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同文，输同轨，物理书上输（书）呆子调琴师的正解，输的偏旁是车？ 物理学三大定律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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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世史学家、文学家每每论及大秦帝国与秦始皇对中华文明的发展贡献时，无不论及“修长城、通直道、统度量、车同轨、书同文”这几件大事情。关于这几件大事情，司马迁在他的《史记》中均有记载。《史记·秦始皇本纪》载：“一法度衡石丈尺,车同轨,书同文。”这是司马迁《史记》中关于“车同轨”的记载，这也是后世论及“车同轨”的出处。对这句话我们可以作这样的理解：这里的“一”就是“统一”，“法”就是“法定”、“法律规定”、“国家法律规定” ，“度”就是计量，“衡”就是标准单位。“石”（音dàn）重量的计量单位，秦时的一石等于一百二十斤，一斤等于现在的256.26克。“丈尺” 长度计量单位，秦时的一丈等于十尺，一丈等于现在的2.707米。这句话的意思是：大秦帝国以国家的名义，以法律的形式制定了统一的计量单位，同时规定车轮间距为六尺，统一使用在原秦国文字的基础上进行了改进的文字。
司马迁是史学权威，有了《史记》的记载，后世史学家、文学家对这几件大事情的真实性也就没有了怀疑。但不怀疑不等于理解，长期不理解，也就渐生了怀疑。人们对“车同轨”的认知，所步入的恰巧就是这样一条从不理解到怀疑的认知轨迹。
时间过去了2200多年，人们对当年的大秦帝国与秦始皇所做的上述五件大事情中的四件大事情均能理解，唯独对其中的一件大事情“车同轨” 不能理解。人们搞不清楚“车同轨”是怎么一回事情了，故此，对“车同轨”产生了诸多怀疑：秦代并没有专门为行车铺设的轨道，为什么要依法规定车轮的距离让其同轨呢？现代文明社会国家也没有规定汽车的轮距必须统一，现代的公路上各种不同类型的汽车轮子间距各不相同，也未见有什么不妥。2200年前的大秦帝国的“公路”上为什么必须“统一”车轮的间距呢？关于“车同轨”的“轨”究竟是什么意思？为什么秦始皇所建立的大秦帝国要将“车同轨”当作一件大事去抓？为什么后来的史学家、文学家都认同“车同轨”，却又不说“车同轨”是怎么一回事呢？“车同轨”的意义真有那么重要而伟大吗？道路有宽有窄，秦始皇为什么一定要统一道路的宽窄呢？道路一样宽窄就表明国家统一了吗？今天各地的道路不一样宽窄，难道就不统一吗？秦始皇依靠行政命令能将全国道路的宽窄统一吗？诸多疑问集中到了一点：“车同轨”有必要吗？“车同轨”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一、历史开了我们一个玩笑
司马迁是史学权威，《史记》的记载是真实的，后世对“车同轨”没有提出过异议，“车同轨”的真实性是可信的。然而，按照这个推理，现在就有这样一系列问题。既然大秦帝国与秦始皇所推行的“车同轨”是真实可信的，那么为什么人们对“车同轨”会有那么多的不解呢？人们开始找原因了，有人说，当缘于司马迁写《史记》的时候没有对“车同轨”加以解释说明，如果当初司马迁在他的《史记》中能对“车同轨”加以解释说明，问题不就解决了。如此责备司马迁好像不无道理，但这个道理是偏面的。如同“车同轨”一样，司马迁对“书同文”同样没有加以解释，人们为什么能理解“书同文”而不能理解“车同轨”呢？看来这个原因还找的不对，或者说没有找准确。