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那两年，那些片段
张流柱那两年，是指我在黄梅一中读书和生活的那两年。
那两年，校门也是朝南，面向黄梅镇的老东街。校门到街边约摸三四十米，门的两边有着两排高大而又枝繁叶茂的梧桐树。金秋九月，蓊蓊郁郁的枝叶把古朴的校门映衬得更加静穆。
进门左手边的小房子里，住着一位瘦瘦小小的老人。旁边的小亭子里，挂着一口古老的铜钟。老人除了负责开校门、关校门，还负责敲上课钟、下课钟。那两年，校门口没有任何保安人员。
站在校门口，向北展眼望去，是宽阔的中心广场。办公大楼矗立在中心广场的最北面。大楼门口有两排左右相对的阅报栏。广场的两边也都是高大而又枝繁叶茂的梧桐树，枝叶掩蔽着的两侧对称排列着几排平房。靠近校门，右边有三个篮球场。篮球场东边的第一、二两排平房，是初中部教室。
高中部的教室在进校门的左手边，是前后两排平房。第一排平房，从西往东，依次是高一（1）至高一（4）班的教室；第二排，从东往西，依次是高二（1）至高二（4）班的教室。我们高一（4）班的教室距离校门最近。校门与我们教室东边的山墙之间有一片空地，空地上矗立着一个秋千架，这是我们课间最喜爱的活动场所。许多男生，一下课就跑到秋千架旁，爬上去溜下来，爬上去溜下来。
那两年，学校的领导和老师们，都住在学校里；绝大多数的同学也都是住读生。整个学校仿佛是一个自然村落。
那两年，一个班三四十位男生住在一个大约七八十平方米的大寝室里。床铺是上下铺，一个上下铺共两个床位睡四个同学。每个同学都从家里带来了一口木箱、一只水桶和一个洗脸盆，经济条件较好的同学还有一个开水瓶。木箱放在自己睡觉的床头或床前，其他物品则多数塞在床底下。
那两年，清晨起床钟声响起时我们才起床。洗漱之后，想跑步的自觉去跑步。集合钟响起，我们就汇聚到中心广场，面向办公大楼排队，做广播体操。做完早操才到教室里朝读。一个早晨只有一个朝读，没有什么大小朝读。上午上四节课，下午上三节课。每天最后一节课是雷打不动的课外自由活动课。
那两年，课外基本没有作业。因为除了课本没有任何资料；除了课本上的练习，也就没有练习。那两年，每周星期六的下午、晚上和星期天的白天都不上课。
那两年，学校的主要领导是两位德高望重的老先生。校党总支书记陈是迩先生，个子不大，腿脚不方便。可是每当大雨来临之前，陈先生就蹒跚在校园内的排水沟边，不时弯下腰去，清除沟里的杂物或污泥。校长吴振中先生，面容瘦削，头发花白。每当周六、周日学校不上课的时候，吴校长就在办公大楼三楼的阶梯教室里义务为同学们讲授《古文自学三百段》，听课的学生都是全校各班自觉自愿去的。《古文自学三百段》一书，白色封面，是学校自编自印的。吴校长给我们讲《爱莲说》，讲《陋室铭》，讲岳飞的《满江红·写怀》……吴校长讲“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的声音，至今犹在耳畔回响。
那两年，我们都在图书馆前排队买中餐和晚餐。学校的图书馆位于初中部两排教室的东边，大门朝西，距离食堂很近。那是一栋极具历史感与文化感的建筑，古朴典雅。虽然也是平房，但看上去庄严雄伟。图书馆门前地势开阔，有一片树林，一口古井，还有一些条石凳。我们买了饭，多数人坐在条石凳上或蹲在地面上，就着从家里带来的腐乳豆豉吃完，顺便从井里打水洗碗。吃完晚饭，还要提着水桶到食堂旁边的水池里打热水。
那两年，学校不要求班主任老师们一日六到岗。班主任老师不需要像钉子一样钉在讲台上，或者像马桶一样蹲在讲台上。班主任从不收费，但要带领学生到校办农场去劳动。
