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中历史佛教史
1.中国佛教发展史
佛教传入中国，自汉末历魏晋南北朝三百余年间，可以说为中国学术思想，注入了新的血液。
也可以说引起中国学术思想，经过一段相当长久的纷争。但佛教在中国史上，白始自终，没有直接影响到政治的作用，在隋唐之间，只有为争取学术地位的师道尊严，经过几次辩论，结果被历代帝王政权所承认，对于出家僧众，在宗教地位上，始终以师道相待，彼等对帝王，可以长揖问讯而不跪拜，这个传统后来一直延续到清末。
初期佛教，人才辈出，尤其在隋唐五代宋之间，历代高僧，都是学识淹贯，渊深通达之士，盛唐之间，有几次以考试佛学经论，选拔出家僧众，史称“某某和尚，以试经得度”，便是这个制度，所以出家僧众，素质也比较优良。但在唐玄宗时代，政府也曾用鬻买“度牒”（出家僧众的凭证）来充实财政经费，等于清末科举功名的捐官或捐监。
总之，佛教在中国政治史上，因高僧大德们的注重教化，从不干预政治，所以向来都被优容尊敬，任从民间自由信仰。虽然在佛教史上，曾经在南北朝与唐代，发生过“三武一宗之难”，仔细研究历史，平心而论，也不全属帝王的政治见解，或为纯粹的宗教斗争，而当时佛教徒本身，实在也有许多问题。
例如，唐代名儒韩愈的辟佛，详细研究史实，和他流传文章的思想，与其说他有严格排除佛教的观念，毋宁说是因佛教徒的作风，引起他的反感。当然政治主张的措施，也是很大的因素之一。
不过他曾与佛教名僧如大颠禅师等，作方外好友，这也是事实。可见论事论人，极难轻下断语，不可遽从成见。
倒是宋徽宗一度排佛，的确完全是受了道教的影响。此外，佛教在中国史上，一直与儒道两家，互相消长，此起彼落，形成中国文化思想儒释道三家的巨流。
至于佛学思想，尤其是禅宗风格，在中国文化方面的贡献，影响极大，而且功多于过，美不胜收。例如政治、社会、哲学、文学、建筑、艺术、图绘及雕塑，乃至如中国人的生活艺术，食衣住行，已经到处都充满着禅佛的余韵，甚至影响日本更大。
略举学术和文学方而的贡献来说，自曹魏时代，曹子建因听梵音，自制“渔山梵唱”，便为中国音韵学与音乐，别开生面。鸠摩罗什师弟创建佛教文学的风格，南北朝间因翻译佛经，高僧们发明韵声的反切，为中国音韵学的滥觞，千余年来一直沿用不衰，再变而有现在注音符号的出现。
梁朝沈约所整理的声韵学，刘勰对批评文学的伟大贡献而有《文心雕龙》的著述，都是渊源于佛教的熏陶。陆羽的《茶经》，唐代一行大师的阴阳术数，宋代程明道太极图的发现，都与佛教有莫大因缘。
少林寺的武术辅助唐太宗平定灭下，元朝耶律楚材对医学的贡献，刘秉忠的默化元朝君臣，施仁戒杀，明代姚广孝劝阻永乐的暴戾，这些都是历史俱在的一般贡献。有关艺术的贡献，举其荦荦大者而言，如云冈石窟、敦煌壁画等，都是举世皆知的事迹。
总之，佛教因历代高僧大德学养的优越，使佛学思想影响中国学术与文学颇多，试看历代文人学者的专集，不与佛教高僧有关系，不渗杂少数佛学的思想的，可以说是极其少数的事。且如清代女诗人蔡季玉所作：“赤手屠鲸千载事，白头归佛一生心”的名句，它正透露了过去中国一般知识分子之所蕲致，最高思想的归趋，和最后人生的境界，也自充满着禅佛的余韵。
这是具有权威性的代表意义的。
2.佛教史的版本
