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龙岗书院传盛名，知行合一出文明
正德四年（1509年），贵州提学副使席书来到龙岗书院。前有贵州按察副使毛应奎帮助王阳明调解思州太守的事情，两人已经有些交际。毛应奎也是浙江余姚人，年长于王阳明，但特别钦佩王阳明的才学，想请他到贵州去讲学。当时王阳明以“身体虚弱，不便出行”为由，拒绝了毛应奎的邀请。而席书的邀请，也颇费了一番周折。席书是四川遂宁县吉祥乡（今属蓬溪县）人，弘治三年（1490年）中进士。他曾经任山东郯县知县，在任上安抚百姓，大兴水利，办学校、兴教化，政绩卓著。在席书离任的时候，郯县百姓为其立祠树碑。他在政坛上真正轰动一时，是在弘治十六年（1503年）。
弘治十六年（1503年），云南发生严重地震，给云南很多地区造成了不同程度的灾害。朝廷命南京刑部侍郎樊莹前往巡视。樊莹到云南后，未经细致查看，就武断地认为天灾发生起于当地官员荒怠政事。为了求得清廉公正的美名，获得快速的升迁，樊莹居然劾奏地方官救灾不力，罢黜不称职的文武官员1700多人。樊莹如愿以偿得到了嘉奖，却给整个官场造成了不良影响。
席书当时为户部员外郎，对这场灾难表达了自己真实的想法。他认为地震这种天灾并不是由人力所造成的，不应该追究当地官员的罪责。如果是当地官员救灾不力，还可以酌情加以惩罚。而救灾不力的罪责并不能完全归责于地方，真正的罪责应该由朝廷负责。朝廷是国家的首脑，地方一旦发生天灾，就应该及时调配人力物力财力，加以赈济。地方上已经受到了天灾的危害，根本没有能力自救，如果得不到朝廷的支持，将会导致地方灾害越来越严重。
樊莹只看到了地方上的惨景，就断定是地方官员办事不力，实则是避重就轻。其实在朝廷中有很多皇亲国戚、权臣恶吏，他们对国家调配到地方的赈济财物进行截留，导致运到地方上的物资严重短缺。地方上的官吏再有能力，也不能赈济灾情。正所谓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将罪责悉数推给地方官员，简直是丧心病狂。
罢免地方上的小吏，却不制裁朝廷中祸国的蛀虫，那就是治标不治本。当时的皇帝为孝宗，又有刘健、李东阳、谢迁为内阁大臣。孝宗一生爱民如子，对贪官污吏也是恨之入骨，所以在听到樊莹的奏疏后，才会恩准他的请求。孝宗也知道皇亲国戚有很多恶行，但还没有较好的处理办法，只能选择警示。刘健、李东阳、谢迁等老臣也认为此事不可操之过急，否则会使政坛动荡。席书的建议没有得到采纳，也没有遭到政治迫害，凸显了朝廷的持中态度。
席书后来升任河南按察佥事，在武宗即位后，也听闻了刘瑾肆虐朝堂的事情。他对刘健、李东阳、谢迁等人被罢黜，戴铣、王阳明等被廷杖都十分同情，对刘瑾更是恨之入骨。因为有了前车之鉴，席书没有再上疏做无为的抗争，而是选择了专心政事。在王阳明被贬谪后一两年，席书由河南按察佥事升任贵州提学副使。
提学就是提督学政的简称，是古代设立的专门负责文化教育的高级地方行政官。明初置儒学提举司，英宗正统元年（1436年）分别派御史为两京提学御史，十三布政司以按察使、副使、佥事充任，称进督学道。席书由按察佥事升任按察副使，都是主管文化教育，可谓是轻车熟路。
