释迦牟尼是黄种人？ 释迦牟尼佛是尼泊尔还是印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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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经典和教科书长久以来都向人们推广和灌输这样一种常识：释迦牟尼是印度统治下的尼伯尔人，他创立了佛教。佛教是世界三大宗教之一，起源于印度，汉代初期开始传入中国，经过长期的发展和中国的传统相结合，最后成国中国文化的一部分。这样一种常识在人们的头脑中被灌输了上千年。这样的看法似乎是天经地义的事，而对此提出怀疑的人才真是思维出了问题。释迦牟尼是尼泊尔人，而当时正处在印度的统治之下，这佛教不是印度的难道还是中国的不成？佛教从来都是中华之外的外来文化，是人类文明不同文化之间传播影响的结果。
但这种权威的、传统的、天经地义的结论却从来不能回答这样的问题：产生于印度的宗教为何却并不为印度的居民所接受，而却在千里之外的异族之地中国却有如此深厚旺盛的生命力？落地便立刻生根，不仅开花，还要发展、还要结果？为什么基督教、伊斯兰教在进入中国后总要受到排斥，无论配合什么手段，老百姓就是普及不了？似乎从来都没有人提出这样的疑问。人们都有习惯于一种所谓常识性的知识确立以后，便不再思考常识本身是否存还有缪误。人们研究佛教何时进入中国、佛经的几次集结内容、佛教入中国后流派的变化过程、佛教对中国国民性和哲学思想的巨大影响、佛教对艺术、文化等诸多领域的影响等等。而佛教在中国的种种奇异的迹象从来没有人认真加以思索和研究，这真是历史性的遗憾。自佛教在中国兴盛之后的几千年当中，我们却从来没有好好研究过这些问题，时至今日，也从来没有人解答佛教的西衰东兴之迷。而在西方的史学传统中，长期认为中国历来没有自己的宗教，因此算不上完整意义上的独立完整的文明体系。他们认为是西方的佛学进入中国之后，占领了中国思想领域的领导者地位，对中国几乎全部的人文领域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在哲学、美学、伦理、政治等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而在中国，人们却以中国有海纳百川的胸怀、吸取外来先进文化能力作为佛教在中国兴盛的原因而自得。人们对佛教的研究，长期纠缠于何时进入中国的所谓探源讨论，外来佛僧在早期佛学传播中的作用，佛学在中国的几个阶段性发展变化的演进内容揭示等，很少有人研究佛学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内在有机联系、学说渊源。尽管在东晋南北朝时期曾有部分文人偿试将佛学和儒学对比加以研究，可后人特别是当代的学者并没有认真从学术的角度探索古人这种对比研究的合理价值所在，却仅从动机上给予一种目的性的判断，认为古人所以如此只不过是为了借佛传儒而已。史家们对魏晋南北朝时期曾经开展过的夷夏本末之争，没有深入追究背后深刻的真实原因，而只是肤浅地流于表面化的的理解。刘宋时期的顾欢写了篇《夷夏论》，让史家更是找到将佛儒争论算作外来异类和中华本土文化斗争的证据。人们只盯着顾欢说的反对佛教兴于中华的理由，却并没有认真研究佛家为何讲老子、孔子、颜渊的学说其实就是佛家学说的内在原因。如此等等，泱泱千年 。
