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原的主要思想？？？ 《屈原》中屈原具有哪些性格？屈原主要思想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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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屈原主要思想倾向的不同看法�
关于屈原的主要思想倾向，从古到今有一种似乎成为定论的看法。
司马迁在《屈原贾生列传》中评价屈原及其作品时说：“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 ，若《离骚》者，可谓兼之矣。上称帝喾，下道齐桓，中述汤武，以刺世事。明道德之广崇 ，治乱世之条贯，靡不毕见。”这里把屈原的作品《离骚》直接和儒家经典——《诗经》联系在一起。而称尧舜、述汤武，又自然使人联想到那位言必称尧舜的孟老夫子。由此开始 ，屈原便披上了儒家思想的外衣。� 至东汉王逸则谓：“夫《离骚》之文，依托五经以立 义。”①南朝刘勰在《辨骚》中尽管提出了屈原作品中的“诡异”、“谲怪”、“狷狭” 、“荒淫”四者异乎经典，但仍然强调说：“观兹四者，同于风雅者也”。
到南宋时朱熹在 其《楚辞集注离骚序》中提出：“楚辞寓情草木，托意男女，以及游观之适者，变风之流也 。其序事陈情，感今怀古，以不忘乎君臣之义者，变雅之类也。至于语方冥昏而越礼、摅怨 愤而失中，则风雅之再变矣。其祭祀歌舞之盛，则几乎颂，而其变也又有甚焉。”朱熹虽然比刘勰进了一步，指出其“托意男女”、“感今怀古”、“语言冥昏而越礼”、“摅怨愤而失中”，这些都不同于《诗经》，但仍然脱离不了“变风”、“变雅”、“风雅之再变”、 “其变又甚焉”。总之，万“变”不离其宗，最后还是归到儒家经典——《诗经》上去。
直到现代尽管对屈原和《楚辞》的研究已大大地进步了，但屈原的主要思想倾向属于儒家 ，《楚辞》继承了《诗经》现实主义传统的说法，仍占统治地位。� 郭沫若在《屈原的时代》中说：“屈原的思想上便是受了儒家的影响，尧舜等一系列的幻想 人物以及那些幻想人物演化出的哲人政治的思想，他是完全接受了。”唐�在《人民的诗人——屈原》一文中也说：“屈原的思想比较接近于儒家”。何其芳在其《屈原和他的作品》 一文中则更明确地说过：“屈原明白地说出了他的理想的政治就是尧舜禹汤文武那样的政治 。”“他抱有政治理想，这种理想大致和孔丘、孟轲为代表的儒家学说相近。”�
综上所述，关于屈原的主要思想倾向属于儒家，这似乎已经是个千古定论了。� 但是，笔者认为，假如我们能从另一个角度研究一下屈原及其作品，那么我们就会发现屈原的主要思想倾向并不属于儒家。他以其作品及人品呈现出一种遗世独立的思想性格，这就是： 热爱楚国，忠于楚君，虽九死而不悔。这种殉道精神，同儒家的思想传统是大异其趣的。
独特的文化与独特的思想
屈原(约前340年——约前278年)生活在战国时期社会大变革、各种思想流派空前繁荣的百家争鸣时代。他“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②对各家都有所了解，也在不同程度上受其影响，但又不同于各家。他积极用世象儒家，但儒家没有他那种坚贞彻底的爱国 精神，孔子曾提出：“用之则行，舍之则藏”�③，孟子也说：“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④，而且孔、孟二人最后也都是“舍之藏”、“独善身”；他主张修明法度似法家 ，但他没有法家那种非先王、法后王的鲜明态度；他举贤授能如墨家，但他并不主张兼爱非攻； 他主张合纵联齐抗秦，但并不象纵横家那样摇唇鼓舌，朝秦暮楚。他和道家同产于楚国，他的作品许多神怪思想与浪漫主义想象和《庄子》同出一源，不谋而合，但他却没有道家那种消极避世的 思想。我们不能片面地根据某一方面就肯定屈原的思想倾向，但也必须看到当时各家思想或 多或少地给了屈原一定的影响，因而形成了他自己独特的思想倾向。
应该看到，屈原是作为伟大的诗人而不是作为政治家出现在历史舞台上的——尽管他曾从政并有远大的政治报负。所以我们在研究他的思想的时候，必须立足于他的作品。屈原在他的伟 大诗篇里所表现出的热爱故乡、热爱自己的民族、热爱自己国家的思想情感以及浓厚的忠君 思想，是当时诸子百家所不具有的，而这一点恰恰是他思想的最大特色。这种思想性格主要 来自楚人的独特传统和文化。
� 偏处一隅的楚国，其民族传统和北方中原民族是迥然有别的。而自认为正统的中原民族则把楚人称为“南蛮鸹舌之人”。翻开《左传》一部春秋史，也就是代表中原的齐、 晋和南方的楚国的争霸史。齐桓称霸有“召陵之盟”，晋文称霸有“城濮之战”，谁遏制了楚国势力向中原发展，甚至打败了楚国，谁就是中原霸主。春秋中原霸主的“尊王攘夷”， 主要予头是针对楚国，实际上就是“尊王攘楚”。而楚民族本身则是一个顽强自主、奋发 有为的民族。它不甘心受中原民族的压抑和侮辱，坚持与之抗衡，力求发展。从《诗经·商 颂·殷武》中可以看到，早在殷商时期就有“挞彼殷武，奋伐荆楚”的记载，反映了楚民族和殷民族的斗争。又据《左传》记载，在西周初期，就有“昭王南征而不复�⑤的事件。