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春霖的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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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春霖，字瑞风，辽宁省葫芦岛市南票区黄土坎乡人，1882年（清光绪九年）生，在女儿河畔度过了童年和少年时代。受家庭环境影响，米春霖自幼勤奋好学，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奉天法政学堂，毕业后投效军旅，在清军奉天前路巡防统领部担任书记官，因为能力出众，受到统领朱庆澜的赏识。1909年朱庆澜到四川任职，将米春霖一同带去，委任他为陆军第十七镇（师）军需长。1911年，米春霖随朱庆澜参加了辛亥革命，在大汉四川军政府任职。1912年，朱庆澜调回东北担任黑龙江省督军署中将参谋长，米春霖跟随到黑龙江，出任督军署少校副官。
1913年10月，朱庆澜出任黑龙江省民政长（省长），米春霖受其提携，出任黑龙江省观都金矿总局局长。1916年7月，已经是陆军上将的朱庆澜调任广东省省长，米春霖也随之南下赴任，担任广东省省长公署饷糈处处长，兼全省官煤局总办。米春霖协助朱庆澜澄清吏治，严禁赌博，一扫贪污弊端，期间还积极支持孙中山先生发起的护法运动。1917年朱庆澜因为得罪段祺瑞而无法在广东立足，赋闲了一段时间。米春霖遂返回奉天改投陆军第二十七师师长孙烈臣麾下，他不计名位，从中校副官开始逐步晋升。因为能力出众，米春霖深得张作霖把兄弟孙烈臣的重用，不出两年即升任黑龙江督军署上校副官长兼被服厂会办（副厂长）。
米春霖头脑灵活，早年即开始执掌军需，练就了理财的本领。1921年孙烈臣出任吉林督军兼省长后，米春霖很快就担任了吉林军械厂厂长一职，后来又出任哈尔滨圈河商埠局总办、海林木业公司理事长。他的能力渐渐被张作霖、张学良父子发现，1922年春，经孙烈臣举荐，米春霖出任镇威军兵站处处长兼粮秣厂厂长，晋升为陆军少将。1925年，张作霖任命米春霖为镇威军兵站司令，1926年1月奉军再次兴兵入关时，米春霖被提升为镇威军兵站总监，晋级中将。1927年张学良出任安国军第三方面军团军团长，力邀米春霖出任军团的兵站处处长。签署任命书时，张作霖半开玩笑地对米春霖说：“瑞风，你是整个奉军的兵站总监，这次派你到小六子的部队去当兵站处长，可是大材小用呀。”对此，米春林丝毫不计较。良好的威信和口碑使他名列东北军“四大军需”之一。
奉军进驻北京控制北洋政权后，在张学良的提议下，米春霖出任民国政府财政部印刷局局长。虽然暂时脱下了军装，米春霖仍然关心着奉军的军务。1928年6月“皇姑屯事件”发生时，米春霖对日本人炸死张作霖的阴谋感到无比愤怒。6月18日，张学良从河北驻地化装回到奉天。
一周后，米春霖也被张学良召到大帅府，为张学良出谋划策，帮助张学良应付复杂的时局。在那段阴暗的日子里，米春霖成了张学良的足智军师和倾心知己，在变幻莫测的外交风云中纵横捭阖。经过奉系高层的充分酝酿，1928年7月4日，米春霖、邢士廉等四名东北军高级将领受张学良委派，作为东北三省代表从沈阳出发经大连、天津到达北平，与在北平为孙中山祭灵的蒋介石等人协商东北三省的出路问题。蒋介石接见米春霖一行时，表示希望东北三省能改旗易帜，实行三民主义。在当时日本列强蠢蠢欲动的国际形势下，为了维护祖国的和平统一，米春霖深感东北易帜的必要性，遂当场表示回东北后尽力说服张学良易帜，为当年年底东北易帜做出了贡献。