宗教传播的历史早已经让我们了解到宗教的传播是有基本原则和规律性的，全不象一件普通的商品买卖那样可以在很广泛的空间传来转去。宗教要超越民族和文化的相对稳定的意识范畴而为另类所认同和接受，从来都是以相对短期的利害关系相加为条件的，这种制约的关系一旦松懈，异类的宗教信仰体系便会立刻瓦解。这种情景多发生在多种文化交汇地带、边缘地带。一些弱小的民族会选择随波逐流的宗教信仰方式，在一些影响力巨大的文化类型中左右摇摆。如中国的维吾尔族，其民族信仰的历史上，曾先后信仰过萨满教、摩尼教、景教、袄教、佛教、伊斯兰教。历史发展到今天的结果证明，世界各地以种族为基础所形成的文化单元，其边缘部分会发生部分的混合变异外，核心价值的部分从来都不会发生质的改变。宗教就是这些文化单元最核心的价值部分，是区别不同文化单元最显著的外在特征。还从来没有发生过大的文化单元核心文化价值被成功同化的任何一个案例。世界上三大宗教从来没有发生过在其核心价值的中心区域任何一方成功同化另一方的事例。过去、现在以及相当久远的将来，这种核心价值的同化现象都不会发生。尽管历史上曾经发生过无数次以宗教的名义所进行的试图同化异类的战争，如规模巨大的十字军东征，但却从来没有成功过。当代社会有试图用抽象出来的一些所谓普世的价值观念，代替宗教的面目来推广本质上的不同宗教背景下的文化体系，努力的过程还在进行当中，但成功的可能性几乎没有。
阿拉伯半岛上南北居民因原始的民族来源和宗教信仰的差异，尽管后来经过长期的阿拉伯化的统一治理，并用强大统一的伊斯兰教作为共同的宗教信仰，时至今日也没能弥合时历千载的纷争战斗。以穆罕默德的权威所建立起来的“乌玛”最初将犹太人纳入其中，然而很快他的四海之内皆兄弟的理想便在现实的冲击下所破灭，犹太人依然回复到世仇的地位。古埃及科普特人在希腊人侵入后依附了基督教，在罗马人入侵后一度依附了伊斯兰教，后又回复基督教。但在西欧十字军以解放东方受难基督徒的名义进行东征时，科普特人和穆斯林又共同抗敌，并肩作战。其民族最核心的价值认同部分并没有因为长期接受外族统治而发生质的改变。这些事例是宗教传播与发展中受传播规律性制约的必然结果，以目前人类的全球化认知的能力还远远不能超越。
但我们以这样的规律来考察中国佛教的传播，却出现了与此完全不同的情况。在中国，大江南北，左东右西，佛教东来如春风拂面，徐徐渗染，民皆乐观其成。上至皇室，下至贫民，无不欢欣鼓舞。而且是一旦传入后便生生息息，蓬勃发展，一脉流传，从不中断。这个过程从来都是和平的、非暴力的、自觉的，没有任何外族武力的压力和民族生存危机的逼迫。奇怪的是中国人对这种所谓外来宗教为什么会采取这种有违一般规律的态度，听之任之，心甘情愿地自愿接受异族宗教的洗礼？而对同样是异族宗教的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却采取全然不同的态度？以中国人的大度、海纳百川的能力作为理由，显然苍白无力并且毫无道理可言。这个中华文明发展史中的独特现象，迄今为止还没有引起任何人的质疑，说明习惯势力多么可怕。今日由我提出，应当对此进行认真的反思和研究。这个问题事关中华文明发展史中核心文化的流传过程和范围，必须要搞清楚。希望中国的佛学家、史学家、考古家等，都能开动机器，为彻底搞清这一问题贡献力量。最近有报道说韩国人有人研究说释迦牟尼是韩国人，中国的史家多认为是一种不严肃的恶搞。他们不了解，韩国人在这个问题上其实是已经有所觉察，有相当的学术敏感性，找到了问题的一个方向。但他们要将此说研究的自成体系，却是不太可能。因为种种的证据，都是指向中国华北一带的考古成果，和韩国尽管有些关系，但韩国却并不是本源。