在 芈姓王族的领导之下，楚民族迅速发展壮大，至春秋时期，楚尽灭汉阳诸姬，直至问鼎中原 ，而且直以“我蛮夷也”自居，公然与中原共主周王对抗，竟自称王。延续至战国时代，吞吴灭越，成为当时七雄中幅员最为辽阔的国家。由于楚国处于和中原民族对立的地位，其政 治军事制度、文化传统、风俗民情、民族心理等方面，都与中原民族有着明显的不同。如官名上的“令尹”、“左徒”；军事编制中的“广”、“偏”、“两”；衣冠服饰上的“南冠 ”、“楚服”；音乐舞蹈上的“南音”、“楚歌”、“楚舞”；风俗信仰上的“巫风”、“ 淫祀”；文化传统上的典籍《三愤》、《五典》、《八索》等等。正是由于楚民族和中原民 族的不同，有其相对独立的民族心理、心族特点和民族传统，所以中原显学儒、墨、法诸家 对楚国影响比之中原各国来说，要小得多和慢得多，而相对来说道家产生于楚国，和屈原有 着 同一渊源。这就是为什么屈原作品中与儒、法、墨三家一致者少，而无论是引神话、历史故事 、人物、浪漫主义色彩以至很多语句方面与《庄子》不谋而合的重要原因之一。了解了这一 ，我们就会明白屈原作品为什么对楚民族、对故乡有那样深厚的感情；为什么会有那些和中原文化的现实主义不同的大量的神话传说、丰富而诡异的想象，并由此形成了中原文化所没有的强烈的浪漫主义色彩；为什么会那样“书楚语、作楚声、记楚地、名楚物”，具有鲜明的楚地特色。以屈原作品为代表的《楚辞》，是当时中国南方楚民族文化的代表，而不是当时整个中国文化的代表，因为产生它的基础是楚民族传统的特点而不是南北文化融合的特点。而作为这一作品的作者——屈原，他的独特的思想性格也主要是对楚民族传统文化 的继承和发展。
高洁的人品与灿烂的作品
屈原的出身、地位，对其思想性格的形成有着重要的影响。屈、昭、景是楚国三大贵族姓氏，其中屈氏尤为源远流长，从楚武王子莫敖屈瑕开始，屈氏按楚国的世卿制几乎是世居要职，如屈重、屈完、屈建、屈匈等，或为将军、或为令尹，都见诸史书。与王同姓， 又为楚之世臣，与国同休戚，这一点对屈原忠君爱国思想的形成是起直接作用的。《离骚》 开篇即说：“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这正是珍视自己的贵族出身、地位，并把自己的命运同楚王、国家紧紧联系在一起的重要表现。
楚国的世卿重臣对楚王、对国家、对民 族有着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屈原的远祖屈瑕在伐罗兵败后自缢于荒谷；城濮之战后令尹子玉自裁；鄢陵之战后司马子反自决；吴越之战左司马沈尹戌的自刭等等，这种对国家、 对 民族的高度责任感，为同时期其他国家所罕见。还有申包胥的哭秦廷，以及只是世为乐官的 钟仪的“南冠”、“南音”，无不表现出那种极度忠于楚王、忠于国家、忠于楚民族的精神 。屈原曾为三闾大夫，负责贵族的教育，而他本身又是极端珍视自己出身地位的人，所以那种忠楚王、忠国家、忠民族的精神他是直接继承了。在整个楚民族中，忠于楚王、楚国以及强烈的民族感情，有着悠久的传统和突出表现，它不仅体现在屈原以前的时代，就是在楚国 灭亡以后，仍然流传着“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民谚，而秦末陈涉、吴广、项羽、刘邦等 农民起义过程中，或者号为“张楚”，或者以“楚怀王孙心”、“楚将项燕”为号召，最后 到底是楚人亡秦。直到汉初，楚歌、楚舞、楚辞以及发源于楚地的黄老思想仍然在全国上下占有主要地位。楚民族精神的影响可谓深远矣。而屈原这位伟大的诗人，就是楚文化和楚民 族精神的光辉代表。
屈原生活在战国时期楚国由盛到衰的重要转折时期，他以诗人所特有的敏感，感受到了那个时代的脉搏，预感到大厦将倾。出于对国家命运的担忧，出于对楚王的一片忠心，出于对国家民族的高度责任感，他始之以政治改革的呐喊，继之以悱恻缠绵的哀吟，最后自沉汨罗， 以生命来殉自己的国家和民族。屈原诗篇中那种对邪恶势力的抗争，对进步理想的坚持，对国家民族的忧心，正是楚民族文化光辉传统和精神在屈原身上的体现。屈原的人格和他的思想性格正如他在《桔颂》中歌颂的“桔”那样，受命于天地，生长在南方，深深扎根于楚民 族文化 传统的土壤之中，是那样的“不迁”而“难徙”。
综上所述，屈原的主要思想倾向不是儒家，而是植根于楚民族文化和楚民族精神中的以楚国 、楚君为特定对象的忠君爱国思想以及为强烈的历史使命感所鼓舞的“虽九死而不悔”的殉道精神。
屈原的生平和思想 屈原(约公元前339—约前278)，战国时期的楚国诗人、政治家，“楚辞”的创立者和代表作者。20世纪，曾被推举为世界文化名人而受到广泛纪念。 屈原的身世记载屈原身世的材料，以《史记·屈原列传》较早而具体。司马迁之前，贾谊在贬谪长沙途经湘水时，曾作赋以吊屈原。文中引用了屈原《离骚》及《九章》中的一些篇章，转述屈原的思想和遭遇，与《史记》所载完全契合。和司马迁同时代而年辈稍早的有东方朔作《七谏》，庄(东汉人避讳作严)忌作《哀时命》，都是摹仿屈原的作品，文中所述屈原的思想和遭遇，也与《史记》所述相接近，所以《史记》所载屈原事迹是基本可信的。当然，传中也有偶然失叙或史实错记之处。 近代少数学者对屈原的存在表示怀疑的说法是缺乏根据的。 《屈原列传》说屈原名平，字原。而《离骚》中则自称名正则，字灵均，这是前者的转写化名。“正则”与“灵均”是平和原二字的引申义。 