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辛亥革命无量头颅无量血 赢得假和平 辛亥革命后时人感叹道：“无量头颅无量血，可怜购得假共和。”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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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1911年10月10日，武昌楚望台的枪声一响，革命的烽火很快燃遍全国，形成燎原之势。统治中国268年的清政府在熊熊烈火中迅速地倒塌下去，“中华民国”在一片欣喜若狂的欢呼声中诞生。1911年12月25日，孙中山从国外归来，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谁也没有料到，1912年4月1日，任临时大总统才3个月的孙中山却被解除了职务，把政权交给了袁世凯。资产阶级革命派的领袖、共和国的创始人孙中山让位于清王朝旧臣、帝国主义走狗袁世凯，这是关系辛亥革命成败的重大事件。当历史的幕帐徐徐落下的时候，绝大多数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和立宪派都在为他们的这一选择而欢欣鼓舞，只有当袁世凯称帝的野心逐步昭然的时候，他们才发现自己的选择是如此的愚昧。从那时起，人们就开始进行反思：为什么当时会把民国的政权拱手让给袁世凯呢？对这一问题许多历史学家都曾作过解释，但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刘照兴以为，孙中山先生让位给袁世凯，不是某一个人的主观意愿，有其复杂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是历史合力作用的结果。
首先，南京政府的腰杆不硬，对袁世凯的个人诚信产生了幻想。辛亥革命刚开始取得胜利，革命营垒内部便已呈现出一派分崩离析的现象。当时，领导这次革命的中国资产阶级还没有得到充分发展，十分软弱无力，它的核心力量——同盟会政治理论上非常幼稚，组织上也松散庞杂；他们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都缺乏深刻的本质认识；他们同广大下层劳动群众的严重脱离，使他们在异常强大的反动势力面前感到自身缺乏力量；而地主阶级反动势力以及反对派的力量却非常强大，虚伪狡猾、拥有实权的袁世凯成了反动势力的核心力量。孙中山的“让位”就是在这样的阶级力量对比下酿成的。
武昌起义时，孙中山正在美国北部哥罗拉多州进行筹募革命经费的工作。他经过再三考虑，认为自己当前的主要工作，不在“疆场之上”，而在“樽俎（盛酒和装肉的器具，代指宴席）之间”，他希望通过外交活动，断绝清政府的后援，来一个釜底抽薪。结果，他没有立即回国。这一着棋孙中山没有走好，他没有及时给革命党人以具体领导，也没有考虑革命政权如何建设。他在国外时，就已经听到一种舆论，即如果争取到袁世凯拥护共和制度，可以让袁出任民国总统。孙中山原来对袁世凯的印象并不怎么好，觉得此人“狡猾善变”，不太靠得住。但他又希望避免流血，尽早实现革命目标，只要推翻清政府，废除帝制，即使是袁世凯出来当总统，也未尝不可。1911年12月25日，孙中山从国外归来，面对着第一次各省都督代表会议通过的“若袁世凯反正，当公举为临时大总统”这样的决议，他不得不承认这个既成事实。孙中山当选为临时大总统后，主张“让位”的空气仍然笼罩着革命党人，包括孙中山身边的一些重要人物，如黄兴、汪精卫、胡汉民等人，都表示赞成让位。汪精卫曾行刺摄政王被捕而没有砍头，袁世凯在暗中进行了一些活动，所以汪精卫从清朝监狱出来后，立即主张“南北议和”，并派人到武汉说服黎元洪和黄兴拥戴袁世凯为大总统。汪精卫甚至讽刺孙中山说：“你不赞成议和，难道是舍不得总统的职位吗？”革命党人的二号人物、担任临时政府陆军总长的黄兴，对袁既有顾虑，又存幻想。黄兴说，袁世凯是一个奸猾狡诈、胆大妄为的人，如能满足他的欲望，他可以帮助我们推翻清朝；否则，他也可以像曾国藩替清朝出力搞垮太平天国一样来搞垮革命。