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是如何看待名利
问题一：孟子的关于名利的现实意义 万钟则不辩礼义而受之,万钟于我何加焉有人对优厚的俸禄却不区别是否符合礼义就接受它，那优厚的俸禄对于我有什么好处呢？
有万钟的薪俸的诱惑，不分辨是否符合礼法和道义就接受，那万钟的待遇对我又有什么好处呢
优厚的物质待遇，如果不考虑是否合乎道义而去轻易接受，那么这种优厚的物质待遇对我有什么好处呢？
强调的是作者的品行高洁 正直 很重视礼法道义 在我们今人来看 就是强调有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
人在什么时候都不要违背义 不要丧失自己的本心
对名利不盲目追逐，提醒人们应该时时警惕和反省自己,不要贪图名利,丢掉人格、尊严,做出不该做的事，
问题二：都是名利惹的祸写孟子 仅读《孟子》几章，可将其为政理想概括为：为政一处，造福一方；为政一时，泽被千秋；为政以仁，民众拱之如日月；为政以利，民众视之如草芥。
而对比今之为政者，有些领导，如日月乎？如草芥乎？其对己，恨不能尽天下之财物为我所有；对他人，恨不能有一毫财物为他所用；视己为至贵至尊，视他则至微至陋；口里大呼“君子当淡泊名利，自强不息”，实则为“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以利盈我”；美其名曰“领导就是公仆，心系员工生存”，实则为“只让牛儿奔跑，不让牛儿吃草”；口里曰“府首甘为孺子牛，吃的是草，挤的是奶”，实则为“员工真的成了牛，吃的是果真是草，挤的确是鲜奶，而领导依然是高高在上的人，吃的是奶，挤的是邪恶与虚伪”。
民德不厚已久矣，民风不淳也已久矣！究其根本，上行下效已久矣！苟欲民德归厚，则必得为政者以德文己，以己化民。如此则春风可化细雨，润物亦可无声。
自己贪得无厌，而呼员工要大公无私；
自己奢侈浪费，而呼员工要简以养德。
如此为政者，与禽兽何异？是披着羊皮的狼，还是披着人皮的兽，不得而知。唯愿为政者能日三省乎己，为人为兽，自可定论。
问题三：怎样评价孟子 孟子义利思想辨析 长期以来，孟子的义利思想被人误解，认为他的重义轻利思想严重阻碍了中国经济的发展，否定了人们维护和追求正当物质利益的权利。造成这种误解的原因主要有两个：其一是原典的语境抽离，将孟子关于义利关系的话语从具体的时间、地点、社会背景中抽离出来，置于绝对时空中。比如“何必日利？亦有仁义而已矣”这句话，是孟子对梁惠王说的，有着特殊的语境。而我和许多人一样，把它当成孟子对义利问题的典型论断，并从中引申出重义轻利、把义和利绝对对立起来，反对言利等观点。另外，我们也把这句话从孟子的整个话语体系中抽离出来，割断了它和前后许多相关话语的内在联系，把它当作一个孤立的哲学命题来看待，这就使一个本来有其合理性的论断变得荒诞和不可思议。其二是引用者的语境置换，即把孟子的义利话语的原有语境剥离之后，移置到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把一个过去时的话语变为现在时。当时中国刚从文革的恶梦中走出来，物质匮乏，道德理想主义破灭，发展经济成为头等大事。改革开放，观念变革，人人都想尽快富裕起来，物质利益受到极大关注，马克思关于利益是道德的基础的论断被伦理学界当文物一样发现并引起普遍重视。在这样的语境中与孟子相遇，必然认为“何必日利？亦有仁义而已矣”是阻碍社会发展的落后，反动思想。 二十年来社会风气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见利忘义、唯利是图、道德沦丧的行为引起社会普遍的忧虑。此时重读《孟子》，就发现原先对孟子义利观的许多误解。既然是语境抽离和置换引起了误读，那就应通过语境还原去弄清孟子讲义利问题的具体背景，认识他这样说的用意何在。