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唐最后的愤世锋芒/游宗骁
晚唐 最后的愤世锋芒——我眼中的晚唐诗人罗隐
提及晚唐诗人罗隐，一句“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愁来明日愁”人人皆可吟诵，故而这一篇《自遣》似乎成了罗隐本人的代名词。可是，他到底经历了怎样人世命运的玩弄才能吟出这样纵然有酒解愁，但愿一辈子沉醉不醒的无奈愤懑之辞呢？他，生逢乱世，大唐帝国风雨飘摇、江河日下，然而自负才华、济世心切，却遭科场蹭蹬三十多年，依然“十上不第”，只能辗转江湖、干禄求食。他的一生漂泊于天地之间，郁结满怀，饱尝了人世的屈辱辛酸，因此它的作品也多通俗快露、有讽喻时世之意，更反映了盛世沉沦、社会动荡的局面。在崇尚唯美浮华诗风的晚唐五代诗坛，罗隐独树一帜，带着激壮的愤世情怀，以锋锐雄健的文风和冷嘲热讽的笔法，深刻地揭露唐末社会的种种黑暗,时时刻刻流露出发自内心地刚毅浩然之气。总之，他是晚唐最后半个世纪时期诗坛的风云人物，他的那些饱含着屈抑之悲和激荡之鸣的讽刺艺术作品亦是那个时代最后的锋芒。
一、 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 —— 谈罗隐本人
罗隐，字昭谏，号江东生，杭州新城人（今杭州市富阳区），生于唐文宗大和七年(833年)，卒于梁开平二年（910年）也是吴越王朝天宝三年，享年七十七岁。他亦是唐末五代时期极为重要的诗人、文学家、思想家。其著述甚丰，然而散佚严重，今存诗歌约五百首，有诗歌作品《甲乙集》，道学作品《谗书》五卷六十篇（残缺两篇）和《太平两同书》两卷（十篇），小说作品《广陵妖乱志》《中元传》等，另有书启碑记等杂著约四十篇。
罗隐自幼饱读诗书，才华横溢，自称“弱冠负文翰, 此中听鹿鸣。使君延上榻, 时辈仰前程。”(《南康道中》)，有着像历朝历代的文人一样致君尧舜的政治宏图，可是他却生活在一个“骨肉纵横于原野, 杼轴空竭于里闾”的唐末乱世时代。然而“姓氏单寒”(《投薪州裴员外启》)，“命薄地卑”(《湖南应用集序》），“族惟卑贱”(《投湖南王大夫启》)，尚且是“江左孤根”(《投郑尚书启》)，参加科举以谋取生路, 是他唯一的选择。唐宣宗大中十三年（公元859年）底，罗隐抵达京师长安，应进士试，历七年之间屡试不中。后来又断断续续考了几年，总共考了十多次，自称是“十二三年就试期”（《感弄猴人赐朱绂》），最终还是铩羽而归，这也被称作“十上不第”。其实，以罗隐的声名，一举中第是常理，但是他的科举失意，很可能是朝政干预所致。他常常写诗文讽刺帝王将相，引起了朝中很多官员的不满，尤其是咸通八年（公元867年），罗隐自编其散文为《谗书》，益为统治阶级所憎恶，所以同一时期的苦吟诗人姚合赠诗云：“谗书虽盛一名休”（《使两浙赠罗隐》）。在《五代史补》也有提及罗隐是“恃才傲物，尤为公卿所恶，故六举不第”。对于这个江东才子的失意科举，除了罗隐本人的狂放恣肆之外，他的相貌丑陋据说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罗隐相貌有多么不堪呢？在《旧五代史·罗隐传》曾经有记载“隐虽负文称，然貌古而陋。畋女幼有文性，尝览隐诗卷，讽诵不已，畋疑其女有慕才之意。一日，隐至第，郑女垂帘而窥之，自是绝不咏其诗。” 原本倾心仰慕其诗文的小姐竟然因为看到本人相貌而“绝不咏其诗”，这则故事可见其丑陋程度既惊险又富于创意，超出了许多人的想像力。总之，罗隐就是屡试不第了，另有据传其人本名为“横”，正是因为科场失意才愤然改名“隐”。他的一生历经科举沉沦，四处游走干谒，但终究碌碌而无从施展才华，直到五十五岁回乡投靠镇海节度使钱镠，才暂时结束漂泊的生活。
