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牛继马后？东晋开国皇帝晋元帝是什么来历？
元帝司马睿是东晋开国之君，即永康南渡之后的晋室之主。东晋诸帝，皆元帝子孙。然而元帝的身份却十分尴尬。因为历朝史书，皆言其非司马氏子孙，而是牛氏子孙，乃其生母与旁人通奸所产。
司马睿的血统问题，绝非空穴来风，大量官修史书对此均有记载。诸如《晋书》、《宋书》、《魏书》(拓跋魏)均称元帝乃牛氏子。
如果说上述史书，可能存在“立场”或“时间”上的问题，那最强力的佐证，便是孙盛撰写的《晋阳秋》。该书也称元帝为牛氏子。
孙盛出生于西晋，活跃于东晋，且完整经历了司马睿的统治时期(317-323)。换言之，孙盛修史，正是“当时之人写当时之事”，可信度极高。
更令人震惊的是，当时及后世，对孙盛的“史德”均赞不绝口，夸奖孙盛秉笔直书，不畏权贵。
由于诸多史家对司马睿的“野种身份”均言之凿凿，因此后人深信不疑。
比如明朝学者李贽，便公开讥笑元帝为“南朝晋牛氏”。
至于民国学者蔡东藩，则戏谑为“闺房丑事，不可多言，幸赖牛金‘相助’，晋朝才得以延续”。可见此说波流之广，影响之深。
中冓遗闻不可详，但留一脉保残疆。若非当日牛金力，怀愍沈沦晋已亡。--蔡东藩《两晋演义》
本文对司马睿的血统问题并无兴趣;我更感兴趣的，是司马睿的“身份构建始末”。
实际在孙盛、沈约、魏收与房玄龄笔下，司马睿的“牛家子”身份，成因均不相同。此学说(或谣传)的构建过程，反映的实际是不同时代的“政治空气”与“舆论环境”。至于司马睿到底是马氏还是牛氏，反而无足轻重。
① 两晋时代的滥觞
孙盛撰写的《晋阳秋》，是“牛睿”的滥觞之源。
《晋阳秋》本名当作《晋春秋》，因为东晋简文帝皇后小字“阿春”，故避讳改之。从名称上看，讲述的就是晋朝国史。
《旧唐志》所云之《魏武春秋》、《晋阳秋》，当即《史通》所谓“魏、晋二阳秋”也。晋避简文母后讳(郑太后讳阿春)，易“春”为“阳”。--卢弼《三国志集解》
孙盛是魏晋著名史家，曾经对权臣桓温的丑事(枋头之败)秉笔直言，有不畏权贵的美名。《晋书》对孙盛也有相当高的评价，称其“词直而理正，咸称良史”。
(孙)盛笃学不倦，自少至老，手不释卷。《晋阳秋》词直而理正，咸称良史焉。--《晋书 孙盛传》
但在“良史”孙盛笔下，司马睿却是夏侯氏与府中小吏“牛钦”奸生的野种。读之令人错愕。
恭王(司马觐)妃夏侯氏通小吏牛钦，而生元帝(睿)。--《晋阳秋》
孙盛仕晋，又长寿，一生历经东晋元帝、明帝、成帝、康帝、穆帝、哀帝、废帝、简文帝等八位皇帝，对元帝司马睿的事迹，可谓洞察其情。因此孙盛称司马睿为“牛家子”，无论从立场还是时代来看，绝非毫无征兆的污蔑。
如果从当时的社会环境角度出发，可以发现司马睿的“野种传闻”，大约源自其“法统不正”。
司马睿既非武帝(炎)子嗣，也非文帝(昭)子嗣，更非景帝(师)子嗣，而是宣帝(懿)之曾孙。论血统亲疏，距离大宗实在过于遥远，根本就没有继承权。
司马睿的继位，本就是“八王之乱”与“匈奴入侵”之下的错进错出，他的旧主子(东海王)司马越死于北国混战，逼得他不得不仓皇南渡，苟全性命。
南渡之初(307)，司马睿籍籍无名，靠着琅琊士族王导与王敦的拥护，才十分勉强地得以登基。元帝庸弱，毫无威信，政令不出建康城(今南京)，且遭到琅琊王氏的挟制，史书称之曰“王与马，共天下”。
