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论作诗 文言文《白居易论作诗》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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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杰出的现实主义诗人，白居易还有其独特贡献，这就是在总结我国自《诗经》以来现实主义诗歌创作经验的基础上，建立了现实主义的诗歌理论。新乐府运动的形成和开展，白居易先进的诗论起着直接的指导作用。他的《与元九书》，便是一篇最全面、最系统、最有力的宣传现实主义、批判形式主义的宣言。
首先，他认为诗歌必须为政治服务，必须负起“补察时政”“泄导人情”的政治使命，从而达到“救济人病，裨补时阙”、“上下交和、内外胥悦”的政治目的。他响亮地提出了“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口号。所谓“为时而著”、“为事而作”，也就是他在《新乐府序》中说的“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针对当时的社会特征，他特别强调“为民”，认为诗歌应该反映人民疾苦：“惟歌生民病”、“但伤民病痛”。将诗歌和政治、和人民生活密切结合，这是白居易诗论的核心。在他以前，还没有谁如此明确地提出过。
这种观点，不仅是他自己的创作指南，而且也是他衡量古代作家作品的标准和领导新乐府运动的纲领。对六朝以来那种脱离现实脱离政治的“嘲风雪、弄花草”的东西，他作了彻底的否定。历来风骚并称，李杜齐名，但白居易却说屈原“泽畔之吟，归于怨思”，只“得风人之什二三”；说李白之作“才矣奇矣，人不逮矣，索其风雅比兴，十无一焉”，不及杜甫的“尽工尽善”；而且即使是杜甫，他也认为为时为事而作的作品还不够多。这样的持论虽不免偏激狭隘，但也说明他的大胆和坚决。对廓清大历以来逐渐抬头的逃避现实的诗风来说，也有其现实意义。
其次，白居易还认识到文学植根于现实生活，是现实生活的反映。《策林》六十九说：“大凡人之感于事，则必动于情，然后兴于嗟叹，发于吟咏，而形于歌诗矣。”并认为象《诗经》中《北风》之刺威虐，《硕鼠》之刺重敛，汉童谣“广袖高髻”之刺奢荡等，都是由“感于事”“动于情”而产生的。因此，他指出要写作为政治服务的诗就必须关心政治，主动地从现实生活中汲取创作泉源。《秦中吟序》说：“贞元、元和之际，予在长安，闻见之间，有足悲者，因直歌其事。”《与元九书》也说：“自登朝来，年齿渐长，阅事渐多，每与人言，多询时务。”便是这一理论的实践。
第三，他阐发了诗歌的特性，并结合这种特性强调诗的教育作用和社会功能。《与元九书》说：“感人心者，莫先乎情，莫始乎言，莫切乎声，莫深乎义。诗者：根情，苗言，华声，实义。上自贤圣，下至愚矣，……未有声入而不应，情交而不感者。”他以果木成长过程为喻，形象地、系统地提出了诗的四要素。“情”和“义”是内容，“言”和“声”是形式，其中尤以“实义”为最重要。“义”即《诗经》的“六义”，主要是指那种“美刺”精神。“实义”即以义为果实，也就是要“经之以六义”，使诗具有美刺的内容。因为只有这样的诗才能感人至深，并感人为善，从而收到“补察时政”、“泄导人情”的效果。所以说“莫深乎义”。白居易强调诗歌应为政治服务，也正因有见于诗歌的巨大感染力。
第四，为了充分地发挥诗的功用，更好地达到“救济人病，裨补时阙”的政治目的，白居易强调内容与形式的统一，主张形式必须服从内容，为内容服务。《新乐府序》说：“其辞质而径，欲见之者易谕也；其言直而切，欲闻之者深诫也……其体顺而肆，可以播于乐章歌曲也。”所以他“不求宫律高，不务文字奇”，而力求做到语言的通俗平易，音节的和谐婉转。这对于“雕章镂句”的时代风尚以及“温柔敦厚”、“怨而不怒”的传统诗教都是一个革新。