关于屈原的出生年月日，《离骚》中自述：“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对此有不同解释，大致可分两说：一是王逸说，他认为“摄提”是“摄提格”的省称，屈原生于“太岁在寅，正月始春，庚寅之日”，即寅年寅月寅日；二是朱熹说，他认为“摄提”是天上星座名，并不说明什么年份，两句只是说屈原生于寅月寅日，但年份不明。二说之中，王逸说更为流行，但因所据历法不同，结论各异。浦江清推定屈原于楚威王元年(公元前339)正月十四日生，这一结论较为精细。 屈原的远祖是颛顼高阳氏，应是夏氏族的一部分。据《史记·楚世家》说，高阳氏六代孙名季连，是楚的创业始祖，姓。周成王时，季连的曾孙熊绎受封于楚，居丹阳(今湖北秭归)，传至熊通(一作达)，就是楚武王。其子瑕，封采邑于屈，子孙就以屈为氏，所以屈是楚国姓的分支。自春秋以来，屈姓历世都担任楚国的显要职位，担任高级官职莫敖的有屈重、屈完、屈荡(前后两见)、屈到、屈建、屈生等，多半是父子相传。 屈原的父亲，《离骚》中称其名为伯庸，可能也是化名。另外，传说中屈原还有一姊。 屈原所得姓的屈地，今已很难确指在何处。屈原故里只能据汉以后各家之说来推断，诸说中以丹阳秭归的传说为最多。丹阳即楚始封之地。郦道元《水经注·江水注》引袁山松《宜都记》说：“秭归，盖楚子熊绎之始国而屈原之乡里也，原田宅于今具存”，“秭归县东北数十里有屈原旧田宅，虽畦堰縻漫，犹保原田之称也。县北一百六十里有屈原故宅，累石为室基，名其地曰乐平里。宅之东北六十里有女媭庙，捣衣石犹存。”这是汉魏以来关于屈原故里的最具体的说法。 屈原的政治活动屈原是战国时期楚国重要政治家。他的一生在激烈复杂的政治斗争中度过。了解他的政治活动经历，是研究屈原思想和文学成就的重要前提。 自屈瑕任莫敖后，这个职位几乎全由屈氏子孙世袭。其职位仅次于令尹。《屈原列传》说屈原曾为楚怀王左徒。据现有史料可以考知的战国时期担任过楚左徒的，仅屈原与春申君二人。春申君以左徒升为令尹，与楚旧制莫敖升为令尹相同。而从《屈原列传》所载屈原在内政、外交方面担负的职责来看，左徒亦与莫敖职位相当，可能就是春秋时代的莫敖。屈原与怀王同祖，他当左徒，是以宗亲而任重臣。 屈原在政治上的活动，据《屈原列传》所载，并用屈原作品相印证，主要有：内政方面辅佐怀王，议论国事及应对宾客，起草宪令及变法；外交方面参加合纵派与秦斗争，两度出使于齐。 屈原的政治活动是和当时历史发生变革的情况相联系的。春秋时期周王朝的统治制度已不能适应社会形势发展的要求，诸侯国家都已自成中心，相互争霸，楚国的形势与中原各国有相似之处，并由于地理和政治上的有利条件，发展成新兴大国。战国时期，各诸侯国先后实行了不同程度的改革，经过长期兼并，形成了七雄并峙的新局面，其中又以秦、楚为最强。 屈原辅佐楚怀王，正在七雄激烈争斗之时。屈原起初很受怀王信任重用，怀王让他“造为宪令”，即主持国家政令的起草、宣布等事项。“宪令”涉及推行变法之事。楚国在悼王时，已有吴起变法的先例。怀王初年，也想有一番作为，曾争到合纵之长，因而屈原希望变旧更新，一度受到怀王的支持。可是，楚国的变法本来就不够彻底，政权主要掌握在贵族重臣手中，他们为了保持个人禄位而反对变法。 当时楚国朝廷中佞臣充斥，与屈原同列的有上官大夫。他心怀嫉妒，与屈原争宠，屈原起草宪令未定，上官大夫欲夺其稿，屈原不予，他就向怀王进谗言，说：“王使屈平为令，众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曰以为非我莫能为也。”怀王庸懦昏聩，不加辨明，就怒疏屈原。屈原的被疏远，根本原因在于他的政治改革计划触犯了贵族利益，遭到旧贵族们的中伤打击。 屈原和旧贵族集团的斗争，还表现在对外政策上。屈原分析了当时形势，坚决主张联合齐国、抗击秦国的策略，这是对楚国有利的正确策略，怀王曾采纳他的主张，并派他出使齐国。屈原被疏远后，秦国派张仪出使楚国，以土地诱惑楚怀王。目光短浅的怀王就改变了对外政策，采取绝齐亲秦方针，结果使楚国在政治上、外交上吃了大亏。怀王恼怒，又轻率出兵伐秦。由于没有齐国的支援，被秦国打得大败，还丧失了汉中之地。在危殆的形势下，屈原曾被怀王再次派往齐国，以图修复两国交好。但不久，秦昭王又提出秦楚两国联姻，要与楚王会面，屈原谏阻说：“秦，虎狼之国，不可信，不如无行!”怀王之子子兰却劝怀王去秦，说：“奈何绝秦欢?”怀王终于去了秦国，果然被扣留，最后客死于秦。当时屈原已被逐出朝廷，流放到汉北地区。 楚怀王死了以后，长子顷襄王继位，以其弟子兰为令尹。当时，楚国人都责怪子兰劝怀王入秦的过错，所以，屈原受到广泛的同情。但子兰非但不思其过，反而唆使上官大夫向顷襄王诽谤屈原。顷襄王在一怒之下，再次把屈原流放到江南地区。大约此时郢都在庄暴郢之后，“百姓震愆”，“民离散而相失”，他只得去故乡而就远。辗转流离在沅、湘一带大概有九年之久。他远离故国，又无职位，对于国家、宗族之事只有悲叹而已。于是，他又慢慢地顺着沅江，向长沙走去。屈原回楚都既不可能，远游、求贤又不成，这时他“被发行吟泽畔，颜色憔悴，形容枯槁”。最后，在无可奈何之际，他自沉于汨罗江中，以明其忠贞爱国之怀。 除左徒外，屈原还曾担任过“三闾大夫”一职。三闾即楚宗室昭、屈、景三姓聚居之所，三闾大夫应当就是春秋、战国以来晋、鲁等国的公族大夫，职务是管理宗族事务，教育贵族子弟，汉代的宗正与之相当。屈原之为三闾大夫，肩负着教育宗族胄子的重任。这在《离骚》中有很清楚的表述：“余既滋兰之九畹兮，又树蕙之百亩，畦留夷与揭车兮，杂杜衡与芳芷，冀枝叶之峻茂兮，愿竢时乎吾将刈。”