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多极化的发展趋势，中国如何应对挑战把握机遇，以实现民族和国家崛起？ 2014新闻(时事政治),并运用所学经济学知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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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政治局5月31日进行的第二十二次集体学习，安排的内容为“经济全球化趋势与当前国际贸易发展的新特点”。本次学习安排的时间，恰在中美欧纺织品争端高潮迭起之际，因而格外引人注目。胡锦涛总书记在主持这次学习时的讲话，透出中国高层在当前国际竞争越来越激烈的情况下，把掌握国际竞争主动权的能力提高到了一个更高的战略层面。当前的时局及特点
中国迅猛发展得益于对内改革和对外开放政策，同时也受惠于经济全球化。经济全球化是当代世界经济发展的基本特征。随着当代科技革命的发展，世界各国的经济联系越来越密切，不同社会制度、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都不可避免的被纳入到全球经济体系之中。经济全球化带来了国际分工的大发展、世界经济结构的大调整及产业的大转移和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的大流动，提高了经济增长的效率，实现了资源配置的最优化和发展空间的最大化；但也导致国际竞争空前激烈，同时对产业安全、金融安全等提出了许多新的挑战。如何正确认识和应对经济全球化已成为摆在世界各国面前带有普遍性的难题。
在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中，中国的发展正面临急剧变化的、越来越复杂的国内外新形势，到了一个关键点。
在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战略研究中心副主任陈向阳博士看来，中央强调要掌握国际竞争中的主动权、要求全面提高对外开放水平，是有着深刻国内和国际背景的。
从国内的角度看，首先，是继续维护与用好重要战略机遇期的需要。21世纪头20年为中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时至今日，20年已过去了近1／4，时不我待，只争朝夕，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依然任重道远；
其二，明年即将开始实施“十一·五”发展规划，中国正在进入改革攻坚阶段。要在确保稳定的前提下深化改革并加快发展，可谓是世界性难题。而对外开放与外经贸作为推动中国发展的轮子之一，必将为“十一·五”规划的顺利实施提供巨大促进作用。
从国际形势看，中国崛起势头正猛，引起国际舆论纷纷聚焦中国。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空前关注中国，专门花了一周时间报道中国的方方面面；美国《新闻周刊》以“中国世纪”为题登出中国专辑；《财富》杂志“全球论坛”三度光临中国；国际问题权威人士更是频发言论，高谈中国的发展正在导致国际权势的重新转移……
在接受《了望新闻周刊》采访时，博士生导师、南开大学全球问题研究所所长、南京大学－霍普金斯大学中美研究中心访问研究员庞中英教授指出，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总体崛起的势头对世界经济的重大影响越来越显现出来，因而受到更多关注。欧美的对华政策，特别是经济政策，调整尤为明显。与此同时，伴随全球化不断加深，欧美内部各种受到全球化冲击的力量展开对全球化的各方面抵制，成为欧美国家新的国内政治特征，其结果造成新的贸易保护主义不断发展。这种保护主义的特点已与西方传统的自由贸易精神背道而驰。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和印度等快速发展的国家正在成为欧美新的贸易保护主义攻击的主要对象，成为西方国家复杂的国内贸易形势和政治斗争的替罪羊。