唐僖宗光启三年(877年)，经邺王罗绍威举荐，罗隐去了杭州，进谒吴越王钱镠。罗隐以旧作《夏口》诗标于卷首，有“一个弥衡容不得，思量黄祖谩英雄!”之句，吴越王钱镠览其诗会其意，待为上宾。在人生剩下的二十二年里，罗隐官运亨通，先后从钱塘县令达到镇海节度军判官、给事中，凡邦土的大事记、钱氏的文告、奏表几乎都出于罗隐之手。吴颖说：“昭谏则固有于天下之大者也，遨游吴楚，退而应钱王之召。其高节奇气，有可以撼山岳而砥江河者。”（《重刻罗昭谏江东集叙》）另有袁英称之为“佐国是而惠残黎”（《重刻罗昭谏集跋言》）。在五代十国的乱世时期，江南地区的吴越王朝却相对安定，这固然有各种主客观原因，而罗隐辅佐钱氏，也是功不可没的。梁开平三年(909年)，也就是吴越天宝二年，罗隐病逝，退出了晚唐五代的历史舞台。
二、 劝君不用分明语，语得分明出转难 —— 谈 罗隐诗 歌
唐末时代出现了大量的伤时讽世的诗歌作品，诗人们大都从自切身的命运遭遇出发，把纷乱时代作为背景，带着凄凉暗淡的情绪，竭力表达痛苦绝望，纵然难以再有济世的作为，但也不乏强烈的责任意识，或针砭时弊、或借古讽今、或泄愤抒怀......罗隐，成了唐末最具个性亦是写讽刺诗歌成就最高的诗人。
罗隐，形之于诗，言词激烈，处处流露出愤懑不平之气，“自以当得大用, 而一第落落, 传食诸侯, 因人成事, 深怨唐室”（傅璇琮《唐才子传校笺》），因此写诗得笔法可谓是尖峭讥讽，将乱世社会的黑暗抨击得淋漓尽致。谈及讽刺之前，不妨看看他诗文的诙谐幽默，那么从这首《京中七日立春》谈起：
一二三四五六七，万木生芽是今日。
远天归雁拂云飞，近水游鱼迸冰出。
清代学者李慈铭《越缦堂读书录》曾经评论罗隐诗大都写得“峭直可喜” ，而这首诗也正是将“峭直”与“蕴藉”达到了统一的境界。罗隐开头一语惊人——“一二三四五六七”，这哪里是诗，真是极为怪诞幽默。可细细读来，他这七个数字，却生动地表明了是一日一日地数、一天一天地算，终于算到了“万木生芽”的“今日”。其实罗隐是在滞留长安，屡试不第的处境下，联想到了隋朝诗人薛道衡的《人日思归》，因而此刻羁旅思归，慨然而作。他在京城求功名的努力都是徒劳，为此坚决归隐，远离那些黑暗的社会。之后看到了“远天归雁”、“游鱼迸冰”之情景，使人仿佛看到了诗人归隐情真，巴不得要马上离京师而赴扁舟四海、归钓五湖的情态。
诙谐幽默是罗隐诗歌中必不可少的元素，可是其最有锋芒的笔法则多体现在他的讽刺诗，如这一篇短小精悍的咏物五绝《雪》，平缓从容的语调和犀利透骨的揭露，冷隽的讽刺和深沉的愤怒在这里统统都被和谐地结合起来了：
尽道丰年瑞，丰年事若何。
长安有贫者，为瑞不宜多。
这首七绝文题虽然是“雪”，但其实是关于“雪”是否有瑞兆的议论。自古以来“瑞雪兆丰年”的观念深入人心，但是罗隐反道而之的发出是“尽道丰年瑞”，这一值得深思的声音，并且冷冷地一问“丰年事若何”。辛勤的下层劳动人民们往往将飘飞的瑞雪予以厚望，但是真的丰年到了又能怎样呢？唐末苛重的赋税和高额的地租剥削，使农民无论丰歉都处于同样悲惨的境地。在这之后，又回到开头雪是否为瑞的问题上来议论，长安有着数不清的贫穷这人，“为瑞不宜多”看似轻描淡写，实际上蕴含着的是深沉的愤怒。雪，究竟是瑞兆，还是灾难？罗隐进行了这样一场精彩的辩论。最让他憎恶和愤慨的是，那些饱暖无忧的达官贵族，本与贫者没有任何共同感受，却偏偏要装出一副对丰年最关心、对贫者最关切的面孔。尽管说这首诗中似乎缺乏形象性的议论，但其实处处都饱含着诗人的蔑视、愤激之情，而且都能显示出诗人幽默诙谐、愤世疾俗的性格。我们一般认为，绝句这种诗体是长于抒情而拙于议论的，尤其对于五绝来讲，篇幅极狭，尤忌议论，但是作者偏用其短，看来是有意造成一种特殊的讽刺风格。
