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与陶渊明的观点有什么不同，原因何在。 孔子所说的大同思想与陶渊明的桃花源记有什么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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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渊明性格不羁，随遇而安 孔子心怀天下 鞠躬尽瘁 死而后已
附文（便于理解）： 中国古代哲学里，儒、道两家最盛，对后世影响也大。儒家是入世的哲学，
道家讲究出世，表现出的是绝然不同的两种世界观。而中国人的哲学思想上向来
不那么单纯，不爱做非此即彼的选择。这种天生般的包容性使中国人的人格构成
变得复杂有趣。就拿儒道两家来说，虽则迥异，却能够体现在一个人的身上。
比如，诸葛亮积极入世的态度是儒家的，他的军事、政治作为体现最多的也
是儒家思想。但这个人却喜欢标榜自己的道家风范，喜欢峨冠鹤裳，借东风时更
是身披道衣，跣足散发，一副道家打扮，手法也是道家那一套。这属于在儒家方
面成功后有意表现一些道家的出世态度，显得格调清奇，少些世俗，骨子里却是
儒家的东西；陶渊明又是一个特例，他同时接受了儒家和道家两种不同的思想，
培养了“猛志逸四海”和“性本爱丘山”的两种不同的志趣。年轻时怀着“大济
苍生”的愿望，却没有诸葛亮那么幸运，辗转流离做了不少的小官吏，这哪里能
满足他的志向？所以十三年的仕途生涯仍以怀才不得志的心境弃官回家种豆了，
过起道家的生活来。陶渊明以儒家失败，而以道家名世。
于丹说“儒家思想传承下来，使我们历史上又出现了很多内心富足的君子”，
以她最擅长的讲故事的方法来说明这个问题，在方法上无所谓对错，但她举了一
个极其不恰当的例子。她拉出了陶渊明，给陶渊明戴了一顶儒家思想的传承者的
帽子，并封为“内心富足的君子”。
但陶渊明是这样一个人吗？
于丹推崇的是弃官后“躬耕自资”时陶渊明，我们就先看陶渊明的弃官。陶
渊明自以为具有“大济苍生”之才，却屡屡以小官加身，起郁闷心情可知，尤其
看到比自己才学能力小的人都有比自己官做得大的，心里自然很不平衡。他最后
的弃官，就是这种不平衡心理的一次爆发。当时的陶渊明正做着他根本看不上的
彭泽令的小官，偏偏上级来视察，属吏提醒他“当束带迎之”。他留了句“岂能
为五十斗米向乡里小儿折腰”，就授印而去。
从这一作为来看，这时候的陶渊明身上已经没有了儒家的影子。如果孔子处
理这件事情，情况就大不相同了。《论语》记载，孔子“见冕者与瞽者，虽亵必
以貌”，见了当官的就会表现出庄重的表情以表示尊重；还记载孔子“式负版
者”，“式”通“轼”，这里是动词，就是做在车上手扶扶手正立以表示敬重。
对谁敬重呢？“负版者”，背着文书的人，不过是个一般的公务员罢了。孔子平
时遇见国家工作人员还要表示出敬重，更不要说上级来视察了，他肯定不用秘书
提醒就“束带迎之”去了。而陶渊明的表现恰恰是对儒家这一思想的放弃和颠覆。
而“岂能为五十斗米向乡里小儿折腰”这句话至少隐含着两种情绪。“乡里
小儿”的说法，显然是看不起这个来视察的官员，这与讲究等级观念的孔子大相
异趣；“五十斗米”，流露出对自己官职微小的不满。而孔子是不会在意官职大
小的，孔子说： “苟富且贵，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能够得到符合道义的
富贵，即便做个“执鞭之士”，我也是可以的。“执鞭之士”通常有两种说法，
一是下等的管理者，犹如今天的城管，一是赶车的人。而陶渊明追求的是大有作
为，根本看不上这些下等官吏的，还哪里有儒家的影子呢？
