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角牌毛巾的三角牌毛巾-厂家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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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友”厂房内的设备
中国最早的毛巾厂——上海三友实业社毛巾厂，由陈万运、沈九成、沈启涌（也有资料显示是沈九成、陈万运、方智达）于1912年创立，生产的三角牌毛巾，很快成为我国有史以来第一家具有大机器生产规模的纺织厂。“三友实业社是由小作坊发展起来的，创业非常困难。”居住在杨树浦路上的陈立芳老人和哥哥陈立平（已过世）都曾经是三友实业社的老工人，“哥哥（上世纪）30年代初就在三友上班，我1946年进厂。我们这些早期的工人大多是陈万运的老乡，有的是他从宁波带来的，有的是从上海招收的。”如今已84岁高龄的陈立芳说。
1917年，三友实业社在杨树浦引翔港购地30亩，计划建造一个规模较大的毛巾厂，与日商东华毛巾厂抗衡。经董事会讨论，毛巾定名为“三角”牌，图案是由一个圆圈加内三角组成，寓意三人同甘苦、共患难。“三角”牌商标还在北京农商部注册备案。整个毛巾厂投入资本10万元。1919年，毛巾厂又在川沙设立工厂，添置木机百余台。
“三友”创始人陈万运
“三友”当家人陈万运聘请了刚从美国留学回来的郑祖廉任第一任厂长。他们把生纱漂白改为熟纱漂白，使毛巾的吸水、手感、白度、纱支脱脂提高到一个新水平，这在当时是漂染工艺上的革新。接着，三友社继续开展毛巾花式的研究，他们把原来生产多年、式样单调的红蓝档式毛巾进行改进，用鲜红色染料在雪白平布上印上“祝君早安”字句，还为大宗客户免费加印字号。以后，三友实业社又研究生产新颖别致的多片综织造的回纹浴巾。
潘君祥认为:“这三招，招招都使国产毛巾的质量得到了巨大飞跃……三角毛巾深受广大用户青睐，甚至远销东南亚一带。”打破了日本企业一度对中国毛巾市场的垄断，产品销往全国，继而打到国外市场。
三角牌毛巾畅销全国，使得日货铁锚牌毛巾营业日益衰退。日商不甘心失败，用廉价政策，再来争夺市场，运进单幅毛巾铁机200台，设瑞和毛巾厂于华德路高郎桥与兰州路之间，用廉价劳动力大量生产铁锚牌毛巾。
三友实业社则提高产品质量，降低成本。在提倡国货、抵制日货高潮中，“爱用国货”深入人心。不到三年，日商瑞和毛巾厂销路受限，被迫歇业，日货铁锚牌毛巾于1923年完全退出中国市场。
不久，三友实业社盘买了杭州通益众纱厂和鼎新织布厂，改为三友社杭州分厂。在1926年美国费城世博会上，三友实业社毛巾获“丙等金奖章（纺织品类）”。
三角毛巾盒
“九一八”事变后，三友实业社生产总厂的工人们成立了抗日救国会，组织了三友抗日义勇军，多达400余人参加，陈万运亲任大队长，队员自费做了军装，天天在上班前操练。义勇军还在厂门口高墙上贴了一幅巨型宣传画，标题是“一定要收复东北三省”，画的是一个义勇军战士，拿着长枪对准日本兵。
“三友社毛巾厂隔壁就是日商东华毛巾，厂内驻有日本海军陆战队，设有瞭望台。日本人每天都能看到三友社毛巾厂的行动，恨得牙痒痒，从此视三友社毛巾厂为眼中钉。”陈立芳说。据史料记载，1932年1月18日下午，日本僧人天崎启升等五人打着“修行”的幌子，在马玉山路(今双阳路)三友实业社毛巾厂门前敲鼓击钟，还向厂内投掷石块。其行迹引起厂内义勇军注意，义勇军成员跟踪其后。天崎启升等人见状逃窜，逃到赵家宅附近时，遭到工人的拦截盘查。
此时，由日军特务长官田中隆吉和女间谍川岛芳子事先雇佣的打手，化装成工人模样混入义勇军之中，对日僧用石块猛砸猛打，造成一死二伤，并将责任嫁祸于三友实业社工人身上。这便是轰动一时的“日僧事件”。