罗隐的咏物诗“切于物”而“不粘于物”，往往别出心裁，独具寓意，讽刺深峻犀利又耐人寻味，最为广泛传颂的当如七言绝句《蜂》：“不论平地与山尖，无限风光尽被占。采得百花成蜜后，为谁辛苦为谁甜？”传统上，我们一般认为这首诗赞美了蜜蜂辛勤的高尚品格，讴歌了那些劳动人民的精神。但是站在讽刺艺术的角度和罗隐生平性格来看，这首七绝似乎也有着浓厚的讽刺意味。他在讴歌蜜蜂的同时，也似乎进行发问：这般辛劳到底又是为了谁呢？在唐末黑暗腐朽的社会里，普天之下的劳动人民的血泪付出正是那些不劳而获、占据高位、手握重权的封建剥削者啊！现代学者刘拜山就有为此诗评论称“此讥横行乡里，聚敛无厌，而终不能自保者。唐末社会动乱，兴灭无常，故诗人有所感讽也。”
罗隐咏物诗有其鲜明的艺术特色和个性，善体物工妙，重形神兴寄,特别是借咏物刺世讽时，还能融合家国之悲以及身世之慨于诗中，寓情于物，这更是难能可贵的。比如《雪》、《蜂》、《牡丹花》等等，这都是罗隐咏物讽刺诗的精品之作。除此之外，其咏史怀古题材的诗歌也颇有一番更深的讽刺意味。如《帝幸蜀》：“马嵬山色翠依依，又见銮舆幸蜀归。泉下阿蛮应有语，这回休更怨杨妃。”借口向杨贵妃洗刷冤屈，实际上是基于黄巢起义，唐僖宗仓皇出逃四川的事件，进行一番冷嘲热讽。又如《焚书坑》:“千载遗踪一窖尘，路傍耕者亦伤神。祖龙算事浑乖角，将谓诗书活得人。”同一时期的诗人章碣也曾写道“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但看罗隐诗也有异曲同工之妙，同样用诙谐的口吻，深刻的议论，对朝廷帝王之家不用文人士子予以辛辣的讽刺，强烈指出唐末读书人科举无路、求仕无门的现实，也似乎在为自己鸣冤。再如《西施》，也堪称经典之讽刺：“家国兴亡自有时，吴人何苦怨西施。西施若解倾吴国，越国亡来又是谁？”，诗人反对将亡国的责任强加在西施这样的妇女身上，所谓“自有时”意在说明家国兴亡有着复杂深刻的原因，一句“何苦”又是冷冷的嘲讽语气，然后巧妙地应用之前所谓的女色误国理论反问越国灭亡怪罪于谁。罗隐善于运用委婉的语气发文来进行尖锐猛烈的批驳，由于强大的逻辑力量，又不觉得氛围是剑拔弩张，这样的笔法直教读者感到咄咄逼人。
再如这首七律《黄河》，当为罗隐七律当中抒泄心中愤懑怨气之杰作：
莫把阿胶向此倾，此中天意固难明。
解通银汉应须曲，才出昆仑便不清。
高祖誓功衣带小，仙人占斗客槎轻。
三千年后知谁在，何必劳君报太平。
阿胶，一种药材，据说将其投入浊水，可使浊水变清，然后罗隐借用庾信《哀江南赋》中的“阿胶不能止黄河之浊”，指出即使用再多的阿胶也无法将黄河的浑浊澄清。这分明就是一种徒劳，以此为讽喻，巧妙地暗示唐末的黑暗统治已经越陷越深而无药可救。“此中天意固难明”，这里上天的意思难以明了，这正是将讽刺的矛头直指唐末统治者，言论大胆而尖锐。之后进一步说明，黄河能直通天上，是因为它“曲”，然而在昆仑山的河流之源，就已经是“不清”，以描述黄河的“曲”与“浊”反映社会黑暗之现实状况。