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论述儒释道三教文化的冲突与兼容~~~~~~~ 简答题为什么中国会出现儒释道三教文化并存的世界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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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家思想的核心是无为，主张顺自然、因物性；而儒家思想的核心是有为，强调制名（礼）教、规范人性。这两种类型思想的不同和对立是显而易见的，而两者在历史上相互补充、相互吸收以构成中国文化的基本格局、中国民族的主要精神，同样也是显而易见的。诚如班固所说：“其言虽殊，辟犹水火，相灭亦相生也”，“相反而皆相成也”。同时必须说明的是，儒、道两家的核心思想也不是绝对不可调和或相互融摄的。
道家的无为思想并不是与有为截然不相容的，而从其积极精神方面讲，道家的无为是为了达到更好的有为，乃至于无不为。
同样，儒家的有为思想也不是截然排斥无为的。儒家主要经典《论语》，也记载有孔子称颂天道自然无为的言论，如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阳货》）同时，他也赞扬效法天道无为的尧与舜，如说：“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荡荡乎，民无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焕乎，其有文章。”（《泰伯》）又说：“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夫何为哉？恭己正南而已矣！”（《卫灵公》）儒家对于自然界的法则也是极为尊重的，强调人类在生产活动中一定要按自然界的法则去行动。
力图把儒、道两家思想融通为一，而且获得相当成功的，是魏晋时代的玄学。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具有强烈现实性和实践性性格的文化，中国传统哲学所讨论的理论问题，主要是那些与现实实际生活密切相关的实践原则。即使象被人们称之为“清谈”、“玄远”的玄学，也不例外。人们所熟知的，玄学讨论的有无、本末、一多、动静等抽象理论问题，其实无一不与解决名教与自然的关系这一现实的社会、人生问题有关。
所谓名教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也就是社会规范与人的本性的关系问题。众所周知，任何一个人都是生活在一定的社会经济、政治、人际等关系之中的，要受到社会职业、地位、法律、道德等的制约。所以，人都是社会的人。但同时，每一个人又都是有其各自的性格、独立的精神世界和意志追求的，所以人又都是个体的人。人的这种两重性，构成了现实生活中社会和个人之间复杂的矛盾关系。探讨个人与社会的矛盾关系，是中外古今思想家、哲学家最为关心的问题之一。而在中国传统哲学中则尤为关注，可说是它的一个中心议题，有着极为丰富的理论。我们在上面提到过，儒家强调制名（礼）教以规范人性，道家则主张顺自然而因物性。所以，名教与自然分别是儒、道两家的理论主题和争议焦点之所在。
儒家认为，社会的人重于个体的人，个人服从社会是天经地义的事，因而着重强调个人对于社会的责任和义务。所谓名教者，即是用伦理规范和法律制度规定每一个人在社会上的名分地位，以及与其名分地位相应的应尽的社会责任和义务。然后，以此去要求和检验社会每一个成员的行为，进而达到协调人际关系，安定社会秩序的目的。
道家，尤其是庄子学派，认为个体的人高于社会的人。他们主张顺自然而因物性，也就是说应当由着个人的自然本性自由发展，而不应当以社会礼法等种种规范去干预和束缚个人的行为。老子把社会礼法制度和规范的出现，归结为人类自然本性的不断自我丧失。这里包含了一种原始素朴的“异化”思想。道家的自然理论，在重视个人性格和意志方面有其合理性和积极意义。但他过分夸大个人意志与社会规范之间的矛盾对立，想把个人从社会中脱离出来，则又显然走向了另一个片面。