他为培养后备人材付出了大量心血，但结果却是“兰芷变而不芳，荃蕙化而为茅”，他辛勤培育的一批人，竟变成了反对自己的敌对力量，使他感到极大的苦痛。 屈原的思想和创作屈原学识渊博。他对天文、 地理、礼乐制度、周以前各代的治乱兴衰和一些重要的历史传说，都很熟悉；对于春秋以来各大国的历史和一些重要人物，也很了解；而对楚国先王的创业史，尤为精熟。在这广阔的领域里，他总结了许多经世治平之理，提出了深刻的见解。在屈原的作品中，随处都表现出强烈的忧国忧民、忠君致治的思想感情。 他的政治理想的内容就是“美政”，即圣君贤相的政治。他认为只有圣君贤相才能改变楚国的政治和社会的现实，使楚国强大起来。他热烈颂扬古代的圣君如尧、舜、禹、汤、后稷、文王以及齐桓、晋文和楚之三后等，热烈颂扬古代的贤臣如伊尹、傅说、吕望、周公、宁戚、箕子、介子、比干、伯夷、叔齐、伍子胥及楚之子文等。他还用对比的方法讲一些非圣之君如桀、纣、羿、寒浞、浇等。他想通过对比来说明圣君贤相的重要，并借以说明楚无圣君贤相的危险性，这些都是针对现实而发的。“彼尧舜之耿介兮，既遵道而得路”(《离骚》)，耿介，意即光明正大，是屈原对国君的最高要求。所谓贤臣，则以伊、傅、吕、宁为楷模，而不以贵胄为对象。这就是主张任人唯贤，反对任人唯亲的意思，屈原在讲到贤臣时，往往用忠贞、忠诚、忠信这些语辞。屈原本人就是在忠君爱国的思想支配下，敢于坚持真理，不向邪恶势力低头：“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离骚》)古代贤臣“忠”的美德在他身上有充分的表现。 屈原“美政”的另一基本内容就是民本思想。这在他的作品中有很清晰的表述。他在《离骚》《九章》等作品中反复谈到“民”的问题，“皇天无私阿兮，览民德焉错辅。夫惟圣哲之茂行兮，苟得用此下土”；“瞻前而顾后兮，相观民之计极”(《离骚》)；“愿摇起而横奔兮，览民尤以自镇”(《九章·抽思》)。这实际上是古代所谓“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孟子·万章》引)思想的发展。所谓圣君贤相，所谓美政，就是要看能否解决民生疾苦问题，能否致民于康乐之境。 屈原的作品，根据刘向、刘歆父子的校定和王逸的注本，有25篇，即《离骚》1篇，《天问》1篇，《九歌》11篇，《九章》9篇，《远游》《卜居》《渔父》各1篇。据《史记·屈原列传》司马迁语，还有《招魂》1篇。有些学者认为《大招》也是屈原作品；但也有人怀疑《远游》以下诸篇及《九章》中若干篇章非出自屈原手笔。大体说来，《离骚》《天问》《九歌》可以作为屈原作品三种类型的代表。《九章》《远游》《卜居》《渔父》《招魂》《大招》，其内容与风格可与《离骚》列为一组，大都是有事可据，有义可陈，重在表现作者内心的情愫。《离骚》是屈原以自己的理想、遭遇、痛苦、热情以至整个生命所熔铸而成的宏伟诗篇，其中闪耀着鲜明的个性光辉，是屈原全部创作的重点。《天问》是屈原根据神话、传说材料创作的诗篇，着重表现作者的学术造诣及其历史观和自然观。《九歌》是楚国祀神乐曲，经屈原加工、润色而成，在人物感情的抒发和环境气氛的描述上，充满浓厚的生活气息。然而是代人或代神表述，并非作者自我抒情，它更多地显示了南楚文学传统的痕迹。《离骚》一组，《九歌》一组，构成了屈原作品的基本风格。 屈原作品和神话有密切关系。许多虚幻的内容就是承袭神话发展而来的。屈原又是关注现实的诗人，作品里反映了现实社会中的种种矛盾，尤以揭露楚国的黑暗政治最为深刻。 屈原作品的风貌和《诗经》明显不同。这与长江流域的民风和黄河流域的民风不同有关。当时，北方早已进入宗法社会，而楚地尚有氏族社会的遗风，民性强悍，思想活泼，不为礼法所拘。所以，抒写男女情思、志士爱国是如此直切，而使用的材料，又是如此丰富，什么都可以奔入笔底。写人神之恋，写狂怪之士，写远古历史传说，写与天神鬼怪游观，一切神都具有民间普通的人性，神也不过是超出常人的人而已。它们使作品显得色泽艳丽，情思馥郁，气势奔放。这样的作品，表现了与北方文学不同的特色。 从体制上看，屈原以前的诗歌，不管是《诗经》或南方民歌，大多是短篇，而屈原发展为长篇巨制。《离骚》一篇就有2 400多字。在表现手法上，屈原把赋、比、兴巧妙地糅合成一体，大量运用“香草美人”的比兴手法，把抽象的品德、意识和复杂的现实关系生动形象地表现出来。 在语言形式上，屈原作品突破了《诗经》以四字句为主的格局，每句五、六、七、八、九字不等，也有三字、十字句的，句法参差错落，灵活多变；句中句尾多用“兮”字，以及“之”“于”“乎”“夫”“而”等虚字，用来协调音节，造成起伏回宕、一唱三叹的韵致。总之，他的作品从内容到形式都有巨大的创造性。 屈原作品，在楚人建立汉王朝定都关中后，便产生了更大的影响，“楚辞”的不断传习、发展，北方的文学逐渐楚化。新兴的五、七言诗都和楚骚有关。汉代的赋作家无不受“楚辞”影响，汉以后“绍骚”之作，历代都有，作者往往用屈原的诗句抒发自己胸中的块垒，甚至用屈原的遭遇自喻，这是屈原文学的直接发展。此外，以屈原生平事迹为题材的诗、歌、词、曲、戏剧、琴辞、大曲、话本等，绘画艺术中如屈原像、《九歌图》、《天问图》等，也难以数计。所以鲁迅称屈原作品“逸响伟辞，卓绝一世”，“其影响于后来之文章，乃甚或在‘三百篇’以上”(《汉文学史纲要》)。
关键词：屈原主要思想倾向 楚民族文化 楚民族精神 爱楚国 忠楚君 殉道精神
关于屈原主要思想倾向的不同看法?
