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李叔同事业巅峰时选择出家，看生命真正的意义在何方？
现代人认为，信佛修佛的人，多是因遭遇不幸，或姻恋失败，或是要解决身体疾病，所以李叔同的出家原因，百年来众说纷纭。 人们无法理解，正值事业巅峰、一生富贵的他，为什么要义无反顾遁入空门？李叔同被称作所谓“新文化运动先驱”，但在“五四”运动的前一年，这位积极探索西方文化的激昂之士，绕了一大圈，却返回了中国传统，而且走得更深更远。
“五四”以后，受实证科学主义的影响，中国人渐渐转向无神论，也就更不能理解李叔同的出家之举了。
早慧的“神童”
1880年9月23日，李叔同生于天津名门望族。他降生之日，一只喜鹊口衔松枝送至产房内，人们都说这是佛赐祥瑞。其父李筱楼当时已是68岁，老来得子，非常高兴，给他起名文涛，字叔同，他排行第三，小字三郎。李叔同的母亲王氏，是李筱楼的五姨太，当时是20岁。
李叔同的父母都信佛。李筱楼名世珍，祖籍浙江嘉兴，曾中头名进士，与李鸿章、吴汝伦并称清朝三大才子。他官至吏部主事，致仕后经营盐业、兴办银庄，终成津门巨富，与当朝仕宦多有往来。晚年李筱楼尊崇王阳明理学，信仰禅宗佛学。他乐善好施，曾创办慈善救济团体，开办义学，有“李善人”之称。
幼年李叔同即受佛教薰染，5岁时，家里延请高僧为病重的父亲诵《金刚经》，唯李叔同能入内室，与其父同聆佛法。
李筱楼死后，李鸿章亲自为其祭仪点主。灵柩在家停放七日，众多和尚昼夜诵经，此事给小叔同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幼时他与弟弟的游戏，便是学和尚做法事，“两个人都用夹被或床罩当袈裟，在屋里或炕上念佛玩。”李叔同的大娘郭氏及长嫂，也是虔诚的佛教徒，曾教叔同念诵《大悲咒》等佛经。
聪慧异人的李叔同，学舌时就跟着老父摇头晃脑地背诵对联了；6、7岁时，他攻读《昭明文选》，琅琅成诵；8岁读四书五经，他过目不忘；13岁临摹历朝名家碑帖，他就以篆刻和书法闻名，被人称作“神童”。
然而，人生的苦空，李叔同过早就感受到了。15岁时，他就写下：人生犹如西山日，富贵终如瓦上霜。
16岁，李叔同考入辅仁学院学习八股文。枯燥的八股他写得文采斐然，常得嘉奖。八股文章试卷格式严谨，文字必须写进印好的方格之内，但文思泉涌的李叔同，书难尽意，便觉纸短文长，常常一格之中夹写两字，于是就有了“李双行”的外号。当时他还师从名家学习传统的诗词及篆刻方法。
少年的李叔同比较叛逆。他沉迷当时被称为“贱业”的戏曲，喜欢唱戏、客串，还为心仪的坤伶捧场，甚至陷入迷恋而未果。
18岁时，李叔同与门当户对的俞家女成婚。这是母亲为他聘娶的天津茶商之女，后为他生下三个儿子（一子夭折）。
当时的社会风气认为，传统文化难以立国，受此影响，李叔同仰慕西方的思想和技术。哥哥从家产中拨出巨资供其置家，李叔同首先就买了一架昂贵的钢琴。
维新变法时，李叔同无比兴奋，刻下“南海康梁是吾师”的印章，以表其志。变法失败后，他一度被怀疑为同党。1898年10月，李叔同带着母亲与家眷迁居上海，租住在法租界。
“二十文章惊海内”
到上海以后，这位19岁的津门才子，以年少鲜有的才华及桀骜不羁，很快驰名上海滩。每写文章，他必定“技惊四座”。多年以后，李叔同以一句“二十文章惊海内，毕竟空谈何有”概括了这个时期的状态。
他与上海新学界的领袖人物许幻园、文人袁希濂、儒医蔡小香、名士张小楼，结成“天涯五友”。这志趣相投的五人，相互酬唱，宣扬民权思想，品茗论艺，沉浸在琴棋书画、风花雪月之中，享受着风流倜傥的快意人生。