仔细读《孟子》一书，可以看出当时正处于社会转型期，“礼崩乐坏”，“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天下之人，唯利是求”。社会风气是重利轻义，见利忘义。而孟子游说诸侯，遇到的梁惠王、齐宣王等，都是急欲称王称霸的唯利是图之人，孟子在他们面前还用得着再谈利吗？作为一个有着极强的社会责任感的思想家，在世道衰微之时，不得不以矫枉过正的态度大讲重义轻利，以矫治重利轻义，唯利是求的时弊。 如果把《孟子》中谈道义与利益的内容综合加以分析，就会看出孟子的义利观并非我们想象的那样片面偏激，只讲义不讲利。他的义利思想包含了先利后义、以利说义、先义后利三个层面。 （一）先利后义。孟子继承了孔子先满后教的思想，与管仲说的“仓禀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一样，认为要让老百姓讲道德礼义，首先要保证他们起码的物质利益，满足他们基本的物质生活需求。孟子并不是道德至上论者，生存才是第一位的。普通百姓首先想的是维持一家人的生存问题。生存问题解决了，才会想如何体面的生存，做受人尊敬的讲礼义的人。显然，孟子认为道德要以一定的物质做为基础，他还把道德水平与私有财产联系起来，作出“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的论断。这里的“恒产”指土地、房屋、田园等固定财产以及与此相联的稳定职业；“恒心”指基本的道德观念。 （二）以利说义。孟子把义和利联系在一起，再三告诉人们只有按道义的原则做人行事，才能得到正当长远的利益。孟子游说诸侯、劝导民众的方式带有明显的功利色彩，讲仁义是因为它有用，大则可以得天下，小则可以满足个人的求利、求名、求自尊的欲望。“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仁者爱人，有礼者敬人。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人都想求名利，求富贵，要达到这些目的，孟子认为只有义才是最正确，最宽敞，最稳妥的道路。 （三）先义后利。孟子是热衷于治国平天下的思想家，先义后利、重义轻利主要是作为一种治国策略提出来的。他认为当时“天下之人，唯利是求”，执......>>
问题四：有句文言文意思是：“德行是最好的东西，可是世人却只把名利当做好的来追求，这让我觉得不可理解。” 言傅身教是最好的榜样，不要看别人怎么做，自已应有自已的生话准则，耍知道礼、义、廉、耻。
问题五：儒家和道家的名利观有何不同 儒家代表人物是孔子、孟子，经典著作是四书五经。儒家肯定人对名利富贵的追求，但强调这种追求应服从于仁义道德。作为一种主张积极入世的人生理论，并不反对常人对名利富贵的追求，一般认为富贵比贫贱好。它反复强调的是名利富贵虽好，但世界上还有比权势、金钱、荣誉更有价值的东西，那就是仁义。义利之争，赞成义放在第一位。见利忘义―――见利思义。
道家代表人物是老子、庄子，它在中国历史上亦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特别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在中国原始宗教、神话的基础上，吸取道家的基本思想，形成了中国特有的宗教――道教之后，道家又披上了一层宗教的外衣，从而更广泛地渗入社会各个阶层，对中国人的思想和行为方式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后来唐太宗当了皇帝，想为自己继承大统找出根据，找来找去，发现老子是本家，原来也姓李，于是便称老子是自己的先罚，把道教捧为国教，并通过官方的力量在全国推行。道家的名利观用一句话概括“谦下不争，以守为攻”，在生活中提倡一个“淡”字，老子一句名言“天之道，利而不害；人之道，为而弗争。”为什么要谦而不争，因为在道家看来，之所以争名利，主要是为了满足个人的欲望，可人的欲望是永远也无法满足的，满足不了就会产生苦恼、伤害身体。