新乐府运动，便是在上述诗论的指导下开展起来的。元稹、张籍、王建等人的新题乐府和少数古题乐府也都体现了或符合于这些理论精神。
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
此句出自新乐府运动倡导者白居易。
他在《与元九书》中说：“自登朝来，年齿渐长，阅事渐多，每与人言，多询时务，每读书史，多求理道，始知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
“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这里包含两方面的意思：一方面是反映时事，也就是《秦中吟序》所谓“贞元、元和之际，予在长安，闻见之间，有足悲者，因直歌其事”。另一方面是为现实而作，也就是《与元九书》所谓“裨补时阙”。反映的事情不一定是时事，但目的是为了现实。杜甫一生写了许多面对现实、讽谕时事的作品，但他没有提出为时事而作的主张。白居易继承了汉乐府“缘事而发”的现实主义精神，从中唐的社会现实出发，提出“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主张，是对现实主义诗歌理论的一大贡献。
以下是关于白居易诗歌的一些特点和介绍，希望对你有用
白居易的诗，前面已讲到，自少年时代便写得很好。16岁时“野火春风”之句，已成为千古名句。最为出名，堪称中国古代诗歌杰作的叙事长诗《长恨歌》，是他35岁为周至县尉时作。该诗以民间流传唐玄宗和杨贵妃的故事为题材，加以虚构，写得有声有色。生动动人，被评论家认为是唐代歌行体长诗中最好的一首，在我国诗歌史上占有突出地位。在这首诗里，他敢于批评唐玄宗的荒淫。至有“汉皇重色思倾国”、“从此君王不早朝”等语。后面描写两人之深情，既微有讽刺，又饱含哀怜。说及生离死别的情形，笔锋颇常感情。全诗从曲曲折折的故事中兴起层层波澜，感情充沛复杂，读之给人以极大的感染力。
他45岁时所作另一首歌行体长诗《琵琶引》，也是同样受到人们高度评价的诗。他被贬作江州司马后，在浔阳江头和友人话别，舟中离别酒筵上，感伤之中，忽听邻船有弹琵琶声，移船相邀，原来是一位年老色衰、独守空船的歌妓，也有无限愁绪，借琵琶寄托幽怨。白居易听了她的身世，不仅深为同情，而且因之想到自己的不幸，因而产生“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的感慨，便作了这首可与《长恨歌》媲美的长诗。前面叙歌妓的生平状况、可悲身世，后面以“我从去年辞帝京，谪居卧病浔阳城”转而写己，最后云“座中泣下谁最多，江州司马青衫湿。”“司马青衫”，因此也成典故。这首诗在艺术手法上，有很多优点，描写细致，音节和谐，尤其描写琵琶声音那一段，真是令人一唱三叹。而最重要的，还是感情的真挚。这两首长诗，是白居易留给后人的无价瑰宝。
白居易其他诗歌中，价值很高、为人称道的是前期所作的那些讽谕诗，尤以《秦中吟》和《新乐府》出名。刚步入仕途的白居易，反映民生疾苦，为正义而大声呼喊，“不识时忌讳”的勇气是非常令人钦佩的。《秦中吟》10首，首首如利剑，《重赋》谴责官府进奉羡余物，残酷盘削百姓，“夺我身上绫，买尔眼前恩。”《轻肥》写权贵赴宴会的气概和酒食的丰美，最后是“是岁江南旱，衢州人食人！”《歌舞》写公卿们日中乐饮、夜半歌舞的享乐生活，结句是“岂知阌乡狱，中有冻死囚！”《买花》写长安城中有钱人竞买牡丹、以豪奢相夸耀，最后说：“一丛深色花，十户中人赋。”《议婚》同情贫家女难以出嫁，《伤友》慨叹苦节之土的凄惨生活，《伤宅》讽刺豪门大兴建筑，“一堂费百万”。《不致仕》嘲讽八九十岁不肯退休的贪权者。《立婢》对不为好官立碑而虚伪地为某些人歌功颂德表示不满。《五弦》对当时不少人不懂传统文化而表示惋惜。可知全是批判、鞭挞和发牢骚者，是对德宗贞元到宪宗元和初黑暗政治的有力揭露，刺疼了统治阶级，难怪“闻《秦中吟》则权豪遗近者相目而变色矣。”白居易对自己的《秦中吟》也甚为自负，在编其诗集15卷完成后题的一首诗里说：“一篇《长恨》有风情，十首《秦吟》近正声。”