那两年，学校有劳动课。高一年级时，每周星期四下午都是劳动课。现在的实验中学，就建在那时一中校办农场的田地上。我印象最深的劳动课是挑大粪。校园内有三个公共厕所，我们把这几个厕所里的大粪用粪瓢舀到粪桶里，个子小的同学两人抬一桶，个子大的同学一人挑一担。在班主任、语文老师周胜先先生的带领下，我们沿着田间小道浩浩荡荡地走向校办农场。周先生和我们一起播种，除草，施肥，收获。
那两年，周先生爱站在教室窗外望着我们。一天，是其他老师的课，我和同桌陈同学在课桌底下做小动作，被周先生发现了。先生便让一位女生陆同学与我同桌。陆同学一坐下，就画上一条三八防线。我们的教室像是先生的一方麦田，我们是麦田里的麦子，先生是麦田里的劳动者与守望者。
那两年，周先生讲白话文的方法，基本上就是几十年后才兴起，一直时髦到今的学案导学法。先生先在黑板上，苍劲有力地板书一些问题，再让我们在自己阅读课文的基础上交流，然后随机点我们回答黑板上的问题。我们回答问题后，先生会作简短的点评。
那两年，周先生讲文言文，有时逐字逐句，条分缕析。那慢条斯理的话语，有条不紊，细致入微；有时由此及彼，旁征博引，那自然而然的联想，天马行空，挥洒自如。
还记得，先生讲《中山狼传》的情形。特别是讲到“禽兽负恩如是，而犹不忍杀，子固仁者，然愚亦甚矣！从井以救人，解衣以活友，于彼计则得，其如就死地何！”时，除了讲解语句的基本意思，还讲到“从井以救人”出自《论语·雍也》，其文曰：“宰我问曰：‘仁者，虽告之曰：井有仁（人）焉，其从之也？’子曰：‘何为其然也？君子可逝也，不可陷也。’”在解释了这几句话的意思之后，先生接着又提到了与“从井以救人，解衣以活友”意思相近的其他句子，如，晚唐诗人罗隐的咏物诗《蜂》的后面两句“采得百花成蜜后，为谁辛苦为谁甜”，并加以引申发挥。
先生讲道：“同学们，你们好好想想、细细品品这些话。罗隐的《蜂》全文是：‘不论平地与山尖，无限风光尽被占。采得百花成蜜后，为谁辛苦为谁甜？’这首诗赞美了蜜蜂辛勤劳动的高尚品格，也暗喻了作者对不劳而获的人的痛恨和不满。单看‘从井以救人，解衣以活友，于彼计则得，其如就死地何’、‘采得百花成蜜后，为谁辛苦为谁甜’，这些话都是极其自私的。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这句话一直被人们误解为，人如果不为自己谋取私利，就要招致天地诛杀。实际上，这里的‘为’字，念第二声，是‘修养、修为’的意思。它的本意是，一个人如果不注重修养的话，就很难在天地间立足……”先生从容不迫地讲着，我们紧紧张张地记着，把课本里上下两行文字之间的空白填得满满的。先生就这样有意无意地提高着我们的语文水平、思想水平和道德水平。先生的学生中，有院长，有厅长，从教从医的较多。我想，这不是偶然，而是必然。
那两年，教过我们数学的老师有三位：陈鲜花先生、许亮国先生、梅家骏先生。高一上学期，陈先生教我们函数基础知识。陈先生讲课，声音清脆悦耳，脸上总是挂着若有若无的笑容，板书时翘起的兰花指也很好看。文理科分班后，由许亮国先生教我们《立体几何》。许先生身材魁梧，立体感很强。许先生上课总是带着圆规和三角板，画图规规矩矩。若一道题需要作辅助线，许先生就会停一会，仰起头目光朝上，像是在思考，其实是有意让我们思考。
到了高二，梅家骏先生就闪亮登场了。梅先生是江西省南昌市人。先生教我们《三角函数》《复数》《向量》《解析几何》《行列式与矩阵》《数列与极限》《微积分初步》《导数》等，很多已经记不清楚了。先生虽然是数学老师，但是文采极好，讲数学课成语连篇。有一道例题，先生一共讲了四种解法。然后点评道：“这种解法步步为营，这种解法简明扼要，这种解法匠心独运，这种解法曲径通幽，与第三种解法异曲同工，四种解法殊途同归。我们解数学题是可以不择手段的，艺高胆大之徒完全可以尝试旁门左道。你研精毕智之后，就会发现，有时山穷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但有时刻意求工，反而弄巧成拙。”“有时刻意求工，反而弄巧成拙”这两句，竟然出现在我们高考的语文试卷上！
