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构杀岳飞的真正原因是什么 赵构为什么要杀岳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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腾讯文化07-077:40
“岳飞必须死。”李亚平说。在《帝国政界往事——公元1127年大宋实录》这本书里，作者用五分之一的篇幅推演出这个结论。
这是一本坚持讲故事的历史书，读来很有《万历十五年》的味道，娓娓道来，隽永通达，让我们感应到古人的心跳。但在一连串的精彩故事中，我读出了一道关于暴力均衡的残酷的方程式：自身暴力=异己暴力。即：一个国家政权要维持既定的利益格局，必须拥有相当强大的暴力，足以抵御异己暴力的侵犯。在中国历史上，只要别人的暴力比我们强大，别人就可以扩张利益边界，就可以称霸，就可以让我们称臣纳贡，甚至可以踩着我们坐江山。反之亦然。岳飞之死，便是由这道方程式决定的。秦桧等人的忠奸正邪，反倒可以忽略不计。
整个推算过程，正如该书的结构一样，需要从宋朝的创建开始。这是一篇一波三折的故事。宋朝的创建者赵匡胤是一个篡位武将。在部属的拥戴下，他取代了由他保卫的皇帝。这件事让大家看到了“太阿倒持”的结果：武装力量本来是皇帝用来削平外患、镇压内乱的宝剑，不过，这柄利剑握在部下手里，极易形成“太阿倒持”之势，反过来威胁皇帝自身。赵匡胤篡位并不是一个特例。从安史之乱开始，一个又一个王朝倒在了自身保卫者的剑下。于是，生活在宋初的人们，难免在前朝兴亡中得出结论：内忧大于外患，内部的异己力量比外部的异己力量更危险。宋朝的军事制度就是在这种历史经验的背景下建立的，其主题便是抑制内部的异己力量。至于具体方法，我们可以想象一个武将，他的持剑之臂与另外两位铐在一起，形成三方掣肘之势。同时，这位武将的脖子上骑着文官或宦官，转动脑袋必须事先请示。这还不算完。武将平时不准碰那柄剑，不知其轻重利钝，剑也不大跟手。此外，这位武将身边还有其他武将，构成彼此防范之势。最后，在所有武将之上，还有一支皇帝直接控制的御林军，就好比皇帝亲手持剑，虽然不那么膀大腰圆，也足以对付小漏洞和小兵变，至少可以拖延时间，等待众剑赶来勤王。
这套制度，可以保证稍微大一点的军事行动都在皇帝的控制之下，保证每个将领反叛的胜算很低，确保枪杆子永远听皇帝指挥。但是，这样的军人还能打胜仗吗？《孙子兵法·谋攻篇》谈到预测胜负的五条标准，其中一条说：“将能而君不御者胜”。且不论才能如何，仅凭这套驾御体系，就可以猜到宋朝的将领如何不能真正负责，如何可以推卸责任，进而还可以预测宋朝对外作战屡战屡败。《孙子兵法》名列宋朝汇编的《武经七书》之首，属于军事教育的必读书，宋代君臣不可能都不懂得这个道理。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断言：宋朝对辽、金、西夏和蒙元的弱势，其实是自找的。更准确地说，这是皇帝深思熟虑后的选择——在内害大于外害的基本判断之下，两害相权取其轻的选择。外害，即辽金之类的异国暴力集团。内害，指帝国内部的大小军阀或暴力集团的高级代理人。如果把皇帝比作官军这个合法暴力集团的老板，他委托了一些将领代他管理军队，在监督不力的情况下，代理人很可能阳奉阴违，假公济私，化公为私，实行内部人控制，甚至变成军阀，推翻皇帝。