奸臣当道，朝政不清，平民百姓出身的读书人想要地位上升，只能使用一些不正当的手段。西汉高祖皇帝刘邦在解决楚汉之争后平天下对那些劳苦功高的重臣们发下誓言，要等到黄河像衣带那般之小，爵位俸禄才失去。然而罗隐是反面讽刺，黄河根本不会像衣带那么小，为此你们的爵位俸禄都不会失去，暗中又指最高利益集团牢牢地把控着社会资源。转而又以“仙人”隐喻那些朝堂上的位高权重者们，用这所谓的“占斗”步法巧妙神奇地导出星辰的方位，这何尝不又是一种依靠攀附权贵、阿谀奉承才得到的飞黄腾达。总而总之，这朝廷、着天下就是像黄河一样污浊不堪！罗隐干脆放言无忌地说，三千年后都不必劳驾黄河来报太平了，因为河水永远都不可能会清澈。尾联这一句下来，真的是罗隐的怒发冲冠了，激烈的讽刺笔法愤然流露出真正的男儿本色，真的是酣畅淋漓。
所以我们纵观罗隐的诗句，无论绝句还是七律，都多以咏物抒情题材和咏史怀古题材下笔，讽刺批驳得滴水不漏，而文字之中饱含着的是诗人无尽的屈辱和辛酸。总之，他的讽刺诗作在晚唐颓废的诗风中另辟蹊径，独树一帜，直面人生社会的惨淡凄凉，书写民生多艰疾苦，闪耀着自己独有的光华。除此以外，值得探讨的是罗隐讽刺艺术之中流露出来的是诗的哲理性，或许也正是预示着唐诗向宋诗的转变，从“言情”、“言 志”向“议论”、“说理”的转变，那么罗隐的诗，那便正在渐渐结束唐音，而奏响宋调。
三、 平日时风好涕流，谗书虽盛一名休 —— 谈 罗隐小品 文
在晚唐时期，韩愈、柳宗元所提倡的古文运动日渐衰落，然而小品文却异军突起，大放光彩。对于晚唐小品来讲，某种程度上也继承了韩柳的杂文、寓言，并在新的形式下进行创新和发展，同时客观上这也是唐末五代尖锐社会矛盾下的产物。皮日休、陆龟蒙、罗隐都是这一文体创作的代表性人物，他们创作的小品文主要有三个特点：一是短小精悍，铿锵有力，二是伤时刺世，有的放矢，三是情感激烈，气贯长虹。罗隐小品文的成就主要体现在他的著作《谗书》之中，其文章多有感而发，且讽刺意味强烈。
心如死灰的罗隐，科举沉沦，在悲愤中“立言”，终于在唐懿宗咸通八年（967年）完成这《谗书》五卷。根据罗隐本人的解释，“谗书”乃是“自谗”，作自我诽谤讽刺之解，又指出其著作在于“无其位则著私书而疏善恶，斯所以警当世而诫将来也”（《谗书重序》）。那么可见，该《谗书》，虽名为“自谗”，实则是“警世”。该书一泻千里的文字之中满是抗争与愤激，锋芒毕露，其思想性与艺术性都很高，更是讽刺小品文的杰作，被誉为“晚唐文学的一抹灿烂的夕阳”。以其中最经典的《英雄之言》为例：
“物之所以有韬晦者，防乎盗也。故人亦然。夫盗亦人也，冠屦焉，衣服焉。其所以异者，退逊之心、正廉之节，不常其性耳。视玉帛而取之者，则曰牵于寒饿；视家国而取之者，则曰救彼涂炭。牵于寒饿者，无得而言矣。救彼涂炭者，则宜以百姓心为心。而西刘则曰：“居宜如是”，楚籍则曰“可取而代”。意彼未必无退逊之心、正廉之节，盖以视其靡曼骄崇，然后生其谋耳。为英雄者犹若是，况常人乎？是以峻宇逸游，不为人所窥者，鲜也。”
在罗隐文中，颇有一番“窃钩者诛，窃国者侯”的浓厚讽刺意味。他举汉高祖刘邦与楚霸王项羽为例，他们夺取天下的本心，不过是羡慕觊觎秦始皇的“靡曼骄崇”，所以“生其谋耳”，实则跟普通的盗贼都是“冠屦焉”、“衣服焉”，在本质上没有任何区别，只不过这种“英雄”所窃取的乃是神器之物，正是所谓的窃国大盗。该文所激烈讽刺批评那些借“救民涂炭”口号而窃取政权的封建帝王们之本性，短短二百来字，以简捷警策足以取胜。