在我看来，佛教进入中国后的种种表现，并不是宗教传播之中的一个特殊的个别现象，也并不是中国的民众对外来的文化抱有大度的宽容之心，虚心好学，而是有着深刻的内在原因。最根本的一条就是佛学的根本文化内核，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核本来就是同质对接的，因而很容易为中国人所接受，也很自然能在中国得以传承和发扬。佛学的哲学基础、民族学基础都在中国。佛学的根源本来就在中国。
佛教的发源地为喜马拉雅山南一带，当地的居民在雅利安人进入前都是操汉藏语系的民族，时至今日这一地区还有不少说汉藏语系的民族，广泛分布在尼泊尔、不丹、锡金等国。这些古代居民的文化当时达到相当高的水平，是古印度哈拉巴文化的主人。这个古文化的主人在史界还没有一个清晰的结论，但都认为不是雅利安人所创造。西方的专家认定是泰米尔一系的人，没有什么证据，只是用简单的逻辑排除方法来推测的。这一地区古文化具有很浓厚的中国文化色彩，根据我的研究这一文化的主人其实是由中国华北一带迁移过去的中国人。
在雅利安人自伊朗高原进入印度半岛之后，和这些讲汉藏语的当地民族有一个明显的冲突过程。古印度人信仰多神教，其中的猎神是相当重要的神祗。这个猎神在雅利安人进入后并没有消失，而为婆罗门教所继承，成为湿婆天的原形。婆罗门将湿婆天称之为“湿婆兽主”，身边多有各种野兽相伴，以突出其对野兽的控制能力。其具体的形象，和中国的梅山猎神一个样，脑门上都长着独特的第三支眼。历史上有关古老的三眼神话都是出自中国江汉地区，而古印度大神的形象具有如此鲜明的中国色彩，说明在很久远的年代里，中国文化就早已流传到古印度了。
古印度居民早在雅利安人侵入之前就已经完全实行了相当成熟的农生产方式，圈养家畜。在农业的生产上，实现了水利引水灌溉，建设有成体系的堤圩。当时也有了历法，其历法和中国的古太阴历没有什么区别。后来还有了十二生肖，也和中国的一样，只不过因为雅利安人的进入后将中国因素的虎换成了雅利安因素的狮。郭沫渃把十二生肖说成是巴比伦的东西，是个错误。十二生肖中所蕴含的阴阳运行思想是纯中国化的。因为社会生产已经达到相当发达的程度，社会上已经出现自由的个人修行者，专门进行世界观的思索和哲学的探索。这些传统比古雅利安人的社会生活状态要先进许多，并为雅利安人所不理解。作为强制进入的新统治者，因为自身还处于游牧生活的方式，并不认同当地居民的定居农业生产方式，于是颁布法令强制古印度居民向他们的生活方式靠拢。如不准圈养牛马，要令其自由放养，摧毁堤圩以解放河流。当代印度随处可见的耕牛高度自由流浪的场面，就是当年雅利安人的这种规定的历史性产物。他们在《往世书》中记录了不少他们到达印度时当地居民的社会生活状态，提供了许多古印度文化起源和发展的线索，包括由人民选举帝王、立法者、卑伦王的传奇故事。这些社会生活的状态和雅利安人有很大的不同，却和中国古史传说中的中国尧舜时代差不多。尧舜时期帝王的选举、禹治水时身先士卒和卑伦王平整土地时的表现如出一辙。在吠陀的记录里，反映了古印度人也有了灵魂投胎转世的观念，这也和中国古人的认识一样。在古印度也有和中国古代建立在行星运动变化基础之上的旷远无限的时间度量观念，这也为其他文化中所没有的 。
在早期的吠陀诗篇中，有些记载是雅利安人记录当时古印度原住居民思想意识情况的内容，对我们研究这些居民文化根源的来龙去脉极有价值。如其中有一篇（RVS，X129）所记载的内容特别引人注目，年代约在公元前1200年左右：“最初无所谓有也无所谓无，却因为一种生命体“太一”受热力影响而忽然生存。它蕴藏于一切事物之内。由欲望产生了心识。然后沿着一条水平线延伸，将存在物划分为阴阳二法则。”（《印度佛教史》，英国，渥德尔著，商务印书馆，1987，37页）