1901年，李叔同考入南洋公学（今上海交通大学），就读经济特科班，与黄炎培等人师从蔡元培。南洋公学的办学特点是中体西用，他接受了较系统的儒家经典教育，也吸纳西方文化。他的英文成绩是甲等，被评为“口齿清楚，文法娴熟”，对日文他也略有掌握。
当时李叔同最喜法学，曾写过名为“论强国对弱国不守公法之关系”的论文，读书时期还翻译了法学著作《法学门径书》和《国际私法》，两本书出版后在当时影响很大。
期间，李叔同曾报名应试科举，答卷针砭时弊，自然名落孙山。三场均未考中，仍回南洋公学就读。
1902年罢课风潮，蔡元培辞职，为了支持学潮，李叔同等很多同学都主动退学。后来他参加了“沪学会”，开办补习科，举行演说会，提倡移风易俗，探讨所谓“新文化、新伦理、新道德”。
1905年李叔同创作《祖国歌》，一经发表即风靡大江南北，广为传唱。之后他出版了《国学唱歌集》，以《诗经》、《离骚》、唐宋诗词等为歌词，富有传统文化内涵，显示了他深厚的“国学”底蕴。
李叔同宣传男女婚姻自主的思想，编写了《文野婚姻新戏剧本》；他将新思想新知识融入戏曲，创作了《黄天霸》等京剧戏目。他亲自上场，从小生唱到老生，赢得满堂喝采；他与上海书画名家一起办《书画报》，名声大振，成为上海的书画名流。
丰子恺描述过当时李叔同在上海模样：“丝绒碗帽，正中缀一方白玉，曲襟背心，花缎袍子，后面挂着胖辫子，底下缎带扎脚管，双梁厚底鞋子，头抬得很高，英俊之气，流露于眉目间。”
“问何如声色将情寄，休怒骂，且游戏。”这是李叔同对自己当时状态的写照。这位富家公子哥，家在上海有钱庄，出手阔绰，年少轻狂。除与文人往来，还常与歌郎、艺妓交际，为之写歌赋诗，极具纨绔之风。
烟花柳巷，声色犬马，这种寄情声色的游戏人生，虽如鱼得水，他自己也是有担忧的，22岁的李叔同写信给许幻园：“终日花丛征逐，致迷不返，将来结局，正自可虑。”
留学日本，学习西方文化
1905年四月，母亲王氏病重，李叔同速延请名医，未能奏效，因上街置办棺木，没能亲自送终，成为憾事。其母当时只有45岁。
悲痛欲绝的李叔同扶柩回津，为母亲举行了西式丧仪。追悼会上，家人不穿白色孝服，全部改穿黑色服装。不用锣鼓唢呐，李叔同用西洋的《弥撒》为母亲填挽歌，自弹自唱。
母亲死后，李叔同一度改名为“李哀”，自言“看破一层世相”，“幸福时期已经没有了”。然后将发妻和两个儿子托付给二哥，自己远走日本留学，学习西方文化。
到了日本，李叔同入乡随俗。那时还是大清，他就立即剪掉辫子，改成西方最时髦的三七分。戴没脚眼镜，脱下长衫马褂，换上西装、尖头皮鞋。没多久，他便能说一口纯正流利的日语了。他花巨资在东京上野租私人洋楼，装修成文艺气息浓厚的宅子，取名“小迷楼”。
李叔同入东京美术学校油画科，接受西方写实主义绘画教育，同时就读音乐学校，研究乐学与作曲。学习钢琴时，他不惜动手术，以拉长手指的距离。后来他出版发行了中国近现代第一本音乐刊物《音乐小杂志》。
李叔同还研究戏剧，与同学创办了中国第一个话剧团体春柳社。在东京为中国两淮水灾募捐，义演《茶花女》时，他男扮女装，成功反串了茶花女，其优美婉丽，被称超过日本俳优。在《黑奴吁天录》的演出里，他还一人饰男女两个角色。
留学日本五年，李叔同大量接受西方的现代艺术，身体力行实践西方现代思想，其个人生活也是反传统的。期间，他与一日本模特自由恋爱，并且成婚。
回国任教
1910年，31岁的李叔同带着日籍夫人回国。不久他带着日籍夫人去上海居住，原配夫人及两个儿子被他留在了天津。
他被南京高等师范聘请做图画、音乐教师，后来又应杭州师范之聘，兼任两个学校的课。教书期间，他加入西泠印社，从事金石研究与创作。
至友、同事夏丏尊说：“就学问讲，他博学多能，其国文比国文先生更高，其英文比英文先生更高，其历史比历史先生更高，其常识比博物先生更富，又是书法金石的专家，中国话剧的鼻祖。他不是只能教图画音乐，他是拿许多别的学问为背景而教他的图画音乐。”