《中国佛教史》，任继愈主编，撰稿人有任继愈、杜继文、杨曾文、丁明夷等，分别叙述两汉三国、两晋和南北朝几个时期佛教历史。本书首先论述秦汉时期中国社会流行的宗教迷信和方术，从佛教入华起，置之于中国本土传统文化的附属地位，探究佛教流行的社会历史条件、对中国文化从依附而融合、滋长、盛大、停滞和衰微的发展演变过程。各卷后面分别附有汉三国、两晋、南北朝译经目录、历代佛教经录所载译经卷数、中国佛教大事年表、印度佛教哲学、索引等资料，第二卷并有十六国简表等四幅插图。
推荐版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6月、11月、1988年5月版
《中国佛教史籍概论》，陈垣撰。撰者将六朝以来研究历史所常参考的佛教史籍按成书年代分类介绍，使用丰富史料对书名、略名、异名、作者简历、卷数异同、版本源流、内容体制等问题，旁征博引，加以分析，纠正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关于佛教史籍部分的错误。对研究佛教史和其他历史典籍问题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推荐版本：中华书局1962年11月版
3.佛教历史
您好释迦牟尼佛，即如来佛祖，约前624-前544，一说前564-前484，原名悉达多·乔达摩，（巴利文：Siddhattha Gotama；梵文： Siddhārtha Gautama），意为“一切义成就者”，佛教创始人。
成佛后被称为释迦牟尼，尊称为佛陀，意思是大彻大悟的人。民间信徒称呼他为佛祖。
本是古印度迦毗罗卫国（今尼泊尔境内）的太子，是释迦族人，属刹帝利种姓。父为净饭王，母为摩耶夫人。
菩萨是巴利文 Bodhisatto 的音译“菩提萨埵（拼音：duǒ）”的简称， 梵文是 Bodhisattva， “菩提”汉译是“觉悟”，“萨埵”汉译是“众生” 或 “有情”（一切有感情的众生），全译是“觉有情”，它包括自觉和觉他两层意思，就是说，菩萨既是已经“觉悟的众生”，又是以觉悟他人为己任的有情。除了一般菩萨外，还有像观音、地藏、文殊、普贤一类的”大菩萨“ ，梵文是 Mahāsattva，中文译音是摩诃萨，又意译为“大士、圣士、开士”等名称。
十八罗汉是指佛教传说中十八位永住世间、护持正法的阿罗汉，由十六罗汉加二尊者而来。他们都是历史人物，均为释迦牟尼的弟子。
十六罗汉主要流行于唐代，至唐末，开始出现十八罗汉，到宋代时，则盛行十八罗汉了。十八罗汉的出现；可能与中国文化中对十八的传统偏好有关。
4.佛教的发展史
3038年前，释迦牟尼佛在印度菩提树下悟道，成佛。
（这是中国近代禅宗高僧虚云大师提倡的，现在的主流是说2554年）我们把释迦佛称为佛祖，世尊，佛陀。世尊成佛后，天帝遥请世尊说法，世尊讲经四十九年，然后示现圆寂。
僧人在西周时已经来过中国，汉朝时传入中国，佛教在中国慢慢分为五宗，南北朝时禅宗祖师达摩把禅宗传入中国，为禅宗初祖，传到六祖慧能后发扬光大，并分为禅宗也分为五宗，唐宋时期，禅宗在中国比较兴旺，元朝以后由于人们的根基没有古人的好，净土宗开始比禅宗传播得快。近代净土宗的有印光，禅宗有虚云，宣化上人等大师，。
5.两汉三国南北朝时期佛教发展史
三武一宗灭佛运动 在佛教传人中国―二千余年的历史中，受到空前绝后打击的，莫过于 “三武一宗”（三武一宗就是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唐武帝和后周世宗）的教难了。
一、法难简析 “三武一宗”法难给当时的中国佛教带来了沉重的打击，也给当时的社会发展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损失。 l、北魏太武帝灭法 据历史记载，北魏太武帝本来对佛教非常敬重.曾招请高德沙门，共赞佛法。