他明白提升地方上的教育水平，主要是通过兴办学校、聘请名师讲学。贵州是经济不发达的地方，可谓是穷乡僻壤，自然不好招来凤凰。有名的儒学大师不是在两京讲学，就是在自己的家乡讲学。贵州从来就没有出过什么旷世大儒，也就没有优越的师资。席书是幸运的，因为在贵州有个落难的大儒王阳明。
在北京的时候，席书就听过王阳明的讲学，对其才华十分赞赏。如今王阳明遭贬谪到了龙场驿，正好可以请来作为讲学的儒者。令席书有所顾虑的是，王阳明对朱熹的学问多有批判，更加推崇陆九渊。而明朝的四书五经却是清一色的朱熹注解本，阳明思想似乎与国家的教育原则相左。为了真正了解阳明思想，席书还颇费了一番周折到龙场多次拜会王阳明。
在年龄与从政时间上，席书都是王阳明的前辈。席书亲到龙场拜会王阳明，是以平辈人的身份与王阳明谈论为学之道。此时的王阳明已经褪去了在北京讲学时的斗志激昂、侃侃而谈，而多了难得的沉静睿智、脱俗飘逸。两人经过一阵寒暄后，就开始谈论教学的内容和教学的方式方法。
席书主要是为了探明王阳明才学的深度和广度，所以首先提出了朱陆之说的异同问题。王阳明在年轻的时候就对宋儒中的周敦颐、二程、陆九渊、朱熹都有过研究。只是囿于朱熹注解本的四书五经，王阳明才无法参透朱陆之间的差异。经过龙场的悟道，王阳明开始真正地摒弃朱熹，走向陆九渊。对于席书的问题，王阳明没有正面回答，而是告诉他自己的感悟：“圣人之道，吾性自足，不假外求。”
受到朱熹学问影响多年的席书对于王阳明的感悟甚为吃惊，就没有再继续交谈下去。朱熹理解“格物致知”讲求在外物中穷究天理，而王阳明却是从内心中求得天理。席书回到贵阳，也像王阳明那样用四书五经进行印证，果然如王阳明所说。在席书的心中，圣人并不是谁都可以做的，超越朱熹这个圣人也不是任何人都能办到的。
为了寻求答案，席书又来到了龙场请教。这次王阳明给席书讲了大禹和后稷的故事，并以此来阐述自己的心得。大禹和后稷同样是造福百姓的圣人，运用的手段和方法却不一样。大禹治水让百姓脱离洪水的危害，后稷教授百姓稼穑之法让百姓免受饥饿。他们同样是将为民造福与自己所从事的职业合为一体，也就是说大禹将治水视为造福于民，后稷将教授百姓稼穑也视为造福于民。两人各有自己的一颗为民造福的心，却有着不同的手段，就表现出禹心是禹心，稷心是稷心。
席书听了王阳明的一番高论，还是没有明白王阳明的感悟之语。王阳明的思维非常清晰，不断地旁征博引、语出惊人，确实是一个做教师的材料。席书与阳明又经过几次交谈，发现他并没有陷入自己的顿悟之中，而是能清楚地辨析圣人之道。不管是先秦的孔孟，还是宋儒中的周敦颐、二程、陆九渊、朱熹，王阳明都能点出他们的优劣，从而形成自己的一家之言。特别让人欣慰的是，王阳明对儒释道三教皆通，能穿插其中，令人耳目一新。
经过数次谈心，席书也终于顿悟，并说：“圣人之学，重见于今日。朱陆之学，各有所得，也各有所失，没有辩诘的必要。要得圣人之道，只需向自己的心中寻求就够了。”此时席书已经决定聘请王阳明为贵州学府的老师，并与王阳明立了君子协定。席书回到贵阳后与按察副使毛应奎重新修葺府城文明书院，亦称贵阳书院。
他们招收了本省很多优秀的学子，亲率诸生以师礼待王阳明。在贵州讲学，王阳明更加自由，更加大胆。在京城之中，王阳明讲学虽有新意，却不得不顾及很多大儒和政治人物。而在贵阳书院，王阳明却可以自由穿梭于儒释道之间，尽情地臧否前代大儒。王阳明不仅要让学子们知道何为圣人之学，还要让他们挑战权威，学为圣人。
