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汉语字典主编郑星象他的文化水平有多高呢?
古汉语字典主编郑星象他的文化水平有多高呢?籍贯浙江富阳，1940 年1 月25 日出生于上海。1962 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后留校任教至今。现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北京大学国学研究院导师，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汉语史博士生导师，国家级“有突出贡献专家”，国家级教学名师。曾任北京大学中文系学术委员会主任，北京大学汉语语言学研究中心主任，国际中国语言学学会理事，教育部高等学校中文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专著与论集有《古汉语常用字字典》（负责统稿）、《古汉语词汇纲要》《唐诗语言研究》《近代汉语研究概况》等。编著有《近代汉语语法史研究综述》（合编）、《近代汉语语法资料汇编》（合编）、《古代汉语》（三册，与郭锡良等合编）、《王力古汉语字典》（参编）、《语文》（北京市义务教育课程改革实验教材，1～18册，主编）等。
文白关系与文言文教学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蒋绍愚访谈
促使我拜访蒋绍愚先生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他是古汉语研究专家；二、他是民国时期著名学者、教育家蒋伯潜先生之孙。此外，还有一个原因与中小学生读经热有关。在“国学热”和完善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背景下，我们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观点：多背诵古代经典有百利而无一害，多学文言文对提高语文能力的好处不言而喻，语文教材全选文言文未必不是一件好事，等等。然而，蒋先生在谈话中并没有追捧国学热，他十分强调要认清我们所处的时代和语文教育自身的任务。在这两个前提之下，再来探讨文言文学多少、怎么学的问题。这一见解，让我想起了蒋伯潜先生在《中学国文教学法·自序》中表达的观点：中学生国文程度低落的原因，不在于班级制取代了私塾，不在于语体文取代了熟读整部古书，也不在于学校教育科目繁多挤占了国文学习的时间，而在于国文教学的自身——教学目的、教师素养、课内讲读、教材和教法、习作指导和批改，等等。其实，批评语文教学效率较低、学生语文素养不高的声音从来不绝于耳。向古人学习，继承优秀的教育传统，本就是语文课程建设的议题，在反思传统文化经典的教育价值时，必然要明确语文课程自身的教育目的是什么。蒋绍愚先生的理性态度、他在阐述文白关系基础上提出的文言文教学目的和方法无疑是值得重视的。
一
李节（以下简称“李”）：古汉语就是文言，现代汉语就是白话，可以这么理解吗？古代汉语和现代汉语、文言文和白话文是什么关系？
蒋绍愚（以下简称“蒋”）：不能简单地说古汉语就是文言，现代汉语就是白话。古代汉语和现代汉语是从人们口头使用语言的角度来说的。汉民族从殷商时代发展到现在，人们的口头交际语言有相当大的不同。过去人怎么说话，因为没有录音，就记不下来了，只能根据文献。从文献反映的情况来看，古代的口语和现代的口语确实有相当大的差别。从语言本身来讲，汉语史研究一般将汉语的发展划分为几个大的阶段：一是上古汉语，从最早的语言到西汉；二是中古汉语，从东汉到唐代早期；三是近代汉语，从晚唐五代到清代初期；四是现代汉语，从清代初期到现在为止的语言都算是现代汉语。王力先生写过一部《中国现代语法》，谈的是现代汉语语法，书中用的材料都是《红楼梦》里面的。《红楼梦》虽然是古典文学，但从语言上讲，跟现代汉语已经非常接近了。
文言文与白话文，指的是文体，是书面语。书面语有比较长的稳定性和延续性。《论语》《左传》《史记》是文言文；唐代韩愈、柳宗元的文章，清代方苞、姚鼐的文章，蒲松龄的小说《聊斋志异》等同样是文言文；民国章太炎写的论文也是文言文。因此，文言文不完全是以时代来划分的，而是一种文体。蒲松龄和《红楼梦》的作者所处的时代不远，但《聊斋志异》属于文言文，《红楼梦》则属于白话文。文言文是“之乎者也”，白话文是“的么了呢”。作为文体来说，白话文和文言文的区别比较明显。文体和语言本身的历史发展不能画等号。
郑星象1940 年1 月25 日出生于上海。1962 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后留校任教至今。现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北京大学国学研究院导师，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汉语史博士生导师，国家级“有突出贡献专家”，国家级教学名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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