这条记录很有意义，让我们可以了解公元前1200年左右古印度人世界观中的基本观念，这个时期大约相对于中国的商代晚期。从这些记录的内容看出来，这其实就是中国古代原始道学中的最基本的思想内容。“太一”是中国人最原始的哲学概念，世界上其它任何文化中都没有这个概念。这说明早在公元前1200年前就有相当数量的从中国华北一带的居民远迁到古印度并在那里生活了，并带去了中国最原始的道学体系。这个时期距佛祖释迦牟尼的出生要早近800年。这些古老的中国哲学中对世界本源的认识，为日后佛学的产生提供了丰厚的思想基础。对这些极具中国化色彩的古老哲学观念，古雅利安人是不能理解的。这篇吠陀记录的后面就有他们的困惑。他们认为这只是这些古印度居民的一个有趣的想法，但没有人知道世界真的是不是由太一所构成，连他们自己的天神也不知道。这里的“太一”是中国古代先哲宇宙观的一种表述。在中国古代盘古开天地的传说中，将这种“太一”形象化地描绘成“如鸡子”般的混沌状态。这就是后来印度“安荼”说的根源。饶宗颐先生就曾发现在中国内地吴越之地有浓厚的浑天派宇宙观思想，但他只看到在印度的《梨俱吠陀》中有记录，便认定是中国人接受外来文化的生动例子，却没有发现那原本就不是雅利安人的思想，而原本就是由中国流传而去的结果，流向认定错误。中国先秦时期楚竹简中就有完整的这些古老哲学观念的记录。
古雅利安人入侵印度大陆的时代约为公元前1600年左右。释迦牟尼出生的年代为公元前566年左右，雅利安人占领并对这一地区实行统治已经几百年。考古证明，古印度哈拉巴文化的衰落就是在雅利安人侵入的这个时期。但从史料记录的内容来看，在释迦牟尼生活的年代里，外来的文化和当地的原住文化之间的冲突依然强烈，双方的同化融合进展并不顺利。而佛祖释迦牟尼显然是归属非雅利安文化一脉的，属刹帝利一系。他出生于一个按今日的理解就是个部落酋长之家，他对雅利安人明显怀有敌意。释迦牟尼对雅利安人的婆罗门教一点也看不上眼，认为都是歪理邪说，特别是对雅利安人的种族等级制度更是深恶痛绝。他曾经斥责婆罗门僧侣并嘲笑雅利安人的种族优越论：“愚冥无识，犹如禽兽。虚假自称，婆罗门种，最为第一，余者卑劣；我种清白，余者黑冥；我婆罗门种，出自梵天，从口出。”（《长阿含经》第6卷）雅利安人进入印度后所实行的四种族等级制度，实际上是将当时印度的四大民族的地位进行了一种等级规定——雅利安人、中国北方人、中国南方人、阿拉伯人。当然，这样四个民族有待进一步考证。有专家就认为是高尔人、达罗毗荼人。但当时是以民族划分却是不争的事实，明显是将原住的居民打入低级的序列，而佛祖就是这低级的民族成员。按雅利安人的解释，他们是神从口中生出的，而释迦牟尼这一族是神从胸生出的人种，属于刹帝利等级。在面对强力入侵者的高压统治，武装抵抗失败以后，这种抵抗必然会转移到思想斗争的领域，以非武力的方式继续坚持维护本土文化的生存斗争。释迦牟尼创建佛学的最根本的原因，正是这种文化生存斗争的产物 。
在佛教早期的发展过程中，曾经历了一次规模较大的沙门哲学运动，呈现出一种鲜明的反雅利安文化，恢复本乡文化的宣传运动。当代中国从事中国传统文化研究的方汉文先生，在探索佛教入华这一传统课题时，就发现和证实了发生在古印度的沙门运动在思想内容上和中国古老的萨满教、秦汉时期的羡门之间有较多的共同之处，同时也发现了中国的古老华北文化因素在印度佛教文化中留有重要的印记。（《萨满、羡门与沙门：佛教入华时间新释》，《中国文化研究》2004年一期）释迦牟尼作为这埸运动的主要成员之一，和其他的沙门一样，采用中国古老道学的修行方式，抛弃世俗的社会责任，追求真理，揭露吠陀的荒缪和矛盾，甚 至努力构造一个全新的世界观，力图从精神上瓦解落后于自身文化的外来统治者不合理的统治方式，给被压迫的原住居民以精神支援的力量。