对历代学者所找到的原因加以分析，我们终于找到了司马迁不对“车同轨”作解释的真正原因，司马迁不对“车同轨”作解释的理由很简单，因为“车同轨”原本就是一个普通常识，普通常识普通的人都明白，对普通人都明白的东西是不需要做解释的。司马迁对“车同轨”不作解释的问题解决后，紧接着的问题又是，既然“车同轨”属普通常识，人们怎么会对普通常识迷惑不解呢？关于这个问题，我们的回答是，历史开了我们一个小小的玩笑。为什么这样说呢？道理很简单，文人自扰，今古不同。作学问者只坐车不识“道理”，识“道理”者只赶车不作学问。作学者遇到的这一复杂问题，车夫视之很简单，简单到不需要说话。文人自扰加之时间这个魔术师，两千年前的一般常识则变成了今天的一桩谜案。
二、揭开“车同轨”的神秘面纱
在我们的想象中，将时空倒退两千年，让其重新回到“车同轨”时期，“车同轨”的真实面目则简单而清晰。我们先看看那时候的车。那时的车与现在的车有着很大的不同，其它的不同我们暂且不说，我们只说与“轨”关系紧密的部分。那时的车是木制的，车轮也是木的，车轮与地面之间的摩擦，对车轮的磨损很大，为了减小车轮与地面的摩擦力，使车轮经久耐用，造车人想了一个办法，将车轮做得很窄，同时在木轮的外周箍上一层铁。这一技术的采用，车轮不但经久耐用，车子跑起来还轻快，这就是那个时期的车轮。
再说那个时期的道路。那时的道路与现在的道路也不同，现在的道路是水泥路，那时的道路是泥土路或石板路。那个时期的车轮在那样的道路上滚动，车轮与路面的摩擦，便会在路面上留下一道磨擦痕迹，这道磨擦痕迹就是车辙。车子长时间行走在如此的道路上，道路上磨出的车辙痕迹便不断变深，当这种车辙的痕迹越来越深，深到一定的程度后就变成了一道车辙沟痕，这道车辙沟痕便对行驶的车子的车轮具有了固定作用，这时候的车辙沟痕就变成了“轨道”，“轨”就形成了。
路面上有了这样两条“轨道”后，行走在这条道路上的车子就只能沿着“轨道”行进，车子的两个车轮就只能套在这两条“轨道”里行走，只有这样车子才走得快。车轮如果不在这两条“轨道”中行驶，谓之为“出轨”。车子一旦“出轨”，就潜在着很大的危险。因为出“轨”后，就有一个再次入“轨”的问题。入“轨”时，如果两个轮子能同时进入两条“轨道”之中，车子只是颠簸一下。如果两个轮子不能同时进入两条“轨道”之中，而只有一个轮子进入了“轨道”，那么就有两种后果：轻则车身倾斜，陷入“轨道”的那只轮子被“轨道”卡住，车子无法行驶；重则车翻，造成伤亡事故。
三、“轨”的确切含义和定义
为了准确地理解“车同轨”，走出以往人们对“车同轨”认识的误区，我们必须对 “轨”下一个确切的定义。为了能将“轨”的定义下准确，我们必须明确如下三个概念：
一、迹：车轮行驶后留在路面上的痕迹；
二、辙：车轮行驶后在路面上留下较深的痕迹；
三、轨：车轮长时间行驶后，路面上的车辙不断变深，以至对车轮的行驶具有了制约作用。
从以上三个概念的明确中，我们可以看出，“迹、辙、轨”三个概念所反映的是一事物的三种不同程度的递进关系，“辙”由“迹”而来，“轨”由“辙”生成。三个概念既相互联系，又互有区别，这就是哲学中的“量变到质变”。我国唐代大书法家孙过庭就深刻地认识到了这一观点，并用这一观点解决书法理论中的具体问题。他在他的《书谱》中写有这样一句话：“淳（醇）醨一迁，质文三变。驰鹜沿革，物理常然。”“淳醨一迁”，说的是酒精的含量不同，酒的质量就有了区别。酒精含量高的为醇，酒精含量低的为醨，醇和醨的差异就是一个度量问题。孙过庭认为“淳醨一迁”是所有事物发展变化的一个普通规律，即“物理常然”。这一规律与“量变到质变”这一基本哲学原理完全相吻。上述“迹、辙、轨”三个概念的区别和差异就是一个度量问题，所体现反映的就是“量变到质变” 这个道理。以往人们对“车同轨”的不理解的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忽视了事物变化中的“由量变到质变”这一“常理”，混淆了“迹、辙、轨”这三个概念，将“迹、辙、轨”三个概念不加以区分而混同使用了。