1928年7月，张学良有感于东北地区的海关关务废弛，委任米春霖为安东海关监督，主管安东海关的一切事宜。米春霖深知，这是少帅的一项临时委派，但他仍尽职尽责地操劳，让海关的面目焕然一新。东北易帜的前两天，米春霖得知消息，派人连夜赶制青天白日旗以便悬挂，积极支持了张学良的爱国统一义举。1929年1月25日，米春霖被派往哈尔滨，出任东三省特别行政区特警处处长，次年1月又被调回沈阳担任东三省兵工厂中将总办，重新回到东北军任职。
1931年9月，日本帝国主义悍然发动了侵略中国东北的“九一八事变”。原来设在沈阳的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和辽宁省政府都被日军占领，部分将领和官员流落辽西，已经无法正常行使职权。身在北平的张学良对此痛心疾首，为有效组织抗日政府防御日军，张学良下令在锦州重新组建辽宁省政府和司令长官公署。在酝酿临时省政府主席人选时，张学良首先想到了功高德昭、从不计较名位的米春霖。张学良觉得，值此国难当头，必须选用那些“文官不惜钱，武官不怕死”的忠臣良将来保卫东北，遂于9月23日发布命令任命米春霖为辽宁省政府代理省主席（代省长），黄显声将军担任辽宁省警务处处长协助军务。
临危受命的米春霖从北平受领任务后，于9月27日抵达锦州，他与原省政府的流亡官员们会合，又从辽西招募了一批办公人员，立即投入到紧张的工作中。米春霖选择了当时的东北交通大学校舍（今铁路一中）作为办公地点。爱国心使然，米春霖将校门中间镶上左右扇各为一半太阳造型的大铁门，因为日本国旗是“太阳旗”，每天省政府官员们开门时都要“扯裂日旗”，以示不忘抗日。虽然临时省政府存在的时间不长，但他们有效组织民众抗日义勇军，先后剿灭了日军扶植的凌印清、张学成等多股汉奸、土匪武装。其中，张学成是张学良的堂弟，张学良为抗日不惜大义灭亲，其为抗日大局不徇私情的气度深为米春霖折服。
辽宁省抗日政府成立之时，集中在辽西地区的抗日武装尚不足3万人，处境十分困难。他们缺少有效支援，武器、弹药等都十分缺乏。锦州处在辽西走廊之上，无险可守，不时遭到日军飞机轰炸，连省政府院里也不能保证安全。在度过了一段艰苦的日子后，临时省政府便陷入瘫痪状态，米春霖最终无力改变辽西沦陷的局面，怀着遗憾辞别故土回到北平。这段短暂的省长生涯是米春霖一生仕途的辉煌，然而晚年的米春霖时常自怨没有在担任省长期间有大的作为。即使如此，南票黄土坎一带的乡亲们仍为家乡出了一位“抗日省长”而感到骄傲和荣耀。
1932年1月锦州沦陷，在以后的三年多时间里，米春霖寓居天津，以养花种草自娱，过着赋闲的生活。1934年3月张学良下野出洋考察回国后，为切实解决东北难民的困难，于当年6月派米春霖夫妇去慰问流亡关内的东北抗日将士和眷属。在张学良的盛情相邀下，已经淡泊名利的米春霖于1935年重新任职，担任武昌行营总务处中将处长，同年10月他随张学良来到西安，担任西北“剿总”办公厅中将主任。不久，米春霖与在西安的马占山、刘伟、鲍文樾、张振鹭、胡若愚等六位东北军将领结为拜把兄弟，因为米春霖年龄居长，又深孚众望，其他将领们在兰谱为他赠言：“坐镇边陲”。
面对“剿共”的不断失利，张学良、杨虎城将军深感再这样下去没有出路。他们为说服蒋介石放弃“攘外必先安内”的误国政策，对蒋介石进行苦谏、诤谏，乃至哭谏，都没有起到任何作用。蒋介石不但不允，反而对张学良进行申斥。蒋介石还准备把东北军调到福建，十七路军调到安徽，这等于将张学良、杨虎城逼上了梁山。于是，张学良、杨虎城下定决心发动西安事变，实行“兵谏”，逼蒋介石停止内战、联共抗日。