《新乐府》是与《秦中吟》差不多在同一个时期写出来的，是白氏讽谕诗中重要的另一组诗，共50首，写的是高祖武德至元和之间的事，时间跨度较《秦中吟》大，内容也更广泛。白氏在《寄唐生》诗中说他的乐府诗：“我亦君之徒，郁郁何所为。不能发声哭．转作乐府诗。篇篇无空文，句句必尽规。功高虞人箴，痛甚骚人辞。非求宫律高，不务文字奇。推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可以说是他写《新乐府》的宣言和对《新乐府》的最好说明。被人们广为传诵的著名之作《卖炭翁》、《杜陵叟》、《缭绫》、《新丰折臂翁》等，即为《新乐府》中篇章。每首诗都有明确而强烈的中心思想，即序中所明言的“苦宫市也”、“伤农夫之困也”、“贪女工之劳也”、“戒边功也”、“忧蚕桑之费也”、“念寒隽也”、“戒求仙也”、“刺佛寺浸多也”、“疾贪吏也”等，鞭挞、讽刺，辞激情真，毫不留情，乃至大声疾呼。这些诗篇爱憎分明，除讽刺外，也有歌颂。这些诗篇，充分说明了白居易反对什么，赞美什么，是作者心迹的真实表露。他在《新乐府序》中明确宣布，这些诗是“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也”。“其事核而实”，宣称自己写的都是真实事件，更表现了一个中青年诗人扶正疾邪的战斗精神。在诗风上，继承了《诗经》、乐府古诗和杜甫歌行的优良传统，又采用了当时民歌的自由句法，形成了自己带有创造性的风格。
总之，白居易的《秦中吟》和《新乐府》，是他全部诗歌中最富战斗力的作品，连同《长恨歌》、《琵琶行》，是白居易诗歌中最优秀的部分，也是中国古代诗歌中最可宝贵的部分。
白居易将自己的诗歌分为四类，讽谕诗之外，还有闲适诗、感伤诗、杂律诗，也大都写得很好。总的来说，前期诗歌较后期诗歌更有价值。因为世途险恶，他后来的诗作再也没有了中青年时期的锋芒，是十分令人惋惜的。
作为一个大诗人，一个天才的诗人，白居易的创作才能是多方面的，他的诗歌不但在艺术形式上是多样的，在思想内容和艺术风格上也是多样的。白诗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语言通俗易懂，明白晓畅，但同时又经过千锤百炼，作了许多艺术加工。诗坛曾流传老妪亦解白诗的佳话。明代诗论家胡震亨《唐音统签》中曾有宋朝诗人张文潜看到过白居易诗手稿的记载，说“真迹点窜，多与初作不侔”，可知白居易作诗、改诗之刻苦认真。他的诗达到这样的艺术水平，是作者付出了多少辛苦才获得的。
白居易的诗，在他在世时便已广泛流传，甚有影响，使他颇感自豪。白居易在《与元九书》中说：“自长安抵江西三四千里，凡乡校、佛寺、逆旅、行舟之中，往往有题仆诗者；土庶、僧徒、孀妇、处女之口，每每有咏仆诗者。”元镇也说白居易之诗，“二十年间，禁省、观寺、邮候、墙壁之上无不书，王公、妾妇、马走之口无不适。至于缮写模勒街卖于市井，或持之以交酒茗者，处处皆是。”一个人的诗作，在当代即产生这样的社会效果，在古代是极少见的。不但如此，白居易诗当时还获得了很大的国际名声和众多的国外读者，日本、新罗（今朝鲜）、日南（今越南）等国，都有传写。据史料载，当时日本嵯峨天皇就曾经抄写过许多白居易的诗，藏之秘府，暗自吟诵。契丹国王亲自将白诗译成契丹文字，诏番臣诵读。
不言而喻，白居易诗对后代诗歌产生的重大而深远的影响，白诗将永远受到全世界人们的喜爱，流传千古。
草
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
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及生。
远芳侵古道，晴翠接荒城。
又送王孙去，萋萋满别情。
注释：诗题《唐诗别裁》作《赋得古原草送别》。赋得：诗体名，多为应制、科举试帖诗作。