李叔同的案头书，是一本明代刘宗周的《人谱》，在封面上，李叔同写了“身体力行”几个字。他常拿书中古贤人的嘉言懿行教导学生，自己也行不言之教，做事极致认真，一丝不苟，连走路他都目不斜视。
此时的李叔同，脱下洋装，换上灰色粗布袍、黑布马褂和布底鞋，金丝边眼镜也换成了黑色钢丝边眼镜。他对艺术的理解开始回归正统，走回儒家文艺理念。他认为文人修身，重于修艺，艺德重于技能的训练。“工图画者其嗜好必高尚，其品行必高洁”，“士先器识而后文艺”。“一个文艺家如果没有器识，无论技术何等精通熟练，亦不足道”，器识，就是指修养与境界。李叔同将“艺德”的养成，作为培养学生的基本准则，“要做一个好文艺家，必先做一个好人”，他培养学生的最高目标是“应使文艺以人传，不可人以文艺传”。
依循传统的“移风易俗莫善于乐”， 李叔同非常重视音乐教育，认为音乐对人的性情有非常大的陶冶作用，他倡导“以美淑世”的美育理想，认为艺术有提升道德的力量。
李叔同大胆引入西方美术、音乐的同时，也非常重视中国传统绘画及音乐韵律，尝试中西艺术的融合。他以学问和人格折服了学生和同事。他每月寄钱给刘质平，资助他在日本的留学费用，直至他学成，而且不求偿还，还叮嘱刘质平不可告诉他人。做教师的七年里，他先后培养出名画家丰子恺、音乐家刘质平等众多名人。
在美术领域，李叔同创造的诸多第一，改变了中国美术史。他最早在中国介绍西洋画，首创中国报纸广告画，最早创作、倡导中国现代木版画。他撰写的《西洋美术史》、《欧洲文学之概观》、《石膏模型用法》等著述，皆创下当时国人研究的第一。
李叔同是将西方戏剧引入中国的先驱，也是传播西方音乐的先驱。他最早将西方乐理引入中国，最早介绍西洋乐器、引进五线谱，最早在国内推广钢琴音乐；他作曲作词的《春游》，是我国最早的三声部声乐作品；脍炙人口的《送别》，借鉴西方乐曲的同时，继承了中华传统文化，歌词意味深远，充满了中国古典诗词的审美意境。
这位学贯古今，融汇中西的全才、通才，在事业渐趋登峰造极中，内心却无处为安。在李叔同看来，文艺还是属于“术”的范畴，文艺再好，也只是末枝小道，不是终极真理。而人生的无常、生命的倏忽，却是旖施绚丽生活中不可回避的本质。
绝尘而去 剃发为僧
1916年，李叔同假期到杭州虎跑寺断食，开始是想借此疗治长期折磨他的神经衰弱症。期间的一些神奇体验，让他悟到很多东西，同时他也接触了很多佛经，对名利情执的虚妄，有了进一步了悟。第二年，李叔同又去听法，自己改名为“李婴”， 示脱胎换骨之意。
1918年，他黄历新年期间在虎跑寺度过，成为在家弟子，取名演音，号弘一。回校后虽照常教课，但茹素诵经，世味日淡。
1918年黄历七月十三日，李叔同将多年视若珍宝的藏品，包括书籍、字画印章、折扇、金表等都外赠或销毁，然后到杭州灵隐寺受具足戒，正式剃发出家，那时他39岁。
其实出家前，李叔同曾借喻荷花，抒怀“昏波不染，成就慧业”。也曾致信刘质平，“不佞以世寿不永，又以无始以来，罪业之深，故不得不赶紧修行……”那时朋友都以为他不过是说说而已，一般的文人雅士也常作此言，没想到他是当真的。
黄炎培的回忆文章中，记述了李叔同与日籍夫人的诀别：弘一出家后，日籍夫人从上海赶到杭州，通过两位朋友去找丈夫。“走了几个庙，找到了，要求叔同到岳庙前临湖素食店共餐。三人有问，叔同才答，终席，叔同从不自动发一言，也从不抬头睁眼向三人注视。饭罢，叔同即告辞归庙，雇一小舟，三人送到船边，叔同一人上船了。船开行了，叔同从不一回头。但见一桨一桨荡向湖心，直到连人带船一齐埋没湖云深处，什么都不见，叔同最后依然不一顾，叔同夫人大哭而归。”
