扎喜旺徐的扎喜旺徐从军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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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德加·斯诺的夫人海伦·斯诺在《延安笔记》中有这样一段记述：
“我们在延安的那些日子里，一次曾碰到一位瘦高个儿，一头卷发，行为比较异样，说话不大听得懂的红军战士。通过翻译知道他是一个来自川西北的战士，现在延安一所学校读书识字。看来他和这些多数战士相处得很融洽。”
海伦·斯诺讲的这位红军战士，就是藏族老红军扎喜旺徐。
扎喜旺徐1913年农历6月25日出生在原西康省、今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新龙县一个贫苦牧民的家庭，从7岁开始，给牧主放羊，当长工，受尽了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之苦。整整过了14年的娃子生活。后来离开老家，到甘孜谋生。 在红军进入藏区之前，国民党反动派进行反动宣传，极力丑化、污蔑共产党和工农红军，挑动红军与藏族同胞的关系。受这种反动宣传的影响，加之历史上留下来的民族隔阂，当红军要到藏区的消息传出后，引起一片恐惧和骚动。土司、头人、牧主、大喇嘛、大管家和有钱人家，怀着恐惧的心情，东躲西藏。贫苦牧民逃到深山老林或边远地区去躲藏。也有没有躲藏的，扎喜旺徐就是一个。他后来告诉人，他为什么没有跑？当时他想：天上的乌鸦没有人打。为什么？因为肉不能吃，毛不值钱。我是一个一无所有的穷光蛋。红军杀我干什么？
1935年初，徐向前、陈昌浩带领的红四方面军进驻甘孜。有一天，扎喜旺徐大着胆子跑到县城去看看。在旧县城门口，有两个红军战士站岗，仔细检查进进出出的红军。他心想，都是汉人，自己人还不认识自己人？检查什么？
他在城门口转悠时，站岗的士兵走过来同他搭话，扎喜旺徐听不懂汉话，一个劲地摇头。战士请来翻译，问他有什么事？扎喜旺徐回答得挺干脆：“没有什么事，只是想看看红军是什么样子？和以前的汉兵究竟有什么不同？”
正在这个时候，从里面出来一个当官模样的红军，样子挺和蔼的，问他是哪个村子里的人？乡亲们的情况如何？跑进深山老林的人回来没有？他们的牛羊有人照看吗？生活有困难吗？扎喜旺徐就他知道的作了回答。
见扎喜旺徐的衣服很破烂，那位当官的给了他一件衬衣，一条毛巾，一块肥皂。还给了他一个红布条子，让他挂在胸前。当时扎喜旺徐并不知道那块红布条是“代表证”，上面写着“民族代表”4个字。扎喜旺徐后来才知道，在红四方面军领导下，当时正在甘孜召开各界僧俗人民代表大会，准备成立苏维埃“博巴政府”。他们村子没有人参加会议，他自己找上门来，就让他当了代表。
第二天，他又带着两位老人到县城。红军战士见了他，向他敬礼。他感到很奇怪，过去国民党军队歧视藏族同胞，见了藏民动辄打骂，称他们是“蛮子”。可红军对我们藏民却这么亲切，还向我敬礼。红军战士向扎喜旺徐致以军礼，给扎喜旺徐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他认为这不是一件小事，它说明红军实行民族平等、民族团结的政策，尊重藏族同胞。
凭着那个代表证，扎喜旺徐和两位老人进了红军总部。一个当官的人亲切地接见他们，通过翻译同他们交谈。那位当官的人告诉他们，红军是共产党领导的各族人民自己的军队，是为各族人民谋幸福的，是穷人自己的军队。还讲了许多道理，扎喜旺徐记不住，也理解不了那么多道理。但有一点，给了扎喜旺徐很深的教育和感受，那就是：红军与国民党不一样，对我们藏民好，对穷人好！
后来扎喜旺徐才知道，那位干部就是邵式平同志。解放后担任江西省委书记、省长。
邵式平了解到扎喜旺徐的身世后，仿佛看出了扎喜旺徐的心愿，问他想不想参加红军？扎喜旺徐很爽快地回答说：“愿意。”邵式平满意地点了点头，邵式平对扎喜旺徐说：你们回去以后，要把跑出去的乡亲们找回来，告诉他们，我们红军和国民党军队不一样。我们有严明的纪律，不准打骂群众，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尊重藏族同胞的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保护喇嘛寺院。你们亲眼看见了，红军有那么多人马，我们宁愿露宿草原，也不进驻寺院。想办法告诉乡亲们，不用害怕，赶快回家来，照看好自己的牛羊，安居乐业。 扎喜旺徐按照邵式平布置的任务，到各地说服群众回乡。
格达是甘孜县白利寺的活佛，法名格桑登增·扎巴塔耶，1902年出生于甘孜县康贡德喜底村的一户贫苦农民家庭，比扎喜旺徐大10岁。格达活佛7岁那一年，被认选为转世灵童，迎请到寺院，举行坐床大典，成为第五世格达活佛。
格达活佛虔诚信佛，富于正义感，自己又出身于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对广大僧俗群众，有一种本能的同情心，对国民党反动派散布的那些谣言不大相信。但是，对红军也没有什么了解，因此，在红军到来之前，悄悄地在寨子里隐藏了起来，他没有走远，想看看情况再说。