现在我们可以为“轨”下一个确切的定义了：所谓“轨”就是制约车轮行驶路线的设置。这个定义将“轨”的概念与“辙”的概念和“迹”的概念严格地区分开了。“轨”可以制约车子的行驶路线，“辙”可以影响车子的行驶路线，“迹”不影响车子的行驶路线。由此可以见得，“车同轨”时期“轨”的含义与我们今天铁轨的“轨”的含义完全相同，所不同的是“车同轨”时期的“轨”是自然形成的，而现代的“铁轨”是人为制造的。今天的铁轨就是古“轨道”的发展，当年的“轨道”就是今天“铁轨”的原型。
关于 “轨”的实物今天我们仍可以找到，河北省石家庄附近的井径地区至今仍保留着这样一段古道，这段古道厚厚光滑的基岩路面上，“镶嵌”有两条深深的车轨，深度足有50厘米。李安导演的《卧虎藏龙》影片中的车轮深陷在“轨道”里行走的镜头就是在这里拍摄的。
四、“车同轨”的必要性
当年的土石道路上，“镶嵌”着两条深深的车“轨”，这意味着什么呢？这就意味着行走在这条道路上的车子的车轮间距与这两条“轨道”的间距必须相同，否则就有问题。行走在这条道路上的车子的车轮间距与这两条“轨道”的间距相同，此车的两个轮子便能进入两条“轨道”之中，此车的行驶才平稳，才安全。如果它车的车轮的轮距与这两条“轨道”的“轨”距不相同，那么这辆车子行进在这条道路上就很危险。因为它车的两个轮子既不可能同时进入两条“轨道”之中，又不可能始终行驶在“轨道”之外，行进中一旦有一只轮子陷入“轨道”之中，轻则车身倾斜，陷入“轨道”的那只轮子被“轨道”卡住，车子无法行驶，重则翻车造成伤亡事故。
试想，春秋战国时期的各个国家，其车子轮子的距离是不同的，在道路上所形成的“轨道”也就不同。这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本国的车子只能在本国地域内行驶，而不能往别国的领地行驶，别国的车子也不能进入本国的地域里行驶。七国争雄时期，战争不断，战车成了战争中军队的重要装备，“轨道”也就变成了一种国防战略武器。各国在制造车子的时候，都有意识地将自己国家的车轮距离统一，而又与别国不同，目的在于在自己国家的道路上所形成的“轨道”，只方便自己国家的车子行驶，而阻碍其他国家的车子驶入自己国家的领土。显然，“轨道”成为了抵抗他国入侵的一项有效防御工事。
秦始皇统一了中国，要建立一个和平统一的大秦帝国，拆毁废弃了原有七国的防御工事，收缴了全国的兵器，对全国不一样的车轮间距，对分布在全国的不同规格的“轨道”，这一地域性战略防御武器，绝对不能视而不见，任其继续。还有分布在全国的不同规格的“轨道”严重地影响和阻碍着交通运输事业的发展，同时也严重地影响和阻碍着国家的经济发展。这就是“车同轨”的历史必要和必然，这就是大秦帝国法定车辆的两个轮子的距离一律改为六尺，使车轮的“轨道”相同的必要性和迫切性，这就是大秦帝国和秦始皇所推行“车同轨”的伟大历史意义之所在。
五、历代学者对“车同轨”的误解误读
大秦帝国和秦始皇的影响太大了，“车同轨”的影响太大了，这就使得后世史学家和文学家每每不能回避，不得不论及。由于作学问的人只坐车不识“道理” ，识“道理”的人只赶车不作学问。不识“道理”之人去解读“车同轨”，自然越解读越迷惑。“以其昏昏，使人诏诏”，这就造成了后世人们对“车同轨”的诸多不理解，继而产生了许许多多的误解误读。
《说文解字》曰：“轨，车辙也。从车，九声。居洧切。”《说文解字》将“轨”解释为“车辙”。我们知道，“车辙”的概念大，而“轨”的概念小，“车辙”概念虽说包含着“轨”的概念，但不等于“轨”的概念。公孙龙的“白马非马”论，所阐述的就是这种概念逻辑关系。现在我们清楚了，《说文解字》的作者许慎在“轨”概念的解释上，犯了一个概念逻辑错误，这个概念逻辑错误对后世学者影响很大很深，后世学者对“车同轨”的不解和误解多与此有关。
