辩题，悲观主义更幸福 悲观主义者比乐观主义者更幸福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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辩题，悲观主义更幸福悲观主义回来了。任何一位一直关注国家过去几个月或者过去几年脉搏的人都不会感到惊讶。吉米•卡特（Jimmy Carter）的“蹩脚”演说或许让他丧失了第二任期的机会，对于今天不是一点都不合适的。著名的美国乐观主义在无法取得胜利的战争、正在崩溃的美元、停滞不前的经济、找工作异常困难的毕业生、以及普遍降低的未来预期的多重挑战面前遭遇致命的威胁。这还不包括最近美国宗教、公司、政治领袖的连串丑闻，悲观怀疑的论调开始泛滥。
亚当•科恩（Adam Cohen）最近在《国际先驱论坛报》（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上，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政治科学家戴斯塔（Joshua Foa Dienstag）最近的书《悲观主义：哲学、伦理学、精神》（Pessimism: Philosophy, Ethic, Spirit (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 2006)中都表达了类似观点。戴斯塔在为悲观主义作为合适的现实主义哲学辩护时指出怀疑的普遍性：19世纪最伟大的悲观主义思想家叔本华（Arthur Schopenhauer）当然包括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和加缪（Albert Camus）以及被称为存在主义的现代思想运动。
我不是不同意这个诊断，我感到不安的是人们不断把存在主义作为悲观的、消极的哲学。人们常常这样看。就在几个星期前，我听到电台评论员宣称来自奎恩（Queen）的“波西米娅进行曲”（Bohemian Rhapsody）抒情诗“没有什么大不了”（nothing really matters）真正具有“存在主义思想”。我仍然听到专家学者和我所在的大学的同事指责存在主义是虚无主义悲观思想的源泉，是我们的学生不投票、尝试危险毒品的理由。听到这样的评论我感到又好笑又害怕。因为我喜欢存在主义，我觉得存在主义而不是悲观主义是我们美国当今需要的哲学。
存在主义据说全是关于“上帝死亡”的，人类生活的虚无意义，以及由此产生的焦虑。正是在面对这种焦虑的时候，人们需要勇气自己发现意义。这样的观点可以追溯到克尔凯郭尔（Søren Kierkegaard）、尼采、海德格尔、加缪、萨特，保罗•蒂利希（Paul Tillich），弗兰克尔•维克多（Viktor Frankl）。他们总是带有一丝英雄主义色彩，周围缠绕着绝望和最终的意义虚无的黑暗。
在战后欧洲存在主义初期确实存在忧郁和绝望。影响最大的书籍和文章比如威廉•巴雷特（William Barrett）《无理性的人》（Irrational Man）就那些哀叹上帝死亡和没有了全能的上帝后隐含的绝望和无意义。但是美国在60年代受到诺曼•米勒（Norman Mailer）的《替自己做广告》（Advertisements for Myself）里的嬉皮士和垮掉的一代（Beats）的推崇挑战了这种思想。当年美国占统治地位的让人兴奋的乐观主义中和了旧世界的忧郁，把无意义变成迎接挑战，把上帝死亡重新置于解放的背景下。即使在欧洲，存在主义逐渐表现出积极的哲学，希望的哲学，正如在加缪的文章“反叛者”（The Rebel）和萨特的演讲“存在主义是人道主义”（Existentialism Is a Humanism）。