诸如此类文法，罗隐对历史的拷问还有很多。在封建体系的嫡长子继承制下，他公然称赞唐尧、虞舜不传子而传贤的“禅让制”，“欲推大器于公共”，“示后代以公共”，“俾家不自我而家，而子不自我而子”（《丹商非不肖》），紧接着怒斥“以所得为私有”的夏代圣君大禹：“夫安九州之大，据兆人之上，身得意遂，动适在我，鲜有不以荒怠自放者。”（《谗书·子高之让》）又如他的《越妇言》，虚拟汉武帝时期朱买臣妻的表达，反意用之，引申发挥，对朱买臣进行一痛讽刺。讽刺他只贪图享受富贵，不思匡国安民，然而前妻却是一个有见识、有气节的妇女，敢于对近侍批判朱买臣，揭露他通达后不思“安民济物”，却“急于富贵”的虚伪本质。“以吾观之，矜于一妇人，则可以，其他未之见也。又安可食其食！”这种“闭气而死”的可贵气节，在此批判了唐朝末年那一群道貌岸然的士大夫借口“匡国”与“安民”，实则热衷功名利禄、言行不一的虚伪本质。
这些文章多借古讽今，具有很强的批判精神。罗隐在运用委婉的判断语气和反问语气中灵活自如，加强讽刺意味。短小精悍、文笔精彩、言辞犀利、发人深思，这些都是罗隐《谗书》所体现出的讽刺艺术特点。
鲁迅在《小品文的危机》有这样精彩的评论：“唐末诗风衰落，而小品放了光辉。但罗隐的《谗书》，几乎全部是抗争和愤激之谈；皮日休和陆龟蒙自以为隐士，别人也称之为隐士，而看他们在《皮子文薮》和《笠泽丛书》中的小品文，并没有忘记天下，正是一榻胡涂的泥塘里的光彩和锋镳。”这也算是对罗隐等人的讽刺小品文的定评。
四、 黄河信有澄清日，后代应难继此才 —— 谈 罗隐本人
梁开平三年(909年)，也是吴越天宝二年（罗隐病逝的前一年），罗隐染病。吴越王钱镠亲临其家中抚慰，并题诗于壁云进行悼念：
须将一片地，付与有心人。
黄河信有澄清日，后代应难继此才。
传语龙王并水府，钱塘借与筑钱城。
罗隐人生道路曲折，才气、傲气是相当分不开的。晚唐时代或许因他的狂妄没有使其中举，造成罗隐怀才不遇。五代是个混乱时期，只能借用而不会重用文客。政治上的失意使罗隐的诗文朝着另一个讽刺的方向有了大发展。历史上对罗隐的人品和诗品的评价，存在有两种相悖的观点。一种称誉罗隐长于咏史诗、讥讽诗，有七律之美，并由此称颂其人品高卓、见地不凡，比如《旧五代史》称其“诗名于天下，尤其长于咏史”、辛文房 《唐才子传》：“ 诗文凡以讥刺为主。”、王夫之《读通鉴论·卷二十八》评论“隐固诙谐之士，而危言正色，千古为昭”。但当然也有另一种说法，指称罗隐的诗“荒芜”，是“恶诗”，清代文人翁方纲《石洲诗话》中贬损道：“罗隐皆极负诗名，而一望荒芜，实无足采。”
总之，无论人们怎么评价，或许有多少历史的误会，我们要知道的是罗隐并不是一个只会发牢骚的莽夫之徒，在他的诗文中，表达出对历史的深刻反思, 反映出他对兴亡胜败有着特别的敏感。他的文——《谗书》五十八篇，在基于学术良知的前提下，立言取向, 揭示唐末社会种种乱象，并且辨析观念，导正世风，有“警世”的意义，最重要的特点就是讥议时政、臧否世风和宣泄愤懑。再者，我们看罗隐的讽刺诗，议论法、比兴法、谐谑嘲戏法，这三法浑然应用。其诗文中的幽默，是用深刻的思想和超群的才智熔铸而成的。纵览其诗文，罗隐身处海内离乱、终生困顿，又使他具有洞彻世事的深邃的思想，正是只有他这样的人,才能写出这些笑中带泪的讽刺作品，成为晚唐时期最后的愤世锋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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