(元)帝初镇江东，威名未著，敦与从弟导等同心翼戴，以隆中兴，时人为之语曰：“王与马，共天下。”--《晋书 王敦传》
因为司马睿法统不正，继位无名，且手中也没有传国玉玺，只能拿着象牙笏板上朝。堂堂开国皇帝，竟被时人讥笑为“白板天子”。
乘舆(指皇帝)传国玺，秦玺也。晋中原乱没胡，江左(指东晋)初无之，北方人呼晋家为“白板天子”。--《南齐书 舆服志》
权臣王敦，仗着拥立之功，安排弟弟王导在朝廷做丞相，自己则出任大将军，兼江州刺史，都督江、扬、荆、湘、交、广六州诸军事，封汉安侯。俨然就是东晋的真皇帝。
不仅如此，王敦还屡次叛乱，造司马睿的反。连续的惊吓，导致司马睿继位不足六年便惊惧猝死(318-323)。
司马睿还给王敦致信谢罪，称“你若真想做皇帝，朕退位让贤便是”。窝囊至此，遂成天下笑柄。
(王敦)既入石头(即建康城)，拥兵不朝，放肆兵士劫掠内外。官省奔散，惟有侍中二人侍帝。(元)帝脱戎衣，著朝服，顾而言曰：“欲得我处(欲做皇帝)，但当早道，我自还琅邪(司马睿本为琅琊王)，何至困百姓如此!”--《晋书 王敦传》
似元帝般来路不明的白板天子，哪曾有过半点皇帝尊严?彼时关于其身世的流言，恐怕早已喧嚣尘上。孙盛作为实事的亲历者，不过是对自己的见闻如实记述。
从这点看来，恐怕孙盛内心，也不会相信偏安东南的司马睿，是真命天子。
因此，虽然赵政与曹叡也曾有过“血统不明”的猜测，但他们在位时大权独揽，杀伐决断，是名副其实的天子;因此史官不敢直言其丑。但类似司马睿般庸弱之主，毫无天子尊严，便成了史官肆意嘲笑的对象，全无遮掩。
② 南朝时代的演变
从“司马睿”到“牛睿”的构建，在南朝又经历过几次变迁。
(1)沈约与《宋书》
刘宋的法统，虽系通过晋朝“禅让”而来，实际东晋末帝司马德宗与司马德文，却均是刘裕(宋武帝)所弑。
再加上刘裕名为篡夺，实际是凭对外战争的军功而立身(光复两京)，因此刘裕更类似曹操，而非司马懿。
在此背景下，刘宋官方对于东晋皇帝，完全没有尊崇与掩饰，可以尽情侮辱。
孙盛在《晋阳秋》中提到的元帝血统问题，成为贬低东晋法统的有力武器。南朝史官沈约，如获至宝，大肆添油加醋一番，之后录入《宋书》。
(宣帝以)毒酒与(牛)金，金饮之即毙。景帝曰：“金名将，可大用，云何害之?”宣帝曰：“汝忘石瑞，马后有牛乎?”元帝母夏侯妃与琅邪国小史姓牛私通，而生元帝。--《宋书 符瑞志》
(2)魏收与《魏书》
此《魏书》乃拓拔魏，非曹魏。当然，无论是王沈的《(曹)魏书》，还是魏收的《(元)魏书》，均为臭名昭著的秽史，殊非实录。
王沈独就其业，勒成《魏书》四十四卷。多为时讳，殊非实录。--《史通 正史篇》
众口喧然，号为“秽史”，投牒者相次，(魏)收无以抗之。--《北史 魏收传》
《魏书》的秽史属性，源自半个世纪前的“国史之狱”(450)。彼时主编国史的崔浩，因为秉笔直书，无所避讳，触怒了太武帝(拓跋焘)，惨遭灭门大祸。
(崔)浩尽述国事，备而不典。而石铭显在衢路，往来行者咸以为言，事遂闻发。(崔)浩伏受赇(贪污受贿)，其秘书郎吏已下尽死。--《魏书 崔浩传》
有崔浩“珠玉在前”，后来的史官，也就学聪明了，基本围绕着“北朝伟光正、南朝假恶丑”的调子书写，北魏的国史也就越来越没法看了。
当时南北朝不仅在军事上屡有冲突，在文化领域也相互贬低攻讦。比如北朝骂南朝为“僭主”，撰写《岛夷传》;南朝骂北朝为“魏胡”，撰写《索虏传》。
宋魏以降，南北分治，各有国史，互相排黜。南谓北为索虏，北谓南为岛夷。--《资治通鉴》