监督力度不同，这些代理人便拥有不同浓度的异己色彩。一旦异己的浓度与敌国近似了，内部与外部之间的界限也就模糊不清了。李亚平说，宋朝传统的军事体制以降低效率的代价换取内部安全。这是可以理解的。对皇帝来说，被辽金推翻与被部下推翻是一样的，他只管避害，不分内外。事后看来，宋朝皇帝的选择似乎有些问题。他们对武将的重重节制，固然防止了军阀的产生，但自身的军事力量被过度削弱，破坏了与辽国、西夏和金国的暴力均势，结果不得不每年向“夷狄”进贡，以岁币补偿对手的强势。这未免有点亏，至少有些丢脸。当然，李亚平说，以宋朝每年六七千万两银子的财政收入而论，这笔75.5万两银匹绢的岁币不算沉重，比军费便宜多了。更何况这笔银子最终出在老百姓身上，并不是皇帝和大臣的血汗。总之，以岁币补偿强者之后，宋朝与辽国和西夏的暴力均衡便达成了。这种甘居人下的均衡就是整个故事的起点。
经过一百多年的潜移默化，局势渐变，忽然间均衡大坏。按照历史常规，宋朝的军政官僚体系将日渐腐败，原来的弱势将越变越弱。同样，根据官僚体制欺上瞒下的老传统，宋朝君臣对自身的弱势也缺乏自知之明。事实上，他们甚至感到自己很强大。看到新崛起的金国把辽国打得落花流水，宋朝君臣觉得自己比辽国强，便做出错误决定：明明应该联弱抗强，他们却联强灭弱，联金灭辽。留下一个弱宋，面对一个比辽国更强大的金国。在这个过程中，自以为强大的宋朝军队又被衰败的辽国打得落花流水，宋朝的军事实力在更强大的对手面前露馅，引发了金国的觊觎之心。宋、金之间暴力失衡的结果，就是金国攻陷皇都汴梁，一老一少两位宋朝皇帝被俘，北宋灭亡。侥幸逃到南方的皇子赵构建立南宋政权。这时候，赵构面临的主要危险是外患，而不是内忧。北宋官军基本崩溃，想忧也没多少可忧了。在战乱中，一些将领脱颖而出，主要凭借自己的才干重新组建军队，发展壮大。以当代企业比喻，这些创业者白手起家，创出可观的家业，虽然戴了赵家皇帝的“红帽子”，真论起产权来，赵家恐怕不能控股。这些自己闯出来的将领近似军阀，他们的军队更像家兵，而不是官军。其中著名的几支武装力量，确实被当时的百姓称为岳家军、韩家军、张家军、刘家军和吴家军。“家军”的异己色彩比较浓厚，但皇帝不得不容忍，这也是无奈的选择——在外害大于内害的的格局中，两害相权取其轻的选择。在继续推算之前，需要先搞清楚一个问题：宋太祖对内部异己力量是否过度敏感？该不会赵家天子做贼心虚，以己度人，把二三分异心看作五六分吧？宋朝第十任皇帝赵构的亲身经验证明，祖先并非神经过敏。从1127年赵构登基，到1141年处死岳飞，短短14年间，小的不说，大规模的内部兵变，赵构就经历了三次。第一次是1129年年初，护卫亲军统制苗傅和刘正彦率兵逼宫，要求赵构杀掉太监，传位给年龄尚小的皇子，并由皇太后垂帘听政。赵构居然被逼下台。要不是韩家军帮他打跑了叛军，赵构就算被推翻了。第二次是1129年年底，主持长江防线的宰相杜充率部下叛变。李亚平说，赵构闻讯后整天不吃不喝，唠叨说：我对杜充这么好，从普通官员一直提拔他当了宰相，他怎么可以这样做？——这种遭人背叛的痛苦经验，想必引起赵构对人类良心的可靠性的疑虑。第三次是1137年的淮西兵变，宰相张浚处理人事关系有误，刘家军的部将郦琼率领四万人（南宋总兵力的十分之一）投降敌国。