相传这首诗是白居易十六岁时作。唐张固《幽闲鼓吹》载白居易到长安应试，携诗作往谒顾况，顾以他的名字开玩笑说：“米价方贵，居亦弗易”，看白的诗作第一首《草》，即嗟赏曰：“道得个语，居即易矣”，“因为之延誉，声名大振。”白居易以原上草喻别情，想象别致，情味隽永。“野火”两句传诵千古，不仅突出了野草顽强的生命力，也表现了对于新生事物的赞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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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江南
江南好，风景旧曾谙：
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
能不忆江南？
注释：谙（音安）：熟悉。这句说，过去就曾熟悉江南的风景。胜：胜过．蓝：靛青。能不：怎么能够不。
这首词以鲜明的比喻以及红绿的鲜艳色彩，把江南明媚的春光写得鲜明突出，深切地表现了作者对江南的怀念。现在常用三、四句来表现祖国江南春天的优美风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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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言（其三）
赠君一法决狐疑，不用钻龟与祝蓍。
试玉要烧三日满。，辨材须待七年期。
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
向使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
注释：放言：言论放肆，不受拘束的意思。诀：判定。狐疑：犹豫不决，俗说狐性多疑。钻角：古代占卜，在龟壳上钻灼，以裂痕定吉凶。视蓍（音师）：也是占卜。蓍：蓍草，古人用它的茎占卜。试玉句：作者原注：“真玉烧三日不热。”《淮南子·淑真》说，钟山之玉用炉炭烧三天而色泽不变。辨材句：作者原注：“豫章木生七年而后知。”《史记·司马相如传》的“正义”说：“豫，今之枕木也；章，分之樟木也。二木生至七年，枕、樟乃可分别。”这两句说；识别玉的真假，要烧它三天；辨别枕木和樟木，要经过七年。周公：姬旦，周武王弟，成王的叔父。成王年幼为王，周公摄政，管叔等人“流言于国”，说周公要害成王。周公恐惧，就避于东。后来成王发现流言是假的，便迎接周公回来，平定了管叔等人的叛乱。王莽：字巨君，汉元帝皇后侄，他在夺取政权过程中，为了收揽人心，常表现出谦恭退让，后来终于篡汉自立，改国号为“新”。“未篡”，一作“下士”。向使：如果。复：又。
这是一首具有深刻意义的哲理诗。诗中借用比喻和历史故事，说明了辨别人才好坏的方法。特别是三、四两句，作者举出了两个例子，证明辨别事物真伪，评述历史人物功过，往往需要经过一段较长时间的实践考验，才能判断出是非，得出可靠的结论来。后四句诗，过去常为一些小说引用。例如《三国演义》第五十六回，写曹操大宴铜雀台，对诸文士谈到自己的生平志愿之后，作者就引用了这四句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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涧底松
有松百尺大十围，生在洞底寒且卑。
涧深山险人路绝，老死不逢工度之。
天子明堂欠梁木，此求彼有两不知。
谁喻苍苍造物意，但与乏材不与地。
金张世禄原宪贤，牛衣寒贱貂蝉贵。
貂蝉与牛衣，高下虽有殊，
高者未必贤，下者未必愚。
君不见沉沉海底生珊瑚，历历天上种白榆！
