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问答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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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u5de7\u593a\u5929\u5de5 \u6253\u4e00\u5b57(\u4e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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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思勉曰：“先秦诸子之学，非至晚周之世，乃突焉兴起者也。其在前此，旁薄郁积，蓄之者既已久矣。至此又遭遇时势，乃如水焉，众派争流；如卉焉，奇花怒放耳。积之久，泄之烈者，其力必伟，而影响于人必深。”（《先秦学术概论》，页4）
根据吕氏的总结，先秦百家的兴起有二个原因：一谓出于王官之一守，官、师分离，故“诸子皆出于王官”。二曰出自救时之弊。实际上，诸子百家的兴起是经济、社会、政治变化的直接结果，是对政治社会进行变革的内在要求的结果。一言以蔽之，是应付挑战的结果。如《汉志》所谓：“诸子十家，其可观者九家而已。皆起于王道衰微，诸侯力政，时君世主，好恶殊方。是以九家之术，蜂出并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驰说，取合诸侯。”
百家争鸣
诸子蜂起
七国争雄，天下纷扰，各国皆千方百计谋求富国强兵之策。社会的变革使文化走向民间，游说之士面对剧烈动荡的社会，莫不以匡君救世为己任，纷纷提出自己的政治主张。他们或游说列国，干谒君主；或课徒讲学，着书立说；或放浪形骸，以批判的形式表达对世俗的关注；或辅政秉国，以求治世。造成了百家争鸣的局面。除孔学儒家外，还有墨、道、法、阴阳、名诸家。春秋战国的诸子百家，大多具有独立思考的学风，绝不苟同别人的见解，做到了思想上的大解放。 所谓“百家”，只是对当时学派众多的现象的一种概括。在众多学派中，比较重要的也只有儒、墨、道、法、阴阳等数家。
先秦诸子百家之说，当时前后有数篇文献已论述之。一曰《庄子·天下篇》，一曰《荀子·非十二子》；至于文中间论及此者，所在多有。总结性的论述最早出现于《史记·太史公自序》，乃迁之父司马谈所撰。柳诒征谓：“庄子泛称百家（益案：《天下篇》有‘其数散于天下而设于中国者，百家之学，时或称而道之’），而未指称某氏之学为某家；汉司马谈《论六家要旨》，遂有法家、名家、道家之名。”司马谈总分在他之前共几个世纪的“百家”为阴阳、儒、墨、名、法、道德六家（或六大学派）。冯友兰以为，司马谈是后来对“百家”试行分类的第一人，是。此后《汉志》承向歆之说，益以纵横、杂、农、小说，为诸子十家，去小说家，又谓之九流，总称“九流十家”，而各溯其所出（益案：向、歆父子溯其源流，是主要贡献，见前文论“诸子出于王官”）。实际上，吕思勉认为，《汉志》之“数术”、“方技”、“兵书”三略，亦可称为先秦诸子之一，故实可概算为十二家，即再益以兵、医二家也。
《庄子·天下篇》之六派：一墨翟、禽滑厘；二宋钘、尹文；三彭蒙、田骈、慎到；四关尹、老聃；五庄周；六惠施、桓团、公孙龙。
《荀子·非十二子》之六派：一它嚣、魏牟；二陈仲、史鳅；三墨翟、宋钘；四慎到、田骈；五惠施、邓析；六子思、孟轲。
老子：生卒年不能详考。若有老聃其人，大约生于前580年。但此老子与《老子》一书，尚无明确理由联系在一起。
关尹：与老子同时。
孔子：生于公元前551年，卒于公元前479年。
孙子（孙武）：与孔子大体同时。
墨子：名墨翟，生卒年不详，大约是战国初人，后于孔子。
子思子：孔子学生，与墨子同时。
杨子：名杨朱。诸家记载不一，极难确定。应在墨子同时或稍后，而在孟子之前。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认为杨朱所代表 的一些隐者是道家的第一阶段，而老子无考，《老子》一书应在其后，故《老子》学说仅能称之为道家的第二阶段。
陈仲：墨翟之徒，齐人。
宋钘、尹文（简称宋、尹）：生卒年不详，约与孟子同时或略早。尹文出于周之尹氏，或云（《汉志》颜注）齐宣王时居稷下，与宋銒、彭蒙、田骈同学于公孙龙。 《汉志》着录《宋子》十八篇、《尹文子》一篇，均佚。今存《尹文子》，魏黄初山阴仲长氏析为上下两篇，故《隋志》作两卷。乃后人依托之作。目前关于宋、尹的重要材料是《管子》中的《心术》、《白心》、《内业》篇，与《庄子·天下篇》、《荀子》、《韩非子》、《吕氏春秋》的记载基本一致。 宋、尹之学，
孟子：约公元前372至289，上距孔子约百年。
孙子（孙膑）：与孟子同时。
禽滑厘：鲁人，与孟子同时。
庄子：与孟子同时略后。
惠施：约生于公元前370年，卒于公元前318年，宋人，曾做过魏国的宰相，是合纵的实际组织者。与庄子同时，先庄子死。经常与庄子进行辩论。庄子“子非我”之论，即与惠施言之。庄子谓“惠施多方，其书五车，其道舛杂，其言也不中。”惠施的十个命题，散见于先秦诸子书中（主要是《庄子·天下篇》）： 1． 至大无外，谓之大一；至小无内，谓之小一。 2． 无厚不可积也，其大千里。 3． 天与地卑，山与泽平。 4． 日方中方睨（音逆，斜视、斜），物方生方死。 5． 大同而与小同异，此之谓小同异；万物毕同结异，此之谓大同异。 6． 南方无穷而有穷。 7． 今日适越而昔来。 8． 连环可解也。 9． 我知天下之中央，燕之北，越之南是也。 10． 泛爱万物，天地一体也。