陶渊明被后世推崇的是弃官后“性本爱丘山”式的境界，这时候的陶渊明内
心已经完成了从入世的儒家向出世的道家的彻底转变。孟浩然在《仲夏归汉南寄
京邑旧游》中写道：“赏读《高士传》，最佳陶征君”，后世推崇的是成为十足
的隐士的陶渊明。《论语》中记载了很多孔子遭遇隐士的故事，几乎所有隐士都
对孔子持否定甚至讽刺的态度。
《论语·微子篇第十八》：“楚狂接舆歌而过孔子曰：‘凤兮凤兮！何德之
衰？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已而已而！今之从政者殆而！’孔子下，欲与之
言。趋而辟（避）之，不得与之言。”这位隐士从孔子车子旁边经过的时候高声
唱起来：“凤鸟啊，凤鸟！为何德性如此衰颓？你过去做过的事不能改变，将来
的事你还来得及改正啊。算了吧，算了吧，如今从政者都是岌岌可危啊！”这个
隐士讽刺孔子不识时务，并且有所劝慰。孔子想下车聊几句，人家疾步走开，理
都不理了；这一篇里还记载孔子让子路向长沮、桀溺打听津口所在，长沮讽刺说：
“孔先生连‘大道’都知道，应该很清楚小小的码头在哪里吧！”桀溺也不正经
回答，还劝子路别跟孔子这样的人瞎混；而还有一位隐士则直接讽刺孔子“四肢
不勤、五谷不分”。
可见这些与陶渊明志趣相投的隐士们对孔子本人和他的学说的态度，而孔子
则对这些人很尊重，甚至也表露过隐居的心思，但他说：“天下有道，丘不与易
也！”意思是“假若天下有道，我孔丘怎么会费心来改变它！”这正是儒家的社
会使命感。孔子理解隐士，但隐士很不认可孔子，这是历史事实。如果孔子遇见
陶渊明，估计还不会得到什么好脸色。拿道家人物来证明儒家思想，如果不是于
丹不了解陶渊明，那就是不了解孔子。而于丹生硬地把陶渊明拉来，本意是想让
陶渊明对孔子表示声援的，没想到陶渊明却狠狠地打了孔子一记响亮的耳光。
尽管孔子和陶渊明在人生哲学观点和实践上大不相同，但两个人却是难兄难
弟，有着相似的悲剧命运。前半生，陶渊明和孔子一样追求实现个人理想的机会，
但都以失败、失望乃至绝望而告终；后半生，孔子则回到鲁国做学问教学生，还
在鲁国“中央顾问委员会”挂了个虚职，实际上已经远离政治，也算是一种隐居
的方式吧。所不同的是陶渊明选择的隐居田园，而孔子则是“大隐隐于市”。
或许是于丹看到了这一点，才为《论语》选择了陶渊明这个极其不恰当甚至
具有副作用的代言人。更为莫名其妙的是，于丹牵手陶渊明，竟然是用他来解说
“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陶渊明后半生的生计都成问题，贫则贫矣，何乐之
有？陶渊明最终还是在贫困的煎熬及郁郁不得志中忧愤而死；富未曾富过，如果
当小官吏时算做“富”，那他拂袖而去的做派也谈不上“好礼”。于丹所谓的
“内心快乐富足，彬彬有礼的君子”，陶渊明是一点也搭不上茬儿的。或许“我
们历史上出现了很多内心富足的君子”。但即便让孔子来验证，东晋大诗人陶渊
明肯定也不是其中之一。
孔子的时代，霸道横行，孔子坚持着王道，宣传王道，从未放弃过。
陶渊明的时代，是道家与名家融合后盛行的时代，从魏晋就开始的，文化氛围务虚而不务实，然后所有的事情都是务虚而不务实。陶渊明或许一开始的时候也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信仰，像他的祖父陶侃一样（古人是有家风的）。但后来，他给同化了，回去种田，《桃花源记》说白了，就是逃避现实的一种体现。和当时那帮文人一样，消极愚蠢还自以为高明。
试问，陶渊明怎么可以和孔子相比呢？一个是麒麟，一个连匹夫（天下兴亡，匹夫有责）都不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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