只要他肯推翻清朝，我们给他一个民选的总统，任期不过几年，可以使战争早停，人民早过太平日子，岂不好吗？黄兴的这种看法，在当时革命党人中是很有代表性的，也完全符合当时孙中山的思想实际。孙中山认为清政府统治的结束就是革命的成功，而随着革命的成功就会到来一个政治民主和工商业繁荣的好时代。他只求民国的招牌早早挂起，革命的形势早早结束，好让他在“安定的秩序”下完成自己的实业救国理想。因此，应该说，“让位”是包括孙中山本人在内的大多数革命党人的意见。“让位”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是不可避免的，归咎于孙中山个人的失策是不公允的。
孙中山是很善于从实践中总结经验教训的。他后来终于认识到把政权拱手让给袁世凯是一个历史性的错误。他沉痛地写道：“我的辞职是一个巨大的政治错误，它的政治后果正像在俄国如果让高尔察克、尤登尼奇或弗兰格尔跑到莫斯科去代替列宁而就会发生的一样。”
其次，袁世凯在清末“新政”政绩颇著，得到了资产阶级的信任。 1905年7月2日，袁世凯在戊戌变法后第一个奏请大清国实行立宪政体：“救亡非立宪不可，立宪非取法邻邦不可。”9月2日，袁世凯和张之洞联合上奏：诸立停科举，以便推广学堂，咸趋实学。已经延续千年的封建专制的科举考试，竟然在袁世凯的推动下寿终正寝。10月23日，袁世凯又有奏章呈递：请谕准大清国自造京张铁路，并保派詹天佑先行查勘。这是中国第一条自力更生建造的铁路。同时，在“新政”时他还曾编练新军，并运用这支武装力量，游刃于尖锐复杂的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矛盾之间，并把势力渗透到朝野上下，成为中外推崇的“强人”。他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时，不遗余力地推行“振兴实业”、“奖励工商”等政策，运用政权力量建立起以一批现代企业为主干的经济基础，并在地方自治、吏治、司法、警察、兵政、教育、路矿、财政等方面进行了系统革新，客观上促成了直隶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和资产阶级的成长，洋洋大观的“北洋新政”得到了各地资产阶级的青睐。在立宪运动中，袁世凯与立宪派进一步建立了政治联盟，为宪政改革而痛切陈词于皇上，奔走策划于京津，竭力敦促清廷实行立宪改革，从而赢得资产阶级的喝彩。在军事力量对比上，袁世凯控制着训练有素的北洋六镇7万多精兵，再加上仍然忠于清帝国的禁卫军和其他新军，总兵力达14万多人(新军总数为24万1千人)。而南京临时政府方面，号称革命的各色民军很多，绝大部分是会党乃至绿林队伍改编而成；虽然人数上远多于北方，武器装备、训练、指挥和纪律等都远逊于对方，从而成了资产阶级拉拢的对象。在经济力量对比上，南京临时政府已到了难于支撑的边缘，已走进了死胡同，但袁世凯出任清帝国内阁总理后毕竟仍牢牢控制着东北和华北大部，中央财政的基础仍在，原有的征税系统没有打乱，军费比较充足。所以，与袁世凯缔结和议，以防天下大乱，成了资产阶级共同的愿望。加之，袁世凯的阴险狡诈，使革命党人无法看清他的本来面目。此人的社会政治经验远比那些年轻而天真的革命党人丰富得多。袁世凯原是北洋军阀的首领。辛亥革命时，他受命为清政府的内阁总理大臣，掌握军政大权，成为中外反动派所倚重的实力人物。武昌起义后，他知道清朝的垮台已无法拯救，而革命火焰也无法用武力来扑灭。于是，他便采取又打又拉软硬兼施的反革命两手策略：他用一只拳头来打倒清朝政府，而用另一只拳头来对付临时政府。他用来打倒清朝政府的武器是“革命”，他用来打倒革命民主派的武器是“统一”。“议和”就是袁世凯施展又打又拉的产物。
1909年袁世凯被开缺回籍后，使他在此后的阶级斗争愈演愈烈的二三年中，远离政治斗争的漩涡，受到清廷的猜疑，使得资产阶级产生袁世凯是清廷对立面的错觉。更有一部分革命党人在狭隘排满的大汉族主义支配下，也把袁世凯视为“同种”与“异族”的清王朝区别开来。
正是由于以上诸多原因，使得社会各阶层，包括资产阶级的各阶层，普遍产生了“非袁不可”的心理。