玄学在理论上的任务，就是如何把名教与自然之间的矛盾和谐地统一起来。儒家名教理论沿习至汉末，已流弊丛生。它不仅作为统治者压迫、箝制人民的手段，使人们的个性、意志受到摧残，而且还成为某些诈伪狡黠之徒沽名钓誉、欺世盗名的工具，使社会风气遭到极大的腐蚀。玄学承汉末名教之弊而起，所以首先都肯定人的自然本性的根本性和合理性，赞扬和提倡道家的自然理论。而同时则努力调和自然本性与名教规范之间的矛盾，使之协调统一起来。玄学内部存在着各种不同的流派，但他们理论上有一共同之点，即都主张以自然为本，名教为末（用），强调以本统末，以用显本，本不离末，用不异本。
以融合儒、道两家思想为基本特征的玄学理论，对于中国传统哲学，乃至整个中国传统文化的某些基本性格与精神的形成，有着重要的、决定性的作用。
佛教是在两汉之际由印度传入的外来文化。当其传来之初，人们对它了解甚浅，把它看成与当时人们所熟悉的黄老之学、神仙方术相类似的学说。汉末、三国时期，佛经已渐有翻译，迨至东晋时期，则开始了大规模佛经传译的工作。东晋南北朝以来，随着佛教影响的扩大，随着本土人士对佛教教义的深入了解，佛教这一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之间的差异和矛盾就暴露出来了。接着，两者之间的冲突，也就不可避免地爆发了。由于当时中国本土文化以儒、道为代表的格局已经形成，所以佛教与本土文化之间的矛盾冲突，也就表现为佛、道与佛、儒之间的矛盾冲突。
这里所说的佛、道冲突中的道，已不单是指先秦的老庄、汉代的黄老等道家，它同时也包括了东汉末产生的道教，而且从形式上来看，更多地是与道教的矛盾冲突。佛教与道教的矛盾冲突，虽然也有因教义上的不同而引起的斗争，但道教主张长生久视、肉体成仙，而佛教则宣扬诸行无常、涅盘寂灭，这样两种根本相反的解脱观，自然是会发生冲突的。但佛道两教之间的冲突，更多的却是发生在争夺社会地位上。
佛教与儒家的冲突，最直接的是佛教的出世主义、出家制度明显有违于儒家提倡的伦理纲常等礼教。所以两家斗争的焦点，也就主要集中在佛教的出世出家是否违背了中国传统的孝道和忠道。在这一斗争中，坚持儒家立场者，激烈抨击佛教的出家制度教人剃须发、不娶妻、不敬养父母等，完全违背了孝道；而出世主义则不理民生、不事王事、不敬王者等，又完全违背了忠道。因而极贬佛教为夷教胡俗，不合国情，必欲消灭之而后快。
从理论方面讲，当时佛教与儒道的斗争主要集中在神的存灭、因果报应等问题上。成佛是佛教徒的最高理想，对此问题，当时的中国佛教徒提出了一种“神明成佛”的理论。佛教讲因果报应，特别是讲三世报应，这也是与中国传统观念不一致的。佛教的业报，强调自已种下的因，自己承受其果报。有的现世受报，有的来世受报，有的则经过二生三生，乃至百生千生，然后才受报。而在中国传统观念中，则盛行着“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周易》“坤卦文言”）的教训。即祖先积善或积不善，由子孙去承受福或祸，而主要不是本人去承受。所以，晋宋齐梁期间围绕神灭、神不灭和因果报应等问题曾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斗争。
在佛教与儒、道发生矛盾冲突的同时，更值得注意的是佛教与儒、道之间的相互渗透和融合。这里，我们首先从佛教方面来看一下这种渗透和融合。佛教传入之初，为使中国人理解这一外来宗教的思想，借用了大量的儒、道所用的传统名词、概念来比附译释佛教的一些名词、概念。这种名词、概念的借用，也就给一般人带来了不少的误解。而这种误解，也就使儒、道的思想渗入了佛教之中。
如果说，这种初期的融入尚是不自觉的话，那末后来佛教为了在中国扎下根来，则进行了自觉的、主动的融合。首先在译事方面，佛教学者总结了“格义”法的缺陷，以及在翻译中过分讲求文辞，而忽略其思想意义等问题，主动积极地吸收和提倡玄学“得意忘象（言）”的方法，以领会佛典所传达的根本宗旨和思想精神。