清代训诂大家段玉裁曰：“辙者，通也。谓舆之下，两轮之间空中可通，故曰车辙，是谓之车轨。轨之名谓舆之下隋方空处。老子所谓当其无，有车之用。”
从这段话我们可以看出，段玉裁自己对“车同轨”是怎么一回事没有搞清楚，但主观上仍希望能通过自己的解释，消除人们对“车同轨”的疑惑和不解。他所采用的办法是进一步扩大思维，在“轨”的意义上做文章，希望能够通过“轨”的含义的扩大来解决问题。他认为“轨”是车的两轮之间的空档，“辙”是车子的底部，位于两轮之间的空挡部位。段玉裁试图用扩大概念范围的办法解决问题，其结果是不但没有解决问题，反而使问题变得更为复杂模糊。
与段玉裁同时代的另一位国学大师朱骏声不同意段玉裁的说法，他认为轨是两轮相距之间留下的痕迹。也就是留在道路上的痕迹。他在《说文通训定声》中指出；“段氏玉裁欲据《国策·齐策》、《吕览·勿躬》、《淮南览冥》高诱三注，训辙谓两轮之间，车舆之下空处，殊误。”他认为 “轨” 应该解释为“迹”，也就是车轮留下的轨迹，引申为车道。朱骏声纠正了段玉裁的说法，又回到了许慎的说法，许慎用“辙”概念替代了“轨”概念，他则用“迹”概念替代“轨”概念，相比之下他较许慎的解释又远了一步。
《现代汉语词典》：轨，①路轨：钢轨，铁轨。②轨道：出轨。③比喻办法、规矩、秩序等：常轨，越轨，步入正轨。④（书）依照，遵循：轨于法令。这个解释只从应用上解释，没有从定义上解释。人们读了这个解释，依然不知“轨”为何物。
郭沫若认为“车同轨”是统一社会制度和风俗习惯。这一认为远离了“车同轨”本身，将“车同轨”的内容淡化了，而又将“车同轨”的意义扩大化了，对人们认识“车同轨”是一种误导。
《中华五千年》曰：“在秦始皇统一中原之前，列国向来是没有统一的制度的，就拿交通来说，各地的车辆大小就不一样，因此车道也有宽有窄。国家统一了，车辆要在不同的车道上行走，多不方便。从那时候起，规定车辆上两个轮子的距离一律改为六尺，使车轮的轨道相同。这样，全国各地车辆往来就方便了。这叫做‘车同轨’。” 这个解读沿用的是以往的说法，肯定了有“车同轨”那么一回事，却没有说明“车同轨”是怎么一回事。在“车同轨”是怎么一回事的问题上，进行了概念模糊化处理：第一，只说“在不同的车道上行走，多不方便”。不说怎么个不方便法，不方便到什么程度；第二，用“道”的概念代替了“轨”的概念，这就将“轨”的概念模糊化了；第三，将“车同轨”导入了交通，进而再导入到了“制度”，这就使“车同轨”的概念更模糊了。这个解读将“轨”解释成“道”以后，对“车同轨”有一种潜意识误导，使人们误以为“车同轨”就是“车通道”，“车同轨”就是行车使用同一宽窄的道路。延伸出来的意思就是，秦始皇统一中国的时候以国家的权威，用法律的手段将全国各地道路的宽窄统一了。给人们会留下的思考是，秦始皇视法律为儿戏，利用国家机器胡弄，“车同轨”没有必要，也不可能实现。
我们说，以上这些关于“轨”的解释以及“车同轨”的解读都不准确，都不能令人满意。正是这些关于“轨”的不准确解释，关于“车同轨”的不准确解读误导了人们对“车同轨”的解读，引发了人们诸多有关“车同轨”的误解。
六、“车同轨”的非秦论