第三天凌晨，日本宪兵大尉重藤千春带领日本浪人团体“日本青年同志会”60余人袭击了三友实业社，纵火焚毁厂房6间、棉纱数百包，损坏织布机24台，还打死前来的工部局华捕1人，打伤2人。
战后，田中隆吉在自供状中称，他知道三友实业社是“非常共产主义的、排日的，是排日的根据地”，于是就让和他很“亲近的女子”川岛芳子，去“巧妙地利用这个公司的名义来杀死日莲宗的化缘和尚”，借机“搞出点名堂来”。
1932年1月28日晚11时30分，日军发动了战争，第二天即占领了三友实业社。“日僧事件”成为“一·二八”事件的直接导火线。
被焚毁后的“三友”厂房
不久，淞沪抗战爆发，三友实业社总厂被日军炮火炸毁，设备破坏殆尽，损失极为惨重。1932年6月，三友实业社被迫停产。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12月杭州沦陷，工厂被日军占领。日方要陈万运出任杭州维持会长，他拒不接受，躲进郊外杨梅岭山洞后潜行返沪。1938年日方又派人专程来沪，向三友实业社提出“共存共荣”合作条件，陈万运断然拒绝。当时，上海的《申报》等报纸争相刊登陈万运的爱国行为。
陈万运为了维持三友实业社职工生活，在租界制销国药，并代其他工厂销售棉织品。这样的日子也没维持多久。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进占租界，实行经济统治，陈万运只好闲居在家。
“那段时间是陈万运与三友实业社职工最困难的一段日子。”老工人陈立芳回忆，但陈万运始终把工人紧密地团结在自己的周围，还暗暗地支持、帮助一些工人参军抗日，或者支持工人积极分子从事地下抗日活动。
抗战胜利后，三友实业社恢复生产，由于三角牌毛巾是爱国抗日的品牌，质量又好，三角牌毛巾很快又畅销全国，享誉东南亚。
1950年8月，爱国实业家陈万运在上海新昌路金椿里职工宿舍走完了他坎坷的一生，终年66岁。
1954年三友实业社实行公私合营，并改名为上海三友实业社制造厂，1962年改为生产毛巾专业厂，一直生产制造毛巾。
“三友”门市部
陈万运，又名陈曼云，1885年9月出生在浙江慈溪一个小商人家庭。父亲陈廷宏行贾四方，常年在外奔波。
陈万运幼年时在家乡进私塾读书，15岁随父到上海谋生，先在市郊三阳泰烟杂店当学徒，后转入虹口嘉兴路上的乾新祥烟纸店当学徒。少年陈万运做事认真，又肯动脑筋，深得店主器重，满师后留店当伙计。
辛亥革命前夕，“实业救国”的思潮风起云涌，关心国事的陈万运受其影响，萌发了走实业救国道路的意念。经过长期细心观察，陈万运终于找到了一条创业门径。当时西方列强大肆对中国实施商品倾销，日用商品更是洋货独步天下，单洋烛一项，1910年进口就达百万海关两(一海关两等于1.114两白银)，洋烛取代了中国老式的油盏灯和土蜡烛。陈万运发现，洋烛烛芯一直由日中桐洋行独家经销，尽管要价高，却供不应求。在烟纸店工作多年的陈万运认为，可以从这个本轻利厚、生产技术较为简单的项目入手，步上创办实业的征程。
1912年4月，他找到了两个合伙人，一个是同乡沈九成，在上海高裕兴蜡烛店当学徒，另一个是陈的亲戚沈启涌，当时也在乾新祥烟纸店工作。三人倾其所有，集资450元，在四川北路横浜桥南堍士庆路鼎兴里租借5间小屋，购来10台手摇烛芯车，开始制造洋烛烛芯。小作坊取名“三友实业社”，意为“三友合作，实业救国”。
开厂一年后，沈启涌跳槽，拆股分手。不久陈万运的同乡陈律甫入股2100元，资本增加至2400元，并在厂名上加注“美记”二字。产品出来了，“三友”的烛芯以价廉质优的优势迅速打开市场。
至1915年，“三友”的生产规模逐步扩大。这年年底，“三友”改组为三友实业社股份有限公司，资本增至3万元，还在横浜桥南面建成三层厂房一座，工人增至百余人。“三友”在国货界初露头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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