尤其是每在四月初八日的浴佛节，当释尊像经过时，还亲自登上城楼观看庆祝活动，并向佛像散花以表敬意。后来，他听信司徒崔浩的谄谏，逐渐改信寇谦之的“天师道。”
公元445年，杏城盖吴叛反而长安骚乱，太武帝亲自率兵去镇压盖吴。到达长安，在―寺中，见有沙门于寺中种麦牧马；而且寺院藏有弓、矢、矛、盾等兵器。
帝为之大怒，认为沙门与盖吴通谋造反。又于寺中查出酿酒器具及大量财物，并发现寺内还有洞窟藏匿妇女，太武帝被这些长安寺院沙门的不如法行为所激怒，崔浩从行，极力劝帝灭佛。
于是，太武帝采纳崔浩绝灭佛教的建议，断然下诏废佛，杀戮沙门，焚毁佛像经卷，并命令全国各地废佛。 紧接着，446年，太武帝下令主管部门通告各地官员，焚毁佛像经籍，坑杀沙门。
执政的太子晃，虽然再三反对刑戮沙门和焚毁寺院佛像，但太武帝却以佛教为虚妄，斥佛教为“西戎虚诞，妄生妖薜”，接受崔浩排佛的主张。其憎恶佛教说：“非朕，孰能去此历代之伪物？”在北魏全境实行激烈的废佛运动，其废佛情况，据《高僧传》卷十《昙始传》载：“以太平七年，遂毁灭佛法，分遣军兵烧掠寺舍，统内僧尼悉会罢道。
其有窜逸者，皆遣人追捕，得必枭斩，一境之内，无复沙门。” 继承明元帝的太武帝，由于道士寇谦之的煽动及崔浩的诬言，在光辉的中国佛教史上，划上了第一条伤痕。
为什么会出现如此法难呢？其原因是： 第一，佛教是外来宗教，是一种异国的意识形态和文化现象，它在中国的传播发展，肯定会引起与中国传统文化相冲突的矛盾。 第二，佛教的发展，需要有巨大的经济力量作为后盾，寺院经济的过分发展，侵害了统治阶级的利益，引起了他们的不满。
种种矛盾交织在一起，导致统治阶级要凭借政治手段加以解决。例如：僧尼享有免除赋税徭役的特权，而且，当时尼大多数不直接从事生产。
因此，出家僧尼数量太多，就会影响国家的税收和劳役。此外，大量的建寺造塔，也要耗费巨大的人力和物力，同样使国家经济力量受到影响。
总之，佛教力量的过分膨胀给封建统治势力带来一定的不利因素。 第三，在思想方面，佛道之间斗争的激化也是太武帝灭佛的原因之一。
当时道士寇谦之通过司徒崔浩接近太武帝而向其宣传道教，使太武帝逐渐信仰道教。440年，改国号为“太平真君”，就证明他接受了道教，后又至道坛受符篆，正式成为道教徒。
另外，信仰道教的司徒崔浩的博学而为太武帝所信任，其坚决反对佛教，因此，太武帝毁佛可说是佛道斗争的结果。 不过，促使太武帝反佛的直接因素，则是一些佛教僧侣的不法行为。
这次灭佛，虽然因为太子晃的暗中庇护而减少了损失，但是这一行动却给佛教徒在思想上、心理上造成了极大影响，直接影响到后来的佛教发展。 2、北周武帝灭法 北周武帝初信佛后，因迷信识语黑衣当王，心忌沙门，信道士张宾，拟灭佛教，集沙门道士名儒於文德殿，量述三教胜劣，以定废立。
沙门道安撰二教论，谓「救形之教，教称为外，济神之教，教称为内」帝问群臣，无有排斥非议者，遂作罢。六年后，帝又集佛道二教论辩，法师炫与道士张宾对衡，宾不服屈，帝亲自与炫辩，亦不能使炫屈服，帝遂下诏废佛道二教，悉令沙门还俗，实即灭佛教立道教，北地之佛教一时绝迹。
太武帝在毁佛后不久就被侍从宗爱等人所谋杀。452年，魏文成帝即位，下诏重兴佛教，顿时给狂热的佛教徒激起了兴佛运动。
人们亲眼目睹崔浩满门抄斩，以及太武帝的暴毙，信服于佛教冥冥之中有因果报应，而都有心惊胆颤之感。故此，北魏佛教又盛极一时。