专家强调，在经济全球化的驱动下，国际经贸领域摩擦不断增加，已经成为一种客观趋势。具体到中国，中国已进入到入世的后过渡期，正开始面临超乎想像、越来越大的国际经济竞争压力。美国、欧盟对中国出口纺织品无端设限，说明中国在加入世贸组织三年后，开始遭遇真正的挑战。
另外，在非经济领域，因应中国的强劲发展，西方大国也纷纷调整对外战略，对华政策的协调面明显增加，这其中又以美日同盟的全面深化最为突出，美日出于为牵制中国而相互借重、相互利用。美国对外战略正从反恐转向反恐防扩散与防范大国崛起并重。日本则对中国的全方位赶超深感焦虑，近来对华频频寻衅滋事即为明证。
面对困难，保持头脑冷静，选择以何种态度应对至关重要。“正在发生深刻变化的国际国内形势，要求我们必须以全球战略眼光谋划国内发展，更好地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研究员、中国世贸组织研究会副秘书长刘力对《了望新闻周刊》说：“目前，我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进入了关键时期，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第三步’战略目标的任务更加艰巨，需要进一步对外开放和参与经济全球化。”
重大的战略思想转换
胡锦涛在讲话中指出，要发挥好对外开放在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必须适应经济全球化趋势的新发展和我国改革发展的新形势，进一步树立全球战略意识，积极参与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和竞争，全面提高对外开放水平。
探求胡锦涛强调要有全球战略眼光，要树立全球战略意识的深意， 庞中英认为，现在的世界正是一个全球化的世界，中国也正在全球化。全球化使得利益和机会可能存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竞争、威胁和挑战也会来自四面八方。日本、韩国、新加坡等亚洲国家都是立足全球经济得以发展的。中国想要在世界上取得经济上的成功，必须具有全球思维。中国最高领导提出要树立全球战略意识，就是一个重大的战略思想转换，全社会都应高度重视。
“胡总书记在此次集体学习中提出中国的全球战略眼光与全球战略意识两个概念，具有极为深远的历史意义。”陈向阳认为，其大致包含两层含义：一是从中国的角度来看待世界，从对国际竞争的积极参与中最大限度地维护与促进中国的国家利益；二是从全球的角度来审视中国的发展，即站在全球的高度，准确把握中国所处的位置，并以中国的发展来促进世界的进步。
在他看来，新形势下中国的发展越来越和世界的发展融为一体，原来意义上的国内事务的影响和意义早已越出国界，成为世界整体变化的一部分。因而，迫切需要从内外结合、包括从全球与世界整体的视角来制定中国的发展战略。
而且，及时制定中国的全球战略是实现中国真正崛起与民族复兴的需要，也是中国勇于承担责任、成为负责任的世界大国的需要。随着中国综合国力不断增强与国际地位不断提高，中国正从人口和地理意义上的大国向政治和经济大国迈进，从区域内有重大影响的大国向世界大国转变。中国大步走进全世界，是不可逆转的大趋势，也为世界各国所承认并接受。作为发展中的世界大国，中国理应有自己的大战略，其中极为重要的一个方面便是中国的全球战略。
放眼世界，谋划未来，既是未雨绸缪，也是时势所迫。庞中英认为，从最近中国与美国、欧盟的贸易争端来看，世界经济具有两个突出特点：一是经济与政治的联系非常密切，欧美的贸易保护主义严重冲击世界贸易秩序；二是中国和其他一些新兴经济体在世界经济中的影响和地位进一步上升，世界经济面临历史性的重大结构转折关头，竞争、矛盾、纠纷、冲突和合作复杂地交织在一起。
因此，对中国来说，充分认识世界经济体系正在发生的变化的性质，把握全球经济的根本趋势，方能掌握主动。当前应当做到的是：首先，经济决策者和公司负责人，一定要从全球的角度思考问题。今天的中国已经是世界市场密不可分的一部分，而且这个市场上的国际竞争非常激烈。中国企业不仅要加强在世界上其他市场上的竞争力，而且要加强在中国市场上的竞争力。因此，诸如探索新的增长方式、改进管理、重视质量、寻求法律保护、尊重和保护知识产权、尊重市场机制，等等，就显得非常必要。
