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0924听书笔记：《文化参考》
人人心里都有那么一个文艺的火苗在跳动，可是，谁的日子也都不好过，你的任务是别让它们灭了。这个专栏，可以用人作为打开的界面，文学和艺术，都是人学嘛。朝着这个方向去做，就能坚持下来。《边城》说起。这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也许是整个文学史上上最美丽的一部小说，写的是一个世外桃源一样的小城，一个少女的爱情，21章像21幅画构成的山水册页。小说的高下并不在题材，在于小说家打开题材的水平。爱情小说多了去了，而《边城》则是伟大的：它的结构、人物和语言，都达到了完美。它也就是六七万字，完美的东西容易脆弱，体量一般都不会大。我们读的时候，也得把速度放慢才行。《边城》并不是一个单纯的爱情故事，它写的是一种干净的生命状态，是沈从文心目里最美的民族精神。干净和美很难保持，所以被推到极致的时候，就容易让人伤感，甚至是悲哀。
如果只读过《边城》，会觉得沈从文是一个婉约、天真的作家。天真是他努力保持的，但他从来都不婉约。沈从文的小说里有很多的野性。他的家乡在湖南省凤凰县，山水和《边城》里一样秀丽，民风也一样淳朴。但是还有另一面：那里从清代就是一个兵营，之后进入了军阀混战，土匪割据，老百姓也特别地剽悍。沈从文从小经历的残忍和恐怖，是别的小说家编都编不出来的。
他童年的时候，在一旁看着家里的男人们擦枪磨刀，一边还紧张地、互相莫名其妙地微笑。他睡了一夜，几个叔叔、表哥都不见了。独自回来的父亲告诉他：“夜来我们杀败了，全军人马覆灭，死了几千人！”然后，他父亲就领着他到城外摆着的几百颗人头的堆里去认自己家的人，他还看到了一大串割下来的人耳朵。在这之后的一两个月里，城外的沙滩上每天都要杀死上百人。小沈从文常常去看：被砍头的人太多了，来不及用绳子捆，哪一个人站得稍远一点，士兵就会把他当成看热闹的给忘了。而转过年来，革命成功了，他父亲又成了当地的要人，之后，父亲又开始逃亡。他所经历的生活转变就是这样残酷和荒诞。
沈从文在他的《自传》里写，他十几岁在外当兵的时候，在街上“常常可以看见一幅动人的图画，前面几个兵士，中间一个十二三岁的小孩子，挑着两个人头，这人头便常常是这小孩子的父亲或叔伯”。有人说，这是沈从文在卖弄离奇的场景。但是我们把这两件事放在一起来看，这其实是一个典型的心理创伤案例。那个场面刺激了他的童年记忆，所以他用“动人”这么一个有点儿奇怪的词。一个人从小目睹这类场景，心理是肯定要出问题的。沈从文还有特殊的感官天赋，他能把视觉、听觉、嗅觉和触觉的体验，用文字表现得很强烈、很准确，他描写自然的时候，连甲虫的味道都能写出来。他的记忆力又特别好，被称为是“印象派”作家。所以说，他的心灵创伤也就格外地严重。
一般的情况下，人受了这么强的刺激，就会变得麻木。而沈从文也有类似的痕迹，他小说里处理人物的死亡好像不当一回事儿，这就属于用漠然来消解。他写故事狠起来比余华还狠，余华是从小看死人，他是从小看杀人。但更多的情况是：他努力从残酷的现实里寻找美，寻找感动，进行自我疗愈，直到成为精神上的升华。
沈从文中年的时候，在给妻子张兆和的信里，讲了自己的世界观，他说：对于自然和生活，“我皆异常的感动，且异常爱他们……我希望活得长一点，把生活完全发展到我自己这份工作上来。我会用自己的力量，为所谓人生，解释得比任何人皆庄严与透入些！因为我爱了世界，爱了人类。对于我自己，便成为受难者。”他笔下的美，不是单纯的，而是从血污和苦难里开花结果。明天我会挑一两篇沈从文的小说代表作，和你一起感受这种复杂性。
这段话，也是点燃我心里那个文学艺术火苗的话。我们写血污，写灰暗，写绝望和挣扎，因为我们生而不幸，没见过别的，还因为我们相信人值得一个更好的所在。我不会用一个自己不相信的、光明却空洞的东西来搪塞我的读者。我尊敬的艺术家大多像沈从文这样，看到了世界的残酷，仍然艰难地去热爱，仍然创造复杂的美。导演侯孝贤拍电影《悲情城市》时的标准就是：拍出沈从文笔下那种“太阳底下努力生活的人”。
我爱沈从文的小说，但并不盲目高估：我觉得，他的创伤来得太早了，他的创作又是纯感性的，所以作品里常常会缺少穿过生活表象，审视和反思生命的力量，当然，那也是艺术的最高境界，极少有人能抵达。对于诺贝尔奖来说，沈从文前半生的文学成就已经当之无愧了。
本来，沈从文对自己的写作也并不满意，他也并没有打算停下来。1948年，他儿子沈虎雏问他：“有人说你是中国的托尔斯泰，我看你比不上他。”沈从文认真地回答：“没错，我确实比不上，许多事情耽搁了我，我以后要好好赶一赶。”
一个作家的伟大，你可以看他写了什么，也可以看他绝对不写什么。就像一篇文章，一件产品设计，删掉的东西决定了品质。其实并没有人禁止沈从文写作，甚至还常常有人点名要求他写，但是他坚决搁笔。他的老朋友巴金说：“别看从文性格温和，他不想做的事儿，你强迫他试一试？”
沈从文是最纯粹的小说家，他要写的完全是人，是真实的人性和具体的生活，他拒绝成为任何观念的工具和媒介。三四十年代，有的人批评他不写革命题材，他说：“你们要的东西很容易写，可是我存心放弃你们。”他的理由很单纯，因为那样会扭曲小说的人物，既欺骗了读者，也欺骗了自己。他说：“这世界上或有想在沙基或水面上建造崇楼杰阁的人，那可不是我。我只想造希腊小庙……精致，结实，匀称，形体虽小而不纤巧，是我理想的建筑。这种庙供奉的是人性。”
沈从文在那之后的选择，是让我一直保持心里火苗不灭的力量。
从此，他进了历史博物馆，搞文物研究去了，做过十年的讲解员。别人觉得可惜，他自己兴致勃勃，他说：一片颜色，一把线，一块青铜或一堆泥土，都能使我这个以鉴赏人类生活与自然现象为生的乡下人，继续领会人类智慧。你看，他不能用创作表达真，就去探索民族文化里的美。没有抱怨和消沉，在自己的生命里继续寻找可能性。
1953年，有一个志愿军战士从朝鲜战场上下来，第一次到故宫参观。认识了一位老讲解员，他就像教幼儿园孩子一样，耐心地一个柜子、一个柜子地讲解。到了中午，干脆领他回自己家吃饭。这么过了一周，那个战士问他：“你陪了我这么多天，我不好意思问你的大名？”对方告诉他自己叫沈从文，把这个战士给吓了一跳。这个战士叫王㐨，也因为这件事，他复员以后进了中科院考古研究所，作了沈从文的助手，成了中国纺织考古的专家。这就是沈从文捍卫人、点燃他人的方式，也是我从做《文化参考》一开始就决定讲述他的理由：没有任何借口能让你熄灭心中那颗美的火种，不要停止对人真正的热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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