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中后期，美洲白银大量流入中国是好事还是坏事 明朝中后期，原产于美洲的玉米、甘薯等农作物经由吕宋（今菲律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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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好事，但是要有好的操作才行。白银的大量流入，刺激了中国的经济，大家看生产丝绸，瓷器，茶叶这么赚钱，比种粮食合算多了，于是都改稻为桑，为茶，生产经济作物。但是这样一来，粮食的价格就上涨了，粮食储备就减少了。一旦发生天灾，没有粮食储备，粮食价格又高，会出大问题。
正确的做法是国家对出口的产品大量收税，将税收作为补贴，应对灾荒。
万历皇帝基本就是这个做法，将大批太监派出去，作为海关的税收人员，收上来的税收不入国库，叫内帑，一旦发生紧急情况，如救灾，战争，或者大型水利项目，就从这笔钱中支付，不会对国库预算造成影响。
但是这个做法，要求皇帝亲自控制，对各个乡绅，士族，官僚机构都是不利的（他们捞不着了），因此，皇帝的能力和控制力是很关键的，在万历皇帝死后，小皇帝基本不能坚持，最后国家收不上这笔钱，导致遇到灾荒就崩溃了，外敌入侵也没有钱组织军队了......
好坏参半 坏处在于自然经济体制下大量资金涌入会造成通货膨胀 会像西班牙葡萄牙王室那样造成权贵挥霍
好处在于 有利于资本主义萌芽发展 提供大量资金 但是由于明朝灭亡清兵南下造成毁灭 所以这个好处不存在了
中国在历史上一直都是属于缺少稀有金属的国家。国内的铜矿杂质变高且数量较少，所以大量的铜被拿来制作铜钱，一些地方甚至流通铁钱来缓解这种货币窘境。顺便说一句明朝时大量流入的是日本银，明朝自从成祖后直到灭亡都没有大规模的官方海外贸易。所以白银的流入对明朝来说缓解了极大的货币压力
一、明清海外贸易持续顺差对经济发展起到一定积极作用
1、海外贸易长期顺差，白银大量流入。
与传统的欧洲中心论相反，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直到19世纪初，中国仍是世界最大的经济体，对国际贸易有着重要影响。中国的海外贸易分为官办的朝贡贸易和民间贸易两种。朝贡贸易指朝廷允许海外藩属国前来朝贡，并负载货物在指定时间和地点与中国交易。明初，朝贡贸易被作为怀柔海外藩属国的重要手段，政治色彩浓厚而经济功能较弱（李庆新 2007）。藩属国奉上象征性的贡品，却能换得大量商品，朝廷不得不进行大量补贴。由于不堪重负，明中叶以后对朝贡贸易有诸多限制。民间海外贸易早在宋代和元代就有大发展，但明初朝廷为了集中精力对付来自蒙古人等北方势力的侵袭，消除东南沿海的倭患，民间海外贸易受到严禁。尽管如此，海上走私仍屡禁不绝。明中叶以后，民间贸易因政策放宽而得到发展，主要贸易对象从亚洲其它地区变为欧洲。这是国内经济发展的结果，与15、16世纪连接中国、拉美的太平洋新航线开通也有密切关系（方行等 1999）。明清海外贸易政策时紧时松，政策放宽时海外贸易就得到较大发展，贸易网络不断扩大。大体上，16世纪到19世纪初，中国海外贸易都是顺差。
中国海外贸易长期顺差，加之大部分时期金银比价低于国外，导致白银大量流入。白银起初主要从西班牙、葡萄牙流入，后来荷兰、英国确立其对华白银输出的优势地位（滨下武志 2004）。白银大量净流入局面大致从1570年代持续到1830年代。到19世纪初，尽管中国大量进口鸦片，导致白银外流，但由于美国商人用银购买茶叶等物，白银仍净流入中国（彭信威 1965）。
2、贸易顺差与中国经济之强盛相适应。
理论上，一国贸易顺差约等于该国总供给对总需求，国民储蓄对国内投资的剩余。通常对非资源出口国而言，经济发展水平高，增长速度快的时期易出现贸易顺差。明清中国也符合这一规律。
中国经济总量巨大，并非仅仅因为人口众多。 [3]实际上，在明清大部分时期，中国按人均衡量的收入、生产和消费都居世界前列。
3、白银流入在满足国内货币需求的同时并未造成显著通胀。