有学者指出，“书同文，车同轨” 这段话源出自《礼记·中庸》。《礼记·中庸》第二十八章曰：“今天下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考《礼记》这部书的作者据说是孔子的孙子子思所作，其年代大概在东周时代，距离秦始皇统一中国还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程氏注解：“今，子思自谓当时也，轨，辙迹之度。伦，次序之体。三者皆同。言天下统一也。”由此得出“书同文，车同轨”说的是秦统一以前东周的社会状况，是形容理想中的周王朝的大一统社会的情况，“书同文，车同轨”不是从秦始皇开始，而是更早的东周时代就已经开始了。 “书同文，车同轨”这一功绩不应该算在大秦帝国与秦始皇头上，这一社会文明进步的功绩应归于尚能维持名义上统一的东周。
“车同轨”非秦论的依据是《中庸》第二十八章中“今天下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的记载。如果《中庸》确是孔子之孙子思的著作，非秦论者的所述就不无道理。问题是《中庸》不是孔子之孙子思的著作，而是西汉儒生的伪作。关于这个问题清代已经有人作了考证，而“今天下书同文，车同轨，行同伦”便是伪作的重要证据。考证者认为，“今天下书同文，车同轨，行同伦”一语源出于司马迁的《史记》，是西汉儒生对《史记》进行了剽窃。现在问题清楚了，“车同轨”非秦属秦，属周非周的关键在于，是《史记》承袭了《中庸》的说法，还是《中庸》的作者剽窃了《史记》的内容。我们说，这场文墨官司很好了断，孰是孰非，“书同文，车同轨”是谁先提出来的并不关键重要，关键重要的在于谁有条件和能力能够实现“书同文，车同轨”。我们清楚，“书同文，车同轨”不是一般提倡提倡、号召号召就能实现的，“书同文，车同轨” 的实现是需要下硬手的。正如非秦论者自己所说，东周尚能维持名义上的统一。试想，尚能维持名义上的统一的东周有没有能力下这个硬手？孔子对那个时期的评价是“礼崩乐坏”，一个“礼崩乐坏”的统治者是没有能力下这个硬手的。大秦帝国与秦始皇不同，所推行的就是“一法度”，完全有能力下这个硬手。仅此一点，足以证明《中庸》是西汉儒生之伪作，“今天下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当是西汉儒生对司马迁《史记》之剽窃。现在有结论了：将“书同文，车同轨”这一历史功绩算在东周是不现实的，“书同文，车同轨”这一历史功绩非大秦帝国与秦始皇而莫属。
附录：（《百度百科》文章关于“车同轨”节选：）
最早出现“车同轨”记载的是中庸，原文如下：
子曰：愚而好自用，贱而好自专。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如此者灾及其身者也。
非天子不议礼，不制度，不考文。今天下，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虽有其位，苟无其德，不敢作礼乐焉。虽有其德，苟无其位，亦不敢作礼乐焉。
子曰：吾说夏礼，杞不足徵也。吾学殷礼，有宋存焉。吾学周礼，今用之。吾从周。
从原文的内容看，从周朝建立，统一的国家形成的时候，文字、车的轨距、道德规范统一已经成为国家政策。经过春秋战国的分裂和混战，各国在各自地域独立发展的时候，或多或少的偏离了周朝订立的各项制度，也即所谓“礼崩乐坏”。孔子及其创立的儒家，核心思想就是认为各种社会问题的产生源自人们对周朝制度——周礼——的偏离，只有人人努力致力于复兴周礼，君臣父子各按周公制定的周礼行事和生活，一切问题自可迎刃而解。
秦王朝建立之后，“一法度衡石丈尺。车同轨。书同文字”，种种措施都在客观上促进了原七国在实质上的融合和统一，对于中华文明的形成和发展的功绩无可比拟。
对，可以查一下字典，找车这个偏旁是可以找到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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