使得许多人追赶不上。文学虽然是社会生活的表现，但是因为我们的社会生活被革命的浪潮推动得太激烈了，因之起了非常迅速的变化。这弄得我们文学来不及表现。我们的文学家虽然将笔运用得如何灵敏，但当他的这一件事情还未描写完时，而别的一件事情却早已发生了……如此，我们的文学就不得不落后了。
从这段话中不难读出蒋光慈对文学落后于社会发展的忧虑以及对文学尽快赶上革命步伐的呼唤。
然而创造社的李初梨却从自己的认知角度来解读蒋光慈的观点，从而推导出一个并非蒋光慈原意的结论，继之便毫不留情地加以批判。在创造社《文化批判》杂志第二期上，李初梨以《怎样地建设革命文学》为题发表议论，其中称:
蒋君好像在此地大发牢骚，以为我们的文学的落后都是因为革命的步骤实在太快！……他以为只是革命的步骤稍微慢一点，经过了“相当的思考过程”，有了“从容的顺序的态度”，那么，不管他是第几阶级的作者，张三李四、老七老八都可以写几篇革命文学来。
李初梨的这篇文章成为创造社与太阳社之间的首次碰撞。当时太阳社成员对李初梨这种带有主观武断色彩的文章很不满意，特别是蒋光慈在其文章中明明有“只有革命能与作家以创造的活力，只有时代能与作家以有趣的材料，若抛弃革命，不顾时代，是不会创造出好的东西来的”这样鲜明的观点，而李初梨仿佛视若无睹，曲解蒋光慈的原意。
但更令太阳社不能接受的是李初梨在文章导言部分所说的一句话:“1926年4月，郭沫若曾在创造月刊上发表了一篇《革命与文学》的论文。据我所知，这是中国文坛上首先倡导革命文学的第一声。”
郭沫若的《革命与文学》讨论了文学与革命的关系，其中称“假如是赞成革命的人，那你做出来的文学或者你所欣赏的文学，自然是革命的文学，是替被压迫阶级说话的文学，这样的文学自然会成为革命的前驱。”应该说此文是革命文学运动中的一篇重要文章，而且也有一定影响。但说它是“革命文学的第一声”，似乎不能令人折服。
对此，太阳社的反应是非常激烈的。作为太阳社发起人之一的钱杏邨随即在《太阳月刊》上发表了《关于“现代文学”》一文，他对李初梨文章的不满溢于字里行间。特别是关于谁在当时中国文坛最先倡导革命文学的问题上，钱杏邨对郭沫若是否定的。他称蒋光慈早在1924年8月份出版的《新青年》杂志上，就曾发表了《无产阶级革命与文化》的论文。次年之始，又在《民国日报》副刊《觉悟》新年号上，发表了《现代中国社会与革命文学》的评论性文章。钱杏邨的结论是蒋光慈喊出了革命文学“第一声”。
由此，创造社与太阳社之间在关于革命文学“发明权”的问题上互不相让，各执一词。
不可否认，蒋光慈亦是革命文学的热心倡导者之一，他在《现代中国社会与革命文学》中的观点可谓旗帜鲜明，掷地有声。作为与蒋光慈同从安徽芜湖走到上海文学界并一同创建太阳社，且情投意合的钱杏邨为蒋光慈争夺“革命文学”的“发明权”，其质朴的感情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不排除这其中有与创造社意气之争而导致感情用事的成分。事实上正如夏衍以后谈及被其称为“上海文艺界发生了一场猛烈的关于革命文学的论战”时所强调的:“关于革命文学，在二十年代初，李大钊、恽代英就不止一次提到过有关革命文学的建设问题。”
应该说无论是李初梨还是钱杏邨都不可能不知道关于革命文学发展的这段历史。但为什么又仍然要偏执地争夺革命文学的“发明权”呢？由此可见创造社与太阳社当时的矛盾和各自所持的本位立场。加之论争双方都带有青年人所特有的冲动和轻率的个性。于是这种对峙和论争很快又从“发明权”之争而蔓延。导致革命文学的论争产生了异化，甚至进入怪圈。郭沫若称其之为“一个混战的局面”。
这种混战的局面，当然不是创造社、太阳社同人的初衷所在。创造社与太阳社尽管有意气之争，但毕竟有对于革命文学的认同，属于同一战壕中的文学战士。面对眼前的文坛混乱，他们逐步产生了一种共识，即这种进步队伍内部的“论战”以及同志间年轻气盛式的“纷争”，不仅消耗了双方的精力，伤害了彼此感情，而且导致了亲痛仇快的结果。于是创造社率先作出姿态，举起免战牌，并倡议两社化干戈为玉帛，联手共进。太阳社自然乐意接受。正是在这样的气氛中，太阳社的蒋光慈、钱杏邨、杨邨人一起前往创造社拜会成仿吾、冯乃超、彭康、李初梨等人。从此，两社裂隙弥合、前嫌冰释，为之后两社与鲁迅联合成立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奠定了基础。