关于屈原的主要思想倾向，从古到今有一种似乎成为定论的看法。
司马迁在《屈原贾生列传》中评价屈原及其作品时说：“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 ，若《离骚》者，可谓兼之矣。上称帝喾，下道齐桓，中述汤武，以刺世事。明道德之广崇 ，治乱世之条贯，靡不毕见。”这里把屈原的作品《离骚》直接和儒家经典——《诗经》联系在一起。而称尧舜、述汤武，又自然使人联想到那位言必称尧舜的孟老夫子。由此开始 ，屈原便披上了儒家思想的外衣。? 至东汉王逸则谓：“夫《离骚》之文，依托五经以立 义。”①南朝刘勰在《辨骚》中尽管提出了屈原作品中的“诡异”、“谲怪”、“狷狭” 、“荒淫”四者异乎经典，但仍然强调说：“观兹四者，同于风雅者也”。
到南宋时朱熹在 其《楚辞集注离骚序》中提出：“楚辞寓情草木，托意男女，以及游观之适者，变风之流也 。其序事陈情，感今怀古，以不忘乎君臣之义者，变雅之类也。至于语方冥昏而越礼、摅怨 愤而失中，则风雅之再变矣。其祭祀歌舞之盛，则几乎颂，而其变也又有甚焉。”朱熹虽然比刘勰进了一步，指出其“托意男女”、“感今怀古”、“语言冥昏而越礼”、“摅怨愤而失中”，这些都不同于《诗经》，但仍然脱离不了“变风”、“变雅”、“风雅之再变”、 “其变又甚焉”。总之，万“变”不离其宗，最后还是归到儒家经典——《诗经》上去。
直到现代尽管对屈原和《楚辞》的研究已大大地进步了，但屈原的主要思想倾向属于儒家 ，《楚辞》继承了《诗经》现实主义传统的说法，仍占统治地位。? 郭沫若在《屈原的时代》中说：“屈原的思想上便是受了儒家的影响，尧舜等一系列的幻想 人物以及那些幻想人物演化出的哲人政治的思想，他是完全接受了。”唐?在《人民的诗人——屈原》一文中也说：“屈原的思想比较接近于儒家”。何其芳在其《屈原和他的作品》 一文中则更明确地说过：“屈原明白地说出了他的理想的政治就是尧舜禹汤文武那样的政治 。”“他抱有政治理想，这种理想大致和孔丘、孟轲为代表的儒家学说相近。”?
综上所述，关于屈原的主要思想倾向属于儒家，这似乎已经是个千古定论了。? 但是，笔者认为，假如我们能从另一个角度研究一下屈原及其作品，那么我们就会发现屈原的主要思想倾向并不属于儒家。他以其作品及人品呈现出一种遗世独立的思想性格，这就是： 热爱楚国，忠于楚君，虽九死而不悔。这种殉道精神，同儒家的思想传统是大异其趣的。
独特的文化与独特的思想
屈原(约前340年——约前278年)生活在战国时期社会大变革、各种思想流派空前繁荣的百家争鸣时代。他“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②对各家都有所了解，也在不同程度上受其影响，但又不同于各家。他积极用世象儒家，但儒家没有他那种坚贞彻底的爱国 精神，孔子曾提出：“用之则行，舍之则藏”?③，孟子也说：“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④，而且孔、孟二人最后也都是“舍之藏”、“独善身”；他主张修明法度似法家 ，但他没有法家那种非先王、法后王的鲜明态度；他举贤授能如墨家，但他并不主张兼爱非攻； 他主张合纵联齐抗秦，但并不象纵横家那样摇唇鼓舌，朝秦暮楚。他和道家同产于楚国，他的作品许多神怪思想与浪漫主义想象和《庄子》同出一源，不谋而合，但他却没有道家那种消极避世的 思想。我们不能片面地根据某一方面就肯定屈原的思想倾向，但也必须看到当时各家思想或 多或少地给了屈原一定的影响，因而形成了他自己独特的思想倾向。
应该看到，屈原是作为伟大的诗人而不是作为政治家出现在历史舞台上的——尽管他曾从政并有远大的政治报负。所以我们在研究他的思想的时候，必须立足于他的作品。屈原在他的伟 大诗篇里所表现出的热爱故乡、热爱自己的民族、热爱自己国家的思想情感以及浓厚的忠君 思想，是当时诸子百家所不具有的，而这一点恰恰是他思想的最大特色。这种思想性格主要 来自楚人的独特传统和文化。
? 偏处一隅的楚国，其民族传统和北方中原民族是迥然有别的。而自认为正统的中原民族则把楚人称为“南蛮鸹舌之人”。翻开《左传》一部春秋史，也就是代表中原的齐、 晋和南方的楚国的争霸史。齐桓称霸有“召陵之盟”，晋文称霸有“城濮之战”，谁遏制了楚国势力向中原发展，甚至打败了楚国，谁就是中原霸主。春秋中原霸主的“尊王攘夷”， 主要予头是针对楚国，实际上就是“尊王攘楚”。而楚民族本身则是一个顽强自主、奋发 有为的民族。它不甘心受中原民族的压抑和侮辱，坚持与之抗衡，力求发展。从《诗经·商 颂·殷武》中可以看到，早在殷商时期就有“挞彼殷武，奋伐荆楚”的记载，反映了楚民族和殷民族的斗争。又据《左传》记载，在西周初期，就有“昭王南征而不复?⑤的事件。在 芈姓王族的领导之下，楚民族迅速发展壮大，至春秋时期，楚尽灭汉阳诸姬，直至问鼎中原 ，而且直以“我蛮夷也”自居，公然与中原共主周王对抗，竟自称王。延续至战国时代，吞吴灭越，成为当时七雄中幅员最为辽阔的国家。由于楚国处于和中原民族对立的地位，其政 治军事制度、文化传统、风俗民情、民族心理等方面，都与中原民族有着明显的不同。如官名上的“令尹”、“左徒”；军事编制中的“广”、“偏”、“两”；衣冠服饰上的“南冠 ”、“楚服”；音乐舞蹈上的“南音”、“楚歌”、“楚舞”；风俗信仰上的“巫风”、“ 淫祀”；文化传统上的典籍《三愤》、《五典》、《八索》等等。