弘一写信告知天津家人自己出家，让家人也吃斋念佛，还嘱咐两个儿子用功读书。天津家人常给他写信，弘一信都不拆开，托人在信封后面写：“该人业已他往，均原封退还。”原配妻子俞氏，不到50岁病故，当时家人给弘一写信报丧，也没收到回复。后来，有人发现，弘一法师曾为亡妻抄经回向。
李叔同的同事姜丹书，曾与出家前的李叔同有过一段对话：
姜丹书：“你想出家？”
李叔同：“是的。”
姜丹书：“为何？”
李叔同：“无所为。”
姜丹书又问：“君固多情者，忍抛骨肉耶？”
李叔同 “譬患虎疫死，将如何？”
如若患暴病而死，或者霍乱来了，即便内心难舍妻子儿女，又有什么办法吗？
绝尘而去，绝不回望张顾，李叔同如此了断世缘，与他纯粹的出家目的有关。他的禅房里，自书“虽存若殁”四字。在他看来，出家就是为了生死大事，妻儿、朋友的情缘均可以断。短暂的人生中，亲人早晚是要分别的，大限总要到来，出家不过是将它提前罢了。
翩翩不羁的公子，变成名副其实的苦行僧
出家早年李叔同几乎不见客，除了讲经，对殷勤求访者，他以一句“老实念佛”回复，不多发一言。
夏丏尊曾见，弘一与众多和尚挤在一间拥挤的禅房里，然后于河边采水，以鲜竹漱牙，毛巾破如抹布。夏丏尊要给他换一条新的，弘一说：“哪里，还受用着哩，不必换。”在他看来，破烂的席子、毛巾，白菜萝卜苦咸菜，都好，一切都好。
他双目低垂，脸容肃穆，过去那个生活讲究精致、翩翩不羁的公子，变成了名副其实的苦行僧。房中只有一张板床。外出云游，也是一席一被一伞，有时自己还挑行李。洗衣缝补，他全都自己动手。每日黎明即起，冷水擦身，但凡染病，从不经意。他患病在床，有人前往问候，他说：“你不要问我病好了没有，你要问我佛念了没有。”
弘一严格持守最严谨最刻板的律宗戒律，成为恪守佛门“三千威仪，八万细行”的典范。他日食一餐，过午不食。素菜之中，也不吃菜心、冬笋、香菇等，因为其价格比其它素菜要贵很多。
1924年，弘一求见印光，被概不见客的印光拒在山门之外，他从天明等到日暮，终于见到印光，与之同修了七日。这七日深刻影响了他以后的修行生涯。弘一悉心研究已中断700余年的律宗，撰写著作，躬行实践。后半生里，他不辞劳苦云游各地，四处弘扬律宗。
每前往讲律，行前弘一都约法三章：不为人师，不开欢迎会，不登报吹名。为防人接船，有时他还特地临时改搭他船。除讲律外，他闭门谢客，市长等高官都难以请到他。晚年弘一在福建讲经，忽然接到一少年来信，指责他忙于交际应酬。弘一反省自己，深感惭愧，当即回信表示：“即当遵命闭门精修，摒弃一切。”
1937年底，厦门轰炸不断，弘一集众演讲，尽力助众生渡劫。他弘法闽南，时值厦门陷落，好友劝他去内地避险。他作偈曰：
亭亭菊一支，
高标矗晚节。
云何色殷红，
殉道应流血。
非佛书不书 非佛语不语
出家之后，弘一发誓：非佛书不书，非佛语不语。他认为“耽于书术，增长放逸，佛所深诫”，毅然割断自己曾醉心的话剧、油画、西洋音乐等艺术。原本他诸艺俱废，后来还是保留了书法，因为可以“写佛语结缘利生”。弘一最常写的就是“以戒为师”，也常写：“不为自己求安乐，但愿众生得离苦。”
弘一的书法，敛神藏锋，大巧若拙，已经是一种心灵的迹化了。他下笔一丝不苟，不矜才使气，不激不厉。刘质平回忆说，弘一写字书极慢，五尺整幅要写两个小时方成。
在谈写字方法的演讲中，弘一曾对僧人说：“倘然只能写几个好字，若不专心学佛法，虽然人家赞美他字写得怎样的好，那不过是‘人以字传’而已！我觉得，出家人字虽然写得不好，若是苛民有道德，那么他的字是很珍贵的，结果都是能够‘字以人传’；如果对于佛法没有研究，而是没有道德，纵能写得很好的字，这种人在佛教中是无足轻重的了……”
他自认罪孽深重，非酷戒不足以灭障
李叔同被称作所谓“新文化运动先驱”，但在“五四”运动的前一年，这位积极探索西方文化的激昂之士，绕了一大圈，却返回了中国传统，而且走得更深更远。