创造社在前期被认为是尊重天才的，为艺术而艺术的，注重自我表现的文学团体。前期作家们的创作侧重主观内心世界的刻画，具有浓重的抒情色彩。他们的文学主张、创作以及所介绍的外国作品形成了浪漫主义和唯美主义的倾向。强调文学必须忠实于自己“内心的要求”，是前期创造社文艺思想的核心。创造社的这种艺术倾向,在打破封建文学“文以载道”的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创造社主要成员大部分倾向革命旧传统方面,在当时是有积极意义.后期创造社受当时国际国内左倾思潮影响，理论倡导和文学活动不免带有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倾向,在“革命文学”论争中对待鲁迅、茅盾等作家表现出了偏激的情绪
太阳社的主要成员大都是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从实际斗争中转移到上海从事文化活动的中国共产党党员；他们有相似的斗争经历和共同的思想基础，在文学主张与创作上,也有某些共同的倾向：积极提倡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反映工农大众的生活与斗争。
原因是思想当时大多处于由小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转化的过程中，尚未很好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存在片面性和绝对化。同时，由于受到当时国内外社会主义思潮中“左”的倾向的影响，他们对于中国革命的性质和任务的分析存在某些偏差。反映在革命文学的主张上，夸大文艺的社会功能，忽视文艺的特性，忽视作家世界观改造的艰巨性
1928年1月15日，创造社一批年轻的东京归国者们创办的《文化批判》在上海问世，由此在创造社的历史上开启了一个“文化批判”的时代。不久，太阳社成员亦加入，彼此呼应，互为声援。在倡导革命文学过程中，创造社、太阳社一批年轻的共产党员表现出十分可嘉的革命热情，形成了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的飞跃。然而由于特定的历史背景以及自身的局限，他们又难免在激情中夹杂着偏激的情绪。于是，鲁迅、茅盾这样在中国文坛上很有影响的作家便成了这种偏激情绪的发泄对象。由此，创造社、太阳社与鲁迅之间便爆发了一场关于革命文学的论争。
在批判鲁迅、茅盾等作家时，创造社和太阳社是有着强烈共鸣的，而且时常形成一种“联合战线”的态势。但这种“联合战线”事实上又很松散。因为伴随着革命文学论争的过程，创造社和太阳社之间也时常相互指责，而最为敏感的则是在革命文学的“发明权”上。
太阳社创始人之一的蒋光慈原来即为创造社成员。作为留苏学生，蒋光慈当时的气质、情愫及其革命的浪漫主义倾向均与创造社同人接近。为此，他于1925年底被郭沫若“拉进”创造社。但性格爽直的蒋光慈以后与创造社的部分人相处得并不融洽，尤其体现在他与创造社刊物《洪水》几位编辑的关系上。
为了不受人牵制，蒋光慈之后便与钱杏邨、杨邨人、孟超等一起商量出版新杂志与重建文学社事宜。新杂志的名称叫《太阳》，而关于文学社，杨邨人有一段耐人寻味的回忆:“在杂志创刊号出版的时候，还没有成立太阳社的企图。等到受到创造社的袭击以后，才感觉着非有联合战线的队伍不足以迎敌，便标明了旗帜招引同志充实战斗的力量，于是乎成立了太阳社。”
虽然，杨邨人此番话将成立太阳社的目的狭义化了，但至少披露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太阳社成立之始并非与创造社同道。以后郭沫若在《革命春秋》中亦有“让蒋光慈也被逼和另一批朋友组织起太阳社来了”之语，对杨邨人的上述话可谓是个补充。
杨邨人所说“受到创造社的袭击”，亦与革命文学的论争有关。
在1928年1月1日出版的《太阳》月刊创刊号上，蒋光慈发表了提倡革命文学的《现代中国文学与社会生活》一文，其中说道:
革命的步骤实在太快了，使得许多人追赶不上。文学虽然是社会生活的表现，但是因为我们的社会生活被革命的浪潮推动得太激烈了，因之起了非常迅速的变化。这弄得我们文学来不及表现。我们的文学家虽然将笔运用得如何灵敏，但当他的这一件事情还未描写完时，而别的一件事情却早已发生了……如此，我们的文学就不得不落后了。
从这段话中不难读出蒋光慈对文学落后于社会发展的忧虑以及对文学尽快赶上革命步伐的呼唤。
然而创造社的李初梨却从自己的认知角度来解读蒋光慈的观点，从而推导出一个并非蒋光慈原意的结论，继之便毫不留情地加以批判。在创造社《文化批判》杂志第二期上，李初梨以《怎样地建设革命文学》为题发表议论，其中称:
蒋君好像在此地大发牢骚，以为我们的文学的落后都是因为革命的步骤实在太快！……他以为只是革命的步骤稍微慢一点，经过了“相当的思考过程”，有了“从容的顺序的态度”，那么，不管他是第几阶级的作者，张三李四、老七老八都可以写几篇革命文学来。
李初梨的这篇文章成为创造社与太阳社之间的首次碰撞。当时太阳社成员对李初梨这种带有主观武断色彩的文章很不满意，特别是蒋光慈在其文章中明明有“只有革命能与作家以创造的活力，只有时代能与作家以有趣的材料，若抛弃革命，不顾时代，是不会创造出好的东西来的”这样鲜明的观点，而李初梨仿佛视若无睹，曲解蒋光慈的原意。
但更令太阳社不能接受的是李初梨在文章导言部分所说的一句话:“1926年4月，郭沫若曾在创造月刊上发表了一篇《革命与文学》的论文。据我所知，这是中国文坛上首先倡导革命文学的第一声。”
郭沫若的《革命与文学》讨论了文学与革命的关系，其中称“假如是赞成革命的人，那你做出来的文学或者你所欣赏的文学，自然是革命的文学，是替被压迫阶级说话的文学，这样的文学自然会成为革命的前驱。”应该说此文是革命文学运动中的一篇重要文章，而且也有一定影响。但说它是“革命文学的第一声”，似乎不能令人折服。
对此，太阳社的反应是非常激烈的。作为太阳社发起人之一的钱杏邨随即在《太阳月刊》上发表了《关于“现代文学”》一文，他对李初梨文章的不满溢于字里行间。特别是关于谁在当时中国文坛最先倡导革命文学的问题上，钱杏邨对郭沫若是否定的。他称蒋光慈早在1924年8月份出版的《新青年》杂志上，就曾发表了《无产阶级革命与文化》的论文。次年之始，又在《民国日报》副刊《觉悟》新年号上，发表了《现代中国社会与革命文学》的评论性文章。钱杏邨的结论是蒋光慈喊出了革命文学“第一声”。
由此，创造社与太阳社之间在关于革命文学“发明权”的问题上互不相让，各执一词。
不可否认，蒋光慈亦是革命文学的热心倡导者之一，他在《现代中国社会与革命文学》中的观点可谓旗帜鲜明，掷地有声。作为与蒋光慈同从安徽芜湖走到上海文学界并一同创建太阳社，且情投意合的钱杏邨为蒋光慈争夺“革命文学”的“发明权”，其质朴的感情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不排除这其中有与创造社意气之争而导致感情用事的成分。事实上正如夏衍以后谈及被其称为“上海文艺界发生了一场猛烈的关于革命文学的论战”时所强调的:“关于革命文学，在二十年代初，李大钊、恽代英就不止一次提到过有关革命文学的建设问题。”
应该说无论是李初梨还是钱杏邨都不可能不知道关于革命文学发展的这段历史。但为什么又仍然要偏执地争夺革命文学的“发明权”呢？由此可见创造社与太阳社当时的矛盾和各自所持的本位立场。加之论争双方都带有青年人所特有的冲动和轻率的个性。于是这种对峙和论争很快又从“发明权”之争而蔓延。导致革命文学的论争产生了异化，甚至进入怪圈。郭沫若称其之为“一个混战的局面”。
这种混战的局面，当然不是创造社、太阳社同人的初衷所在。创造社与太阳社尽管有意气之争，但毕竟有对于革命文学的认同，属于同一战壕中的文学战士。面对眼前的文坛混乱，他们逐步产生了一种共识，即这种进步队伍内部的“论战”以及同志间年轻气盛式的“纷争”，不仅消耗了双方的精力，伤害了彼此感情，而且导致了亲痛仇快的结果。于是创造社率先作出姿态，举起免战牌，并倡议两社化干戈为玉帛，联手共进。太阳社自然乐意接受。正是在这样的气氛中，太阳社的蒋光慈、钱杏邨、杨邨人一起前往创造社拜会成仿吾、冯乃超、彭康、李初梨等人。从此，两社裂隙弥合、前嫌冰释，为之后两社与鲁迅联合成立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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