第二，在全球市场经济中，要习惯于贸易战。贸易战是正常的，没有贸易战才是不正常的。中国政府要认清欧美新贸易保护主义的本质和表现形式，面对来自欧美的政治压力，一方面，要从维护中国市场、企业、劳工的根本利益出发，有理、有力地反击不合理的贸易保护主义，增强与欧美贸易斗争的本领（借鉴欧美之间、日美之间处理贸易纠纷问题的经验），另一方面，要充分利用世界贸易组织争端解决机制，拿起国际法律武器保护中国利益。
第三，进一步促进对知识产权的尊重和保护，有助于改善与欧美的经济贸易关系。
庞中英对《了望新闻周刊》说：“最根本的还是要深化改革，解放生产力，增强竞争力。”
“四个着力”的深刻背景
面对当前国际间激烈竞争的严峻形势，胡锦涛用“四个着力”概括我国在全面提升对外开放水平的当务之急，亦即在当前情况下掌握国际竞争主动权必须破解的四个难题。长期对世界和中国外经贸进行跟踪研究的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的倪月菊研究员、中共中央党校的刘力研究员对这四个中央高层认为“尤其要重视”的方面逐一进行了解析。
●着力转变对外贸易增长方式。
改革开放以来，国际贸易领域的最大变化当数中国以出口大国姿态重返世界市场。1979年～2004年，中国出口总额增长约43倍，年均增长17．4％，庞大的货物贸易出口额表明中国已经成为“贸易大国”。但从外贸增长方式上看，中国要成长为“贸易强国”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主要表现在：
从出口商品结构上看，工业制成品在出口中的比例虽然不断上升，但高技术产品的比重仍然偏低。据世贸组织�WTO 统计，早在2000年，世界前十大出口国和地区的产品平均高新科技含量已达40％，而中国在2004年的该比例也仅为28％左右。
从贸易方式上看，加工贸易仍然是中国产品出口的主要贸易方式。近年来，加工贸易一直占出口总额的一半以上。以高技术产品为例，2002年，中国以加工贸易方式出口的高技术产品为606．3亿美元，占高技术产品出口总额的89．6％。这与世界贸易强国一般贸易出口比重大于加工贸易出口的情况大相径庭，表明在高技术产业的国际分工体系中，中国还处于较低层次。
中国按目前的出口产品结构继续扩大出口，可能引发以下不利结果：一方面中国低附加值产品独特性低，抗危机能力差，出口商品竞争力不强，关键时刻难以起到稳定出口的作用。另一方面中国的劳动密集型出口产品是建立在低劳动力成本基础上的，这些产业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成本低，市场容易进入。从而也很容易引起投资过剩，进而导致生产过剩，生产能力过剩最后导致供给过剩，供给过剩就必然会出现恶性竞争。无序竞争最终的结果就是遭遇反倾销起诉或保障措施。同时，不断降低低附加值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国际市场价格，会造成外贸出口“丰产不丰收”，即出口额增长引起出口效益下降。
所以，只有像胡锦涛所强调的那样，在充分发挥我国比较优势的同时，扩大高新技术产品出口，扩大具有自主知识产权、自主品牌的产品和服务出口，扩大附加值高的产品出口，提高加工贸易的产业层次并增强国内配套能力，才能使中国逐步实现由“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的转变。
●着力提高利用外资的质量和水平。
从1992年中共14大作出深化改革开放的决定以来，中国吸收FDI的速度越来越快，金额也越来越多。2003年使用外资已经达到了535亿美元，2004年将超过600亿美元。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统计资料，全球外国直接投资在2000年达到13880亿美元的高峰之后，2003年已降到5596亿美元，中国吸收了将近10％。外商直接投资为GDP的贡献超过40％，税收的1／4都来自于外资。而中国外贸的持续性大幅增长，其2／3产生于国际直接投资。另外，外资企业的进入所带来的市场竞争效应，跨国公司的本土化战略所产生的关联效应，都对中国的经济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