魏牟：魏公子，后于庄子，与公孙龙同时（钱穆《系年》）。
公孙龙：约生于公元前325年，卒于315年，较惠施略迟，约与邹衍同时。字子秉，据说是赵国人，曾做过平原君的门客。《汉志》着录其书十四篇，六篇保存至今，其中五篇基本可信。“公孙龙析辩抗辞，别同异，离坚白。”（《淮南子·齐俗训》）
稷下学者淳于髡、慎到、环渊、接子、田骈、邹奭： 《史记·孟子荀卿传》： 自驺衍与齐之稷下先生，如淳于髡、慎到、环渊、接子、田骈、驺奭之徒，各着书言治乱之事，以干世主，岂可胜道哉！ 淳于髡，齐人也。博闻强记，学无所主。其谏说，慕晏婴之为人也，然而承意观色为务。客有见髡于梁惠王，惠王屏左右，独坐而再见之，终无言也。惠王怪之，以让客曰：「子之称淳于先生，管、晏不及，及见寡人，寡人未有得也。岂寡人不足为言邪？何故哉？」客以谓髡。髡曰：「固也。吾前见王，王志在驱逐；后复见王，王志在音声：吾是以默然。」客具以报王，王大骇，曰：「嗟乎，淳于先生诚圣人也！前淳于先生之来，人有献善马者，寡人未及视，会先生至。后先生之来，人有献讴者，未及试，亦会先生来。寡人虽屏人，然私心在彼，有之。」后淳于髡见，壹语连三日三夜无倦。惠王欲以卿相位待之，髡因谢去。于是送以安车驾驷，束帛加璧，黄金百镒。终身不仕。 慎到，赵人。田骈、接子，齐人。环渊，楚人。皆学黄老道德之术，因发明序其指意。故慎到着十二论，环渊着上下篇，而田骈、接子皆有所论焉。 驺奭者，齐诸驺子，亦颇采驺衍之术以纪文。 于是齐王嘉之，自如淳于髡以下，皆命曰列大夫，为开第康庄之衢，高门大屋，尊宠之。览天下诸侯宾客，言齐能致天下贤士也。
《史记·田敬仲完世家》： 宣王喜文学游说之士，自如驺衍、淳于髡、田骈、接予、慎到、环渊之徒七十六人，皆赐列第，为上大夫，不治而议论。是以齐稷下学士复盛，且数百千人。 《史记》称稷下学者以邹衍为首（齐有三邹子，其先邹忌，先孟子；其后邹衍，后孟子；再后邹奭），“谈天衍、雕龙奭”。田骈、慎到、彭蒙常对举，“齐田骈好谈论，故齐人谓之天口骈”（王应麟《汉志考证》引《七略》），大约为道家之言。慎到，大约本黄老，归刑名。 稷下学派，大部继承道家学说和儒墨两家思想，但又不同于各家，有自己的特点。
最好的时代
虽然百家争鸣的时代正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战乱频仍、兵荒马乱的时代，但是这个时代，却是中国历史上最为自由、最为开放和最不可思议的一个时代。特别是对于学术发展和思想传播而言，确实是一个黄金的时代。在这个时期里，诞生了中国历史上影响最为深远的思想和学术派别。以后的朝代里，几乎不可能不受到这一时期百家争鸣的思想的影响。儒家、墨家、道家、法家、纵横家、阴阳家、兵家、农家等等等等学派的思想，无一不对后代产生着影响。这一时期思想之丰富，以至于我们无法能够超越他们。试想，在他们之后，还有比他们更伟大的教育家、思想家、哲学家和军事理论家吗？
可以肯定地说，如果没有当时的百家争鸣，中国后来的思想文化也不会五彩缤纷了
乃百家之背景也。《庄子·天下篇》言“天下之人各为其所欲焉以自为方”：“悲夫，百家往而不反，必不合矣。”是乃历史与学术之势必所然也。后又以“诸子”名学术思想之一大部类，进而以之名古书部类之一种，至四部分类而定型。 子、夫子者，本以称卿大夫。故章炳麟有所谓“子犹今言老爷”之说。自孔子始，渐变为弟子称师之词也。加氏以别之，曰某子。诸子之书，多非自着，乃弟子后学记述成书；即出自着，亦本为单篇，由后人编纂成书。古昔着书，意在笔先，又非有意为之，故着书之初本无名，弟子后人取首简文字以命篇；积篇成帙，亦不另题书名，而以某子称之。
吕思勉曰：“先秦诸子之学，非至晚周之世，乃突焉兴起者也。其在前此，旁薄郁积，蓄之者既已久矣。至此又遭遇时势，乃如水焉，众派争流；如卉焉，奇花怒放耳。积之久，泄之烈者，其力必伟，而影响于人必深。”（《先秦学术概论》，页4）
根据吕氏的总结，先秦百家的兴起有二个原因：一谓出于王官之一守，官、师分离，故“诸子皆出于王官”。二曰出自救时之弊。实际上，诸子百家的兴起是经济、社会、政治变化的直接结果，是对政治社会进行变革的内在要求的结果。一言以蔽之，是应付挑战的结果。如《汉志》所谓：“诸子十家，其可观者九家而已。皆起于王道衰微，诸侯力政，时君世主，好恶殊方。是以九家之术，蜂出并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驰说，取合诸侯。”
百家争鸣
诸子蜂起
七国争雄，天下纷扰，各国皆千方百计谋求富国强兵之策。社会的变革使文化走向民间，游说之士面对剧烈动荡的社会，莫不以匡君救世为己任，纷纷提出自己的政治主张。他们或游说列国，干谒君主；或课徒讲学，着书立说；或放浪形骸，以批判的形式表达对世俗的关注；或辅政秉国，以求治世。造成了百家争鸣的局面。除孔学儒家外，还有墨、道、法、阴阳、名诸家。春秋战国的诸子百家，大多具有独立思考的学风，绝不苟同别人的见解，做到了思想上的大解放。 所谓“百家”，只是对当时学派众多的现象的一种概括。在众多学派中，比较重要的也只有儒、墨、道、法、阴阳等数家。