然而，至北周再遇―大厄难，是为佛教历史上第二次法难。 北周武帝最初并不反对佛教，但为了灭齐，统一北方，建立业绩，首先要富国强兵。
于是采取“求兵于僧众之间，取地于塔庙之下”的限佛政策。对于日趋奢华的佛教要进行整顿改革，加之还俗僧人卫元嵩的上表和道士张宾等的共伺策划，终于导致灭佛活动。
当时还俗沙门上书曰：“唐虞无佛图而国安，齐梁有寺舍而祚失。”说明治理国家并不在于佛教，耻佛教同“五胡”，责佛法为非“正教”的武帝，表示赞同。
于是武帝多次召集沙门，道士及百官以辨优劣。至577年的10 年中，周武帝先后七次主持三教辨论，其中当然以佛道二教之辨为主。
570年，沙门甄鸾呈《笑道论》痛揭道教伪虚，《笑道论》当场被武帝烧毁。另有道安上《二教论》贬斥道教，认为“佛教者，穷理尽性之格言，出世人真之轨辙”。
但武帝在三教中尊儒教为第一，认为“六经儒教之弘政术，礼义忠孝，于世有宜，故须存立。”却憎恶僧人，说僧尼是崇拜偶像，愚惑人民，自自地滥用公费，而且认为佛教来自国外，不应敬奉。
他说：“佛生西域，寄传东夏，。
6.佛教史的版本
《中国佛教史》，任继愈主编，撰稿人有任继愈、杜继文、杨曾文、丁明夷等，分别叙述两汉三国、两晋和南北朝几个时期佛教历史。
本书首先论述秦汉时期中国社会流行的宗教迷信和方术，从佛教入华起，置之于中国本土传统文化的附属地位，探究佛教流行的社会历史条件、对中国文化从依附而融合、滋长、盛大、停滞和衰微的发展演变过程。各卷后面分别附有汉三国、两晋、南北朝译经目录、历代佛教经录所载译经卷数、中国佛教大事年表、印度佛教哲学、索引等资料，第二卷并有十六国简表等四幅插图。
推荐版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6月、11月、1988年5月版《中国佛教史籍概论》，陈垣撰。撰者将六朝以来研究历史所常参考的佛教史籍按成书年代分类介绍，使用丰富史料对书名、略名、异名、作者简历、卷数异同、版本源流、内容体制等问题，旁征博引，加以分析，纠正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关于佛教史籍部分的错误。
对研究佛教史和其他历史典籍问题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推荐版本：中华书局1962年11月版。
7.中国佛教的宋元明清佛教史
中国佛教经过唐末、五代两次的法难，以及朝代更迭的战乱后，由於经典散佚、寺院毁坏、僧侣受迫等，致使佛教几乎到了衰萎凋落的地步。直至宋代始现复苏之迹，唯宋元之后至盛清八百年的佛教，因国运不兴，佛教虽绵延不绝，然已不如隋唐时代的弘盛。自此，佛教一改传统型态，逐渐倾向生活修行与宗派调和的路线。从弥陀信仰的结社念佛、禅院农林的寺院经济生活，到与儒、道二家的调和及禅、净、教、戒融和的现象，佛教融入了中国文化之中，此即宋元以后中国佛教的特质。大体上，北宋一代（九六○-一一二六）佛教的复兴较盛，南宋以迄明代世宗时期（一一二七-一五六六），则为平淡晦暗之期。明末穆宗（一五六七）至清代，再度兴盛一时，唯佛教积弱过久，仍不及北宋的兴盛。 本期译经事业因有道安与慧远两位佛教领袖的努力推动，而能进展顺利。道安首在长安网罗义学高僧，并组织译场，经费所需由苻坚护持，对於翻译文体提出「五失本、三不易」论点，要求「勿失厥义」以深达佛旨，以直译方式开启译经事业新纪元。慧远承道安之志，以庐山为中心，延揽许多天竺西域高僧译经，如僧伽提婆、佛驮跋陀罗等，故有「葱外妙集，关中胜说，所以来集兹者，远之力也」。二师本身虽非译师，然乃真正推动译事的元勋。