我认为整个运动都被误解了，被整整三代的批评家和评论家颠倒过来了。不用说的是，作为无神论哲学的存在主义观点与此有很大关系，因为有太多人对没有上帝的世界不可能有任何意义的观点上存在既得利益。除了这个让人怀疑的争论外，这样的解释反映了有人对存在主义领袖之一克尔凯郭尔是个虔诚的基督徒，此后的许多存在主义者如卡尔•巴尔特（Karl Barth）和马丁•布伯（Martin Buber）根本就不是无神论者这个事实的真正无知。
为什么存在主义在摆脱虚无主义和忧郁形象上遇到这么大麻烦呢？存在主义的主要鼓吹者很少被刻画成幸福的笑脸，但是历史上有多少哲学家是笑容满面呢？
不过，很少有哲学家能在写作中表现出像克尔凯郭尔或者尼采那样绝对的快乐。尼采写到“我们的船终于再次起航了，所有勇敢的知识爱好者可以再次面对任何危险。大海啊，大海在向我们招手，或许从来没有这样开放的大海。”
即使萨特，不论在戏剧还是在他最艰深的哲学中都好像是非常快乐、自如的。但是谈到理解他们行为的内容时，对于克尔凯郭尔和尼采的解释好像总是和思想家们所谓的绝望和虚无主义联系起来。一个常年存在的问题（本科生的学期论文还是博士生的学位论文都喜欢用这个题目）是尼采是不是虚无主义者。
回答是绝对的不。尼采警告欧洲提防虚无主义的侵犯，他认为这与基督徒否认生活有关。尽管他的整个哲学都在努力替代虚无主义思想，尼采和虚无主义的关系一直存在。
恭敬地引用为《恐怖的概念》（The Concept of Dread）作者的克尔凯郭尔常常被看作“荒诞”（Absurd）的现代发明者，比加缪早一个世纪。但是，人类存在的最终无法确定和需要做出真正选择（包括决定相信上帝，克尔凯郭尔著名的“信心飞跃”（leap of faith）是他整个哲学的核心。这些概念根本不是消极的。“基督教当然不是忧郁的，相反，它是扫荡忧郁的欢快的喜讯”他写到。而且，克尔凯郭尔从来没有让我们忘记只有通过选择的事实我们才能成为真正的“个人存在”。他甚至谈到“天堂之福”。
欢呼上帝死后像“开放的大海”般可能性的尼采同样表现出真正欢快的情绪。即使德国存在主义的坏脾气先生（Mr. Cranky）海德格尔和法国存在主义的发牢骚先生（Mr. Grumpy）萨特也没有瞄准绝望，而是青春活力的恢复。尤其是萨特，在对回答关于绝望的问题时说他在一生中从没有体会到绝望的情绪。（这虽让人怀疑他言论的可靠性，却很能说明他的整个哲学思想的倾向性。）
或许坏脾气先生海德格尔战争期间的经历让他无法庆贺自己的生活，但是发牢骚先生萨特坚持存在主义提供了难以相信的自由体验，一种责任感，而不是发现自身真正身份认同的负担。如果虚无主义和绝望在这个图画中发挥了什么作用的话，只是存在主义狂喜的抵抗的背景。责任、选择、通过自身力量提升自己就是存在主义积极性一面。
我们听到过很多“责任重担”，但忘记了存在主义的基本教训：责任增强而不是妨碍我们的存在。你或许说我天真，但是许多人承担责任是因为责任让他们生活充实，确定自身价值和认同。比如，许多进入公众服务领域的人这样做不是因为追求权力和财富的自私欲望，他们往往是想改善现状，做出贡献，就连最腐败和可耻的政客也承认挥之不去的青史留名的希望。正如萨特不断提醒的，我们做什么，我们就是什么。
简单地说，存在主义不是让我们在身体不适时为自己感到遗憾的哲学，而是让我们抓住可怕时代并改变它的哲学。最近国会中期选举就是让人鼓舞的变化，显示了美国在集体重新恢复其存在主义根源，不是因为国家的悲观主义，而是因为我希望的合作乐观主义的开始，以及现状不能永远保持不变的认识。
为什么存在主义重要？谁在乎曾经是装腔作势者和放荡者复杂信条如今与任何事情都没有多大关系的欧洲哲学的可靠性呢？我的答案是哲学总是有关的，正如原始存在主义者约翰•费希特（Johann Fichte）曾经说的“你的哲学体系完全取决于你是什么样的人。”如果我在指出存在主义确定了美国人生活和思想的重要思潮，尤其是它的个人主义和自力更生的坚持方面是正确的，那就意味着我们应该意识到而且批评性思考这个哲学是什么，预示着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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