扎喜旺徐很快找到格达活佛，告诉活佛，红军是劳苦大众自己的军队，经过甘孜，是为了北上抗日，反抗日本侵略者。活佛也看了红军的布告和有关的宣传材料，同时也对红军作了一些了解。因此活佛很认真地听了扎喜旺徐的叙述，并立即带领随从回到寺院。他见红军宁愿露宿草地，也没有进驻寺院，经堂和佛像完好无损，深受感动。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和思考，格达活佛后来对自己的随员说：“我作为一个活佛，14岁就到拉萨三大寺学经。佛法的真谛是要救渡受苦受难的众生出苦海，共产党领导的红军，与国民党的军队不一样，是为了劳苦大众求解放，让汉族同胞和藏族同胞都有好日子过。我们的信仰虽然不同，但为了广大的劳苦大众，这一点是一样的。”
从那以后，扎喜旺徐更加积极地帮助红军进行宣传活动。散发文告，张贴标语，派人召回受国民党反动宣传而逃到深山里的乡亲们，告诉他们要安心生产，不要轻信谣言，自相惊扰。
当时甘孜地区的藏族同胞，究竟援助了红军多少粮食，已经无法统计。在这一过程中，扎喜旺徐做了大量的工作。仅白利寺管家不完全的统计，白利寺捐献的“拥护红军粮”，计有青稞134石，豌豆22石，马15匹，牦牛19头。
为了感谢白利寺僧众对红军的支援，1936年4月17日，红四方面军专为白利寺发布布告，明确指出：“查白利寺配合红军共同兴藏灭蒋，勋劳卓著。我军给予保护，任何部队不得侵犯，违者严办，切切此布！”
扎喜旺徐到处宣传群众，动员藏族同胞支援红军的事，很快传遍了甘孜地区，受到红军指战员的鼓励和赞扬。不久，朱德总司令到了甘孜，亲自到寺院看望格达活佛，还接见了扎喜旺徐和其他一些藏族群众。
1936年5月5日，在朱德、刘伯承、张国焘、陈昌浩、徐向前等红军将领的指导下，在甘孜成立了“甘孜博巴政府”。这是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共在藏族地区建立的第一批苏维埃革命政权之一，也是影响最大的苏维埃革命政权。 邵式平任博巴政府主席，夏克刀登、格达活佛等人任副主席。扎喜旺徐被任命为骑兵连连长。他的责任是保卫新生的藏族红色政权。
1936年5月，红六军团正向康南地区的乡城、稻城和巴塘县挺进。在此之前，扎喜旺徐通过瞻化(今新龙县)的喇嘛寺，给乡城、稻城和巴塘的寺院和土司、头人写信，宣传红军的民族政策，说明红军是藏族人民的朋友，希望不要听信国民党反动派的谣言，不要与红军为敌。
5月14日，红六军团进入乡城、稻城，受到乡城县最大的桑皮寺僧众代表的热烈欢迎，并捐献许多食品，慰劳红军。
红军纪律严明，尊重藏族同胞的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保护喇嘛寺庙，他们真诚的态度、高贵的品德和严明的纪律，使喇嘛活佛们深受感动。活佛派喇嘛们到各地，通知躲藏在深山老林的群众返回家园，并动员群众把粮食和肉食卖给红军。红军在乡城、稻城休整了7天，这期间，藏胞支援红军的粮食，堆得像小山一样高，为红军继续北上，做好了充分的物质准备。 1936年7月2日，贺龙、关向应率领红二方面军主力到达甘孜，与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这就是我军历史上著名的“甘孜会师”。
不久，红四方面军先行北上，邵式平不让扎喜旺徐随部队走，给他安排了新的任务，要为红二方面军过松潘草地准备粮食和其他物质。扎喜旺徐不分白天黑夜，翻山越岭，走村串户，依靠着红军留下的良好影响和自己的努力，在短短40多天里，筹集到粮食46000多斤，此外还有一些酥油和肉类。他还曾动员一个寺院，一次赠送青稞5000斤。
在当时的条件下，能筹集到四五万斤粮食，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简单说，当时红军马上就要过草地。在最关键的时刻，一斤青稞，就能够救活一个红军战士的命。这四五万斤粮食的价值和意义，不言自明。
红四、红二以及红一方面军的部分队伍，先后到达甘孜地区。在甘孜地区的历史上，从来也没有那么多人马汇集在一起。所谓“筹集粮食”，主要是向寺院、土司头人和群众借粮，也曾向寺院和土司、头人借银元和金条、银宝，再向普通群众购粮。红军都写了借条。部队领导向喇嘛活佛、土司头人和广大群众庄严承诺：革命一定会胜利，红军一定会回来。红军回来的时候，一定会加倍偿还，绝不会让藏族同胞吃亏。
红四方面军走了不久，红二方面军也要离开甘孜了。走，还是留，邵式平征求扎喜旺徐的意见。扎喜旺徐心想，红军一走，藏族地方还是那些土司、头人掌权，是他们的天下，我们穷人还要继续受苦。国民党军队一回来，绝对不会放过曾经帮助过红军的人。想来想去，还是跟着红军闹革命好，他向邵式平表示：愿意跟着红军走。邵式平很高兴，夸奖他觉悟高，有勇气。就把他介绍给贺龙。说：一、四方面军都有不少藏族战士，唯有二方面军没有。这样，扎喜旺徐毅然决然走上了长征之路。他也成为红二方面军唯一的一个藏族战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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