问题六：与孟子有关的故事有哪些？ 孟子休妻
孟子一生所取得的成就，与母亲的教导是分不开的。
一天，孟子的妻子独自一人在屋里，叉开腿蹲在地上。孟子进屋看见妻子这个样子，就向母亲说：“这个妇人不讲礼仪，请准许我把她休了。”
孟母说：“什么原因？”
孟子说：“她叉开腿蹲在地上。”
孟母问：“你怎么知道的？”
孟子曰：“我亲眼看见的。”
孟母说：“这是你不讲礼仪，不是妇人不讲礼仪。《礼经》上不是这样说吗，将要进门的时候，必须先问屋里谁在里面；将要进入厅堂的时候，必须先高声传扬，让里面的人知道；将进屋的时候，必须眼往下看。《礼经》这样讲，为的是不让人措手不及，无所防备。而今你到妻子闲居休息的地方去，进屋没有声响人家不知道，因而让你看到了她蹲在地上的样子。这是你不讲礼仪，而不是你的妻子不讲礼仪。”孟子听了孟母的教导后，认识到自己错了，再也不敢讲休妻的事了。
孟母三迁
昔孟子少时，父早丧，母仉[zhang]氏守节。居住之所近于墓，孟子学为丧葬，[足辟][bi,两字合一]踊痛哭之事。母曰：“此非所以居子也。”乃去，舍市，近于屠，孟子学为买卖屠杀之事。母又曰：“亦非所以居子也。”继而迁于学宫之旁。每月朔[shuo，夏历每月初一日]望，官员入文庙，行礼跪拜，揖[yi,拱手礼]让进退，孟子见了，一一习记。孟母曰：“此真可以居子也。”遂居于此。 [白话]过去孟子小时候，父亲就死了，母亲仉氏守节。居住的地方离墓地很近，孟子学了些丧葬、[足辟]踊痛哭这样的事。母亲想：“这个地方不适合孩子居住。”就离开了，将家搬到街上，离杀猪宰羊的地方很近，孟子学了些做买卖和屠杀的东西。母亲又想：“这个地方还是不适合孩子居住。”又将家搬到学宫旁边。夏历每月初一这一天，官员进入文庙，行礼跪拜，揖让进退，孟子见了，一一记住。孟母想：“这才是孩子居住的地方。”就在这里定居下来了.
始作俑者
这句成语出自于《孟子・梁惠王上》：“仲尼（孔子）曰：始作俑者，其无后乎！为其象人而用之也。”
战国时，有一次孟子和梁惠王谈论治国之道。孟子问梁惠王：“用木棍打死人和用刀子杀死人，有什么不同吗？”
梁惠王回答说：“没有什么不同的。”
孟子又问：“用刀子杀死人和用政治害死人有什么不同？”
梁惠王说：“也没有什么不同。”
孟子接着说：“现在大王的厨房里有的是肥肉，马厩里有的是壮马，可老百姓面有饥色，野外躺着饿死的人。这是当权者在带领着野兽来吃人啊！大王想想，野兽相食，尚且使人厌恶，那么当权者带着野兽来吃人，怎么能当好老百姓的父母官呢？孔子曾经说过，首先开始用俑（古时陪同死人下葬的木偶或土偶）的人，他是断子绝孙、没有后代的吧！您看，用人形的土偶来殉葬尚且不可，又怎么可以让老百姓活活地饿死呢？”
根据孔子“始作俑者，其无后乎”这句话，后人将“始作俑者”引为成语，比喻第一个做某项坏事的人或某种恶劣风气的创始人。
五十步笑百步五十步笑百步
战国时代，诸侯王国都采取合纵连横之计，远交近攻。
战争连年不断，可苦了各国的老百姓。孟子看了，决定周游列国，去劝说那些好战的君主。孟子来到梁国，去见了好战的梁惠王。梁惠王对孟子说：“我费心尽力治国，又爱护百姓，却不见百姓增多，这是什么原因呢？”
孟子回答说：“让我拿打仗作个比喻吧！双方军队在战场上相遇，免不了要进行一场厮杀。厮杀结果，打败的一方免不了会弃盔丢甲，飞奔逃命。假如一个兵士跑得慢，只跑了五十步，却去嘲笑跑了一百步的兵士是‘贪生怕死’。”
孟子讲完故事，问梁惠王：“这对不对？”梁惠王立即说：“当然不对！”孟子说：“你虽然爱百姓，可你喜欢打仗，百姓就要遭殃。这......>>