先秦诸子百家之说，当时前后有数篇文献已论述之。一曰《庄子·天下篇》，一曰《荀子·非十二子》；至于文中间论及此者，所在多有。总结性的论述最早出现于《史记·太史公自序》，乃迁之父司马谈所撰。柳诒征谓：“庄子泛称百家（益案：《天下篇》有‘其数散于天下而设于中国者，百家之学，时或称而道之’），而未指称某氏之学为某家；汉司马谈《论六家要旨》，遂有法家、名家、道家之名。”司马谈总分在他之前共几个世纪的“百家”为阴阳、儒、墨、名、法、道德六家（或六大学派）。冯友兰以为，司马谈是后来对“百家”试行分类的第一人，是。此后《汉志》承向歆之说，益以纵横、杂、农、小说，为诸子十家，去小说家，又谓之九流，总称“九流十家”，而乃百家之背景也。《庄子·天下篇》言“天下之人各为其所欲焉以自为方”：“悲夫，百家往而不反，必不合矣。”是乃历史与学术之势必所然也。后又以“诸子”名学术思想之一大部类，进而以之名古书部类之一种，至四部分类而定型。 子、夫子者，本以称卿大夫。故章炳麟有所谓“子犹今言老爷”之说。自孔子始，渐变为弟子称师之词也。加氏以别之，曰某子。诸子之书，多非自着，乃弟子后学记述成书；即出自着，亦本为单篇，由后人编纂成书。古昔着书，意在笔先，又非有意为之，故着书之初本无名，弟子后人取首简文字以命篇；积篇成帙，亦不另题书名，而以某子称之。
吕思勉曰：“先秦诸子之学，非至晚周之世，乃突焉兴起者也。其在前此，旁薄郁积，蓄之者既已久矣。至此又遭遇时势，乃如水焉，众派争流；如卉焉，奇花怒放耳。积之久，泄之烈者，其力必伟，而影响于人必深。”（《先秦学术概论》，页4）
根据吕氏的总结，先秦百家的兴起有二个原因：一谓出于王官之一守，官、师分离，故“诸子皆出于王官”。二曰出自救时之弊。实际上，诸子百家的兴起是经济、社会、政治变化的直接结果，是对政治社会进行变革的内在要求的结果。一言以蔽之，是应付挑战的结果。如《汉志》所谓：“诸子十家，其可观者九家而已。皆起于王道衰微，诸侯力政，时君世主，好恶殊方。是以九家之术，蜂出并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驰说，取合诸侯。”
百家争鸣
诸子蜂起
七国争雄，天下纷扰，各国皆千方百计谋求富国强兵之策。社会的变革使文化走向民间，游说之士面对剧烈动荡的社会，莫不以匡君救世为己任，纷纷提出自己的政治主张。他们或游说列国，干谒君主；或课徒讲学，着书立说；或放浪形骸，以批判的形式表达对世俗的关注；或辅政秉国，以求治世。造成了百家争鸣的局面。除孔学儒家外，还有墨、道、法、阴阳、名诸家。春秋战国的诸子百家，大多具有独立思考的学风，绝不苟同别人的见解，做到了思想上的大解放。 所谓“百家”，只是对当时学派众多的现象的一种概括。在众多学派中，比较重要的也只有儒、墨、道、法、阴阳等数家。
先秦诸子百家之说，当时前后有数篇文献已论述之。一曰《庄子·天下篇》，一曰《荀子·非十二子》；至于文中间论及此者，所在多有。总结性的论述最早出现于《史记·太史公自序》，乃迁之父司马谈所撰。柳诒征谓：“庄子泛称百家（益案：《天下篇》有‘其数散于天下而设于中国者，百家之学，时或称而道之’），而未指称某氏之学为某家；汉司马谈《论六家要旨》，遂有法家、名家、道家之名。”司马谈总分在他之前共几个世纪的“百家”为阴阳、儒、墨、名、法、道德六家（或六大学派）。冯友兰以为，司马谈是后来对“百家”试行分类的第一人，是。此后《汉志》承向歆之说，益以纵横、杂、农、小说，为诸子十家，去小说家，又谓之九流，总称“九流十家”，而各乃百家之背景也。《庄子·天下篇》言“天下之人各为其所欲焉以自为方”：“悲夫，百家往而不反，必不合矣。”是乃历史与学术之势必所然也。后又以“诸子”名学术思想之一大部类，进而以之名古书部类之一种，至四部分类而定型。 子、夫子者，本以称卿大夫。故章炳麟有所谓“子犹今言老爷”之说。自孔子始，渐变为弟子称师之词也。加氏以别之，曰某子。诸子之书，多非自着，乃弟子后学记述成书；即出自着，亦本为单篇，由后人编纂成书。古昔着书，意在笔先，又非有意为之，故着书之初本无名，弟子后人取首简文字以命篇；积篇成帙，亦不另题书名，而以某子称之。
吕思勉曰：“先秦诸子之学，非至晚周之世，乃突焉兴起者也。其在前此，旁薄郁积，蓄之者既已久矣。至此又遭遇时势，乃如水焉，众派争流；如卉焉，奇花怒放耳。积之久，泄之烈者，其力必伟，而影响于人必深。”（《先秦学术概论》，页4）
根据吕氏的总结，先秦百家的兴起有二个原因：一谓出于王官之一守，官、师分离，故“诸子皆出于王官”。二曰出自救时之弊。实际上，诸子百家的兴起是经济、社会、政治变化的直接结果，是对政治社会进行变革的内在要求的结果。一言以蔽之，是应付挑战的结果。如《汉志》所谓：“诸子十家，其可观者九家而已。皆起于王道衰微，诸侯力政，时君世主，好恶殊方。是以九家之术，蜂出并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驰说，取合诸侯。”
百家争鸣
诸子蜂起
七国争雄，天下纷扰，各国皆千方百计谋求富国强兵之策。社会的变革使文化走向民间，游说之士面对剧烈动荡的社会，莫不以匡君救世为己任，纷纷提出自己的政治主张。他们或游说列国，干谒君主；或课徒讲学，着书立说；或放浪形骸，以批判的形式表达对世俗的关注；或辅政秉国，以求治世。造成了百家争鸣的局面。除孔学儒家外，还有墨、道、法、阴阳、名诸家。春秋战国的诸子百家，大多具有独立思考的学风，绝不苟同别人的见解，做到了思想上的大解放。 所谓“百家”，只是对当时学派众多的现象的一种概括。在众多学派中，比较重要的也只有儒、墨、道、法、阴阳等数家。
先秦诸子百家之说，当时前后有数篇文献已论述之。一曰《庄子·天下篇》，一曰《荀子·非十二子》；至于文中间论及此者，所在多有。总结性的论述最早出现于《史记·太史公自序》，乃迁之父司马谈所撰。柳诒征谓：“庄子泛称百家（益案：《天下篇》有‘其数散于天下而设于中国者，百家之学，时或称而道之’），而未指称某氏之学为某家；汉司马谈《论六家要旨》，遂有法家、名家、道家之名。”司马谈总分在他之前共几个世纪的“百家”为阴阳、儒、墨、名、法、道德六家（或六大学派）。冯友兰以为，司马谈是后来对“百家”试行分类的第一人，是。此后《汉志》承向歆之说，益以纵横、杂、农、小说，为诸子十家，去小说家，又谓之九流，总称“九流十家”，而乃百家之背景也。《庄子·天下篇》言“天下之人各为其所欲焉以自为方”：“悲夫，百家往而不反，必不合矣。”是乃历史与学术之势必所然也。后又以“诸子”名学术思想之一大部类，进而以之名古书部类之一种，至四部分类而定型。 子、夫子者，本以称卿大夫。故章炳麟有所谓“子犹今言老爷”之说。自孔子始，渐变为弟子称师之词也。加氏以别之，曰某子。诸子之书，多非自着，乃弟子后学记述成书；即出自着，亦本为单篇，由后人编纂成书。古昔着书，意在笔先，又非有意为之，故着书之初本无名，弟子后人取首简文字以命篇；积篇成帙，亦不另题书名，而以某子称之。