第三，帝国主义对袁世凯的支持，是孙中山让位的一个重要原因。 在袁世凯与孙中山之间，帝国主义与资产阶级，其选择是一致的，那就是拥袁弃孙。辛亥革命后，大多数革命党人并不认识帝国主义真面目，以为中国的积弱只是因为清政府的昏庸腐败，只要把它推翻了，中国就会逐步走上独立富强的道路，甚至天真地认为他们既是资产阶级革命，是以西方为榜样的，可能会得到西方国家的援助，所以革命起来后总是小心翼翼地避免触动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的既得利益。他们在对外宣言中，宣布承认清政府与帝国主义间所签订的一切不平等条约，继续偿付赔款和外债，企图以此来换取帝国主义对革命的同情和对革命政府的承认，只要推翻腐朽的清王朝，中国的根本问题便可解决，殊不知那是革命党人一厢情愿的事。在武昌起义的枪炮声中，清政府的统治土崩瓦解。为维护自己的侵华权益，帝国主义在“严守中立”的伪装下，一方面，不断在军事、经济、外交上向革命党人施加压力，逼迫革命党人妥协；另一方面，支持袁世凯当政，特别是在外交方面。英国外交大臣葛垒说：“我们对于袁世凯怀有极友好的感情和尊敬。我们希望出现一个政府，有充足的力量可以无所偏倚地对待各国，并能维持国内秩序以及革命后发展对华贸易的有利条件。这样的政府将获得我们所能给予的一切外交援助。”他们积极策划南北和谈，提出所谓“非正式照会”，逼迫南方向袁世凯妥协。
帝国主义看中的是袁世凯，把他作为自己在中国的代理人，对袁竭力支持，而对革命党人施加压力。英、美、德、日各国军舰驶进长江，耀武扬威，俄国军队集结于我东北北部，日本军队在我国东北南部、内蒙东部蠢蠢欲动；外交上，帝国主义国家不承认孙中山的南京临时政府；舆论上，帝国主义报纸颠倒黑白，对革命派横加指责；财政上，帝国主义加紧对南京政府实行经济封锁，海关税收分文不给，致使南京临时政府财政十分困难。
1911年12月20日举行的“南北议和”的过程，也就是袁世凯窃取临时大总统席位的过程。这个“议和”一开始就是袁世凯与英国公使朱尔典约同德、日、俄、美五国代表密商后、由英驻汉口总领事传话，向各省都督代表提出来的。帝国主义不仅在整个议和过程中为袁世凯密谋策划，而且公开告诉革命党人，只有让袁世凯当选大总统才能得到他们的认可。为了避免帝国主义的干涉，革命党人自然只有赶紧让袁世凯出来做总统，以便尽快结束“战乱”。
孙中山“让位”于袁世凯，将政权拱手让出，使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遭受了严重的挫折，给革命造成极大的危害。孙中山在“让位”的过程中对袁世凯做了一些力所能及的斗争，虽然不是无益的，但所采取的防范袁世凯危害民国的措施，则无济于事。辛亥革命的果实最终被袁世凯所窃取，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独裁统治又在中国开始建立起来，“中华民国”成了一块空招牌。这在历史上一直被人们认为是一大憾事，在令人惋惜的同时，也使人们认识到：革命不会一蹴而就，在通往民主的道路上也必将充满了坎坷和泥泞。事物的发展是前进性与曲折性的统一，需要人们进行前赴后继的努力才能成功。（刘照兴）
孙中山让位的客观原因在于
一是辛亥革命后呼唤一个强有力的人物来收拾局面，此人非袁世凯莫属
二是袁世凯在清末新政中政绩卓著，得到资产阶级的信任
三是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各阶层“拥袁弃孙”的一致倾向。
主观原因在于，
一是辛亥革命时期革命党人尚不具备掌握政权的思想准备，产生功成身退思想；
二是随着中华民国成立，革命党人认为满清已经推翻，民国已经建立，只剩建设问题；
三是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尚不具备管理国家的政治经验和才能。
辛亥革命爆发后，列强态度对中国政局的发展至关重要。以英国为首的列强为使其中国利益不受损害，表面上主张对中国革命实行保持中立的不干涉政策，实际上却竭力扶持袁世凯上台主政。袁世凯上台得到了列强在舆论、和谈、财政和外交四个方面的支持。
革命派流露出的民族主义情绪及其缺乏稳定政局的能力,使西方传教士感到其利益受到了一定威胁,态度逐渐发生变化并最终选择了袁世凯。
具体细节不妨参考此文：