注释：涧底松：生长在山涧边的松树。西晋诗人左思《咏史》：“郁郁涧底松”原诗题下作者自注，“念寒俊也。”寒俊：地位孤残的有才之士。百尺：指树高。大十围：有十围粗。围：计量圆周的约略单位，即两手之间合拱的粗细。寒：孤寒。卑：低下。度．度量。这句说：到老死也得不到良工的赏识。明堂：古代天子宣明政教、举行朝会等大典的地方。这里指宫殿。欠，缺少。梁木：栋梁之材。喻：明了。苍苍：深青色，此指天。造物意：造就对物的用意。但：只。地：地位。金、张。指汉宣帝时的金口（石单）（章密低）、张安世，他们二人同时显贵，所以后来便用“金、张”代表贵族。世禄：世代俸禄优厚，指官做得大。金家自汉武帝时起，至汉平帝时止，七代为内侍。张安世子孙相继，自汉宣帝、元帝以来。做侍中等高官者凡十余人。左思《咏史》说：“金张藉旧业，七叶珥汉貂。”原宪：字子思，孔子的弟子，生活贫困。（“原宪”一作“黄实”。黄实；东汉名士，家贫，父为牛医。）牛衣：给牛御寒用的覆盖物，用乱麻或草编成。也指贫者的衣服。貂蝉：冠上的装饰品。汉时侍中、中常侍等武官冠上插貂尾，附以金蝉。这句说：牛衣的寒贱哪能比貂蝉的高贵。高下：高指地位高，富有；下指地位低，贫穷。沉沉：深沉、幽深。珊瑚：多产于热带海洋中的一种腔肠动物“珊瑚虫”所分泌的右灰质骨骼，状如树枝，多为红色，可做装饰品。历历。分明的样子。白榆：星名。这里把白榆当作榆树。古乐府：“天上何所有，历历种白榆。”以上两句说。珊瑚生长在深深的海底，而榆树却种在高高的天上。意即榆是一种质料不好的树，当然不能与珊瑚相比，但它却种在天上，可见高者不一定贤，下者不一定愚了。
这首诗取左思《咏史》“郁郁涧底松”意，故明了“世胄摄高位，英俊沉下僚”，是为出身寒微而有本事的人得不到重用鸣不平。诗的前八句写高大的松树这种栋梁之材却生于涧底无人过问，派不上用场。这里是以松喻人。诗的后八句从物写到人，有历史事实，又有生动的比喻，突出了“高者未必贤，下者未必愚”的主旨。这两句诗，是历史经验的总结，是封建社会的现实写照，而且富于深刻的哲理。高贵的人不一定有本事。低下的人不见得没有头脑。因此，“用人唯贤”，才是治理好国家的重要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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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言（其一）
朝真暮伪为人辨，古往今来底事无？
但爱臧生能诈圣，可知宁子解佯愚。
草萤有耀终非火，荷露虽团岂是珠！
不取燔柴兼照乘，可怜光彩亦何殊？
元稹在唐宪宗元和五年（ 810）被贬为江陵（今湖北省江陵）士曹掾，写了《放言》诗五首。元和十年（ 816），白居易被贬为江州（今江西省九江）司马，途中效法元稹也写了五首《放言》。这是第一首。辨：辨别。底：何，哪。这两句意思说：真真假假什么人能够辨别，从古至今有哪件事不是这样，但：只。臧生：名纥，字武仲，春秋时代人，曾任鲁国司寇。诈圣：诡诈有智慧。圣：通晓一切，智慧。宁子：名俞，字武子，卫国人。解：懂得。佯愚：装着愚蠢。《论语·公冶长》说，国家治理得好时宁子就“智”，治理得不好时他就“愚”。以上两句说：人们只喜爱臧生那样诡诈聪明，可知道宁子却懂得在一定时候要装着愚蠢。草萤：即萤火虫。古人误认为它是由腐草变化成，故称草萤。耀：亮光。荷：荷叶。露：露珠。团：圆。燔柴：把柴火放在祭坛上，把玉和牲体放在上面烧。此指烧柴。照乘：一种能照明的珠子。《史记》上记载：魏王有直径一寸的宝珠，车前后各放十二枚照着车子。可怜。可爱。殊：不同，区别。以上两句说：如果不把燔柴的火光同“照乘”珠的光亮放在一起加以比较，那么它们发出的光彩又怎样区别呢？
这是一首含义深刻的哲理诗。首联说古往今来真伪到处有。颔联举历史人物说明。颈联举自然现象说明。最后又用比喻说明辨别真伪的方法。全诗以凌厉的笔触，确凿的事实，说明必须辨别真伪，而且能够辨别真伪。“草萤有耀终非火，荷露虽团岂是珠”，它以确切的比喻，说明某种事物虽然外表与别的事物相似，但假的就是假的，以假充真只能蒙混一时。在说明任何伪装、冒牌货终会被识破时可以引用这两句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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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柳枝词