他一生富贵，漫天才情，内心却有着无处为安的苦闷，这是执于现实的人很难理解的。“五四”以后，受实证科学主义的影响，中国人渐渐转向无神论，当然也就更不能理解李叔同的出家之举了。
当人们还在感叹李叔同绝伦的才华时，他对自己年轻时代的诗歌及荒唐的生活，全部做了彻底的否定。1923年，西泠印社印了一本他的《漱筒诗集》，被弘一斥之为“多涉绮语，格调也卑，无足观也”。绮语，指轻浮无礼、不正经、令人邪思之言；1929年，开明书店请弘一写字模，开始他应允了，后又反悔，反悔的重要原因是：有些字，出家人书写甚不合宜，如刀部中，残酷凶恶之字甚多，又女部中更不堪言，尸部中更有极秽之字……
弘一不断省察自己既往的“放浪无赖”，他曾对丰子恺说，自己出家之前，一味地书呆子气，人情世故什么的一点儿都不懂。在《最后之忏悔》中，他写道：“我从孩提起就一直造恶，一天比一天堕落，身体虽然不是禽兽，而心则与禽兽无甚区别……”
60岁的时候，弘一用一句“不堪回首”，概括自己从幼年以后的种种经历，自认罪孽深重，非酷戒不足以灭障。
在那个普遍排斥传统、排斥宗教信仰的大背景下，弘一宣说：佛法非迷信，佛法非宗教，佛法非哲学，佛法非违背科学。他出家不是因为厌世，也不为避世，实在是因为参透了人生。既然身体都是虚幻的存在，荣华富贵、旷世之名声，或者子孙家业，更是身外之物。世间学术、绘画音乐等文艺，也不过是暂时的虚幻美景，而返本归真、追究终极真理，才是生命的真正意义。
出家后，李叔同那因无常世事而躁动的心，终归于安宁。
“这个世界，我总要来。 ”
1942年春，弘一前往灵瑞山讲经， 不久住在温陵养老院，八月十五日中秋节为大众讲经 ， 并向院中老人讲说净土法要 。黄历二十三日，弘一示现些微疾病，但拒绝医药、探视，只是专一念佛。
二十七日，弘一绝食，只饮水。二十八日，他写好遗嘱，交代妙莲法师负责后事。九月一日下午，弘一在一张纸上写下“悲欣交集”，交给妙莲法师，并嘱咐：如在助念时，见我流泪，并非留恋世间、挂念亲人，而是悲喜交集所感。他还特别叮嘱，当他呼吸停止时，要待热度散尽，再送去火化，身体停龛时，要用四只小碗填龛四脚，再盛满水，防止蚂蚁爬上来，这样在焚化时，可以避免损伤蚂蚁。他自认自己福气不够，说火化时，“不必穿好衣服，只穿旧短裤，以遮下根而已。”
说完，弘一默念佛号不辍。临终前，弘一法师还说了这样话：“这个世界，我总要来。”“释迦牟尼佛与我们这个世界有不尽的因缘，我们与未来的世界亦然。”
四日戌时（晚上7点至9点），弘一右胁而卧，安详圆寂，终年63岁。这天是公元1942年10月13日。
第二天一早，夏丏尊收到了弘一的一封信：
丏尊居士文席：朽人已于九月初四日迁化（日期是嘱人后填写）。曾赋二偈，附录于后：
君子之交，其淡如水；
执象而求，咫尺千里。
问余何适，廓尔亡言；
华枝春满，天心月圆。
谨达，不宣。音启。
“悲欣交集”通常的解释是，一面欣喜自己的解脱，一面悲愍众生的苦恼。
出家28年，弘一法师最后的遗物，是一件百衲衣、少量衣被和一把雨伞。百衲衣上的二百多个补丁，都是他亲手缝补的。
弘一法师圆寂后七天，尊其遗嘱：“龛用养老院的，送承天寺焚化。”荼毗后，获舍利子一千八百粒，舍利块有六百块。
弘一法师被尊为律宗第十一世祖，与印光、太虚、虚云并称为“民国四大高僧”。
参考资料：
《李叔同全集》
夏丏尊《生活的艺术》
丰子恺《怀李叔同先生》，
姜丹书《弘一大师咏怀录》
欧七斤、盛懿《出旧入新：南洋公学经济特科班对李叔同的影响》
陈海量、姜丹书等《弘一大师永思集》
林子青《弘一法师年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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