那两年，教过我们英语的老师也有三位，也可以说只有两位。高一上学期的英语老师是刘雁鲲老师，一位高高大大的女教师，山东青岛市人。先生的专业是俄语，英语是她的二外。刘老师是我那两年最惧怕的老师。我进一中之前没有学过英语，只是学习平面几何时接触了26个英语字母，许多字母连怎么发音都不知道。先生虽然知道我的英语基础是零，却毫不怜悯，只要上英语就一定会把我拧起来发言。多少次英语课前，我流连于秋千架旁向先生来上课的路上张望，惶惶不安，诚惶诚恐，胆颤心惊。遇上这样的英语老师，真是何其不幸，又何其有幸！
文理科分班后的第一节英语课，来了一位男老师。我们都有些茫然。那两年，上午和下午上第一节课前要唱歌。第二次英语课，文艺委员望见老师来了，就发了一首歌《大海航行靠舵手》，我们大声唱起《大海航行靠舵手》。老师到了教室门口，文艺委员紧接着又发了一首《东方红》，我们又高声唱响《东方红》。老师明白我们的意思，悻悻而去。现在想来，我们当时做的这件事，很缺德。第一首歌，歌名里嵌有老师的大名；第二首歌，歌名能衍生出针对性很强、侮辱性也很强的含意。后来，教我们英语的是张荣丽老师。
那两年，教我们的老师中有两位爱给我们昵称。我们所有的同学在政治老师章江汶先生的眼里都是×××！先生的所有学生都应该记得×××这仨字。物质决定意识，对不对？你妈妈看到有多少米粉就想到能做多少粑，就是物质决定意识。你能读书，你家卡吃卡喝为你省吃俭用，能够从牙缝里帮你挤出点小钱，你爹才决定送你读书，这也是物质决定意识。懂了吧？×××！什么是商品？你家老母鸡下了几个鸡蛋，为了供你上学，你妈拿到街上偷偷地卖了，或者拿那几个鸡蛋为你换来一支笔，那几个鸡蛋就是商品。但是，如果你妈把鸡蛋煮熟给你吃了，那几个鸡蛋就不是商品。懂了吧？×××，懂个鬼！你们这些×××，注意到了吗？那几个鸡蛋，必须是你家私有的，不是偷鸡摸狗偷来的，偷来的叫赃物。私人产品不是为自己消费，而是为他人的消费，即为社会的消费而生产时，通过交换进入社会的消费，它们才成为商品。懂了吧？……这时候，有个同学举手。先生看着他说，×××，你说。举手的同学站起来，说，鸡蛋是母鸡私有的，他妈的鸡蛋是偷的。教室里哄堂大笑，先生也跟着笑。我们笑够了，先生说，×××，要是有一个×××去你家偷母鸡私有的鸡蛋……我们又笑起来。章先生身材不高但很健壮，讲课底气很足，声音洪亮。通常是半节课的时间讲课本，半节课纵评国内外时事。那两年高考，政治要考时事政治。
那两年，爱给我们昵称的另一位先生是我们的物理老师胡国民先生，一位泰山北斗级的人物。先生是武汉市人，大学毕业后，上山下乡来到黄梅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先生个子很高，高到足以让众人仰视。那两年，在胡国民先生的教授下，我们完全没有感觉到物理是高中最难的学科。胡先生上课，极具特色的是板书。每一个字都工工整整，相邻的两个字之间都均匀分布着半个字大小的空隙；每一个字都像是刻上去的，黑板仿佛是当年刻制试卷用的钢板；整个黑板面，板书工工整整，像一张刻写好了的蜡纸。先生的简笔画也很好，简洁形象逼真。