吕思勉曰：“先秦诸子之学，非至晚周之世，乃突焉兴起者也。其在前此，旁薄郁积，蓄之者既已久矣。至此又遭遇时势，乃如水焉，众派争流；如卉焉，奇花怒放耳。积之久，泄之烈者，其力必伟，而影响于人必深。”（《先秦学术概论》，页4）
根据吕氏的总结，先秦百家的兴起有二个原因：一谓出于王官之一守，官、师分离，故“诸子皆出于王官”。二曰出自救时之弊。实际上，诸子百家的兴起是经济、社会、政治变化的直接结果，是对政治社会进行变革的内在要求的结果。一言以蔽之，是应付挑战的结果。如《汉志》所谓：“诸子十家，其可观者九家而已。皆起于王道衰微，诸侯力政，时君世主，好恶殊方。是以九家之术，蜂出并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驰说，取合诸侯。”
百家争鸣
诸子蜂起
七国争雄，天下纷扰，各国皆千方百计谋求富国强兵之策。社会的变革使文化走向民间，游说之士面对剧烈动荡的社会，莫不以匡君救世为己任，纷纷提出自己的政治主张。他们或游说列国，干谒君主；或课徒讲学，着书立说；或放浪形骸，以批判的形式表达对世俗的关注；或辅政秉国，以求治世。造成了百家争鸣的局面。除孔学儒家外，还有墨、道、法、阴阳、名诸家。春秋战国的诸子百家，大多具有独立思考的学风，绝不苟同别人的见解，做到了思想上的大解放。 所谓“百家”，只是对当时学派众多的现象的一种概括。在众多学派中，比较重要的也只有儒、墨、道、法、阴阳等数家。
先秦诸子百家之说，当时前后有数篇文献已论述之。一曰《庄子·天下篇》，一曰《荀子·非十二子》；至于文中间论及此者，所在多有。总结性的论述最早出现于《史记·太史公自序》，乃迁之父司马谈所撰。柳诒征谓：“庄子泛称百家（益案：《天下篇》有‘其数散于天下而设于中国者，百家之学，时或称而道之’），而未指称某氏之学为某家；汉司马谈《论六家要旨》，遂有法家、名家、道家之名。”司马谈总分在他之前共几个世纪的“百家”为阴阳、儒、墨、名、法、道德六家（或六大学派）。冯友兰以为，司马谈是后来对“百家”试行分类的第一人，是。此后《汉志》承向歆之说，益以纵横、杂、农、小说，为诸子十家，去小说家，又谓之九流，总称“九流十家”，而各溯其所出（益案：向、歆父子溯其源流，是主要贡献，见前文论“诸子出于王官”）。实际上，吕思勉认为，《汉志》之“数术”、“方技”、“兵书”三略，亦可称为先秦诸子之一，故实可概算为十二家，即再益以兵、医二家也。
各溯其所出（益案：向、歆父子溯其源流，是主要贡献，见前文论“诸子出于王官”）。实际上，吕思勉认为，《汉志》之“数术”、“方技”、“兵书”三略，亦可称为先秦诸子之一，故实可概算为十二家，即再益以兵、医二家也。
溯其所出（益案：向、歆父子溯其源流，是主要贡献，见前文论“诸子出于王官”）。实际上，吕思勉认为，《汉志》之“数术”、“方技”、“兵书”三略，亦可称为先秦诸子之一，故实可概算为十二家，即再益以兵、医二家也。
各溯其所出（益案：向、歆父子溯其源流，是主要贡献，见前文论“诸子出于王官”）。实际上，吕思勉认为，《汉志》之“数术”、“方技”、“兵书”三略，亦可称为先秦诸子之一，故实可概算为十二家，即再益以兵、医二家也。
春秋战国时期（周秦之际），学者辈出，各着书立说，欲以改制救世。学者不止一人，流派不止一家，着书不止一种，故称之为“诸子”，又谓子“诸子百家”，又谓之“百家争鸣”。官失其守，学术分裂，由天子而诸侯、而私学，乃百家之背景也。《庄子·天下篇》言“天下之人各为其所欲焉以自为方”：“悲夫，百家往而不反，必不合矣。”是乃历史与学术之势必所然也。后又以“诸子”名学术思想之一大部类，进而以之名古书部类之一种，至四部分类而定型。 子、夫子者，本以称卿大夫。故章炳麟有所谓“子犹今言老爷”之说。自孔子始，渐变为弟子称师之词也。加氏以别之，曰某子。诸子之书，多非自着，乃弟子后学记述成书；即出自着，亦本为单篇，由后人编纂成书。古昔着书，意在笔先，又非有意为之，故着书之初本无名，弟子后人取首简文字以命篇；积篇成帙，亦不另题书名，而以某子称之。吕思勉曰：“先秦诸子之学，非至晚周之世，乃突焉兴起者也。其在前此，旁薄郁积，蓄之者既已久矣。至此又遭遇时势，乃如水焉，众派争流；如卉焉，奇花怒放耳。积之久，泄之烈者，其力必伟，而影响于人必深。”（《先秦学术概论》，页4）根据吕氏的总结，先秦百家的兴起有二个原因：一谓出于王官之一守，官、师分离，故“诸子皆出于王官”。二曰出自救时之弊。实际上，诸子百家的兴起是经济、社会、政治变化的直接结果，是对政治社会进行变革的内在要求的结果。一言以蔽之，是应付挑战的结果。如《汉志》所谓：“诸子十家，其可观者九家而已。皆起于王道衰微，诸侯力政，时君世主，好恶殊方。是以九家之术，蜂出并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驰说，取合诸侯。”