可见，一个武将的变心可以给帝国造成多么巨大的损失，而影响一个武将变心的因素又多么复杂。皇帝自己不犯错还不够，宰相也不能犯错。总之，内部的异己力量不能不防。传统的暴力分权与制衡体系不仅是重要的，简直就是性命攸关的。问题是，节制和分权导致暴力机器运行效率下降，这个代价朝廷是否承受得起？局势稳定之后，皇帝开始掂量分解兵权的利弊。监察御史张戒说：现在诸将的权力太重了。赵构说：他们还不至于骄横跋扈。兵虽多，聚则强，分则弱，分也不可行。这次谈话发生在绍兴八年五月（1138年），南宋建政的第十二年，淮西兵变的第二年。金强宋弱的格局尚未扭转，金国统帅兀术的拐子马和铁浮图两年之后才被岳家军打败。此时此刻，朝廷承担不起自毁长城的风险——哪怕只毁一小段。于是，原状得以维持，体制得以维持，岳飞没有得到他想要的补充，但也没被削弱。本国兵力究竟应该强到什么程度，这取决于皇帝赵构到底想要什么。如果他想收复失地，统一中国，就要建立一支比金国更加强大的军事力量，建立高效率的军事运行机制。如果他想守成，兵力自然无须那么强大，与金国相匹敌即可。如果他想恢复传统，满足于一支容易控制的弱兵，同时又不想继续丧师失地，那就要等待对手裁军，等待敌国的主和派占上风。赵构当然想收复失地。他未必像赵匡胤那样善于“将兵”，但他一度以刘邦为榜样，希望自己成为善于“将将”——统帅众将——的皇帝。淮西兵变似乎打击了他的自我期许。如果他发现自己不具备刘邦式的雄才大略，自然也不应该怀抱收复失地的宏图大志。顺便提一句：刘邦的雄才大略其实也不可靠。当年蒯通劝韩信反叛，形成三分天下之势，韩信表示不忍心，这才成就了刘邦的统一大业。后来韩信也曾后悔不听蒯通的劝告。假如韩信的良心当时稍弱几分，刘邦便不会有善于“将将”的声誉，也未必能够完成统一大业。可见，把帝国大业建立在某人的良心之上，这是风险极高的赌博。刘邦只是侥幸赢了一把。赵构不想赌，并不意味着头脑糊涂或道德败坏。真要收复失地，还会遭遇一个难题：金国扣押着赵构的长兄，前任皇帝宋钦宗。这是一张王牌。试想，金国若在南宋旁边建立一个国家，扶宋钦宗为帝，天下会出现什么局面？宋徽宗之长子，赵构之长兄，本人又是前任皇帝，冒出一个合法性如此之强的竞争者，南宋恐怕将成为强磁铁旁边的一网兜铁钉。不得志的人，坚持传统道德的人，企图获得更高待遇的人，都是潜在的倒戈者。那将是赵构的噩梦。事实上，就在皇帝和御史讨论兵权分聚的时候，“金人欲立渊圣（钦宗）于南京”的说法已经开始流传。《宋史纪事本末》说，传言“以和定而止”。——如果南宋没有及时与金国议和，如果以秦桧为代表的主和派没有占上风，赵构可能碰上大麻烦。
其实，别说金国扶植宋钦宗建立政权，就是简单地把赵构的这位大哥送回来，从赵构的角度说，威胁之大已经不亚于冒出一个敌国。数百年后的明朝，蒙古人就把俘获的明英宗送回来了，不久就发生了英宗复辟。历史事实证明，前任皇帝政变相当容易，容易得就像闹一场家务事。当赵构企图收复失地的时候，他答应给岳飞更大的权力，更多的兵力，也就是说，他准备冒“太阿倒持”或“尾大不掉”的更大风险。后来赵构改了主意，大概是发现收复失地的风险大到他承担不起，或者说，收复失地的诱惑没有大到值得赌命的程度。从边际分析的角度看，收复失地的新增收益主要是荣耀和威势，属于锦上添花；新增成本却是内外交织的致命危险，属于雪中失炭。皇帝不愿用雪中炭换取锦上花。在降格以求的暴力均衡格局中，无须建立超过金国的军事力量。