至于先生讲课到底好在哪里，我很难说出一个所以然来。仿照2022年新高考全国语文卷Ⅰ作文材料的表述，“本手、妙手、俗手是围棋的三个术语。本手是指合乎棋理的正规下法；妙手是指出人意料的精妙下法；俗手是指貌似合理，而从全局看通常会受损的下法”，先生讲课多是本手讲法。比如先生这样讲《物体受力的分析》：张三丰站在我们教室东边的秋千旁发呆，他受到几个力的作用？李四毛过来拉张三丰但没有拉动，张三丰此时受到几个力的作用？李四毛放下张三丰，自己沿着笔直的秋千架匀速上爬，李四毛受到几个力的作用？二牛顿感觉秋千架要倒，赶紧找到一块长木板斜撑着秋千架。小秀才觉得还是不可靠，自己躺在了长木板上。小秀才受到几个力的作用？倾斜的长木板又受到几个力的作用？请张三丰李四毛上讲台画出自己受力的示意图，二牛顿来画小秀才受力的示意图。小秀才！你躺在长木板上，应该知道长木板的受力情况哟——先生以饱含鼓励、期待的目光望着小秀才。
那两年，上一中全靠自己的本事考。父母钱多官大，自己分数不够，不行。到了一中，具体分到哪个班，也由学校决定，父母钱多官大，想自己选个班，不行。
我们上一中的那年，中考分数稍高一点的同学，分在高一（1）班至高一（4）班，类似于现在的重点班。高一（1）班偏理，高一（4）班偏文。胡先生教高一（1）班、高一（4）班和高一（7）班共三个班的物理。先生妙手回春，文理科分班的时候，我们高一（4）班几乎集体转向理科。
胡先生，不仅课讲得好，而且篮球也打得很好。讲台上温文尔雅的胡先生，到了篮球场上便成为生龙活虎的猛将。下午最后一节课外活动课，我们班很多同学围在篮球场边看先生打球。球场上个子最高，用松紧带把眼镜绑在后脑勺上，三大步跨栏最潇洒的那位就是我们的胡先生。
那两年，不管什么学科，只有一章的内容全部讲完了，老师才用铁笔、蜡纸和钢板刻一张试卷，进行一次测验。考，肯定不是老师的法宝；分，学生也没有意识到它是自己的命根。
那两年，老师们既没有要改变学生命运的那种神圣的使命感，也没有我能改变学生命运的那种庄严的自豪感，教书育人如同擦桌扫地，只是一种工作而已。高二时，教室已经搬到了对面那排平房的最西边，我们还是如平常一样，只是觉得距离秋千架远了。老师所讲的内容距离课本的尾页越来越近了，我们依然稀松平常地吃饭睡觉，按部就班地看书听讲，有条不紊甚至是慢慢悠悠地做着课本上的练习。
那两年，没有老师刻意宣扬高考的重要性，更没有倒计时喊口号，把高考搞得像卫国战争似的。我们高考之前要参加高考预考，预考通过了，才有资格参加高考。预考之前，数学老师梅家骏先生才提了一下高考。梅先生说：“现在，已经是山雨欲来风满楼了。当年，共产党用小米加步枪打败了国民党的飞机加大炮；现在，你们要用腐乳加豆豉对付城市孩子的大鱼加大肉。更让你们诚惶诚恐的是，你们是用两年应对他们的三年。真是活天冤枉，却还有人在蹉跎岁月，不思进取。黑云压城城欲摧呀！”预考在5月底，高考时间是7月7日、8日、9日共三天。预考过后，我回到教室，发现有好些同学的座位空着，才觉得气氛似乎有点紧张。
那两年，几乎没有班主任老师找学生谈话，如果有，那肯定是学生犯了不小的错误。预考后，我们的周老师才陆陆续续地找了几个同学，到教室前门口谈话，三言两语，很简洁。周老师先问我高中两年的四个作文本还在不，在的话就留给他做个纪念，然后提醒我，离高考还有一个多月，不要急躁，只要能考出预考这个成绩，就可以进入某某大学的物理系。
那两年，高考考前，学校没有考风考纪学习会，没有考前动员誓师会，也没有老师进行考前辅导。高考的前三天早饭后，周老师叫我们班上全体同学来到教室前，排成两排横队。周老师站在队伍前面，说：“同学们！三天后的此时，你们就要进入高考考场了。希望你们以饱满的热情、昂扬的斗志，勇敢地接受祖国和人民的挑选。祖国各行各业都需要人才，工农商学兵，行行出状元。毛主席教导我们说：‘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处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从今以后，不管你们在什么岗位，都是建设社会主义的需要。希望同学们更加努力学习，认真工作，为早日实现四个现代化贡献自己的青春和力量！”