七国争雄，天下纷扰，各国皆千方百计谋求富国强兵之策。社会的变革使文化走向民间，游说之士面对剧烈动荡的社会，莫不以匡君救世为己任，纷纷提出自己的政治主张。他们或游说列国，干谒君主；或课徒讲学，着书立说；或放浪形骸，以批判的形式表达对世俗的关注；或辅政秉国，以求治世。造成了百家争鸣的局面。除孔学儒家外，还有墨、道、法、阴阳、名诸家。春秋战国的诸子百家，大多具有独立思考的学风，绝不苟同别人的见解，做到了思想上的大解放。 所谓“百家”，只是对当时学派众多的现象的一种概括。在众多学派中，比较重要的也只有儒、墨、道、法、阴阳等数家。 先秦诸子百家之说，当时前后有数篇文献已论述之。一曰《庄子·天下篇》，一曰《荀子·非十二子》；至于文中间论及此者，所在多有。总结性的论述最早出现于《史记·太史公自序》，乃迁之父司马谈所撰。柳诒征谓：“庄子泛称百家（益案：《天下篇》有‘其数散于天下而设于中国者，百家之学，时或称而道之’），而未指称某氏之学为某家；汉司马谈《论六家要旨》，遂有法家、名家、道家之名。”司马谈总分在他之前共几个世纪的“百家”为阴阳、儒、墨、名、法、道德六家（或六大学派）。冯友兰以为，司马谈是后来对“百家”试行分类的第一人，是。此后《汉志》承向歆之说，益以纵横、杂、农、小说，为诸子十家，去小说家，又谓之九流，总称“九流十家”，而各溯其所出（益案：向、歆父子溯其源流，是主要贡献，见前文论“诸子出于王官”）。实际上，吕思勉认为，《汉志》之“数术”、“方技”、“兵书”三略，亦可称为先秦诸子之一，故实可概算为十二家，即再益以兵、医二家也。《庄子·天下篇》之六派：一墨翟、禽滑厘；二宋钘、尹文；三彭蒙、田骈、慎到；四关尹、老聃；五庄周；六惠施、桓团、公孙龙。《荀子·非十二子》之六派：一它嚣、魏牟；二陈仲、史鳅；三墨翟、宋钘；四慎到、田骈；五惠施、邓析；六子思、孟轲。老子：生卒年不能详考。若有老聃其人，大约生于前580年。但此老子与《老子》一书，尚无明确理由联系在一起。 关尹：与老子同时。 虽然百家争鸣的时代正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战乱频仍、兵荒马乱的时代，但是这个时代，却是中国历史上最为自由、最为开放和最不可思议的一个时代。特别是对于学术发展和思想传播而言，确实是一个黄金的时代。在这个时期里，诞生了中国历史上影响最为深远的思想和学术派别。以后的朝代里，几乎不可能不受到这一时期百家争鸣的思想的影响。儒家、墨家、道家、法家、纵横家、阴阳家、兵家、农家等等等等学派的思想，无一不对后代产生着影响。这一时期思想之丰富，以至于我们无法能够超越他们。试想，在他们之后，还有比他们更伟大的教育家、思想家、哲学家和军事理论家吗？
杨子：名杨朱。诸家记载不一，极难确定。应在墨子同时或稍后，而在孟子之前。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认为杨朱所代表 的一些隐者是道家的第一阶段，而老子无考，《老子》一书应在其后，故《老子》学说仅能称之为道家的第二阶段。宋钘、尹文（简称宋、尹）：生卒年不详，约与孟子同时或略早。尹文出于周之尹氏，或云（《汉志》颜注）齐宣王时居稷下，与宋銒、彭蒙、田骈同学于公孙龙。 《汉志》着录《宋子》十八篇、《尹文子》一篇，均佚。今存《尹文子》，魏黄初山阴仲长氏析为上下两篇，故《隋志》作两卷。乃后人依托之作。目前关于宋、尹的重要材料是《管子》中的《心术》、《白心》、《内业》篇，与《庄子·天下篇》、《荀子》、《韩非子》、《吕氏春秋》的记载基本一致。 宋、尹之学， 孟子：约公元前372至289，上距孔子约百年。虽然百家争鸣的时代正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战乱频仍、兵荒马乱的时代，但是这个时代，却是中国历史上最为自由、最为开放和最不可思议的一个时代。特别是对于学术发展和思想传播而言，确实是一个黄金的时代。在这个时期里，诞生了中国历史上影响最为深远的思想和学术派别。以后的朝代里，几乎不可能不受到这一时期百家争鸣的思想的影响。儒家、墨家、道家、法家、纵横家、阴阳家、兵家、农家等等等等学派的思想，无一不对后代产生着影响。这一时期思想之丰富，以至于我们无法能够超越他们。试想，在他们之后，还有比他们更伟大的教育家、思想家、哲学家和军事理论家吗？
孙子（孙膑）：与孟子同时。禽滑厘：鲁人，与孟子同时。 庄子：与孟子同时略后。 惠施：约生于公元前370年，卒于公元前318年，宋人，曾做过魏国的宰相，是合纵的实际组织者。与庄子同时，先庄子死。经常与庄子进行辩论。庄子“子非我”之论，即与惠施言之。庄子谓“惠施多方，其书五车，其道舛杂，其言也不中。”惠施的十个命题，散见于先秦诸子书中（主要是《庄子·天下篇》）： 1． 至大无外，谓之大一；至小无内，谓之小一。 2． 无厚不可积也，其大千里。 3． 天与地卑，山与泽平。 4． 日方中方睨（音逆，斜视、斜），物方生方死。 5． 大同而与小同异，此之谓小同异；万物毕同结异，此之谓大同异。 6． 南方无穷而有穷。 7． 今日适越而昔来。 8． 连环可解也。 9． 我知天下之中央，燕之北，越之南是也。 10． 泛爱万物，天地一体也。
魏牟：魏公子，后于庄子，与公孙龙同时（钱穆《系年》）。
公孙龙：约生于公元前325年，卒于315年，较惠施略迟，约与邹衍同时。字子秉，据说是赵国人，曾做过平原君的门客。《汉志》着录其书十四篇，六篇保存至今，其中五篇基本可信。“公孙龙析辩抗辞，别同异，离坚白。”（《淮南子·齐俗训》）