在龙岗书院的时候，王阳明就对很多学子提出了自己的教学规条。在讨论学问时，师生可以畅所欲言，但在教学中，老师对学生的要求就比较严格了。王阳明要求学生在立志、勤学、改过、责善四个方面突破自我。
其一，在立志方面。学子是否立志与立志的高低是王阳明最为关注的。正所谓“有志者事竟成，破釜沉舟，百二秦关终属楚；苦心人天不负，卧薪尝胆，三千越甲可吞吴”。项羽初次见到秦始皇就说出“彼可取而代之”的豪言，最终经过巨鹿之战，入函谷关，灭掉秦国。越王勾践虽然被吴王夫差打败，却心怀复仇的宏愿。他不惜卧薪尝胆与民同苦，最终经过十年积累，终于吞并吴国。
立下了志向就有了人生奋斗的目标，对自己是一个激励。如果没有立下志向，就会像“无舵之舟，无衔之马，漂荡奔逸，终亦何所底乎”。既然要立志，就要立下大的志向，不要给自己立下没有压力的志向，平常的志向也起不到督促自身的作用。身为学子，学为圣贤，也并不是不可以，比如王阳明自小就立下了学为圣贤的志向。
其二，在勤学方面。立下了志向，就要及时地采取实际行动去完成自己的目标。如果仅仅是将这个志向当做一个口号，而不去做，那一切将是徒劳。在实现自己志向的过程中，人们会遇到诸多困难。有的人放弃了，成为无可争议的失败者；有的人继续坚持了下来，成为实现宏愿的勇者。
聪明机警是天赐的，而勤奋努力则是后天的。天分是需要持之以恒的勤学才能保有其锋芒的，否则就会像仲永一样。自觉聪明者往往会使用很多技巧来达到同一个目的，不遵照老师设定的教案行事。那些资质平庸却勤奋好学者会遵从老师设定的方案，反复练习，最终也找到了答案。在最初的比试中，也许聪明者会比资质平庸者占优势，但经过一定时间的积累，他们会旗鼓相当。勤能补拙是良训，痴迷于学才能成为圣人。
其三，在改过方面。知错能改，善莫大焉。这里面临着两个问题：知错和改错。很多人失败了，都不知道自己到底哪里出了问题，这就是不知错。还有一种情况是这个人明明知道自己犯了错误，却死不承认，这叫不改错。改错就意味着承认了错误，这需要一定勇气。
我们之所以称“浪子回头金不换”，正是在赞许主动改错的可贵。没有人一生都不犯错，就算是圣人也会犯错。圣人之所以为圣人，正是因为他们善于主动改正自己的错误，并以身说法来鼓舞其他人。做错事并不是一种耻辱，恰恰是一个完善自我的过程。王阳明特意将改过提出来，正是在完善学子们的个人修养。
其四，在责善方面。责善其实就是委婉地讲出对方的缺点，还能让对方诚心地接受。这是在考验一个人交际的艺术，也在考验一个人的道德修养。很多刚直的人对待朋友总是直来直去，包括说出朋友的某些缺点，弄得大家都不高兴。虽然这个刚直的人讲的话句句在理，却没有达到劝说朋友改正缺点的目的。
勇敢地指出自己缺点的人可以作为诤友，也是自己最可靠的朋友。如果自己也是这样的人，就不会出现尴尬的场面。只可惜社会上很多人都很注重自己的脸面，不希望别人当面指出自己的缺点。为了达到让对方改正缺点的目的，有时候我们说话要讲求艺术，以委婉的手段让对方既不失面子，又诚心地接受你善意的劝说。
王阳明的教学理论，对学生的品学很重视。虽然上边仅说了四条，却蕴含着王阳明的良苦用心。王阳明希望学子们要立志高远，学为圣贤；要学有所得，持之以恒；要学以明心，增强修养；要善于改过，委婉砥砺。其实王阳明除了对学生严格，对为师者也很严格。他并非要将自己塑造成一个严厉古板的先生，而是希望成为一个富有情趣的智者。