索虏即“索头虏”，泛指北方的辫发习俗。至于“岛夷”所谓何物，不言自明，因为中国近代史中，也颇有相似故事。
《魏书》为了贬低南朝，也将司马睿写作“牛家子”。大概因为时代久远，以讹传讹，《晋阳秋》中的“小吏牛钦”，在《魏书》中摇身一变，成了“将军牛金”。
僭晋司马叡，字景文，晋将牛金子也。--《魏书 僭晋司马叡传》
实际牛金是曹仁的部曲帅，与司马懿平辈，绝无可能是司马睿生父。
当然，无论是《宋书》还是《魏书》，对司马睿身份的贬低质疑，均出自相同的理由，即“政治立场”的对立。
北魏与南朝的对立，是显性对立;而刘宋与东晋的对立，则相对隐性。
隐性的表现，是刘宋表面受晋禅让，按理应该尊崇晋室;但实际刘裕篡夺之后，大肆诛杀司马氏子孙，完全不顾体面。
在刘裕之前，禅让之君(刘协、曹奂)大抵还是可以善终的，但自刘裕之后，便开启了“斩草除根”的优良传统。宋、齐、梁、陈无一不是禅让，但后朝之君，却尽杀前朝之主。此风气滥觞，即始自刘裕。
既然刘宋与北魏鄙夷东晋，那对东晋的开国之主，自然更不会有任何好话。东晋的孙盛既已提供了黑材料，那刘宋与北魏的史官，也便乐于笑纳。当然，他们编写时更加粗心，竟把“牛钦”误认为“牛金”，滑天下之大稽。
侧面也可见这群“秽史撰写者”，对稽核校对的工作很不上心，只要能达到“侮辱东晋”的政治目的即可。
③ 唐修《晋书》的一锤定音
《晋书》源流驳杂，质量参差。即使如此，唐修《晋书》也实在难称良史。
不是因为房玄龄能力不足，实在是因为《晋书》承载着李世民的满腔热血。
唐太宗弑兄囚父，实乃篡弑之主，因此希望“借古喻今”，遂将自己的政治构想，融汇到了《晋书》当中。
今日所见的司马炎(武帝)、司马衷(惠帝)之本纪，司马攸(齐献王)之列传，均是李世民指导下的“二次创作”，太宗皇帝甚至亲笔为这些纪传写史论赞语。至于安帝与恭帝的本纪，其实也是一个调子(兄愚弟贤)。实际是为了宣扬“长子无能、次子接班”的合理性。
及天下荒乱，百姓饿死，帝曰：“何不食肉糜?”其蒙蔽皆此类也。后因食饼中毒而崩。--《晋书 惠帝纪》
齐献王攸，字大猷，少而岐嶷。及长，清和平允，亲贤好施，爱经籍，能属文，善尺牍，为世所楷。才望出武帝之右，宣帝每器之。--《晋书 司马攸传》
因此，《晋书》对司马睿与牛睿的源流辩诬，完全不上心。基本是照抄前人的旧史。从叙述上看，大抵沿袭《晋阳秋》与《宋书》，称元帝生父为“牛氏小吏”。
从另一方面看，唐朝国祚源自隋朝，隋朝源自北周，北周源自西魏，西魏源自北魏。
如果从“统绪源流”考订，那出身关陇贵族集团的李唐，无疑是奉北魏为正朔。因此贬低南朝之主，也可以侧面抬高自己的正统地位。
《晋书》杂揉各派，不仅将司马睿的身份搞得十分荒唐，而且具有强烈的“因果业报”色彩。
《晋书》称其生母夏侯氏与小吏牛氏私通，奸生牛睿。
恭王妃夏侯氏竟通小吏牛氏而生元帝。--《晋书 元帝传》
如果结合《晋书 后妃传》，会发现景怀皇后夏侯徽，是被丈夫司马师亲手鸩杀。
后(夏侯徽)知帝(司马师)非魏之纯臣，而后既魏氏之甥，帝深忌之。青龙二年，遂以鸩崩，时年二十四。--《晋书 景怀皇后传》
以此推之，夏侯氏同族女眷，靠身子替家族报仇，给司马氏戴绿帽，也便显得天道循环，果报不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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