稷下学者淳于髡、慎到、环渊、接子、田骈、邹奭： 《史记·孟子荀卿传》： 自驺衍与齐之稷下先生，如淳于髡、慎到、环渊、接子、田骈、驺奭之徒，各着书言治乱之事，以干世主，岂可胜道哉！ 淳于髡，齐人也。博闻强记，学无所主。其谏说，慕晏婴之为人也，然而承意观色为务。客有见髡于梁惠王，惠王屏左右，独坐而再见之，终无言也。惠王怪之，以让客曰：「子之称淳于先生，管、晏不及，及见寡人，寡人未有得也。岂寡人不足为言邪？何故哉？」客以谓髡。髡曰：「固也。吾前见王，王志在驱逐；后复见王，王志在音声：吾是以默然。」客具以报王，王大骇，曰：「嗟乎，淳于先生诚圣人也！前淳于先生之来，人有献善马者，寡人未及视，会先生至。后先生之来，人有献讴者，未及试，亦会先生来。寡人虽屏人，然私心在彼，有之。」后淳于髡见，壹语连三日三夜无倦。惠王欲以卿相位待之，髡因谢去。于是送以安车驾驷，束帛加璧，黄金百镒。终身不仕。 慎到，赵人。田骈、接子，齐人。环渊，楚人。皆学黄老道德之术，因发明序其指意。故慎到着十二论，环渊着上下篇，而田骈、接子皆有所论焉。 驺奭者，齐诸驺子，亦颇采驺衍之术以纪文。 于是齐王嘉之，自如淳于髡以下，皆命曰列大夫，为开第康庄之衢，高门大屋，尊宠之。览天下诸侯宾客，言齐能致天下贤士也。
《史记·田敬仲完世家》： 宣王喜文学游说之士，自如驺衍、淳于髡、田骈、接予、慎到、环渊之徒七十六人，皆赐列第，为上大夫，不治而议论。是以齐稷下学士复盛，且数百千人。 《史记》称稷下学者以邹衍为首（齐有三邹子，其先邹忌，先孟子；其后邹衍，后孟子；再后邹奭），“谈天衍、雕龙奭”。田骈、慎到、彭蒙常对举，“齐田骈好谈论，故齐人谓之天口骈”（王应麟《汉志考证》引《七略》），大约为道家之言。慎到，大约本黄老，归刑名。 稷下学派，大部继承道家学说和儒墨两家思想，但又不同于各家，有自己的特点。
虽然百家争鸣的时代正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战乱频仍、兵荒马乱的时代，但是这个时代，却是中国历史上最为自由、最为开放和最不可思议的一个时代。特别是对于学术发展和思想传播而言，确实是一个黄金的时代。在这个时期里，诞生了中国历史上影响最为深远的思想和学术派别。以后的朝代里，几乎不可能不受到这一时期百家争鸣的思想的影响。儒家、墨家、道家、法家、纵横家、阴阳家、兵家、农家等等等等学派的思想，无一不对后代产生着影响。这一时期思想之丰富，以至于我们无法能够超越他们。试想，在他们之后，还有比他们更伟大的教育家、思想家、哲学家和军事理论家吗？可以肯定地说，如果没有当时的百家争鸣，中国后来的思想文化也不会五彩缤纷了
春秋战国时期（周秦之际），学者辈出，各着书立说，欲以改制救世。学者不止一人，流派不止一家，着书不止一种，故称之为“诸子”，又谓子“诸子百家”，又谓之“百家争鸣”。官失其守，学术分裂，由天子而诸侯、而私学，乃百家之背景也。《庄子·天下篇》言“天下之人各为其所欲焉以自为方”：“悲夫，百家往而不反，必不合矣。”是乃历史与学术之势必所然也。后又以“诸子”名学术思想之一大部类，进而以之名古书部类之一种，至四部分类而定型。 子、夫子者，本以称卿大夫。故章炳麟有所谓“子犹今言老爷”之说。自孔子始，渐变为弟子称师之词也。加氏以别之，曰某子。诸子之书，多非自着，乃弟子后学记述成书；即出自着，亦本为单篇，由后人编纂成书。古昔着书，意在笔先，又非有意为之，故着书之初本无名，弟子后人取首简文字以命篇；积篇成帙，亦不另题书名，而以某子称之。
吕思勉曰：“先秦诸子之学，非至晚周之世，乃突焉兴起者也。其在前此，旁薄郁积，蓄之者既已久矣。至此又遭遇时势，乃如水焉，众派争流；如卉焉，奇花怒放耳。积之久，泄之烈者，其力必伟，而影响于人必深。”（《先秦学术概论》，页4）
根据吕氏的总结，先秦百家的兴起有二个原因：一谓出于王官之一守，官、师分离，故“诸子皆出于王官”。二曰出自救时之弊。实际上，诸子百家的兴起是经济、社会、政治变化的直接结果，是对政治社会进行变革的内在要求的结果。一言以蔽之，是应付挑战的结果。如《汉志》所谓：“诸子十家，其可观者九家而已。皆起于王道衰微，诸侯力政，时君世主，好恶殊方。是以九家之术，蜂出并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驰说，取合诸侯。”
百家争鸣
诸子蜂起
七国争雄，天下纷扰，各国皆千方百计谋求富国强兵之策。社会的变革使文化走向民间，游说之士面对剧烈动荡的社会，莫不以匡君救世为己任，纷纷提出自己的政治主张。他们或游说列国，干谒君主；或课徒讲学，着书立说；或放浪形骸，以批判的形式表达对世俗的关注；或辅政秉国，以求治世。造成了百家争鸣的局面。除孔学儒家外，还有墨、道、法、阴阳、名诸家。春秋战国的诸子百家，大多具有独立思考的学风，绝不苟同别人的见解，做到了思想上的大解放。 所谓“百家”，只是对当时学派众多的现象的一种概括。在众多学派中，比较重要的也只有儒、墨、道、法、阴阳等数家。
先秦诸子百家之说，当时前后有数篇文献已论述之。一曰《庄子·天下篇》，一曰《荀子·非十二子》；至于文中间论及此者，所在多有。总结性的论述最早出现于《史记·太史公自序》，乃迁之父司马谈所撰。柳诒征谓：“庄子泛称百家（益案：《天下篇》有‘其数散于天下而设于中国者，百家之学，时或称而道之’），而未指称某氏之学为某家；汉司马谈《论六家要旨》，遂有法家、名家、道家之名。”司马谈总分在他之前共几个世纪的“百家”为阴阳、儒、墨、名、法、道德六家（或六大学派）。冯友兰以为，司马谈是后来对“百家”试行分类的第一人，是。此后《汉志》承向歆之说，益以纵横、杂、农、小说，为诸子十家，去小说家，又谓之九流，总称“九流十家”，而各溯其所出（益案：向、歆父子溯其源流，是主要贡献，见前文论“诸子出于王官”）。实际上，吕思勉认为，《汉志》之“数术”、“方技”、“兵书”三略，亦可称为先秦诸子之一，故实可概算为十二家，即再益以兵、医二家也。
《庄子·天下篇》之六派：一墨翟、禽滑厘；二宋钘、尹文；三彭蒙、田骈、慎到；四关尹、老聃；五庄周；六惠施、桓团、公孙龙。
