浔商的共同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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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浔商和徽商发展演变的历史轨迹，可以发现它们的兴盛都离不开以下几种因素的共同影响。 从主观上看，经营方略是决定商帮兴衰成败的内在依据。浔商之所以能够在清末民初称雄于以上海为中心的商业舞台，是因为它和徽商一样实施了一些科学的经营方略。
1．诚信经营，以质取胜。
诚信是中国人的传统美德之一，也是徽商所奉行的一项基本经营原则。徽商大多把诚信经营看成是赢得顾客青睐，保证生意兴隆的必要前提，或认为“以诚待人，人自怀服，任术御物，物终不亲” ，或强调“人宁贸诈，吾宁贸信，终不以五尺童子而饰价为欺”[ii]。徽商不仅对顾客诚信无欺，对待商业合作伙伴也同样恪守诚信。如明代徽商张光祖“协其弟懋学居货于临江清江镇，怡怡雅饰，一钱不私，铢积寸累，雄产乡邑”，结果“弟服其德量，无敢欺翁。”[iii]徽商的诚信经营，还体现在他们对商品质量的高度重视上。他们懂得“质量就是信誉，质量就是生命”的道理，因此在经商时一般都不以次充好，以假牟利，而是注重以质取胜，即以优质商品和服务去争取顾客和利润。例如，明代徽商汪处士做生意时经常告诫伙计“毋以苦杂良”[iv]，也就是不许在商品中掺伪作假。而徽州茶商在茶叶的收购、加工、包装等各个环节上都严格把关，狠抓质量。他们拒绝收购死、烂、断折、红蒂的毛茶，而只收购细嫩、结紧的优质毛茶，然后将其送入茶坊加工精制，接着对成品茶用锡罐和彩画板箱进行精美包装，结果投入市场后深受欢迎，“获利殊巨”。[v]
浔商和徽商一样，也以诚信经营为基本原则。如浔商的代表人物刘镛对待商业合作伙伴就恪守诚信之道。他初入丝业时和邢赓星合资开办丝行，但业务主要由他料理，邢死后，他一如既往料理丝行业务，而让邢的子孙坐享分成，最后又公正无私地和邢家分割资产。在商品买卖上，刘镛也奉行诚信原则，注意从大处着眼，不在蝇头小利上计较得失。他认为：“于钱财出入，寸宜宽，尺宜紧。寸不宽，则所得者分，而必为众怒之的；尺不紧，则所失者寸，而即为启悔之由。”[vi]又如，浔商的另一代表人物顾福昌在商业经营中以“忠信可行，蛮貊信然”著称；[vii]其孙顾叔苹认为“一个人不可无钱，不过钱要赚得正大，用得光明”；其曾孙顾乾邻则将“以诚待人，以信为本”作为处世经商的信条[viii]。再如，清末上海丝业领袖陈熙元（南浔人）因为“出以诚笃，（故）中西丝商倚之为长城”[ix]，另一南浔丝商金竹庭亦“以诚信为洋商所钦服”[x]。
和徽商一样，浔商的诚信经营也表现为以质取胜，以质取利。例如，清末南浔丝商周昌炽对湖丝生产工艺进行改良，创制出可和机械缫丝比美的“辑里干经”，一时间风行于国际丝绸市场，获利甚丰。南浔丝商梅履中、梅履正兄弟生产的“绣麟”、“黑狮”、“飞马”、“梅月”系列品牌经丝因为质量优异，先后在1909年金陵南洋劝业会、19911年意大利工业品展览会、1915年巴拿马太平洋国际博览会上获得头等商勋、超等奖、一等奖、金质奖章、一等褒奖等多项荣誉，结果销路大开。
2．实行多元化经营。
多元化经营是一种常见的现代企业经营策略，其含义是指企业或企业家把有限的资金分散投放到多个行业，形象地说，就是“把鸡蛋分开放在多个篮子里”。实行这种经营策略，既可以开辟新的利润增长点，赚取更多的利润，又可以分散经营风险，增强企业的生存发展能力。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徽商和浔商都未能明确提出有关多元化经营的理念和见解，但从其实际投资取向来看，两者又都具备了多元化经营的潜在意识。明清时期，徽商在经营盐、典当、茶、木业等主要行业之余，亦广泛投资于粮米、布、墨、纸、丝绸、草货、瓷器、钱庄、饮食、药材、书籍、染料、航运、古玩、酒、酱园、干货诸业，结果不仅获得了可观的经营业绩，还有效规避了经营风险，使得徽商由狭小的区域市场向全国市场甚至海外市场进军，最终成为一个举世闻名的强大商帮。从某种意义上说，徽商的这种投资取向就是实施多元化经营策略的体现。崛起于清末民初的浔商也是如此。他们在依靠丝绸贸易发家之后，大多能够居安思危，逐渐调整经营方向，将资本从单一的丝绸贸易向盐业、典当、钱庄、地产、药材、酱园、杂货等传统行业和缫丝、棉纺、面粉、造纸、电力、采矿等近代工业，银行、信托、证券、保险等新式金融业，铁路、轮运等新式交通业，娱乐、旅游等新兴服务业转移，结果不仅一再化解了中国生丝出口萎缩带来的商业风险，而且培植了更多的利润来源，还使自身成功地从传统商人转型为近代工商资本家。