正是由于楚民族和中原民 族的不同，有其相对独立的民族心理、心族特点和民族传统，所以中原显学儒、墨、法诸家 对楚国影响比之中原各国来说，要小得多和慢得多，而相对来说道家产生于楚国，和屈原有 着 同一渊源。这就是为什么屈原作品中与儒、法、墨三家一致者少，而无论是引神话、历史故事 、人物、浪漫主义色彩以至很多语句方面与《庄子》不谋而合的重要原因之一。了解了这一 ，我们就会明白屈原作品为什么对楚民族、对故乡有那样深厚的感情；为什么会有那些和中原文化的现实主义不同的大量的神话传说、丰富而诡异的想象，并由此形成了中原文化所没有的强烈的浪漫主义色彩；为什么会那样“书楚语、作楚声、记楚地、名楚物”，具有鲜明的楚地特色。以屈原作品为代表的《楚辞》，是当时中国南方楚民族文化的代表，而不是当时整个中国文化的代表，因为产生它的基础是楚民族传统的特点而不是南北文化融合的特点。而作为这一作品的作者——屈原，他的独特的思想性格也主要是对楚民族传统文化 的继承和发展。
高洁的人品与灿烂的作品
屈原的出身、地位，对其思想性格的形成有着重要的影响。屈、昭、景是楚国三大贵族姓氏，其中屈氏尤为源远流长，从楚武王子莫敖屈瑕开始，屈氏按楚国的世卿制几乎是世居要职，如屈重、屈完、屈建、屈匈等，或为将军、或为令尹，都见诸史书。与王同姓， 又为楚之世臣，与国同休戚，这一点对屈原忠君爱国思想的形成是起直接作用的。《离骚》 开篇即说：“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这正是珍视自己的贵族出身、地位，并把自己的命运同楚王、国家紧紧联系在一起的重要表现。
楚国的世卿重臣对楚王、对国家、对民 族有着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屈原的远祖屈瑕在伐罗兵败后自缢于荒谷；城濮之战后令尹子玉自裁；鄢陵之战后司马子反自决；吴越之战左司马沈尹戌的自刭等等，这种对国家、 对 民族的高度责任感，为同时期其他国家所罕见。还有申包胥的哭秦廷，以及只是世为乐官的 钟仪的“南冠”、“南音”，无不表现出那种极度忠于楚王、忠于国家、忠于楚民族的精神 。屈原曾为三闾大夫，负责贵族的教育，而他本身又是极端珍视自己出身地位的人，所以那种忠楚王、忠国家、忠民族的精神他是直接继承了。在整个楚民族中，忠于楚王、楚国以及强烈的民族感情，有着悠久的传统和突出表现，它不仅体现在屈原以前的时代，就是在楚国 灭亡以后，仍然流传着“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民谚，而秦末陈涉、吴广、项羽、刘邦等 农民起义过程中，或者号为“张楚”，或者以“楚怀王孙心”、“楚将项燕”为号召，最后 到底是楚人亡秦。直到汉初，楚歌、楚舞、楚辞以及发源于楚地的黄老思想仍然在全国上下占有主要地位。楚民族精神的影响可谓深远矣。而屈原这位伟大的诗人，就是楚文化和楚民 族精神的光辉代表。
屈原生活在战国时期楚国由盛到衰的重要转折时期，他以诗人所特有的敏感，感受到了那个时代的脉搏，预感到大厦将倾。出于对国家命运的担忧，出于对楚王的一片忠心，出于对国家民族的高度责任感，他始之以政治改革的呐喊，继之以悱恻缠绵的哀吟，最后自沉汨罗， 以生命来殉自己的国家和民族。屈原诗篇中那种对邪恶势力的抗争，对进步理想的坚持，对国家民族的忧心，正是楚民族文化光辉传统和精神在屈原身上的体现。屈原的人格和他的思想性格正如他在《桔颂》中歌颂的“桔”那样，受命于天地，生长在南方，深深扎根于楚民 族文化 传统的土壤之中，是那样的“不迁”而“难徙”。
综上所述，屈原的主要思想倾向不是儒家，而是植根于楚民族文化和楚民族精神中的以楚国 、楚君为特定对象的忠君爱国思想以及为强烈的历史使命感所鼓舞的“虽九死而不悔”的殉道精神。
因为时间有限，先将以前对于屈原的思想认识跟您探讨下，这里面观点可能由于本人的局限性，和知识面不够宽泛，不足之处请谅解。有机会大家可以一起探讨一下
屈原的生平和思想 屈原(约公元前339—约前278)，战国时期的楚国诗人、政治家，“楚辞”的创立者和代表作者。20世纪，曾被推举为世界文化名人而受到广泛纪念。 屈原的身世记载屈原身世的材料，以《史记·屈原列传》较早而具体。司马迁之前，贾谊在贬谪长沙途经湘水时，曾作赋以吊屈原。文中引用了屈原《离骚》及《九章》中的一些篇章，转述屈原的思想和遭遇，与《史记》所载完全契合。和司马迁同时代而年辈稍早的有东方朔作《七谏》，庄(东汉人避讳作严)忌作《哀时命》，都是摹仿屈原的作品，文中所述屈原的思想和遭遇，也与《史记》所述相接近，所以《史记》所载屈原事迹是基本可信的。当然，传中也有偶然失叙或史实错记之处。 近代少数学者对屈原的存在表示怀疑的说法是缺乏根据的。 《屈原列传》说屈原名平，字原。而《离骚》中则自称名正则，字灵均，这是前者的转写化名。“正则”与“灵均”是平和原二字的引申义。 关于屈原的出生年月日，《离骚》中自述：“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对此有不同解释，大致可分两说：一是王逸说，他认为“摄提”是“摄提格”的省称，屈原生于“太岁在寅，正月始春，庚寅之日”，即寅年寅月寅日；二是朱熹说，他认为“摄提”是天上星座名，并不说明什么年份，两句只是说屈原生于寅月寅日，但年份不明。二说之中，王逸说更为流行，但因所据历法不同，结论各异。