《荀子·非十二子》之六派：一它嚣、魏牟；二陈仲、史鳅；三墨翟、宋钘；四慎到、田骈；五惠施、邓析；六子思、孟轲。
老子：生卒年不能详考。若有老聃其人，大约生于前580年。但此老子与《老子》一书，尚无明确理由联系在一起。
关尹：与老子同时。
孔子：生于公元前551年，卒于公元前479年。
孙子（孙武）：与孔子大体同时。
墨子：名墨翟，生卒年不详，大约是战国初人，后于孔子。
子思子：孔子学生，与墨子同时。
杨子：名杨朱。诸家记载不一，极难确定。应在墨子同时或稍后，而在孟子之前。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认为杨朱所代表 的一些隐者是道家的第一阶段，而老子无考，《老子》一书应在其后，故《老子》学说仅能称之为道家的第二阶段。
陈仲：墨翟之徒，齐人。
宋钘、尹文（简称宋、尹）：生卒年不详，约与孟子同时或略早。尹文出于周之尹氏，或云（《汉志》颜注）齐宣王时居稷下，与宋銒、彭蒙、田骈同学于公孙龙。 《汉志》着录《宋子》十八篇、《尹文子》一篇，均佚。今存《尹文子》，魏黄初山阴仲长氏析为上下两篇，故《隋志》作两卷。乃后人依托之作。目前关于宋、尹的重要材料是《管子》中的《心术》、《白心》、《内业》篇，与《庄子·天下篇》、《荀子》、《韩非子》、《吕氏春秋》的记载基本一致。 宋、尹之学，
孟子：约公元前372至289，上距孔子约百年。
孙子（孙膑）：与孟子同时。
禽滑厘：鲁人，与孟子同时。
庄子：与孟子同时略后。
惠施：约生于公元前370年，卒于公元前318年，宋人，曾做过魏国的宰相，是合纵的实际组织者。与庄子同时，先庄子死。经常与庄子进行辩论。庄子“子非我”之论，即与惠施言之。庄子谓“惠施多方，其书五车，其道舛杂，其言也不中。”惠施的十个命题，散见于先秦诸子书中（主要是《庄子·天下篇》）： 1． 至大无外，谓之大一；至小无内，谓之小一。 2． 无厚不可积也，其大千里。 3． 天与地卑，山与泽平。 4． 日方中方睨（音逆，斜视、斜），物方生方死。 5． 大同而与小同异，此之谓小同异；万物毕同结异，此之谓大同异。 6． 南方无穷而有穷。 7． 今日适越而昔来。 8． 连环可解也。 9． 我知天下之中央，燕之北，越之南是也。 10． 泛爱万物，天地一体也。
魏牟：魏公子，后于庄子，与公孙龙同时（钱穆《系年》）。
公孙龙：约生于公元前325年，卒于315年，较惠施略迟，约与邹衍同时。字子秉，据说是赵国人，曾做过平原君的门客。《汉志》着录其书十四篇，六篇保存至今，其中五篇基本可信。“公孙龙析辩抗辞，别同异，离坚白。”（《淮南子·齐俗训》）
稷下学者淳于髡、慎到、环渊、接子、田骈、邹奭： 《史记·孟子荀卿传》： 自驺衍与齐之稷下先生，如淳于髡、慎到、环渊、接子、田骈、驺奭之徒，各着书言治乱之事，以干世主，岂可胜道哉！ 淳于髡，齐人也。博闻强记，学无所主。其谏说，慕晏婴之为人也，然而承意观色为务。客有见髡于梁惠王，惠王屏左右，独坐而再见之，终无言也。惠王怪之，以让客曰：「子之称淳于先生，管、晏不及，及见寡人，寡人未有得也。岂寡人不足为言邪？何故哉？」客以谓髡。髡曰：「固也。吾前见王，王志在驱逐；后复见王，王志在音声：吾是以默然。」客具以报王，王大骇，曰：「嗟乎，淳于先生诚圣人也！前淳于先生之来，人有献善马者，寡人未及视，会先生至。后先生之来，人有献讴者，未及试，亦会先生来。寡人虽屏人，然私心在彼，有之。」后淳于髡见，壹语连三日三夜无倦。惠王欲以卿相位待之，髡因谢去。于是送以安车驾驷，束帛加璧，黄金百镒。终身不仕。 慎到，赵人。田骈、接子，齐人。环渊，楚人。皆学黄老道德之术，因发明序其指意。故慎到着十二论，环渊着上下篇，而田骈、接子皆有所论焉。 驺奭者，齐诸驺子，亦颇采驺衍之术以纪文。 于是齐王嘉之，自如淳于髡以下，皆命曰列大夫，为开第康庄之衢，高门大屋，尊宠之。览天下诸侯宾客，言齐能致天下贤士也。
《史记·田敬仲完世家》： 宣王喜文学游说之士，自如驺衍、淳于髡、田骈、接予、慎到、环渊之徒七十六人，皆赐列第，为上大夫，不治而议论。是以齐稷下学士复盛，且数百千人。 《史记》称稷下学者以邹衍为首（齐有三邹子，其先邹忌，先孟子；其后邹衍，后孟子；再后邹奭），“谈天衍、雕龙奭”。田骈、慎到、彭蒙常对举，“齐田骈好谈论，故齐人谓之天口骈”（王应麟《汉志考证》引《七略》），大约为道家之言。慎到，大约本黄老，归刑名。 稷下学派，大部继承道家学说和儒墨两家思想，但又不同于各家，有自己的特点。
最好的时代
虽然百家争鸣的时代正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战乱频仍、兵荒马乱的时代，但是这个时代，却是中国历史上最为自由、最为开放和最不可思议的一个时代。特别是对于学术发展和思想传播而言，确实是一个黄金的时代。在这个时期里，诞生了中国历史上影响最为深远的思想和学术派别。以后的朝代里，几乎不可能不受到这一时期百家争鸣的思想的影响。儒家、墨家、道家、法家、纵横家、阴阳家、兵家、农家等等等等学派的思想，无一不对后代产生着影响。这一时期思想之丰富，以至于我们无法能够超越他们。试想，在他们之后，还有比他们更伟大的教育家、思想家、哲学家和军事理论家吗？
可以肯定地说，如果没有当时的百家争鸣，中国后来的思想文化也不会五彩缤纷了
1、文化下移，私家著述和私人讲学；
2、养士之风盛行，如：战国末年孟尝君、信陵君、平原君、春申君四公子，秦丞相吕韦门下食客号称三千。
3、深刻的社会变革，空前的思想解放，形成百家争鸣的局面。奴隶主贵族阶级----新兴的地主阶级。
4、经济繁荣之都市促进文化的交流传播。
百家诸子 养士之风盛行，如：战国末年孟尝君、信陵
君、平原君、春申君四公子，秦丞相吕韦门下食客号称三
千。
先秦散文