3．营造良好的企业外部环境。
企业外部环境是指企业赖以生存、发展的各种外在因素的总和，包括国内外的经济、政治、文化、法律法规、民众心理、科学技术、地理环境、自然资源等等。在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中，企业能够顺利地生存和发展；在一个恶劣的外部环境中，企业往往难以生存和发展。因此，为了企业的顺利生存和发展，高明的企业经营者必须善于趋利避害，设法为企业创造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徽商和浔商中的很多人都是这样的企业经营者，他们都注意为自己的商号或企业营造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而他们营造企业外部环境的主要途径也是相似的，就是都通过向官府捐输钱财、培养子弟读书入仕来为其商业活动换取政治保护伞。
徽商成功的一大捷径，就是通过向明清官府捐输钱财来换取一官半职的虚衔和盐业等特许商业的垄断经营权，进而牟取商业垄断利润。徽商还不遗余力地培养子弟读书入仕，以替其商业活动提供一个巨大的徽籍官员保护网和助推器。事实上，徽商也做到了这一点。如仅在清顺治二年（1645）至嘉庆十年（1806）这160年中，两淮徽州盐商就在其子弟中培养出进士85人，举人116人，贡生55人。[xi]这些取得功名的徽州盐商子弟步入仕途后，又为其家人垄断两淮盐业提供了长期的政治庇佑。比如，嘉庆、道光年间的徽籍尚书、军机大臣曹振镛就为弟在扬州经营盐业提供了过硬的政治靠山，因此之故，当时“淮北人多赖”其弟。[xii]
和徽商一样，浔商在清末也通过向官府捐输钱财、培养子弟读书入仕来为其商业活动换取政治保护伞。例如，浔商的代表人物刘镛经商有两条秘诀：一是“官府里要有人”，二是“后代要读点书。”[xiii]为此，他不仅通过向清政府捐输钱财为自己换得了国子监典簿、花翎员外郎、蓝翎光禄寺署正等官衔，还以“诗书簪拔其后”[xiv]，培养四个儿子分别考得附贡生、进士、廪贡生、国子监生的功名，其长子刘安澜，次子刘锦藻还分别获得工部郎中和候补知府的官衔。再如，创制“辑里干经”的周昌炽本人虽未获得任何功名和官衔，却明白要通过培养诸子读书入仕来为商业活动打造政治保护伞的道理，因而培养其子周庆贤、周庆森、周庆云通过科举考试获得了举人、附贡生等功名和候补知县、国子监典簿、直隶知州等官衔。
4．重视市场营销。
徽商和浔商的经营方略还有一个共同之处，就是都高度重视市场营销的作用。他们经商不是死抱“酒香不怕巷子深”的传统营销理念，消极地坐等顾客上门，而是多方开拓市场，四处推销商品。徽商虽然是中国旧式商帮的典型代表，但已能像现代商人一样利用叫卖、现场表演、印发宣传材料、请人代为推销等广告手段来促进商品销售。[xv]兼具中国新旧商帮特色的浔商的市场营销策似乎比徽商稍胜一筹。一方面，他们主动走出故土，利用参加国内外商品博览会、交易会的机会向外商散发中英文对照的精美传单，宣传湖丝的悠久历史，介绍湖丝的一流品质；另一方面，他们还采用邀请外商到故土参观考察，并在报纸上发表新闻报道的方式来扩大湖丝在国内外市场上的知名度。例如，1923年浔商就邀请共计20余人的美国丝商代表团去湖州和南浔考察湖丝生产，并在著名的《申报》上发表长篇通讯，详细报道美国丝商代表团的考察行程。[xvi] 乡土经济结构是地域性商帮兴起的前提条件之一。从历史上看，湖州和徽州的乡土经济结构可谓大相径庭，前者以丝绸工商经济为主，后者则以农业种植经济为主。湖州和徽州的乡土经济结构虽然差异较大，但都对两地地域性商帮的形成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只不过前者对浔商所起的是正向的孕育和促进作用，后者对徽商所起的则是逆向的逼迫和促进作用。
唐宋以前，湖州的乡土经济结构本以农业种植经济为主，但南宋时该地的丝绸工商经济开始发达起来，并形成了和农业种植经济分庭抗礼的态势。当时，“湖丝遍天下”的说法和“苏湖熟，天下足”的民谚几乎同步流行。到了明清时期，湖州丝绸工商经济更加发达，已成为当地乡土经济结构的主体。当地农家几乎无不从事蚕桑丝绸生产，南浔、双林、菱湖、练市等村落则发展成为全国闻名的丝绸工商业市镇，吸引“各直省客商云集贸贩（于此）”，将湖州丝绸产品转销到国内各大商埠及海外市场。在外地客商的影响、带动之下，湖州本地的第一批丝商应运而生。他们不仅在湖州和外地客商坐地交易，还到邻近的江南商业中心苏州建立吴兴会馆，开始结帮从事丝绸贸易，其中的个别冒险分子如蔡兴源、陈义昌、梅鸿吉等甚至在鸦片战争前就私自从海路贩运生丝到广州、香港和洋商进行交易。[ii]与鸦片战争之前在湖州商贸活动中唱主角的外地客商相比，湖州本地的第一批丝商虽然人数较少，资本也不多，可他们是湖州近古发达的丝绸工商经济直接孕育出来的商人，也是鸦片战争后湖州地产商帮浔商的先导，其中的年轻人后来还成长为第一代浔商的重要成员。