佛教的轮回思想和学说，归根到底是要给那些苦难中的人们以精神上的指引，鼓励人们在苦难压迫中活下去的勇气，以来世的某种期待的幸福，作为活下去的理由和依托。佛教其实就是在这种高压之下极端无奈的社会生存条件下的产物，是异族压迫的产物。佛教的教义体系和基本精神，从来都不是对吠陀的改良，也不是对婆罗门教的改良，而是由自身古老的传统文化基础发展演化而来。这个基础就是产生于中国华北平原的东湖林文化、磁山文化、上宅文化的分支迁移到南亚次大陆以后所形成的新文化。在这块土地之上，早在释迦牟尼诞生之前，就已经有了许多佛教的基本结构和元素，并已经有了许多参悟早期佛学原理的沙门。其中一些人可能在佛学的参悟境界和层次和佛学的修养已经达到相当的高度。这些都为释迦牟尼创建佛教奠定坚实的基础。
在中国佛教文化中占有极其重要位置的一位佛学的高僧，叫观音菩萨，他就是释迦牟尼之前的一位佛学先行者。净土宗说观音是日神阿弥陀的的儿子，却住在日落之地。今日印度河口有个小岛名叫补陀落迦，据说就是观音的住所。但这样的说法有些牵强。在中国很流行的说法是观音的修行地在浙江省定海县的普渡山，也有称普陀山的，也叫补陀落迦。所谓“补陀”是梵文的说法，真值得商榷，我看到更象是中国内地“普渡”的音译。是中国的在前，还是印度的在前，很值得研究。我认为中国在前。在中国，以“普陀落”为称呼的还有一些地方，如西藏的布达拉、承德补陀洛，武汉还有一洛迦山。还有一个说法是中国东周妙庄王的女儿是最早观音的原形。但这个妙庄王的地望在那里，却不知道。清末有部《南海观音全传》的布道书，将庄王地望说成东鲁西域。还有人将中国东周的这位妙庄王考证成了尼泊尔人，牛头不对马嘴。即是东周时期的人氏，当然应是中国。从最早观音的形象上看，有马首、三眼、多手、多面等因素判断，都是中国古籍《山海经》中描绘中国远古民族部落时的习惯方式，而不是雅利安人的方式。中国早有三眼神的传说，是猎神的身分，印度教借用了这一神将其变为湿婆神，后经希腊人带回欧洲成为西方骑士风俗和圣母崇拜的源头。这一点日本人早有研究。
观音是位佛学的先行者，而不是后来人们常识中所认定的是佛祖的门徒和随行。还有一位燃灯佛也是早于佛祖很久远。观音在中国的地位之所以特别的崇高，其中的原因很可能就是和他本来的特殊地位有关，而不单纯是宗教的角色的属性。印度在佛祖兴法后，其信徒也并没有多少观音崇拜，反而被引入密宗之中。而独在中国内地，观音崇拜相当普遍。《千手千眼大悲心陀罗尼经》中讲观音早在无量动前就已经修行成为正觉，号为“正法明如来”。释迦牟尼就承认自己是观音的弟子。《观音三味经》中记载：“佛祖释迦牟尼说过，观音在我之前成佛，名‘正法明如来’，我为苦行弟子。”这些记载表明佛学在佛祖前就有了相当的理论和实践的基础，并且和中国内地早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印度吠陀记录中的中国古道学内容表明那个时期道学在古印度思想领域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这也必然对佛学早期的理论形成产生重大的影响。不是你中有我，就是我中有你，后人总想从中分出个你我，这也正是后来中国发生一系列佛道关系争论的根本原因。不管如何争论，佛学和道学无论如何也不可能从思想渊源上划清界限。都到了中国的汉代时期，在一些佛学经典的翻译中，还将“菩提”译为“道”。并且在那时皇家将信佛就看成是信道，思想体系是一回事，没有将佛道分家成两派。《后汉书-楚王英传》记有楚王背诵黄老语录，立黄老像、佛像。中国道学的最初起源已不可考，据说起源于伏羲创八卦时期，可能实际上还要早许多。