首先，军事力量对比十分不利于南京临时政府。袁世凯控制着训练有素的北洋六镇7万多精兵，再加上仍然忠于清帝国的禁卫军和其他新军，总兵力达14万多人(新军总数为24万1千人)。而南京临时政府方面，号称革命的各色民军很多，绝大部分是会党乃至绿林队伍改编而成；虽然人数上远多于北方，武器装备、训练、指挥和纪律等都远逊于对方。用当时任总统府秘书长、协助孙中山综理全局的胡汉民的话来说是：“南京军队隶编于陆军部者，号称十七师，然惟粤、浙两军有战斗力。粤军不满万人……浙军将军，则素反对克强(时任陆军部长兼参谋总长的黄兴--引者)，不受命令……其他各部，乃俱不啻乌合，不能应敌。”
其次，经济力量对比悬殊，南京临时政府已到了难于支撑的边缘。双方在财政上都困难重重，但袁世凯出任清帝国内阁总理后毕竟仍牢牢控制着东北和华北大部，中央财政的基础仍在，原有的征税系统没有打乱，军费比较充足。于是，除了维持正常运作外，袁世凯竟有余力一再出手，拿出几十万乃至几百万两白银收买清帝国的王公大臣和革命党人。与此同时，身为临时大总统的孙文，却为维持临时政府所必需的经费在国内外频频伸手求援。他在私下谈话中坦率地承认：“倘近数日内，无足够之资金以解燃眉之急，则军队恐将解散，而革命政府亦将面临瓦解之命运……之所以断然实行汉冶萍日中合办，以取得五百万元资金者为此；此次又苦心焦虑， 欲以招商局为担保，筹措一千万元借款者，亦为此。然而，虽经种种筹划，而时光荏苒，交涉迄无结果……于军队解散、革命政府崩溃之前，作为最后之手段，唯有与袁世凯缔结和议，以防天下大乱。”当时各省虽然纷纷宣布脱离清政府“独立”，但起义军、民团等急剧增加，支出浩繁，自顾不暇，不但无力支持中央政府，反而要求拨款。再加上关税收入被列强在“中立”的 名义下冻结，临时政府在经济上显然已走进了死胡同。
另一重要原因是人心思定。“排满”是触发辛亥革命的重要因素。“驱除鞑虏”成了同盟会政纲的头一条。占国民绝大多数的汉人，既对清廷腐败不满，更恨它是“异族”统治。1912 年2月12日，隆裕太后颁发《逊位诏》，在许多人心目中，“异族”统治已经结束，其他便无关紧要了。用胡汉民的话来说是：“同盟会未尝深植其基础于民众，民众所接受者，仅三民主义中之狭义的 民族主义耳。正惟‘排满’二字之口号极简明切要，易于普遍全国，而弱点亦在于此。民众以为清室退位，即天下事大定……故当时民众心理，俱祝福于和议。逆之而行，乃至不易。”
孙中山让位给袁世凯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袁世凯得到帝国主义的支持。 武昌起义后，孙中山先生并没有急于回国。考虑到筹饷问题，他到各国游说，希望给以支持。但待他回国时，西方各国以中立之名，而行干涉之实。这样孙先生是两手空空回国，一个大洋也没有要到。袁世凯出山南下之初，英国公使朱尔典就认为；“袁此行形质大虽系军方，其实乃调和此事。以彼之声望，或能设以通融之法．以拯朝廷而令乱民之要求满意。”又说：“欲选一调和汉人者，除袁外，无更相宜而又为人信从者。”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以后，孙中山等多次要求列强承认，且以承认不平等条约为先，但仍遭到无理拒绝。日本和俄国政府密谋带动各国不承认南京临时政府，它们提出“只要日俄两国能显示出强硬态度，对中国共和政府不子承认，其他列强亦不会急于承认．”它们还攻击孙中山“不知军事”，实行“独裁和寡头政治”。另一方面．列强继续承认和支持袁世凯支撑下的清政府，鼓吹袁是中国各派政治势力“唯一可以接受的领袖”。“现时孙之劲敌为袁，于大局最有希望而得操最后之胜利，以底定中国者，亦唯袁一人而已”。列强表示，只有在袁世凯解决“南北争端”后，才可能承认中华民国，实际上是胁迫革命党人把园家政权拱手让给袁世凯，以换取列强对中国共和政体的承认。
因为革命烈士为了争取民主独立抛头颅洒热血，推翻了腐朽没落的大清王朝的封建统治，建立了民主共和国，但很快革命的果实被袁世凯窃取了，中国的面貌并没有因此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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