总体来看，除少数时期外，明清白银流入较好地满足了国内的货币需求。由于经济发展和货币化程度提高导致货币需求上升，加之海外贸易规模只占中国经济很小比重（后文详述），白银持续流入并未造成明显的通货膨胀。
4、海外贸易促进商业、经济发展和专业化分工。
一是广东、福建地少人多，难以依靠农耕经济，海外贸易则推动了当地商业、手工业的发展和经济繁荣。
二是沿海地区生产专业化程度提高。王国斌（Wong 1997）指出，早在16世纪外贸活动就刺激了东南沿海茶叶、蔗糖等经济作物的生产。赋役折银和白银的持续流入，促进了农业商业化、专业化进程。珠江三角洲地区更多从事外贸、养殖和经济作物的生产，而岭南其它地区单一生产水稻，供应珠江三角洲等地区。同时，国内外市场的扩大促进了纺织业的发展，使之成为中国早期工业化最重要的产业之一。
三是海外贸易促进国内各地区的商业往来和市场的扩大。如内地生丝、陶瓷等大量运往粤、闽以供加工出口，换回洋货和沿海生产的水果、蔗糖等。商品交换频繁带动国内市场的扩大。
二、海外贸易对经济的促进作用未得到充分发挥
1、海外贸易长期受压制，对经济发展的贡献整体较小。
与当时荷兰、西班牙、英国等欧洲国家大力推动海外贸易发展相反，明清两朝对海外贸易进行压制。为了“御倭寇”，明清一再实行海禁，即使沿海经济受到重创也在所不惜。1523年，发生日本两大家族在对华朝贡贸易中自相争斗并攻击明政府军的“争贡之役”，之后朝廷中止中日贸易，实行全面海禁。主要措施包括：填平港口，烧毁全部出海大船，对从事海外贸易者实行连坐等。沿海居民生活无着，许多人转而为盗为寇，少数豪门则利用特权大肆走私牟取厚利。16世纪20―40年代的嘉靖时期，国内市场大发展，财政白银化完成，而海外贸易深受禁锢，白银流入不足（吴承明 2002a）。当然，海禁也不是铁板一块。民间贸易可为地方提供一定财源，因此地方政府往往对其采取默认态度。1567年隆庆初年，由于迫切需要来自海外贸易的税收[6] 以支付军饷、弥补财政亏空，加之闽、粤、浙海商的斗争，部分海禁得以解除。1599年，在广州、宁波恢复主管贸易的市舶司，正式开放海禁，海外贸易得以迅速发展起来。1630年前后，当明朝财政急转直下时，更需要来自海外贸易的税收，当时民间贸易空前繁荣，海商的财富和影响力不断提高。尽管如此，自由贸易仍无从谈起，来华外商必须通过官方中介与中国商人进行买卖。明代吏治败坏，市舶太监和地方官吏对中外商人恣意勒索、掠夺，正常的贸易深受其害。
总之，由于明清朝廷的限制，尽管中国民间海外贸易极富活力，但整体而言在国民经济中并不占显著地位，其巨大潜力远未发挥出来。这从国内外金银比价的差异较大以及海商对财政税收的贡献很小中可见一斑。宋、元两代，中国与外界的贸易联系较紧密，中国与欧洲的金银比价相当接近。17世纪到18世纪中叶，中国金银比价最低为10：7，最高12.5：1，白银相对于黄金的价格较高，而1687－1871年欧美该比价长期稳定在15：1左右（杨端六 2007）。影响金银比价的因素很多，但中国经济总体而言开放度不高可能是重要原因之一。否则，海外贸易导致白银流动，将使国内外金银比价趋同。
2、海外贸易的潜力远未发挥，不利于市场扩大和专业化分工。
地区分工和专业化生产可促进生产力的提高，而与其它地区的贸易可扩大市场范围，为产品提供广阔的出路。英国工业革命以后，大英帝国内的地区分工和专业化生产，以及英国与其殖民地的贸易，极大地促进了英国工业的发展。明清早期的工业化也符合这一规律，且中国国内外市场的扩大可能具备更好的条件。一方面，明清造船业在重工业中一枝独秀，生产规模大，技术世界领先，可支撑大规模的海外贸易。
另一方面，中国国内市场向外扩张、促进专业化生产的潜力巨大。17世纪大部分时期，中国市场的一体化程度高于欧洲。明清时期国内长途贸易较发达，[7] 全国性市场已经形成。
3、海外贸易受压制影响资本形成和金融创新。
直到19世纪初，中国仍缺乏有效的金融市场和现代意义的货币信用制度，对进口白银依赖较大。明清压制海外贸易，与实行银本位制之间存在根本矛盾。在海外贸易持续萎缩时期，即使国际白银生产等外部因素没有发生变化，白银流入也会减少，易导致国内出现通货紧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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