因为有一些辽西赵宝沟文化的遗物中，就已经有了古老道学观念的具体反映。到黄帝时就相当完备了。黄帝所请的宰相风后，就是一位道学的大家。《绎史》辑《春秋内事》中说：“黄帝师于风后，风后于伏羲之道，故推阴阳之事。”黄帝对道学给予很高的评价：“道高比于天，道明于日，道安比于山。故言之者，见谓智，学之者，见谓贤，守之者，见谓信，乐之者，见谓仁，行之者，谓圣人。”（贾谊《新书-修政语》）这种中国古典哲学是一元论，以道为核心，所以在道学中就将道称为“太一”。中国道学的起源，显然要远远早于佛学。
中国道学的主要思想内容是一种无神论的哲学，注重守中，强调放下，摈弃执着，视死如归。认为宇宙有三界，大道有轮回。道无常形，以无有为主体，存于人的感觉、理智视野之外，修行能达到的最高境界就是清静无为。
而佛学的主要思想和道学几乎没有什么不同。同样也是一种无神论的思想，注重中道，强调放下，摈弃执着，视死如归。宇宙同样也有三界，人生总有轮回，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最高的境界也是涅盘寂静。
后来的佛家或道家尽管曾经发生过佛道不同的争论，但却并没有反映出佛学和中国传统道学在根本理论上的特殊分歧和冲突。道学的哲学意味更浓，佛学更讲究知行。道学中的轮回观是讲基本发展的规律性，而佛学的轮回则是中国古代灵魂化生传说的一种宗教的运用。中国早在夏商时期就有了许多“春鹰为鸠”、“虾蟆为鹑”等化生故事。庄子最爱讲物化。这些素材正是佛教化生故事的来源。
中国古老的道学和佛教的内在紧密联系、文化相通的程度，在世界文化思想史的发展过程中绝无二例。就连道学和佛学最具代表性的领导人物的出生方式也完全都是中国神话模式中的统一方式。出生前都有吉祥的先兆，或是莲花的盛开，或是河水变清，或是凤鸟高唱。佛祖出生前也是如此这般，全是中国人意识里的温暖吉祥景象。老子出生是口含玉英，孔子出生是黄河都变清澈。在中国古代的传说中，有不少伟大的人物其出生的方式都是“从胸出”，大禹（《帝王世纪》：“胸坼而生禹于石纽。”）、商祖契（《竹书纪年》：“胸剖而生契。”）、楚人的祖先（《史记-楚世家》：“吴回生陆终。陆终生子六人，坼剖而产焉。”）都是如此。秦人的祖先大业的母亲怀孕的方式和大禹的母亲等相同，都是食卵而孕，但大业的出生方式却没有讲，估计也是剖胸而生的。道学的泰斗老子，出生方式也是“从胸出”。晋代葛洪《神仙传》中就记录了老子从胸而出的情景。很多人都认为老子的出生方式是道家为了宣扬自己的学说而故意抄袭佛家的神化佛祖的方式所采取的策略，是完全从佛学的典中而来。这个说法显然说不通。因为之前的那么多老祖宗的出生方式都是从胸出，不可能全都是抄袭佛祖而来。佛教始祖释迦牟尼的出生方式也是和老子一样，“从胸出”。鱼蒙的《魏略》有：“临儿国《浮屠经》云，其国王生浮屠。浮屠，太子也。父日屑头邪，母日莫邪。。。。。。。。。始莫邪梦白象而孕。及生，从母左肋出。”这种伟人共同的出生方式，内中所反映出来的文化是同质同源的，而只为中国所独有。释迦牟尼的出生方式证明他的族属是源于中国华北一带古文化。雅利安人说自己是从口中生出的，其他的几个当时主要的民族分别是从胸、从腹、从足生出的，从而确定了天然的等级，这就是以民族来划分的。