此意一定，岳飞及其代表的家军体制便走到了尽头。关于这种计算，《宋史纪事本末》的作者说：“高宗忍自弃其中原，故忍杀飞。”——赵构决心放弃中原了，就舍得杀岳飞了。这是国际关系决定国内关系的观点。李亚平揣摩赵构的心思，提出了国内关系决定国际关系的看法：“与其用朝廷的兵马钱粮，养大功高盖主、尾大不掉的武将，还不如与金国讲和更划算。”两位作者的看法都有道理，但都缺少一个过渡环节或中间状态：放弃中原，并不等于立即杀岳飞；杀掉岳飞，并不能保证金国讲和，更不能保证金国遵守和约。岳飞暂时还是有用的，所以岳飞还会活几年。不再扩大岳飞的权力，不等于立即恢复传统的暴力节制体系。尽管两国签定了和约，南宋对金国称臣纳贡，可是金人仍觉得便宜赚得不够，以兀术为代表的金国主战派还想“赢者通吃”。敌人在磨刀，我们自然也要磨刀，自毁长城的条件尚未成熟。不过，条件很快就成熟了。1140年，金国叛盟，大举进攻南宋，结果被岳家军一路追打到开封附近，几乎赔掉老本。这一年，赵构对金国的实力有了清晰的判断。赵构说，兀术虽然强大，却专门以杀戮残忍为能事，不顾人心向背，我知道他不会有什么大作为了。反过来，金国连连受挫，也有了自知之明。1141年，金国南侵打了两次大仗，一胜一负，这表明两国的战略均势已经形成。于是主战派兀术也有了讲和的意思。如前所述，一旦敌国的主和派占了上风，一旦敌国真不想打了，准备裁军了，本国裁军或曰自毁长城的条件就成熟了。这时，赵构终于有了选择空间：他可以恢复传统，改革“家军”体制了。换句话说，国际间的暴力均衡确立之后，金国的致命威胁下降之后，内部的异己之患便升格为头号大患。宰相秦桧的养子秦熺留下的一段记载，可以印证上述计算：“主上圣明，察见兵柄之分，无所统一，乃密与桧谋，消尾大之势，以革积岁倒持之患。”可见，“太阿倒持”之患已在皇帝心中郁积多年。按照主和派的说法，这种危险随着金人威胁下降而更加突出：“有识之士方惧金人之平，四方底定，而此辈跋扈自肆，意外事有叵测者。”“叵测”二字用得极其精确。岳飞会反叛吗？不一定。那么，岳飞不会反叛吗？也不一定。即使岳飞不想反，他的部下也可能反。当年赵匡胤就未必想反，但他的部下追求富贵，非拥戴他当皇帝不可。闹到没有退路的地步，不想反也得反。更何况，岳飞对皇帝的议和政策是有意见的，对不增加自己的兵权也有不满的表示，竟敢冲皇帝撂挑子。南宋初期的军事体制缺乏节制手段，主要依赖部下的忠心，岳飞的心中有了不满的影子，这让皇帝如何安心？最要紧的是，岳飞拥有反叛的实力。岳家军有十万兵马，占全国兵力的四分之一强。而且，这支军队的战斗力极强，民间声望极高。敌人说：撼山易，撼岳家军难。岳飞本人饱览经史，礼贤下士，温和有礼，为人清廉，赏赐一概分给部下。这简直就是活圣人。岳飞死后多年，他的众多部下还聚在一起，联合起来为他申冤，并且哭声震天，场面感人——可见岳家军多么团结。这支军队的口号是：冻死不拆屋，饿死不掳掠。联想一下赵构对兀术的评价——虽然强大，专以杀戮残忍为能事，不顾人心向背，我知道他不会有什么大作为了——岳飞该有多大的作为？这样的暴力集团不反则已，一反就会天塌地陷。此时此地，对皇帝来说，选择变得很简明：或者废掉岳飞，或者不废岳飞。对岳飞来说，选择也很简明：或者服从，或者反抗。对皇帝来说，岳飞将采取什么策略是不可测的——“叵测”。但是历史经验和亲身经历告诉他，历代武将在“叵测”的选项中填空时，只要胜算较大，往往要选“反”。