但外商直接投资给中国也带来了很多的问题。首先，追求利润是跨国公司在华投资的根本动力。因此，外商在投资的行业选择上，呈现出非常明显的“挑肥拣瘦”现象，对高利润行业投资兴趣非常大。跨国公司的投资常常与我国的产业政策不相符合，难以将引进外资与调整国内产业结构很好地结合起来。
其次，跨国公司转让技术和开发技术的状况不令人满意。商务部对外经济研究院跨国公司研究中心在今年发布的《2005跨国公司在中国报告》中指出：“大量外商直接投资�FDI 带来的结果是核心技术缺乏症，这的确让人不可思议却又不得不面对。”我们“让出了市场却没有获得相应的技术提升，这同我们‘市场换技术’的初衷还有相当大的差距。”
再次，跨国公司在华投资企业凭借经济和技术等方面的优势，在同我国国有企业的竞争中处于极为有利的地位，不断扩大其在国内市场的占有率，而国有企业则节节败退。
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研究员刘力认为，提高利用外资的质量和水平，关键要做到以下几点：
一、吸收外资的重点是促进国内产业升级。利用外资和要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国有企业改革重组结合起来；
二、对外资的鼓励政策要从普遍优惠制变为差别优惠制。对重点领域采用优惠政策，比如在农业、高新技术领域、老工业基地改造、中西部地区开发等才允许采取外资优惠制，取消一般项目的优惠政策；
三、鼓励外商设立服务外包企业，设立研发中心、地区总部等，把高附加值的产业转移到中国来；
四、推动内资企业与外资企业在技术研发和市场开拓方面的合作，引导中国企业参与跨国公司的全球生产网络。
五、中央政府加强对外资企业政策的协调，避免各地为争夺外资进行不合理竞争。
●着力实施“走出去”战略。
“走出去”是必要的。这不仅是扩大内需、实现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需要，也是面对经济全球化的客观要求；不仅是应对加入WTO的重要措施，也是对外开放进程进一步提升的必然选择。
在政府和企业的共同努力下，“走出去”战略已经初见成效。但在“走出去”过程中也暴露出一些问题。如一些企业缺乏周密思考，战略上犯有盲动错误，造成了经营失利。而一些国有企业由于投资决策机制和管理体系的落后，海外投资成为政令式决策，在选择项目、地点、合作伙伴，经营策略的制定、人事安排、执行及监督等方面存在不同程度的问题从而导致投资失利。还有，海外投资缺乏有效监督，成为我国国有财产流失的巨大漏洞。另外，由于缺乏统一的“走出去”战略协调，管理“走出去”的部门太多，政策不相配套，法律规范与政策规定和政府管理时有冲突。相关的外汇、投资、审批、金融等方面的政策也有待完善。等等。
因此，要想使“走出去”战略得到更好的实施，必须进一步完善对外投资的法律法规和服务体系，赋予企业更大的境外经营管理自主权，健全风险防范机制。刘力认为，实施“走出去”战略，要避免“一窝蜂”走出去，就得要有重点。一是境外资源开发，主要是在资源富聚地区；二是促进加工贸易出口，缓解贸易摩擦；三是通过向发达国家投资，达到利用发达国家先进技术的目的。
●着力改革涉外经济体制
改革开放二十多年以来，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取得很大的进展，在世界经济中也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然而，目前我国的经济体制，特别是涉外经济体制仍然存在一些问题。这些问题若不有效解决，将影响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甚至影响到中国未来的国际地位。
从我国外贸体制看，尽管改革已经取得了重大进展，但现行进出口制度在市场开放程度、政策透明度、贸易管理方式等方面，与WTO规则和中国入世议定书的要求尚有一定差距，存在诸多矛盾和问题。针对这些矛盾和问题，我国在加入WTO前后的一段时期内，加快了进出口管理体制的改革，集中清理、废止、调整了一批政策法规，并相继颁布了《反倾销条例》、《反补贴条例》和《保障措施条例》等新政策法规。然而，实现对外贸易集约、均衡发展，仅对现行进出口制度做局部或临时性的修补是远远不够的，而必须对我国的进出口制度进行全面调整，构建与WTO规则相吻合的新型外贸体制，以适应经济全球化时代国际竞争发展的新形势。