1936年12月11日夜，张学良在西安金家巷张公馆召开了东北军高级将领会议，米春霖出席会议，会上张学良宣布了捉蒋行动的计划。次日凌晨，捉蒋行动正式开始，西安事变爆发。东北沦陷的国难家仇，东北军颠沛流离的悲惨境遇，促使米春霖对张学良、杨虎城将军的义举深感支持，他积极拥护张、杨提出的抗日救国八项政治主张。12月14日，抗日联军临时西北军事委员会成立，米春霖出任该会办公厅主任，除了积极参与委员会的工作外，他还与马占山等43名将领发起“创办防毒面具与钢盔工厂募捐运动”，为抗日装备筹集资金。米春霖在募捐启事中激动地写道：“自张、杨将军实行兵谏，发表八大救国主张后，各方赞扬的电报如雪片飞来，举国民众莫不欢喜欲狂……不难收复失地，雪尽国耻……对日的神圣战争，光荣地流血，是不可能避免的。敌人的飞机炸弹和毒气，定会无情地向我们施放的。我们为减少在敌人这种武器之下的牺牲与流血，更为避免敌人这种武器的残害与杀伤，以取得民族解放的最后胜利，才发起募捐运动，协助官方完成大规模防毒面具钢盔工厂建立，现在诚恳地请求各界赞助我们这种行动，以财力捐助给我们，共同完成中华民族解放的重大任务。”措辞激烈，很具有鼓舞力和震撼力。
米春霖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而积极奔走斡旋。在中共代表团周恩来的努力下，西安、南京双方12月23日开始正式谈判，并取得初步成效。12月14日，米春霖、鲍文樾、马占山等五位东北军、十七路军将领奉张学良的指示与来西安的宋子文会面。宋子文当众对西安事变谈判中所商定的问题表示担保能够实现。然而，当谈判取得初步胜利，张学良舍弃身家性命陪蒋介石回南京后，却遭到背信弃义的蒋介石的无理扣押。西安方面的局势也出现了混乱。一部分东北军将领群情激愤，表示将以武力反抗蒋介石扣押张学良和中央军进逼西安。1937年1月8日，东北军师长常恩多等126名将领通电响应杨虎城，谴责蒋介石回南京后不履行诺言，称其扣押张学良是“忘军人之天职，损领袖之大信。”在军事上西安方面也做了相应部署，眼看一场新的内战即将爆发。
蒋介石在各方面的压力下，也摆出调和姿态，经与已经失去自由的张学良协商，研究出解决西北问题的两项办法，即甲、乙两个方案。米春霖为维护来之不易的稳定局面，1月6日与阎宝航和十七路军方面的李志刚亲赴南京会晤何应钦，此后又到浙江奉化见蒋介石，转呈杨虎城写给蒋介石的书信。1月13日，米春霖到奉化雪窦山张学良幽禁地看望了张学良，二人见面，百感交集，张学良当夜给杨虎城、于学忠、王以哲等抗日联军诸将领写了一封亲笔信，托米春霖带回西安。虽然此后米春霖多次为恢复张学良自由而奔走活动，但都无济于事，在溪口镇的会面竟成为他与张学良的永别。
米春霖回到西安后，又往来于西安、南京之间，他与于学忠等将领力主实行“甲案”，试图保持“三位一体”的军事形势。遗憾的是，由于东北军内部发生了少壮派军人与老派将领之间内讧的“二二事件”，米春霖在少壮派军官开列的暗杀名单中名列第五，但所幸得以幸免。“二二事件”最终导致了东北军分裂，三位一体局面解体，从而丧失了营救张学良的政治优势，东北军被迫整编东调到安徽、江苏等地，米春霖心灰意冷，离开部队挂冠返回天津寓所。
卢沟桥事变后，平津沦陷，日伪当局多次请米春霖出山担任伪职，他都不为所动，保持了民族气节。抗战胜利后，蒋介石派人邀请米春霖回东北任职，但米春霖希望国共两党继续合作，对蒋介石发动内战感到寒心，仍然拒绝出山，只是在1946年春蒋介石到北平视察时应邀出席北平各界名流举行的欢迎宴会，席间向蒋介石表示年事已高，不愿出来任职。
1948年2月，米春霖与张作相、万福麟等原东北军将领回沈阳小住。东北行营主任陈诚设宴招待米春霖等将领，米春霖不为所动。平津战役期间，他婉拒一些朋友和旧部的劝说，坚持不去台湾，留在天津迎接解放。全国解放后，米春霖作为爱国民主人士受到了人民政府的照顾，1951年在天津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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