配套改革为内容的宏观制度创新有哪些
一、直面市场主体发力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后，由于经济运行当中的结构性矛盾不断凸显，间接调控方式面临调控效力下降、政策空间收窄、作用难以快速落地等挑战。而企业是国民经济循环中供给、需求和就业的交汇点，是国民经济运行的主体，直面市场主体开展宏观调控，能够减少宏观机制发生作用的中间环节，能够缩短宏观调控作用时间，能够减少政策效力的“跑冒滴漏”，达到宏观好、结构优、微观活的调控效果。
在这一创新思路指引下，我国围绕市场主体进行宏观调控设计，实践中更加注重直面市场主体发力：
财政政策方面，更加注重对市场主体减税降费。全面实施增值税改革，针对量大面广的中小微企业实施阶段性、大规模减税政策。
财政政策方面，更加注重对市场主体减税降费。全面实施增值税改革，针对量大面广的中小微企业实施阶段性、大规模减税政策。
货币政策方面，突出支持实体经济和中小微企业融资。完善考核激励机制，鼓励商业银行提高中小微企业金融服务能力。
投资政策方面，着力提高政府投资效率，吸引社会资本投资。在有效扩大投资的过程中，我国没有大规模依赖“铁公基”，而是更加注重提高政府投资效率，采取多种方式吸引社会投资。
直达政策和工具设计方面，结合市场主体需求开展多项创新。增加地方政府专项债规模、发行特别国债，由市场主体直接申请使用，确保快速投入项目。疫情期间创设特殊转移支付机制，新增两万亿元中央财政资金直达基层，创新两项直达性货币政策工具，支持中小微企业贷款阶段性延期还本付息，鼓励银行扩大普惠小微企业信用贷款发放，并根据宏观形势需要适时延期。
与传统宏观调控相比，直面市场主体的宏观调控，更加强调间接调控与直接调控相结合，既提高了调控政策的时效，又加强了宏观经济运行的微观基础。
二、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
随着经济增速换挡，潜在增速回落，部分传统高增长行业产能过剩凸显，需求管理的效果不佳。出现这样的问题，虽然有周期性、总量性因素，但根本原因还是结构性的，主要表现为供给侧不能及时调整，进而表现为经济结构失衡和经济循环不畅。为此，经济工作和宏观调控必须有针对性地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充分发挥供给引领作用，提高供给对需求的适配性。
我国创新实施一系列供给侧改革措施，畅通经济循环、提高供给侧活力，增强了供给对需求的适配性，在增速换挡中实现供需新的平衡：
稳步淘汰落后产能，促进要素节约利用。推动重点领域去库存，畅通经济循环。推动各部门去杠杆，优化资产负债结构。
开展“放管服”改革，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全面推行清单管理制度，包括权力清单、责任清单、负面清单，实现对政府权力的有效规范和制约。深入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大幅削减行政审批事项，其中国务院部门行政审批事项削减近50%，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目录压减近90%。
降低市场主体经营成本，减轻企业综合负担。
大力促进补短板，优化公共服务供给。
与传统供给学派的主张不同，我们强调供给牵引的宏观调控，注重供给调控与需求调控更好地结合，从而提高供给对需求的适配和引领，最终推动供需在更高水平上实现均衡。
三、促进深化改革和宏观调控的结合
前些年，我国经济运行中积累的长期性体制机制矛盾凸显，短期政策效能面临较大制约，需要依靠改革的办法畅通政策传导机制。尤其是国际金融危机以后，随着经济增速换挡，不仅经济运行中的矛盾日益突出，而且经济运行的供需矛盾与体制障碍交织。不仅需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消除供给总量、结构不适应需求总量、结构的矛盾，达到“三去一降”的目的，而且宏观调控的作用机制也需要变革，要深化财政和金融改革，创设新型财政和货币工具，以改革办法提高宏观调控的效能。
在这一工作思路指导下，我国宏观调控将制度性安排和短期性措施有效结合，寓改革于调控，一方面切实为广大市场主体松绑减负，另一方面改革完善宏观调控作用机制：
推行营改增和降低增值税税率，有效降低企业经营成本。2012年营改增试点扩围，2016年5月全面推开，结束了66年的营业税征收历史。之后多次实施大规模减税降费，持续扩大税收优惠范围，确保所有行业税负只减不增。实施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度，让改革发展成果惠及更广大人民群众。“十三五”期间为各类市场主体新增减税降费累计超7.6万亿元。