那两年，因为没有那么大的课本，没有那么厚的复习资料，没有那么多的试卷，同学们把几本教材往怀里一抱就可以离开了，所以撤离教室时文明有序快捷。考场前面连一个挂钟都没有，教室的地面本来就没有什么废纸，所以，把地面稍微打扫一下，把课桌稍微挪动一下，高考考场就布置好了。从此，我们就再也不能走进这间教室了。
学校中心广场东西两侧的梧桐树上各安装了两盏探照灯。当天晚上，四盏探照灯把中心广场照得通亮。偌大的寝室，高悬着四盏白炽灯。说是白炽灯，却发着昏黄的光。我们住读的同学就在中心广场上，三人一团四人一伙围在一起，复习备考。地面热气腾腾，空中小虫翩翩。第二天白天，我们住读的同学就都待在没有天花板的寝室里，或坐在床沿，或半躺在床上，或坐在床上靠着墙壁，复习备考。额上沁着汗，背上淌着水。炙热的阳光透过瓦缝，尘埃在光柱里飞舞，烦躁的麻雀不时从窗户里跳进来，叽叽喳喳地叫几声。
那两年，大学没有985和211的说法，没有一本、二本之说，也没有三本、专科之分，录取线只有中专、大专两道线。湖北只有武汉大学称作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当时叫华中工学院；武汉电子工业学校，是一所很好的省部中专；中等师范学校的毕业生的“三字一画”（毛笔字、钢笔字、粉笔字，简笔画）都是杠杠的，分配到小学或初中，什么学科都可以教。
那两年，黄梅一中高中部只有两个年级，一个年级只有八个班，每班大约五十人。那年高考，我们班的高考成绩年级第二，有11位同学被大、中专院校录取。名列前茅的是高二（1）班，考取大、中专的人数是17人。
那两年，高考考了也就考了，学校没有《高考喜报》，也不放鞭炮，日子一如既往地稀松平常。前面说的那些数据都不是出自老师之口，而是同学之间相互打听到的。
那年暑假，我想与先生们告别。可是来到学校又不敢见先生，只独自一人站在办公大楼前的阅报栏旁，有一眼没一眼地看报。
“×××，过来过来”，是章老师在喊我。“录取通知书到了吧？”我说到了。先生问：“哪所大学？”我没有做声。先生似乎明白了，有点急切地问道：“是你自己填报的吗？”我说我根本就不知道有那学校。先生就一本正经地说：“你先去看看，不满意就一心一意回来上高三，上高三。”
物质决定意识，一个农村的孩子，不要管什么大专、中专，只要不搬砖就好，这是我们父母亲坚定不移的意识。见我还是不做声，章先生又亮着嗓门说道：“你下学年读书的事、生活上的事，全都是我的事！”
只怕是再也回不来了……我那时的心境估计就是“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章先生的话，令我感激至今。那两年过后，章先生就畅游江海，担任黄梅县副县长、黄冈市政协副主席。
章先生退休后住在一中对面的教师公寓——明珠花园小区。现在，章先生已有八十来岁了，依然容光焕发。每天早晨，章先生和老伴蒋先生一起，雄赳赳气昂昂地来到学校食堂用餐。前不久的一天早餐后，我陪伴先生走了一程，提起陈年往事。先生停了停，看了看我，挥挥手，说：“忘了吧！”
那两年，那些片段，很难忘。虽然再也见不着那校门、那办公楼、那教室、那图书馆，还有那秋千架，虽然那片土地已经完全商业化，上面建起了商场，物非人也非，但那口古老的铜钟，依然矗立在新一中办公楼东边的三楼楼顶，那清脆洪亮、颇有震撼力的钟声，一如当年，还不时地在校园里回荡，仿佛恩师们的谆谆教诲还在耳边回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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