本期重要译师，首推鸠摩罗什。后秦弘始三年，姚兴以「国师之礼」迎请罗什至长安，在逍遥园组织庞大译经场，这是国立译场的创始。当时有僧叡、僧肇、僧契、法钦、道标等八百俊彦谘受襄译，依《开元释教录》载，师徒所译典籍有《阿弥陀经》、《维摩经》、《法华经》、《金刚经》、《十住毗婆沙论》、《中论》、《十二门论》、《百论》等共七十四部三八四卷，在中国佛教翻译史上，因为罗什对龙树中观学作有系统的翻译，中国佛教由此进入新的境界。总体而说，因罗什娴熟汉语，博学多闻，故其译文采意译方式，重视简练精粹，深达原旨，流畅易读，在译经史上树立新的里程碑，是历代最受欢迎的译师，其译本流传最广，后世尊为中国四大翻译家之一。 罗什所带起的译经事业，使得译家贤哲辈出，在罗什前后的大家有数十位，如佛驮跋陀罗、昙无谶等。到了南北朝，译业仍然隆盛，论部的译著尤其辉煌，东晋罗什师资专弘龙树般若性空之学，而此期则渐重於无著、世亲的唯识学，其中真谛所译《摄大乘论》、《中边分别论》、《俱舍释论》、《大乘唯识论》等，都是法相的秘钥，为中国唯识学的发展奠定了初基。计真谛在华的二十三年间，共译出经论六十四部二七八卷，影响卓著，亦为中国四大翻译家之一。 第二期译经的特色乃因国家的重视与护持，在庞大译经组织的优势下，高僧云集，共襄助译，故能发展到有系统译介大经大论的能力，使译经事业呈现高速发展之势。 本期的译经特色，在於主译者已由外来高僧转为由本国高僧来担任，典型的代表是玄奘与义净两位大师。玄奘在唐太宗贞观三年间（六二九）西行求法，历十七年而荣归，携回佛经五〇二夹六五七部，太宗为玄奘於大慈恩寺设译经院，召拣高才名僧分掌笔受、证义等各职，译场组织较前更加完备。玄奘自律甚严，未曾一日懈怠，计十九年间译经七十五部一三三五卷，其数量之多，为历代诸家之冠，所译经论如《大般若经》、《大毗婆沙论》，卷数之多，亦为旷世钜作，而诸多唯识论著如《瑜伽师地论》、《成唯识论》等的译出，使唯识在中国的发展，能形成系统，继由弟子窥基发扬而成宗立派。译经事业至玄奘已达於最高峰。 义净乃继法显、玄奘之后的西行高僧，游学印度二十馀年，精通梵、汉，先后在长安、洛阳主持译场十馀年，共译有经论五十六部二三〇卷，译著的数量与品质皆称卓越，与玄奘同列为中国四大翻译家之一。
此外，善无畏、金刚智、不空翻译大量的密教经典也是本期的特色。总之，本期以前二期译经的成果为基础，开创更完整的译经组织，使得译经事业达於巅峰。此后二百多年间，译业渐沈。直至北宋太宗太平兴国五年复兴译场，并设印经院，译场组织与制度更形完备，唯所译经论较之前期，已微不足道。宋、元迄今，虽仍有译事的进行，然多已非由梵文译为汉文，而是由日文、藏文、巴利文、西文译为汉文的零星之作。 译经实非简单易行之业，从译师、经典的来源，到语言文字、译文体例的抉择等，皆为棘手难定的问题，故在译经开展过程中，为因应时代的需要，即不断的提出改进及创新的方案，如东晋道安有「五失本、三不易」之说，隋朝彦琮主张译家宜具「八备」资格，唐朝玄奘立「五种不翻」的译经原则，北宋赞宁则提倡译语应用「新意六例」等。译经事业在审慎严格及历时久远的经营下，成就了深得佛旨又浩瀚如海的汉文三藏圣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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