在中国儒、道、玄思想的影响下，原印度佛教的许多特性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诸如，印度佛教杂多而烦琐的名相分析，逐渐为简约和忘言得意的传统思维方式所取代；印度佛教强调苦行累修的解脱方法，则转变为以智解顿悟为主的解脱方法；印度佛教的出世精神，更多地为世出世不二，乃至积极的入世精神所取代，等等。而在理论上则更是广泛地吸收了儒家的心性、中庸，道家的自然无为，甚至阴阳五行等各种思想学说。正是经过这些众多的变化，至隋唐时期，佛教完成了形式和理论上的自我调整，取得了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协调，形成了一批富有中国特色的佛教宗派，如：天台宗、华严宗、禅宗、净土宗等。佛教终于在中国扎下了根，开出了花，结出了果。
由于汉末道教的创立和发展，此后道家的问题变得复杂起来了。道教是在杂糅原始宗教、神仙方术、民间信仰等基础上，附会以道家老子思想为理论依托而建立起来的。后来又受到佛教的影响，仿效佛教的戒律仪轨、经典组织等，使自己不断地完善起来。道教尊奉老子为其教主，以老、庄、文、列诸子的著作作为最根本的经典，如尊《老子》为《道德真经》，尊《庄子》为《南华真经》，尊《文子》为《通玄真经》，尊《列子》为《冲虚至德真经》等。所以，就这方面来讲，道教与道家是密不可分的，因而在人们平时所称的儒、释、道中的道，一般都是含混的，并不严格限定它是专指道家还是道教。
儒家思想理论在佛教的冲击和影响下，也有很大的变化和发展。如上面所提到的，东晋以后佛教思想就深入到了社会生活各个领域，尤其是宋元以后的知识分子无一不出入于佛老，这些都还只是现象上的描绘。其实，佛教对儒家最主要的影响是在于它促使儒家对发展和建立形上理论的深入探讨。与佛教相比，原始儒家在理论上更注意于实践原则的探讨与确立，其中虽也有一些形上学的命题，但并没有着意去加以发挥。所以在形上理论方面，原始儒家甚至还不如道家。佛教传入后，它那丰富深奥的形上理论，给儒家以极大的冲击和刺激，一度还吸引了大批的优秀知识分子深入佛门，去探其奥秘。而且，确实也由此而涌现出一批积极探讨形上理论的儒家学者。
中国文化中的儒、释、道三家（或称“三教”），在相互的冲突中相互吸收和融合；在保持各自的基本立场和特质的同时，又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三家的发展历史，充分体现了中国文化的融合精神。经过一千多年的发展，到19世纪中叶以前，中国文化一直延续着儒、释、道三家共存并进的格局。历代统治者推行的文化政策，绝大多数时期也都强调三教并用。南宋孝宗皇帝赵昚说：“以佛治心，以道治身，以儒治世。”（转引自刘谧著《三教平心论》卷上）这是很具代表性的一种观点。所以，当人们随口而说：中国文化是儒家文化的时候，请千万不要忘了还有佛、道二家的文化，在国人的精神生活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我们说，中华人文精神是在儒、释、道三教的共同培育下形成的，这话绝无夸张之意。
儒释道在武夷山留下的“三教同山”佳话：儒学思想的代表人物朱熹在武夷山生活近50年；扣冰古佛于武夷山参悟佛法，在天心永乐禅寺坐禅开悟；南宗五祖白玉蟾，在武夷山止止庵修炼，成就道教十六洞天福地。 “儒教和武夷山的关系非常密切，特别是从宋朝以后，儒学的一些大师都在武夷山待过，从杨时开始到朱熹，都在武夷山做过讲学，因此武夷山是儒教的圣地，和理学有着密切关系。”汤一介讲述着儒教与武夷山的关系，他说称武夷山为理学之窟毫不为过。 “东周出孔丘，南宋有朱熹。中国古文化，泰山与武夷。”集理学之大成者朱熹，在武夷山生活50年，创闽学，继承和发展了孔孟思想，于1183年在武夷山隐屏峰下兴建“紫阳书院”，授徒讲学，并潜心著述，写出在中国乃至世界都具有很大影响力的《四书集注》。 “千万峰中梵室开”是武夷山籍的北宋著名词人柳永形容武夷山佛教鼎盛的诗句，形象地反映了唐宋时武夷山佛教香火旺盛、寺庙林立的景象。 “僧人居于武夷的山水之中，远离尘世，他们在这得天独厚的环境中，伴着晨钟暮鼓与缭绕的香火，把修身养性作为生命的最高境界来推崇。种茶、制茶和品茶已成为他们修行的一个重要载体，许许多多的顿悟都是从这茶事活动和品茗意蕴中获取的。”一诚法师讲述了佛教和武夷山的缘分。 在武夷佛教的历史上，几乎没有不与武夷茶结缘的寺庙，寺庙周遭的茶园几乎与寺庙一样悠久。 任法融在谈及道教与武夷山的关系时，自豪地说：“道教与武夷山的缘分可能比儒教和佛教都深。首先从名字上，‘夷’即平坦的意思，老子在《道德经》里就对此有解释；其次，宋代的白玉蟾是内丹学派创始人之一，思想的产生和完成都是在武夷山。” 在武夷山三教中，道教占主导地位。