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的沿革与各流派特点(二)汉代辞赋
西汉时期，受《诗经》与《楚辞》的影响，并在许多文士的努力下，诗的内涵和形式产生了进一步发展，汉赋和汉诗兴起了，本章主要讲汉代辞赋。说起来，汉代的辞赋倒有点像现代诗。它们文体不求字数的工整，只押韵甚至不押韵而纯以内涵和华辞动人。
西汉辞赋主要分两类，就是骚体赋和散体赋。
因屈原《离骚》而得名，它继承楚辞的抒情性和铺陈的表现方法，当然还有典型的楚语“兮”的应用。不过按现在的分法，“辞”用来抒情，“赋”用来体物，所以骚体赋应该属于“辞”。
值得一提的是，西汉君王的附庸风雅，也是辞赋风靡的一大助力，比如汉高祖刘邦的《大风歌》和汉武帝刘彻的《秋风辞》。
骚体赋以贾谊、严忌、董仲舒、司马迁等为代表人物，整体基调哀婉，以抒发人生的失意之情。
散体赋比骚体赋复杂得多，它并不袭用楚辞的形式和风格，而是借用各种文学技巧与手法表现事物，也就是开始应用“避直就曲”为特点的“修辞”。
散体赋杂糅了《诗经》和楚辞的形式与内涵，兼有《诗经》的讽喻和楚辞的夸张手法，同时吸收了战国时期策士及“纵横家”的骋辞之风，将其见多识广所得的各种知识铺排进去。
散体赋的先行者是枚乘，他的《七发》是散体赋成熟的标志，又因其叙七事以成文的形式，成为辞赋中“七体”的鼻祖，也确立了散体赋主客问答、卒章显志的基本形态。
其后的司马相如和扬雄，沿用《七发》的主客问答和卒章显志结构模式，取七事中的田猎一事贯穿全赋。这种形式开了散体赋的新生面，并随之成为西汉散体赋的主流，如司马相如《子虚赋》和《上林赋》，扬雄《长杨赋》和《羽猎赋》。
散体赋初期篇幅较长，所以又称散体大赋，后扬雄赋开始，体制渐小，至东汉班固《两都赋》和张衡《二京赋》时，又重现鸿篇巨制。
咏物赋是汉赋的出新之处，最初在《文选》里称为“物色赋”，是描写和铺叙一切自然与非自然之物。
目前流传下来的咏物赋，最早是贾谊的《旱云赋》，其后是枚乘等游士的《柳赋》《酒赋》《月赋》等，再其后孔臧、刘胜、刘向等各有作品。
咏物赋内涵上大体分两种，一种是咏物说理，表现对社会及人生的思考；一种是咏物娱情，表现作者的审美趣味及由物而生的情绪(因物之貌而喜或因物之貌而悲)。
汉代帝王中，汉宣帝刘询的辞赋观对辞赋的地位有很大提升，刘询好歌诗、辞赋，却因此遭致“淫靡不急”的批评，刘询对此回道：“辞赋大者与古诗同义，小者辩丽可喜。譬如女工有绮縠，音乐有郑卫，今世俗犹以此愉悦耳目，辞赋比之，尚有仁义讽喻，鸟兽草木多闻之观，贤于倡优博弈远矣。”——《汉书•王褒传》。
汉宣帝肯定了辞赋愉悦耳目、仁义讽喻和博览知识的作用，提高了辞赋和辞赋家的地位。
辞赋家扬雄在晚年的时候，反思辞赋的社会功能，认为辞赋在内涵上虽然从歌颂转为讽喻，但读者却只能感受到赋的气势和华丽，体味不到作者的良苦用心，欲劝反讽。扬雄在晚年弃笔而不作辞赋，标志着西汉辞赋进入了尾声。
经历了改朝换代，辞赋的盛行却并没有受到影响，但东汉迁都洛阳后，散体赋偏离了西汉时的游猎主题，而以表现京都为主，故又称京都赋。抒情的骚体赋则在东汉中叶，张衡的《归田赋》开始，才出现了新的生机。
西汉定都长安，东汉迁都洛阳。对于朝廷的迁都决定，在文士之间产生了很大争议，与京都有关的赋首起于杜笃的《论都赋》。
杜笃是长安人，才学过人又有些恃才傲物，因被美阳令嫉恨而押解东都，他在狱中作《大司马吴汉诔》，因文辞出众而被免刑赐帛。随后，杜笃作《论都赋》以讽上，对光武帝刘秀迁都洛阳持有异议。
这种争议延续到汉明帝时期，班固上《两都赋》，盛赞洛阳之美，“以折西宾淫侈之论”。
除了西都长安和东都洛阳，张衡还为陪都南阳写下了《南都赋》。
东汉散体赋的题材虽与西汉不同，但在结构形态上，大多保持西汉时期的风格。具体表现在以下方面：
1、结构形态上大多采用主客问答的体式，通过虚构人物的言谈来表达自己的思想，用其对话形成问答式章法。
2、铺叙。大量的物类铺陈与夸饰、比拟兼用，构成赋的宏博气象。
3、在赋中驰骋才华，以华丽的辞藻表现自我眼中真实或想象的生活。
东汉的京都赋，铺叙京都地理、帝王功业及其生活，仍采取卒章显志的表现方式，归结为对帝王道德与礼制的思考，其先歌颂后劝诫的内涵，与西汉游猎赋并无不同。
东汉中叶的张衡，既是文学家，又是科学家，他制作的浑天仪和候风地动仪“穷数术之理，夺造化之功”，因而名动天下。
文学上，他的《二京赋》在当时与班固齐名，但他更出彩的是的抒情赋，张衡的抒情赋打破骚体赋的樊笼，别开生面。代表作：《思玄赋》和《归田赋》。
《归田赋》改变了汉代抒情赋的传统，体制短小、语言骈化(对仗)，明丽俊爽，开一代新风。
咏物赋：东汉咏物赋多咏物的形态和功用，形态多为娱乐，功用多关道德，缛美是其共同特征，代表作品：马融《长笛赋》。
述行赋：以记行为基本特征，用铺叙纪行止、因风物或史迹抒情怀，行与景并，情与理偕。代表作品：蔡邕《述行赋》。
抒情说理赋：代表人物是赵壹。因其恃才傲物，数次获罪险死，故其作品以偏重抒愤别具一格。以其《刺世疾邪赋》为最。
《刺世疾邪赋》充满对社会黑暗的激烈批判，与其人生经历紧密相连，作者毫无奴颜媚骨，傲世不屈，故寄情意于文章，严厉斥责封建统治者的纵欲、昏庸和强权，使其作品别具一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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