一树春风千万枝，嫩如金色软于丝。
永丰西角荒园里，尽日无人属阿谁？
杨柳枝词：唐教坊（管理宫廷音乐的官署）曲名。这首诗大约作于唐武宗会昌四年（ 844）左右。树：指柳树。永丰：永丰坊，在唐东都洛阳（今河南省洛阳市）城东南处，当时作者在此闲居，家有庭园。尽日：整天。属阿谁。即属谁，属何人．
这是一首以柳喻人的诗，据说是为舞伎小蛮写的。白居易曾有“杨柳小蛮腰”之句，以柳比小蛮。（见《云溪友议》）前两句以春风吹着柳枝摆动以及柳枝的颜色和柔软风姿来写小蛮优美的舞姿。后两句则以柳树在尽日无人的荒园里无人过问，感叹小蛮将来不知归谁所有。字里行间有一种淡淡的哀愁和惋惜情绪。诗的前两句抓住初春以及柳枝的“嫩”和“软”（色泽和动态）特点，把早春的景象表现得十分引人。在赞美早春的柳枝鲜嫩可爱和婀娜多姿的情态时，可引用此诗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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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楼晚眺，景物鲜奇，吟玩成篇，寄水部张员外
淡烟疏雨间斜阳，江色鲜明海气凉。
蜃散云收破楼阁，虹残水照断桥梁。
风翻白浪花千片，雁点青天字一行。
好着丹青图画取，题诗寄与水曹郎。
注释：张员外：指张籍，张籍曾任水部员外郎。吟玩：吟诵玩味。淡烟：淡淡的烟雾。间斜阳：不一会斜阳射出光芒。蜃：大蛤。古人误认为蜃吐气成“蜃景”，亦称“海市蜃楼”。其实是光线经不同密度的空气层，发生显著折射时，把远处景物显示在空中或地面的奇异幻景。诗中“蜃散”即“蜃景”散了。破楼阁：空中楼阁破灭消失。断桥梁：虹象曲桥状，虹残则曲桥断。字一行，大雁飞时有时在空中排成“一“字形。丹青：中国古代绘画用的颜料。图画取：用画画下来。水曹郎：即张籍。
这是一首非常优美的写景诗。作者抓住时间、地点、季节、景物等特点，上下远眺，把雨后夕阳中景物的颜色、动态等写得鲜奇无比。张籍读到这首寄给他的诗后，对诗中写景之妙大为赞叹，在答白居易的诗中写出“乍惊物色从诗出”的句子。“风翻白浪花千片。雁点青天字一行”，一“翻”一“点”，写白浪，写雁行，把天上地上秋末冬初的景色写得明丽、开阔、清新、鲜明，给人以无穷的美感。
此句出自新乐府运动倡导者白居易。
他在《与元九书》中说：“自登朝来，年齿渐长，阅事渐多，每与人言，多询时务，每读书史，多求理道，始知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
“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这里包含两方面的意思：一方面是反映时事，也就是《秦中吟序》所谓“贞元、元和之际，予在长安，闻见之间，有足悲者，因直歌其事”。另一方面是为现实而作，也就是《与元九书》所谓“裨补时阙”。反映的事情不一定是时事，但目的是为了现实。杜甫一生写了许多面对现实、讽谕时事的作品，但他没有提出为时事而作的主张。白居易继承了汉乐府“缘事而发”的现实主义精神，从中唐的社会现实出发，提出“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主张，是对现实主义诗歌理论的一大贡献。
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
实用主义，浅显易懂。不要无病呻吟，堆砌华丽词藻。应与时势交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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