道教称天下有“十大洞天”、“三十六小洞天”、“七十二福地”。武夷山是“三十六小洞天”之一的“第十六升真元化之洞”，乃洞天仙府。武夷山清溪九曲，三十六峰、九十九岩，命名大多与道教有关。真是“六六三三疑道语，崖崖壑壑竞仙姿”。武夷山道教在北宋时非常兴盛，真宗年间（1009年）建宫、观、堂达300多处。如著名的有冲佑观、天游观等，其代表人物有吕洞宾、白玉蟾、刘碧云等。现在桃源洞内建有桃源道观。桃源洞内岩壁上，还雕刻着巨大的老子像，堪称“老子天下第一”。因为文化，茶所以能“和天下” 在论茶活动进行当中，三教泰斗结合各自的宗教思想展示了墨宝，为此次聚会题词，阐述“茶和天下”的要义：儒教提倡“以和为贵”，佛教主张“心即是佛”，道家崇尚“天人合一”。 “和、静”是儒释道三教所追求的一种崇高思想境界，在他们看来，能达到“和、静”是一种最理想的精神境界。只有达到“和、静”的境界，儒家就能“治国平天下”；佛教就能“顿悟”成佛；道教就能得道成仙。 儒释道三教推崇的“和、静”，恰与茶的禀性“蕴和、寓静”相一致。因此，茶便与儒释道结下不解之缘。朱熹在武夷山授徒讲学，聚友著述，以茶论道，斗茶品茗，不仅写下不少咏茶诗篇，而且亲自携篓采茶，并引为乐事。唐代河北赵州从谂禅师，活到120岁（778-897年），是位长寿禅师。他有个著名的“吃茶去”的典故。凡到观音禅院去拜谒他者，不管怎样他别话不说，只说“吃茶去”。赵朴初先生有“七碗茶受至味，一壶茶得真趣。空持千百偈，不如吃茶去”的诗篇，生动体现茶禅一味、茶禅相通的意境。 王鲁湘在提问中说：“这一次的聚会里有两个关键词，一个是缘，一种很深很深的缘分；再一个就是和，这个词以茶为载体。印象中的茶，有说茶禅合一的，更多人的看法是茶可以去病延年。而现在，茶和儒释道三家思想相融合之后，升华到一个极高境界：茶和天下。这给所有与茶打交道的人，提出了新的命题，希望三教泰斗给我们破题，今后可以借此将茶的文章继续做下去。” 王鲁湘问儒教泰斗汤一介：为什么能和，怎么和？ “中和”美学思想贯穿整个中国茶道，儒家对“和”的诠释在茶事的过程中表现得淋漓尽致：一是在泡茶时表现为“酸甜苦涩调太和，掌握迟速量适中”的中庸之美；二是在待客时表现为“奉茶为礼尊长者，备茶浓意表浓情”的明伦之礼；三是在饮茶过程中表现为“饮罢茶敬方知深，赞叹此乃草中英”的谦和之仪。 汤一介回答，《易经》中提出“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贞”。就是说，天的变化是无穷的，是不断发展的，每个事物包括每一个人，都应该有他一个合适的地位，在这个地位上，他一定要保持祥和的心态，不要一边高一边低，一切就能顺利。喝茶，有助于让人产生希望一切事物都能在他合适的地位、顺顺利利地发展的想法，起到非常美满的作用。 任法融也表示，喝茶是中国人的好礼节，接待客人时，先奉上一杯茶，能够让来客心平气和。 道教崇尚清静无为，于自然恬淡中求生命的延续与超越。而茶契合自然，采天地之灵气，茶性俭而清和、自然淳朴，道教认为长期饮茶可使人轻身换骨，除却污浊之气，又可修心养性，有助于修炼。 中国文人在品茶时寄情山水、忘情山水，亲近自然的倾向都与道教崇尚自然的理念有着莫大的联系。而且在茶事上的求真、求自然的原则也受到道家“返璞归真”理念的影响。 茶的“本色滋味”，与禅家之淡泊自然、远离执著之“平常心境”相契相辅。佛教中人通过喝茶的实际生活，在心路历程上，净治明相，观察自心现量，清除自己心灵所受的污染，善自心现，远离尘垢，消除烦恼，还自心本来清净。一诚法师说：“喝茶人能心静平淡，平和，就不争吵，不争吵就无战争，天下就和平。”元代了庵清欲禅师《痴绝翁所赓白云端祖山居谒忠藏主求和》诗也曾云：“闲居无事可评论，一炷清香自得闻。睡起有茶饥有饭，行看流水坐看云。”茶与禅相互辉映，体现了一种超然的人生境界。 与儒释道结合，茶形成文化园中一朵奇葩。道即人道（《礼记》人道称：是故人道亲亲也），促进人与社会的和静，人与人的和乐；道亦禅悟之道；道又是“天人合一”、人与自然和谐之道。
悲剧，是儒佛道，悲剧，1500字符上没分谁来，悲剧，我也就会打500以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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