问题七：孟子所说的“义”的内涵是什么呢？我们今天还需要坚持吗？为什么呢？ 如果把《孟子》中谈道义与利益的内容综合加以分析，就会看出孟子的义利观并非我们想象的那样片面偏激，只讲义不讲利。他的义利思想包含了先利后义、以利说义、先义后利三个层面。 （一）先利后义。孟子继承了孔子先满后教的思想，与管仲说的“仓禀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一样，认为要让老百姓讲道德礼义，首先要保证他们起码的物质利益，满足他们基本的物质生活需求。孟子并不是道德至上论者，生存才是第一位的。普通百姓首先想的是维持一家人的生存问题。生存问题解决了，才会想如何体面的生存，做受人尊敬的讲礼义的人。显然，孟子认为道德要以一定的物质做为基础，他还把道德水平与私有财产联系起来，作出“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的论断。这里的“恒产”指土地、房屋、田园等固定财产以及与此相联的稳定职业；“恒心”指基本的道德观念。 （二）以利说义。孟子把义和利联系在一起，再三告诉人们只有按道义的原则做人行事，才能得到正当长远的利益。孟子游说诸侯、劝导民众的方式带有明显的功利色彩，讲仁义是因为它有用，大则可以得天下，小则可以满足个人的求利、求名、求自尊的欲望。“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仁者爱人，有礼者敬人。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人都想求名利，求富贵，要达到这些目的，孟子认为只有义才是最正确，最宽敞，最稳妥的道路。 （三）先义后利。孟子是热衷于治国平天下的思想家，先义后利、重义轻利主要是作为一种治国策略提出来的。他认为当时“天下之人，唯利是求”，执政者行仁义的力度非常小，“今之为仁者，犹以一杯水救一车薪之火也。”从宏面调控的角度看，就是利益驱动的力量过大而道德制约作用太小，求利与求义，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发展严重失衡。面对这种形势，孟子觉得必须加大道德对人们求利行为的制约力度，强调以仁义治国，才能达到国泰民安的目的。因此孟子对诸侯讲治国之道，总是主张先义后利。儒家创始人孔小和孟子大概认识到人们追求物质利益的本性难以改变，但又不能不加以节制，抢着“知其不可而为之”悲剧意识奔走呼号，伸张道义，宣传仁爱。 孟子和康德式的西方思想家不同，他不是在书斋里从事纯粹形而上的思考，专事著述，而是四处奔波，游说诸侯，推销自己设计的政治蓝图。因此他非常注意因人施教，根据具体对象决定说什么，怎样说。他的话被回忆记录下来，就成了我们今天看到的典籍。《论语》、《孟子》这类语录体经典，语境还原对理解其思想内涵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抽离了语境而盲目加以普适化，就会导致误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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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八：孔子孟子的共同点有什么？麻烦告诉我 在儒家的传统中，孔孟总是形影相随，既有大成至圣，则有亚圣。既有《论语》，则有《孟子》。孔曰“成仁”，孟曰“取义”，他们的宗旨也始终相配合。《史记》说： “孟子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今人冯友兰，也把孔子比作苏格拉底，把孟子比作柏拉图。 [编辑本段]孔之道 孔子没有直接提到人之性善或性恶。《论语》中，“仁”字出现了66次，没有两个地方的解释完全相同。但是他既说出虽为圣贤，仍要经常警惕才能防范不仁的话，可见他认为性恶来自先天。他又说“观过，斯知仁矣”，好像这纠正错误，促使自己为善的能力，虽系主动的，但仍要由内外观察而产生。孟子则没有这样犹疑。他曾斩钉截铁地说：“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孔子自己承认，他一生学习，到70岁才能随心所欲不逾矩。孟子的自信，则可以由他自己所说“我善养吾浩然之气”的一句话里看出。这种道德力量，经他解释，纯系内在的由自我产生。所以他说：“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为者亦若是。”也就是宣示人人都能做圣贤。 孔子对“礼”非常重视。孔子虽然称赞管仲对国事有贡献，但仍毫不迟疑地攻击他器用排场超过人臣的限度。颜渊是孔子的得意门徒，他死时孔子痛哭流涕，然而孔子却根据“礼”的原则反对厚葬颜渊；又因为“礼”的需要，孔子见南子①，使子路感到很不高兴。孔子虽不知阳货的为人，但为了礼尚往来，他仍想趁着阳货不在家的时候去回拜他。孟子就没有这样的耐性。齐宣王称病，他也称病。他见了梁襄王，出来就说：“望之不似人君。”鲁平公没有来拜访他，他也不去见鲁平公。他对各国国君的赠仪，或受或不受，全出己意。他做了齐国的吊丧正使，出使滕国，却始终不对副使谈及出使一事。 这中间的不同，不能说与孔孟二人的个性无关。或许《论语》与《孟子》两部书的取材记载不同，也有影响。但是至圣和亚圣，相去约两百年，中国的局势，已起了很大的变化。孟子说“此一时也，彼一时也”，这八个字正好可以用来说明他们之间的距离。
孟之道 孟子有时候被人称为有“革命性”，这是因为战国时代的动乱，使他知道，只是恢复故态而不改弦更张是不能济事的。齐人准备伐燕，他说燕可伐。齐宣王问他贵戚之卿应做的本分，他说：“君有大过则谏，反复之而不听则易位。”也就是容许废君而另立族中贤人。梁襄王问他：“天下恶乎定?”他答道：“定于一。”襄王又追着问：“孰能一之?”孟子就说：“不嗜杀人者能一之。”他又曾和梁惠王说过“地方百里，而可以王”。这已经不是孔子所说“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的严格规矩了。
孟子开始游说的时候，也正是商鞅受刑，苏秦、张仪提倡合纵连横之季。战国七雄，已经准备长期的大厮杀。虽然这时候的战事还没有像战国末季那样剧烈――凡是年龄十五岁以上的都要向防地报到，降卒四十万或四十五万一起坑埋――但是这时也不再是春秋时代竞技式的战争了。商鞅相秦，第一件事就是“令民为什伍”，即是以一种军事组织的原则，加之全民。在战场上骑兵既登场，步兵人数也大量增加。“斩首六万”，“斩首七千”，已经开始见于各国的纪录。孟子说：“今夫天下之人牧，未有不嗜杀人者也。”这句话可能反映着当时各国备战的情况，也可以说是他对当时国君草菅民命的一种控诉。他所说的“民有饥色，野有饿殍”不可能是无的放矢。
[编辑本段]孔子对“礼”
非常重视。孔子虽然称赞管仲对国事有贡献，但仍毫不迟疑地攻击他器用排场超过人臣的限度。颜渊是孔子的得意门徒，他死时孔子痛哭流涕，然而孔子却根据“礼”的原则反对厚葬颜渊；又因为“礼”的需要，孔子见南子①，使子路感到很不高兴。孔子虽不值阳货的为人，但为了礼尚往来，他......>>
问题九：鱼我所欲也中，孟子斥责那些不辨礼义而贪求富贵的可耻行为，表达对不义的礼物不屑一顾的句子是_____ 答案：肉食者鄙，未能远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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