我国古代散文的发端，可以追溯到殷商时代，商朝的甲骨卜辞中，已经出现不少完整的句子。西周青铜器上的铭文，有的长达三、五百字，记录贵族事功、诉讼原委或赏赐情由等等，记叙的内容已经相当丰富。这些可以看作是古代散文的雏形。
春秋战国时期，是我国古代散文蓬勃发展的阶段，出现了许多优秀的散文著作，这就是文学史上的先秦散文。先秦散文分为两种，历史散文和诸子散文。前者包括《左传》《国语》《战国策》等历史著作；后者是儒、墨、道、法等学派的文章，其中如《论语》《墨子》《孟子》等，是孔丘、墨翟、孟轲的弟子对其师言行的记录，《庄子》《荀子》《韩非子》等则为本人的著作。
一、先秦历史散文
我国的史官建制很早，按周代的制度，有大史、小史、左史、右史等职位。《汉书·艺文志》记载“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尚书》记载了商周君王对臣民发布的各种政令，文辞简练。《春秋》是鲁国的遍年史，记事严谨，语言精炼。
应该说真正具有文学价值的历史著作，产生于春秋战国时代，《左传》、《国语》、《战国策》等是其代表。
《左传》是《春秋左氏传》的简称，是用历史事实来解释《春秋》的著作，相传为鲁国史官左丘明所作。《春秋》是概括的记述历史，而《左传》则详细的记载事件本末细节，此书丰富多彩，叙述了春秋时期各诸侯国政治、军事、外交等方面的情况和历史人物的言行。
《左传》擅长战争描写，它不仅把纷繁复杂的战争有条理的叙述出来，并且从大处着眼，通过人物对话，写出战争的性质，决定胜败的因素等内容。《曹刿论战》和《秦晋肴之战》等篇，都写得非常出色。
《国语》是战国时代出现的一种国别史，记载周王朝和诸侯各国的大事。它的思想性和艺术性远不及《左传》，然而它有的叙事比《左传》更鲜明生动，如写“厉王弭谤”和“勾践复国”的文字，就是这样。
《战国策》记述的基本上是战国时期谋臣纵横捭阖的谋略和辞说，它的文风是剧谈雄辩，书中还刻画了许多生动的人物形象。例如写唐且出使秦国，唐且与秦王谈起“布衣之怒”，秦王轻淡的说，布衣之怒不过“免冠徒跣，以头抢地尔。”唐且慷慨陈词：“此庸夫之怒，非士之怒。夫专诸之刺王僚也，彗星袭月，聂政之刺……”说完，拔剑而起，这一番慷慨豪壮的言辞，打掉了秦王不可一世的凌人盛气。
《战国策》中的纵横家辩士，还擅长运用寓言进行说理、论证，象狐假虎威、画蛇添足等成语故事，都出自《战国策》。
《左传》和《战国策》对后世的散文家有着深刻影响 。司马迁的《史记》，曾经大量采用这两书的材料，并汲取了它们的写作技巧和语言风格。汉代贾谊、晁错等人的政论文章，其雄辩风格得之于这两书也很多。历代史书的编撰，以至唐宋散文家的记叙问，在语言和表现方法上，也都受到先秦散文的影响。
二、诸子文章的风采
春秋战国时期，“百家竞作，九流并起。”各种思想流派的代表人物纷纷著书立说，宣传自己的社会政治主张。诸子的文章，各具风采。
《论语》是孔子的弟子记述孔子言行的著作。《论语》风格是语言简练，含义深远，雍容和顺。其中许多形象化的语言，往往包含着深远的社会和道德含义。例如，孔子说：“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雕也。”这既是对松柏的礼赞，又是对一种坚强人格的称颂，形象与哲理交融在一起。
《墨子》一书，语言质朴，但有很强的逻辑性，善于运用具体事例来说明道理，又经常从具体问题的争论中作出概括性的总结。例如，《非攻》篇中说：“今有一人，入人园圃，窃人桃李，众闻则非之，上为政者得则罚之。此何也？以亏人自利也。”以下又从盗窃别人鸡狗说到，侵略他人国家，指出这些行为的本质都是“亏人自利”的不义之举。这样的由小及大，层层推进，既是演说，又是比喻，论证明白而严谨。
《孟子》散文的特点是气势充沛，感情强烈，笔端锋芒显露。例如，《孟子·梁惠王下》中记述孟子与齐宣王的对话，孟子对齐宣王所问“齐恒晋文之事”避而不言，却引齐王谈论王道。在对话中，孟子经常连连发问，步步紧逼。他的雄辩锋芒，有时竟使得“王顾左右而言他。”《孟子》的文章还善用比喻。他在谈及不能和不为的区别时说：“挟泰山以超北海，语人曰：我不能。是诚不能也。为长者折枝，语人曰：我不能。是不为也，非不能也。”他所用的比喻常常是多样的，有时整段用，有时全篇用。就象“鱼，我所欲也”，就是层层深入，运用曲折的比喻揭出所论主旨。
在先秦思想中，庄子的思想具有一种虚无主义色彩。在先秦散文中，《庄子》是最具风格的。大量的采用虚构的寓言故事，来说明思想论点，这是《庄子》的一大特色，《庄子》想象神奇，在古代散文中独树一帜。《庄子》寓言丰富，并且很多出自作者自创。这些寓言也不是简单的比喻，而是有着奇幻斑斓的色彩。象写河伯看到“秋水将至，百川灌河”的景象，便“欣然自喜，以天下之美为尽在己。”当他来到北海，看到大海的浩瀚天际，这才感到天外有天，自己的沾沾自喜是可笑的。接着通过与河伯的对话，又道出宇宙之大，大海在其中也是渺小的等的道理，既是寓言，又有壮阔的景物描写，充满着浪漫主义色彩。还有，写诸侯间的战争时说：有两个国家，一个建在蜗牛的左角，一个建在蜗牛的右角，“时相与争地而战，伏尸数万，逐北旬有五日可返”象这样的奇幻的想象，在《庄子》中还很多。
《韩非子》的文章注重论述，论事证理切中要害而又精辟深刻。在先秦诸子中，韩非子的分析力最强。有一篇写亡国的理由，竟写了47条之多。他的文章中也大量引用寓言故事和历史知识，我们今天还在运用的成语，如守株待兔、买椟还珠等，都出自《韩非子》。
先秦诸子散文风格多样，或气势磅礴，或雄辩锐利，或浪漫奇幻。诸子散文对我国文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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