从外资政策来看，目前，我国吸引外商投资仍很大程度上依靠各种优惠政策安排。对优惠政策的过度依赖不仅加剧了市场扭曲、拉大了地区差距，而且也对我国加入WTO后与国际规则接轨构成了障碍。因而，应将对外商投资企业普遍适用国民待遇原则作为我国外资政策调整的核心目标，最终使外商投资企业享有与国内企业同样的法律地位，拥有同样的权利，承担同样的义务。为内、外企业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从长远来看，建立可竞争的高度法制化的市场体系是吸引外商投资尤其是大跨国公司投资的重要因素，同时也是我国优化投资环境的关键步骤。为适应加入WTO后外商投资的新形势，我国外资政策的主旨应由市场准入逐步转向鼓励竞争，提高国内市场的可竞争性，规范内资企业和外资企业的市场行为。
政治 行政成本太高需降低 开辟合理的渠道表达人民呼声
法制 做到依法治国而不是人治
经济 三驾马车中 把消费搞起来 而消费搞起来前提是作好房子医疗教育方面工作
科技 可以是第一生产力，要想创新必须依靠科技 可以以经济的手段来促成
军事 必须建立强大的海 空军 资源的流入与制成品的流出才能得到保障
教育 中国人必须要有自己的思维 不能被愚化
金融 当今的金融战极其重要 比如97亚洲 英镑危机 日本危机等
民生 富人与平民之争
工业提升档次拒绝破坏资源的同时走出去参与世界竞争
农业加强保护 杜绝类似大豆类危机
面对经济全球化的不可逆转的发展趋势，中国应以积极参与、合作的态度对待经济全球化，趋利避害，以促进我经济稳定发展
9月10日下午，《21世纪的中国与世界》国际论坛的第一次会议上，与会各国前政要分别就中国与世界、中国与欧洲、中美、中俄关系，世界多极化与区域化等问题进行了研讨，发言分析了在冷战后出现的多极化发展趋势中，中国的地位与作用及其对多极化的影响。
在过去的20多年里，中国的改革开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特别是连续保持了高速经济增长，这为欧洲商界提供了机会。在21世纪，欧洲与中国的关系，对保持今后国际秩序稳定的重要性比25年前中欧建交时要大得多。在谈到中欧关系时，欧盟前主席、卢森堡前首相桑特指出，支持一个强大和开放的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积极作用。今后欧洲将继续支持中国进一步融入国际社会之中，支持中国融入世界经济体系。
如何看待中国的发展与崛起，中国的发展，是有益于世界和平、稳定与繁荣的重要力量，还是会成为威胁？前联合国秘书长加利在发言中指出，中国的崛起正冲击着西方世界，使西方世界渐渐失去了它在历史上的中心地位，也动摇了西方和企图控制国际关系的超级大国的特权地位；但中国一再表示永远不称霸。澳大利亚前总理霍克认为，苏联解体后，美国对亚政策的理论失去了基础，美国在寻找新的对亚政策过程中，患上了“敌手缺乏综合征”，就把中国作为了美外交政策需要的新假想敌，这是冷战思维仍在作祟。美国不应把中国“妖魔化”，而应理解中国正在进行的改革、理解中国不愿接受美国的教条。国家间建设性的合作关系是最重要的。
日本前首相海部俊树在发言中指出：世界经济中亚太地域所占的市场份额急速增大。中国的改革开放路线强化了对外经济关系，更以沿海地区为中心投身到了亚洲经济发展的大潮中。中国加入WTO意义十分重大，中国和国际接轨后均衡的经济发展，不仅对中国、对亚洲，而且对世界经济都十分重要。日本应该支持中国加入WTO。
在多极化发展进程中，大国间、大国与区域组织间发展相互信任的关系是十分重要的。德国前总理科尔表示，今天我们面临的是一个多极世界。美国作为世界大国继续存在，但同时还有其他一些的重要力量中心：欧洲、俄罗斯、中国和印度等。今天，欧盟有15个成员国。如果欧盟扩大的进程在今后几年或者几十年继续下去，那么欧盟将包括20—25个甚至更多的成员国。欧盟不想成为超级大国，它将成为美国、俄罗斯和中国值得信赖的伙伴，一个经济上、政治上强大、稳定和自由的欧洲符合上述国家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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