建立和完善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双支柱，完善风险管理方式。国际金融危机以后，我国开始引入差别准备金动态调整机制，要求金融机构信贷增长与经济增长需要和自身抵御风险能力相适应。
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理顺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为实体经济发展营造良好金融环境。初步构建由超额存款准备金利率为下限、常备借贷便利利率为上限、公开市场操作逆回购利率和中期借贷便利利率为中枢的利率走廊，推动货币政策从数量型向价格型转变。实施贷款利率市场报价利率（LPR）改革，优化存款自律上限，运用改革的方法降低实体企业融资成本。
稳步推进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增强宏观政策自主性。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报价模型调整为“收盘价+一篮子货币汇率变化+逆周期因子”，有效对冲市场情绪的顺周期波动，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双向波动的特征更加明显，货币政策自主性提升，人民币在国际市场的接受度进一步提高。
与传统宏观调控不同，将体制机制改革与宏观调控完善有机结合，不断提高宏观调控效能，进而通过改革释放增长红利和化解风险，有力有效顶住经济下行压力。
四、突出就业政策优先地位
经济进入新常态以来，随着经济增速放缓，农村富余劳动力持续转移和大中专毕业生不断增加，就业尤其是重点人群就业压力加大，宏观调控需要将就业政策放在更重要的位置，以有效缓解就业总量和结构性压力。相比于本世纪初的十年，依靠传统扩大总需求拉动就业的方式难以有效解决结构性失业问题，就业环境的变化要求创新就业政策思路，将就业政策放在更加优先位置。
从这一工作思路出发，我国将就业上升为宏观调控的重要内容，将就业政策作为与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投资政策等并列的重要宏观政策，努力实现充分就业宏观目标。实施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将“放管服”和“双创”有效结合，充分发挥创新创业带动就业。
针对重点人群出台就业政策，加大对灵活就业的支持。加强农民工就业服务和职业培训，对退伍军人、下岗分流人员、城镇就业困难人员进行就业援助，确保“零就业”家庭至少有一人就业。
全面治理工资拖欠问题。
持续优化围绕就业的宏观调控机制。根据经济基本面和就业吸纳能力变化，适当调整就业目标，包括2014年和2017年两次调增城镇新增就业100万。2018年起公布城镇调查失业率指标，并作为预期管理的核心指标之一，进一步增强宏观调控的科学性和针对性。
将保就业作为“六保”的重中之重。疫情发生以来，宏观政策把就业放在更加突出位置，财政和货币政策都紧紧围绕就业展开，采取减免缓社保缴费、发放稳岗补贴、降低企业用人成本等多种措施激励企业稳岗，做好大学生就业辅导，对未就业毕业生提供“不断线”服务，加大对农民工就业服务和创业支持，扩大以工代赈建设领域和实施范围。
与传统宏观调控相比，我国不仅把就业作为宏观调控四大目标之一，还将其上升为重要宏观政策，与财政、货币、投资等政策并重，拓展了宏观调控的政策体系。
五、用新动能拓展经济增长空间
随着我国要素成本上升、要素边际回报递减，传统增长动力减弱，潜在增速逐步下行，如果宏观调控不注重培育新动能，下行压力会持续加大，难以实现持续的中高速增长。如果新旧动能接续不畅，经济甚至可能出现短期失速，存在掉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同时，全球以数字化引领的新一轮技术变革方兴未艾，绿色低碳转型步伐加快，新动能发展处在难得的历史机遇期，为我国加快新旧动能转换创造了机会也提出了要求。
从这一工作思路出发，我国宏观调控始终把培育增强新动能作为一项重要任务，通过开展各项支持创新的政策，增强经济增长动力，稳定和提升潜在增速，保持国民经济始终运行在合理区间：
加强融资支持，推动知识产权质押融资、专利许可费收益权证券化、专利保险等服务，建立全国统一的知识产权交易市场，实现便捷融资。
降低创新成本，加大对创业企业减税降费力度，鼓励双创示范基地延长孵化期限、实施房租补贴等。
强化对知识产权的保护，设立知识产权法庭，全面加强知识产权执法维权力度。