浦江清推定屈原于楚威王元年(公元前339)正月十四日生，这一结论较为精细。 屈原的远祖是颛顼高阳氏，应是夏氏族的一部分。据《史记·楚世家》说，高阳氏六代孙名季连，是楚的创业始祖，姓。周成王时，季连的曾孙熊绎受封于楚，居丹阳(今湖北秭归)，传至熊通(一作达)，就是楚武王。其子瑕，封采邑于屈，子孙就以屈为氏，所以屈是楚国姓的分支。自春秋以来，屈姓历世都担任楚国的显要职位，担任高级官职莫敖的有屈重、屈完、屈荡(前后两见)、屈到、屈建、屈生等，多半是父子相传。 屈原的父亲，《离骚》中称其名为伯庸，可能也是化名。另外，传说中屈原还有一姊。 屈原所得姓的屈地，今已很难确指在何处。屈原故里只能据汉以后各家之说来推断，诸说中以丹阳秭归的传说为最多。丹阳即楚始封之地。郦道元《水经注·江水注》引袁山松《宜都记》说：“秭归，盖楚子熊绎之始国而屈原之乡里也，原田宅于今具存”，“秭归县东北数十里有屈原旧田宅，虽畦堰縻漫，犹保原田之称也。县北一百六十里有屈原故宅，累石为室基，名其地曰乐平里。宅之东北六十里有女媭庙，捣衣石犹存。”这是汉魏以来关于屈原故里的最具体的说法。 屈原的政治活动屈原是战国时期楚国重要政治家。他的一生在激烈复杂的政治斗争中度过。了解他的政治活动经历，是研究屈原思想和文学成就的重要前提。 自屈瑕任莫敖后，这个职位几乎全由屈氏子孙世袭。其职位仅次于令尹。《屈原列传》说屈原曾为楚怀王左徒。据现有史料可以考知的战国时期担任过楚左徒的，仅屈原与春申君二人。春申君以左徒升为令尹，与楚旧制莫敖升为令尹相同。而从《屈原列传》所载屈原在内政、外交方面担负的职责来看，左徒亦与莫敖职位相当，可能就是春秋时代的莫敖。屈原与怀王同祖，他当左徒，是以宗亲而任重臣。 屈原在政治上的活动，据《屈原列传》所载，并用屈原作品相印证，主要有：内政方面辅佐怀王，议论国事及应对宾客，起草宪令及变法；外交方面参加合纵派与秦斗争，两度出使于齐。 屈原的政治活动是和当时历史发生变革的情况相联系的。春秋时期周王朝的统治制度已不能适应社会形势发展的要求，诸侯国家都已自成中心，相互争霸，楚国的形势与中原各国有相似之处，并由于地理和政治上的有利条件，发展成新兴大国。战国时期，各诸侯国先后实行了不同程度的改革，经过长期兼并，形成了七雄并峙的新局面，其中又以秦、楚为最强。 屈原辅佐楚怀王，正在七雄激烈争斗之时。屈原起初很受怀王信任重用，怀王让他“造为宪令”，即主持国家政令的起草、宣布等事项。“宪令”涉及推行变法之事。楚国在悼王时，已有吴起变法的先例。怀王初年，也想有一番作为，曾争到合纵之长，因而屈原希望变旧更新，一度受到怀王的支持。可是，楚国的变法本来就不够彻底，政权主要掌握在贵族重臣手中，他们为了保持个人禄位而反对变法。 当时楚国朝廷中佞臣充斥，与屈原同列的有上官大夫。他心怀嫉妒，与屈原争宠，屈原起草宪令未定，上官大夫欲夺其稿，屈原不予，他就向怀王进谗言，说：“王使屈平为令，众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曰以为非我莫能为也。”怀王庸懦昏聩，不加辨明，就怒疏屈原。屈原的被疏远，根本原因在于他的政治改革计划触犯了贵族利益，遭到旧贵族们的中伤打击。 屈原和旧贵族集团的斗争，还表现在对外政策上。屈原分析了当时形势，坚决主张联合齐国、抗击秦国的策略，这是对楚国有利的正确策略，怀王曾采纳他的主张，并派他出使齐国。屈原被疏远后，秦国派张仪出使楚国，以土地诱惑楚怀王。目光短浅的怀王就改变了对外政策，采取绝齐亲秦方针，结果使楚国在政治上、外交上吃了大亏。怀王恼怒，又轻率出兵伐秦。由于没有齐国的支援，被秦国打得大败，还丧失了汉中之地。在危殆的形势下，屈原曾被怀王再次派往齐国，以图修复两国交好。但不久，秦昭王又提出秦楚两国联姻，要与楚王会面，屈原谏阻说：“秦，虎狼之国，不可信，不如无行!”怀王之子子兰却劝怀王去秦，说：“奈何绝秦欢?”怀王终于去了秦国，果然被扣留，最后客死于秦。当时屈原已被逐出朝廷，流放到汉北地区。 楚怀王死了以后，长子顷襄王继位，以其弟子兰为令尹。当时，楚国人都责怪子兰劝怀王入秦的过错，所以，屈原受到广泛的同情。但子兰非但不思其过，反而唆使上官大夫向顷襄王诽谤屈原。顷襄王在一怒之下，再次把屈原流放到江南地区。大约此时郢都在庄暴郢之后，“百姓震愆”，“民离散而相失”，他只得去故乡而就远。辗转流离在沅、湘一带大概有九年之久。他远离故国，又无职位，对于国家、宗族之事只有悲叹而已。于是，他又慢慢地顺着沅江，向长沙走去。屈原回楚都既不可能，远游、求贤又不成，这时他“被发行吟泽畔，颜色憔悴，形容枯槁”。最后，在无可奈何之际，他自沉于汨罗江中，以明其忠贞爱国之怀。 除左徒外，屈原还曾担任过“三闾大夫”一职。三闾即楚宗室昭、屈、景三姓聚居之所，三闾大夫应当就是春秋、战国以来晋、鲁等国的公族大夫，职务是管理宗族事务，教育贵族子弟，汉代的宗正与之相当。屈原之为三闾大夫，肩负着教育宗族胄子的重任。这在《离骚》中有很清楚的表述：“余既滋兰之九畹兮，又树蕙之百亩，畦留夷与揭车兮，杂杜衡与芳芷，冀枝叶之峻茂兮，愿竢时乎吾将刈。”他为培养后备人材付出了大量心血，但结果却是“兰芷变而不芳，荃蕙化而为茅”，他辛勤培育的一批人，竟变成了反对自己的敌对力量，使他感到极大的苦痛。 屈原的思想和创作屈原学识渊博。他对天文、 地理、礼乐制度、周以前各代的治乱兴衰和一些重要的历史传说，都很熟悉；对于春秋以来各大国的历史和一些重要人物，也很了解；而对楚国先王的创业史，尤为精熟。