不反的还要后悔。那么，对皇帝来说，究竟是把自己和帝国的命运寄托在“叵测”之上呢，还是让秦桧出面干一次脏活呢？在皇帝眼中，一个好人可能的冤屈，与赵家江山的安全稳定相比，孰轻孰重？这还用问吗？追问这种问题的恐怕只有“纯儒”。皇帝不会问，法家不会问，马克思主义者也未必问。按照孟子的说法，“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为也。”然而，我们的帝国传统，总是儒表法里、王霸道杂，以“行诈使力”即所谓的“两杆子”为看家本领，实际决策所依据的是利害计算而不是道德信条。即使考虑道德，按照著名马克思主义者普列汉诺夫的说法，道德里总是包含算术的。用我们熟悉的话说，就是“要顾全大局”。比起“正确路线”和“天下苍生”来，个人的一点冤屈算得了什么？哪种老虎最安全？死老虎最安全。是老虎就该死。在这个意义上，岳飞得到的“莫须有”罪名是一个非常贴切的罪名。宋太祖说，卧榻之畔，岂容他人酣睡，更何况酣睡的是一只猛虎。至于具体手段，究竟是“杯酒释兵权”好，还是流血杀人好，也不是可以自由选择的。面对弱者，皇帝不妨大度一些，赢得仁慈之名。面对岳飞这种级别的强者，皇帝缺少表现大度的实力和自信。他们不敢给对方留下还手反击的机会，不得不采用让皇帝声誉蒙羞的手段。当然，皇帝也有遮羞的办法，一是蒙蔽视听，硬说人家要反。二是转嫁恶名，让秦桧替他背黑锅。赵构对岳家军的畏惧非同一般。他必须把不仁不义扩充到岳飞之子岳云和亲信将领张宪身上。李亚平写道：1141年农历12月29日，皇帝批准赐岳飞死，同时将判刑两年的岳云和张宪一同处死。赵构的选择对不对？岳飞死后，南宋又存在了138年，比金国的寿命还要长，最后在席卷欧亚大陆的蒙古铁骑之下垮台，也不算太丢人了。而且，从年头来看，南宋比灭掉自己的元朝的寿命更长。赵构建立了一个比金国和元朝更长寿的体制，而这个体制的存在与稳定又建立在暴力均衡的基础之上。无论暴力均衡的逻辑是否残忍，赵构不过按理出牌罢了。本文谈论的与其说是岳飞，不如说是“家军”体制的代表，岳飞只是其人格化身。如果深入追究下去，我们会看到个人关系之间也存在暴力均衡，只是平民的人身和财产权利背后有合法暴力的支持和保护，无须自己动手打架拼命而已。倘若失去这种支持，或支持者成为花架子，请不动，不干活，索贿受贿，个人之间也会出现相应程度的称霸与称臣、奴役与进贡现象。岳飞和赵构背后不存在更高级别的暴力了，他们之间的关系便显示出人际关系中的本来面目，在这种初始状态中，暴力最强者说了算，暴力均衡的作用格外分明。（文/吴思）2004年10月28日
点评:功高震主，拥兵自重，尾大不掉，岳飞不死，宋高宗赵构睡觉都睡不着，总觉得有人想造反。宋高宗赵构不想杀岳飞，十个秦桧加上万俟卨、张俊绑在一起也奈何不了一个岳飞。宋高宗赵构要想收拾岳飞，哪怕是上帝亲自出手劝阻也救不了岳飞的命。皇帝觉得你是忠犬，就算你恶贯满盈也是皇家的走狗，皇帝觉得你不是忠犬，就算你比杨家将还要忠义十万倍在帝王眼里也还是居心叵测图谋不轨，无论你如何辩解也是枉然，管你冤枉不冤枉。
岳飞威胁赵构的合法统治，毕竟国家只是皇帝的私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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