支持协同创新，推动科技基础设施、大型科研仪器和专利信息资源向全社会开放，在资源共享、产业协同、知识产权保护和运营等方面开展跨区域融通合作。
扩大跨境电商零售进口试点城市范围，调整扩大跨境电商零售进口商品清单。
着力消除制约新产业新业态发展的各种壁垒，推动平台企业依法依规完善服务协议和交易规则。
深入推进“互联网+创新创业”和工业互联网发展，加快各行业各领域的交叉融合和数字化转型。
分类推进科研院所改革，赋予科研机构更大自主权，打通产学研用通道，促进各类创新要素集聚和跨界融合，强化科技成果转化。
深化科技奖励制度改革，鼓励和支持科研人员离岗创业，赋予创新团队和领军人才更大的人财物支配权和技术路线决策权。
与传统宏观调控不同，我们在保持总量稳定的同时积极培育新动能，提高经济增长潜能，坚持正确处理“稳”与“进”的关系，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更加注重宏观平衡和增长赋能。
六、注重发挥结构性调控工具作用
传统的宏观调控主要是调节总量参数，背后隐含的重要假设是总量和结构变量之间具有较为稳定的对应关系，或者说认为总量关系的平衡会自动导致结构的合理化。这种侧重总量的调控虽然有利于短期稳住经济，但不能对症下药，难以解决复杂结构性问题，还可能留下债务和通胀等后遗症。国际金融危机后，我国的宏观调控迫切需要更加注重运用结构性工具，在通过总量调控保持供需总量平衡的同时，加强结构调控，突出调控精准性，协调总量平衡与结构优化，走出一条统筹稳增长、促改革、防风险、补短板、惠民生等多重目标的平衡发展之路。
在这一调控思路指引下，我国创新运用结构性政策工具，实施精准调控，针对性支持薄弱环节、重点领域和实体经济发展：
实施结构性减税降费，不断拓宽小微企业税收优惠范围。
优化支出结构，整合压缩专项转移支付，压减一般性支出，重点保民生和保基层。
规范地方政府举债，优化债务结构。
精准使用货币政策工具，保证流动性合理充裕。
利用专项再贷款工具加大对重点或薄弱环节的政策支持力度。
创新结构性融资支持工具，助力绿色低碳转型和“双碳”目标实现。
与传统宏观调控相比，注重运用结构性工具，促进总量调节与结构调控的有机结合，能够避免单一总量调控的局限，而且能够在中观和微观层面打通宏观政策的传导渠道。
配套改革为内容的宏观制度创新有如下：
1. 直面市场主体发力 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后,由于经济运行当中的结构性矛盾不断凸显,间接调控方式面临调控效力下降、政策空间收窄、作用难以快速落地等挑战。而企业是国民经济
2. 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 随着经济增速换挡,潜在增速回落,部分传统高增长行业产能过剩凸显,需求管理的效果不佳。出现这样的问题,虽然有周期性、总量性因素,
3. 促进深化改革和宏观调控的结合 前些年,经济形势调整……
有综合配套改革的区域制度创新发展模式为突出特点。2005年6月21日国务院批准了浦东新区综合配套改革的试点区,之后,相继批准了天津滨海新区、成都、重庆、武汉、长沙等综合配套改革试点区。我国综合配套改革是全方位的深入改革,包括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的改革,是综合运用经济、政治、法律等手段,发挥企业、政府、社会等各方面力量,集中力量攻克我国改革难点的改革,是我国渐进式改革进入了新的阶段后在区域上对改革进行的实验与探索,其目标是为建立完善高效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进行探索和试验。就全国来讲,各方面共同推进难度比较大,风险高,且缺乏经验,因此选择浦东新区等区域进行试点,取得经验后再在全国进行推广。
对于制度创新模式,制度经济学家有许多精湛的研究。拉坦认为制度变迁是由技术以及其他因素诱致的,即“诱致性制度变迁”[5]。此后,林毅夫对拉坦的“诱致性制度变迁”进行了完善,提出了“诱致型制度变迁”和“强制型制度变迁”的概念[6]。所谓“诱致型制度变迁”是指单个行为主体在给定的约束条件下,为确立预期能导致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制度安排和权利界定而自发组织实施的自下而上的制度创新,“强制型制度变迁”是政府命令和法律引入而实行的制度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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