在这广阔的领域里，他总结了许多经世治平之理，提出了深刻的见解。在屈原的作品中，随处都表现出强烈的忧国忧民、忠君致治的思想感情。 他的政治理想的内容就是“美政”，即圣君贤相的政治。他认为只有圣君贤相才能改变楚国的政治和社会的现实，使楚国强大起来。他热烈颂扬古代的圣君如尧、舜、禹、汤、后稷、文王以及齐桓、晋文和楚之三后等，热烈颂扬古代的贤臣如伊尹、傅说、吕望、周公、宁戚、箕子、介子、比干、伯夷、叔齐、伍子胥及楚之子文等。他还用对比的方法讲一些非圣之君如桀、纣、羿、寒浞、浇等。他想通过对比来说明圣君贤相的重要，并借以说明楚无圣君贤相的危险性，这些都是针对现实而发的。“彼尧舜之耿介兮，既遵道而得路”(《离骚》)，耿介，意即光明正大，是屈原对国君的最高要求。所谓贤臣，则以伊、傅、吕、宁为楷模，而不以贵胄为对象。这就是主张任人唯贤，反对任人唯亲的意思，屈原在讲到贤臣时，往往用忠贞、忠诚、忠信这些语辞。屈原本人就是在忠君爱国的思想支配下，敢于坚持真理，不向邪恶势力低头：“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离骚》)古代贤臣“忠”的美德在他身上有充分的表现。 屈原“美政”的另一基本内容就是民本思想。这在他的作品中有很清晰的表述。他在《离骚》《九章》等作品中反复谈到“民”的问题，“皇天无私阿兮，览民德焉错辅。夫惟圣哲之茂行兮，苟得用此下土”；“瞻前而顾后兮，相观民之计极”(《离骚》)；“愿摇起而横奔兮，览民尤以自镇”(《九章·抽思》)。这实际上是古代所谓“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孟子·万章》引)思想的发展。所谓圣君贤相，所谓美政，就是要看能否解决民生疾苦问题，能否致民于康乐之境。 屈原的作品，根据刘向、刘歆父子的校定和王逸的注本，有25篇，即《离骚》1篇，《天问》1篇，《九歌》11篇，《九章》9篇，《远游》《卜居》《渔父》各1篇。据《史记·屈原列传》司马迁语，还有《招魂》1篇。有些学者认为《大招》也是屈原作品；但也有人怀疑《远游》以下诸篇及《九章》中若干篇章非出自屈原手笔。大体说来，《离骚》《天问》《九歌》可以作为屈原作品三种类型的代表。《九章》《远游》《卜居》《渔父》《招魂》《大招》，其内容与风格可与《离骚》列为一组，大都是有事可据，有义可陈，重在表现作者内心的情愫。《离骚》是屈原以自己的理想、遭遇、痛苦、热情以至整个生命所熔铸而成的宏伟诗篇，其中闪耀着鲜明的个性光辉，是屈原全部创作的重点。《天问》是屈原根据神话、传说材料创作的诗篇，着重表现作者的学术造诣及其历史观和自然观。《九歌》是楚国祀神乐曲，经屈原加工、润色而成，在人物感情的抒发和环境气氛的描述上，充满浓厚的生活气息。然而是代人或代神表述，并非作者自我抒情，它更多地显示了南楚文学传统的痕迹。《离骚》一组，《九歌》一组，构成了屈原作品的基本风格。 屈原作品和神话有密切关系。许多虚幻的内容就是承袭神话发展而来的。屈原又是关注现实的诗人，作品里反映了现实社会中的种种矛盾，尤以揭露楚国的黑暗政治最为深刻。 屈原作品的风貌和《诗经》明显不同。这与长江流域的民风和黄河流域的民风不同有关。当时，北方早已进入宗法社会，而楚地尚有氏族社会的遗风，民性强悍，思想活泼，不为礼法所拘。所以，抒写男女情思、志士爱国是如此直切，而使用的材料，又是如此丰富，什么都可以奔入笔底。写人神之恋，写狂怪之士，写远古历史传说，写与天神鬼怪游观，一切神都具有民间普通的人性，神也不过是超出常人的人而已。它们使作品显得色泽艳丽，情思馥郁，气势奔放。这样的作品，表现了与北方文学不同的特色。 从体制上看，屈原以前的诗歌，不管是《诗经》或南方民歌，大多是短篇，而屈原发展为长篇巨制。《离骚》一篇就有2 400多字。在表现手法上，屈原把赋、比、兴巧妙地糅合成一体，大量运用“香草美人”的比兴手法，把抽象的品德、意识和复杂的现实关系生动形象地表现出来。 在语言形式上，屈原作品突破了《诗经》以四字句为主的格局，每句五、六、七、八、九字不等，也有三字、十字句的，句法参差错落，灵活多变；句中句尾多用“兮”字，以及“之”“于”“乎”“夫”“而”等虚字，用来协调音节，造成起伏回宕、一唱三叹的韵致。总之，他的作品从内容到形式都有巨大的创造性。 屈原作品，在楚人建立汉王朝定都关中后，便产生了更大的影响，“楚辞”的不断传习、发展，北方的文学逐渐楚化。新兴的五、七言诗都和楚骚有关。汉代的赋作家无不受“楚辞”影响，汉以后“绍骚”之作，历代都有，作者往往用屈原的诗句抒发自己胸中的块垒，甚至用屈原的遭遇自喻，这是屈原文学的直接发展。此外，以屈原生平事迹为题材的诗、歌、词、曲、戏剧、琴辞、大曲、话本等，绘画艺术中如屈原像、《九歌图》、《天问图》等，也难以数计。所以鲁迅称屈原作品“逸响伟辞，卓绝一世”，“其影响于后来之文章，乃甚或在‘三百篇’以上”(《汉文学史纲要》)。
屈原的思想第一，以美政为理想的儒家色彩第二，同情最下层人民的民本思想第三，大无畏的批判精神详细请参考： http://www.mlcn.cn/miluo/200802/11590_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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