明清时期，徽州的乡土经济结构的主体是农业种植经济，但其水平十分低下，根本不能满足徽州人的生存发展需要。这是因为徽州处于崇山峻岭之中，素有“七山半水半分田”之说，而此“半分田”又大多散布于陡峭的山坡之上，地力贫瘠，“所出粮不足（供徽州人）一月(之需)”[iii]。另一方面，人口却不断增长，使得徽州人均耕地面积不断萎缩，从明万历时的2.2亩减至清康熙时的1.9亩，再减至道光时的1.5亩。[iv]而根据清代徽籍学者洪亮吉的估算，明清时期“一岁一人之食，约得四亩” [v]耕地才行。可见，徽州当时的农业种植经济非但不能让徽州人发家致富，就是连起码的温饱生活都不能维持。这就迫使徽州人“大半以贾代耕”[vi]，进而对徽商的兴起产生了逆向的促进作用。所以，徽州地方文献《歙问》说得好：徽州人“无常业（即农业）而多贾，亦其势然也。” 徽商是中国旧式商帮的典型代表，其成功的一条秘诀，就是依靠中国传统君主专制政府的政治保护来谋取盐业等特许商业的垄断利润。它和君主专制政府的关系是主人和奴仆的关系。主人给奴仆以安身立命的空间，奴仆也绝对效忠于主人，努力为其排忧解难。例如，由于清政府给徽州盐商以长期垄断两淮盐业的特权，所以，徽州盐商就以积极纳税、频繁捐输的方式来报效清政府，甚至还为其用暴力手段维护统治捐助军费。据统计，以徽州盐商为主干的两淮盐商在乾隆年间所纳盐税已高达400余万银两，到嘉庆年间更增至800余万银两；而在1671至1804年的一百余年间，两淮盐商共向清政府捐输白银3930余万两，米谷近35万石；1799至1803年，两淮盐商还捐献700万银两的巨额军费帮助清政府镇压当时如火如荼的白莲教大起义。[viii]此外，两淮徽州盐商还刻意“上交天子”。清代康熙和乾隆皇帝下江南路经扬州时，他们共捐献出百万以上巨款供其花费，以博龙颜欢悦。
但兴起于清末民初的浔商和徽商不同，它和中国传统君主专制政府的关系不是主人和奴仆的关系，而是一种先依附后斗争的关系。一方面，如前文所述，浔商也像徽商那样向君主专制政府寻求商业活动的政治保护伞；另一方面，由于时代风云的变幻，浔商在君主专制政府即将退出中国历史舞台之时，又站到了它的对立面，积极支持和参加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其中的一些代表人物如庞青城、张静江、陈其美、周柏年等还是资产阶级革命政党同盟会的元老，为辛亥革命的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浔商和君主专制政府的关系在庞青城身上体现得最为典型。庞青城，本名庞元徵，字清臣，秀才出身，但他后来为表和清政府决裂之心，特改字为“青城”。有必要指出的是，以庞青城等人为代表的浔商和清政府的决裂与斗争行为，为浔商在民国年间的继续发展提供了极为关键的政治资本和保障，徽商则由于与清政府的政治依附关系过于紧密，而在鸦片战争之后和清政府一同衰败下去。 各种同乡、同业团体的建立既是商帮形成的重要标志，也是商帮生存和发展的组织基础。但在不同的社会历史环境下兴起的商帮，其组织的具体形式和性质都有很大的差异。比如，徽商作为在中国传统社会历史环境下兴起的古老商帮，其组织形式是会馆、公所（如徽州会馆、徽州木业公所）等商帮的旧式同乡、同业团体。这些旧式同乡、同业团体本质上是和以自然经济为主的中国传统社会经济结构相适应的兼有血缘、地缘、业缘关系特征的商帮组织。而浔商作为在中国近代社会历史环境下兴起的年轻商帮，其组织的形式和性质都和徽商有很大的不同。在商帮组织的形式上，浔商除了拥有会馆、公所（如湖州会馆、南浔丝业会馆、上海浙湖绉业公所）等旧式同乡、同业团体之外，还拥有同乡会、学会、公学（如湖州旅沪同乡会、湖州旅沪学会、湖州旅沪公学）等近代化的新式同乡、同业团体和地方自治社团（如湖社），并拥有或参加了跨行业、跨地域的近代化工商组织——商会（如南浔商会、湖州商会、上海总商会）。这些新式同乡、同业团体以及地方自治社团、商会是一种和中国近代社会经济、政治结构转型相适应的具有资产阶级自治团体性质的商帮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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