在学生面前，很多老师都会隐藏自己的天性，总想在学生面前树立一定的威名。王阳明是一个崇尚天性、崇尚自由的思想者。他不会刻意包装自己，而是尽情地将真实的自己展现给学生。如果学生从学生时代就被很多虚假的事情蒙蔽，那么走上社会将很难看透人生。经世致用的大师都是以一种责任感来讲述自己的传奇，而不是为了功利来虚构某些伟大的情节。
有一次，王阳明带着学生们重游自己阔别已久的“阳明小洞天”，有感而发，作了一首律诗《夏日游阳明小洞天喜诸生偕集偶用唐韵》：
古洞闲来日日游，山中宰相胜封侯。
绝粮每自嗟尼父，愠见还时有仲由。
云里高崖微入暑，石间寒溜已含秋。
他年故国怀诸友，魂梦还须到水头。
王阳明并没有向学生们传递功利的东西，而是唱出“山中宰相胜封侯”的志趣。孔孟一生都未曾在仕途上大展宏图，却不失二圣之尊。学为古人、思慕先贤、寄情山水、穿梭梦魂都是人生中自然会做的事情，与其刻意去追求某些东西，不如顺其自然地学有所得，等待人生的下一个轨迹。
在贵州书院，王阳明极力倡导“知行合一”的宏论。朱熹提出的是先知后行，将知行分离。而事实上，知行本来就是被割裂开的，表现为先知后行或先行后知。先知后行是讲求理论指导实践，先行后知是讲求从实践中得真知。在现实生活中，先知后行的理论影响深远。王阳明的妹婿徐爱就曾问及王阳明“知行合一”的问题，他指出，当世很多人都知道父慈子孝、兄爱弟悌，但却做不到孝悌。徐爱认为知行本来就是两回事，不能合二为一。
王阳明指出，知行本为一体，只是被私欲所割裂。他进一步解释道：“圣贤教人知行，正是要人复本体，故《大学》指出真知行给人看，说‘如好好色，如恶恶臭’。见好色属知，好好色属行。只见好色时已是好了，非见后才立心去好。闻恶臭属知，恶恶臭属行。只闻恶臭时已是恶了，非闻后才立心去恶。又如称某人知孝，某人知悌，必定是这个人已行孝行悌，才能称他知孝知悌。这便是知行的本体。”
徐爱又提出为何古人将知行一分为二的问题，王阳明进一步解释说：“某尝说知是行之主意，行实知之功夫；知是行之始，行实知之成；已可理会矣。”在现实中，对于知行有两种不同理解的人群。一些人没有经过认真思考就肆意妄为，导致很多严重的后果，所以才提出了先知后行，重在对真理的认知；一些人只是注重苦思冥想，并不愿意真正地用实践来验证自己的想法，所以才提出了先行后知，重在实践。
无论是先知后行，还是先行后知，都存在一定的偏差。一旦将知行隔断，就会出现知行脱节，导致很多社会问题。明朝倡导朱熹先知后行的格言，导致很多人满口仁义道德，内心却是男盗女娼，为官却是无恶不作。很多官员满口忠君爱国、孝敬父母，背地里却做着卖国求荣、虐待父母的事情。为了解决社会问题，王阳明大胆地提出了“知行合一”的理论。
明朝面临着政治和道德的双重危机，王阳明特意将道德伦理和国家政治糅合在一起，提出自己全新的“知行合一”的理论。他希望可以通过这个全新的理论让官员和百姓做到使自己心中所想与所行之事吻合，达到心口一致。如果人人都能做到，那社会上出现的都是个性奔放、不需伪装的真诚之人。只可惜在功利的诱惑下，很多人不得不伪装自己，追求着自己心中的欲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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