中国西晋时期有个著名的道士叫王浮的，曾经写过一篇非常著名的文章《老子化胡经》。后世的学者因为没有人认真地探索过佛教和道学之间的渊源关系，只凭片面的常识来判断古代一些有关佛道相连的记载和争论。王浮就是一位备受后人痛批的人物。人们对王浮的行为没有进行理性的分析，没有想过为什么经历过多次的灭佛运动之后，王浮的主张始终得以流传。梁启超就骂王浮为“妖妄道士”，胡编乱造《老子化胡经》。这个观点在近现代很有代表性。当代的学者还有人认为这只不过是当时佛道相争时道家所使用的下三滥手段。但是这些学者对这样的现象却找不到答案——佛学的经典中也记录同样的事情。在《广弘明集-笑道论第十四》中就有。这实在是让人难办。佛道两家都有如此的说辞，后人不信，只好将问题全怪到古人中出了笨蛋。梁启超就骂：“其始起于妖道之架诬，其后成于愚秃之附会，而习非成是。”（ 梁启超《佛学研究十八篇》，上海古籍出版社，29页）然而古人中的笨蛋还不止于此，《魏略》中也有“老子西出关，过西域，之天竺，教胡。”这都说明道学曾经传向印度那个方向。这些说法和印度的吠陀记录内容完全能够得到印证。汤若彤在《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中就认为《化胡经》实采取佛书，应有相当根据，非向壁虚造。（中华书局，1983年版）
古人之中也并不全是糊涂虫。南朝的梁武帝是位学识深厚的皇帝，是位文化人，多才多艺，文武兼备，史称“六艺备闲”。在位五十年，治理有方。他提出了佛、儒、道三教同源说并加以论证，将佛视为本源，称释迦牟尼、老子、孔子为“三圣”。梁武帝的见解极有见地，可惜的是后人并不理解，特别是当代的学者，以阶级理论为原理，认为不过是统治阶级利用三教相互补充的功能加强统治的政治措施，并没有研究其主张中的历史成分。元初有位数学家和文学家在他的笔记《敬斋古今黄主》中提出过自己的独立思考后的疑惑：“西方之书与中国之书，往往更相假借以为夸。《韩诗外传》：‘人死日，者归也。精气归于天，肉归于土，血归于泽，声归于雷，动作归于风，眼归于日月，归于木，筋归于白，齿归于石，膏归于露，发归于草，呼吸之气，复归于人。’《觉圆经》四大之说，大概与此同之。但《韩传》所谓归者一十有三，而《觉圆》之所归者，止四而已。顾韩说之繁重实不若圆觉之约足也。然不知《韩传》窃彼书耶，抑彼书之窃《韩传》耶？ 韩婴在圆觉前，不应掠取浮屠语。”（中华书局，1995年，卷九，118页）这位老夫子就发现了佛学经典中的一些文化概念，竟然是来源于道学的传统。在中国，相类的古记载还见于《绎史》卷一引《五运纪年》：“垂死化身，气为风云，声为雷霆，左眼为日，右眼为月，四肢五体为四极五岳，血液为江河，筋脉为地理，肌肉为田土，发为星辰，皮毛为草木，齿为金石，精髓为珠玉，汗流为雨泽”。。。
释迦牟尼是黄种人
佛教的创立者释迦牟尼（佛陀），是古代中印度迦毗罗卫国的释迦族人，他存在于西元前第一个千年的中期。此时商品贸易的繁荣促使了刹帝利阶层的崛起，构成阻碍的传统婆罗门教权威地位被削弱，思想界活跃着包括佛教在内的沙门思潮。
释迦牟尼的生平，没有引起早期三藏编者的重视，他们只是尽量详细记录导师的言词；更详尽的叙述和更传奇的故事在后来才被精心编造出来。关于佛陀的形象，相对可靠的是一个基本轮廓。他成长于富裕的环境，娶妻生子后，大概29岁时出家；所学的禅定和苦行都无法解决问题；约35岁时得到佛陀的自觉。余生的岁月，他的足迹遍布恒河流域，向各阶层说法教化。他对外道思想所做的扬弃，纠正了时代文明的某些偏失，也维护了刹帝利的阶级利益，使他被尊称为释迦族的圣人。
释迦牟尼的出生地为尼泊尔地区,以其现在的住民而言,与蒙古血统的黄种人无异,但据佛典中的记载,以及传统的见解,佛陀是雅利安族的白种人。
楼上的,印度是属于白种人里偏黑的,是白种不是黄种
也算吧，印度的，黄种人里偏黑的那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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