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庄子的处世态度 庄子行于山中最后一句可以看出庄子提倡怎样的处世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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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说“混世”。“混世”极易给人一种得过且过、不负责任、全无心肝的印象。但是通观《庄》书，庄子却更象一位悲天悯人的、具有终极关怀的智者。这可以从一破一立两方面找到证据。一是揭露痛斥残暴的政治，这可谓破。如《列御寇》中说：
人有见宋王者，锡车十乘，以其十乘骄庄子。……庄子曰：今宋国之深，非直九重之渊也。宋王之猛，非直骊龙也。子能得车者，必遭其睡也。使宋王而寤，子为虀粉矣。
又如《说剑》：
昔赵文王喜剑，置以士夹门，门客三千人，日夜相击于前，死伤者岁百余人，好之不厌，如是三年，国衰。
又如《则阳》：
卫灵公有妻三人，同滥而浴。
再有《胠箧》：
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诸侯之门而仁义存焉。
等。对于杀人盈野盈城的人间世，对于险诈丑恶的统治者，一个混世主义者大概不会有兴趣去痛心疾首，更不会有兴趣为此著书立说对之大加抨击。混世者应该是与世俯仰，或者“与世推移”“掘其泥而扬其波”，最起码也要“万事不关心”。象庄子这样“心明眼亮”、眼里不揉沙子，怎么会是混世？
再说立。庄子提出了自己的政治观点，那就是无为而治。如《天道》：
夫帝王之德，以天地为宗，以道德为主，以无为为常。无为者，则用天下而有余，有为也，则为天下用而不足。
《天地》：
治，乱之率也，北面之祸也，南面之贼也。
《在宥》：
有天道，有人道。无为而尊者，天道也；有为而累者，人道也。主者，天道也；臣者，人道也。
《应帝王》：
南海之帝为倏，北海之帝为忽，中央之帝为浑沌。倏与忽时相与遇于浑沌之地，浑沌待之甚善。倏与忽谋报浑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窍以视听食息，此独无有，尝试凿之。日凿一窍，七日而浑沌死。
等。庄子虽然讲的是“无为之治”，但他讲“无为之治”本身却是“有为”。他这样不厌其烦、喋喋不休地教导别人无为，也不象一个混世主义者应该有的行为。另外，他不止一次地象巫婆一样悲观地预言：“千世之后，必有人与人食者。”就更不是一个混世主义者的声口。
在文化理想上，庄子既有破又有立，那就是他的著名的“绝圣弃智”的主张。 《胠箧》：
故绝圣弃智，大盗乃止；掷玉毁珠，小盗不起；焚符破玺，而民朴鄙；掊斗折衡，而民不争；殚残天下之圣法，而民始可与论议；擢乱六律，铄绝竽瑟，塞瞽旷之耳，而天下始人含其聪矣；灭文章，散五彩，胶离朱之目，而天下始人含其明矣；毁绝钩绳而弃规矩，工倕之指，而天下始人有其巧矣；故曰大巧若拙。肖曾史之行，钳杨墨之口，攘弃仁义，而天下之德始玄同矣。彼人含其明，则天下不铄矣；人含其聪，则天下不累矣；人含其智，则天下不惑矣；人含其德，则天下不僻矣。彼曾、史、杨、墨、师旷、工倕、离朱，皆外立其德而以爚乱天下者也，法之所无用也。
又同篇：
夫弓弩毕弋机变之知多，则鸟乱于上矣；钩饵网罟罾笱之知多，则鱼乱于水矣；削格罗落罘之知多，则兽乱于泽矣；知诈渐毒颉滑坚白解垢同异之变多，则俗惑于辨矣。故天下每每大乱，罪在于好知。
在这里，庄子就不是单纯地在讲政治理想了，他是在讲一种文化理想，只不过这种文化理想是隐含在政治理想之下。也就是说，“绝圣”是讲政治，“弃智”是讲文化。而不论是绝圣，还是弃智，它们有一个共同的前提，那就是避免“天下大乱”。庄子的这种主张，也是有担当、有大情怀的主张，而不是简单的“混世”所能概括得了的。
再说避世。其实在《庄子》里，庄子已经明白否认了避世。《人间世》：
天下有大戒二：其一命也；其一义也。子之爱亲，命也，不可解于心；臣之事君，义也，无适而非君也，无所逃于天地之间。
逃无所逃，避无可避，又哪里来的避世？关键在于，“避世论者”的出发点是他们“替”庄子看到了人间世的险恶和统治者的残暴，因而“替”庄子想到了避世。但问题在于，庄子除了看到人间世的险恶和统治者的残暴外，还看到了人的至乐。这种至乐有非常现实和感性的“饱食而敖游，泛若不系之舟，虚而敖游者也。”（《列御寇》）也有庄子心目中上古初民的古朴之乐“夫赫胥氏之时，民居不知所为，行不知所之，含哺而熙，鼓腹而游。”（《马蹄》）还有庄子认为的“无为诚乐矣”的“至乐无乐”（《至乐》）。但庄子认为的最高境界的乐应该是精神上的悟道之乐，这就是在《逍遥游》、《齐物论》、《秋水》、《达生》、《田子方》诸篇中反复出现的一种境界：“乘云气，骑日月，而游乎四海之外，死生无变于已。”
既然人间有这种乐，为什么要避世？“避世论者”只替庄子看到了人间的苦，没有替庄子看到人间的乐，一厢情愿，谬托知己。其实，即便是面对人间的苦，庄子也没有去消极地“避”，而是去不失为积极地面对。首先，在指导思想上他认为“死生，命也。”（《大宗师》）“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德之至也。”（《人间世》）进而认为“且夫得者，时也；失者，顺也。安时而处顺，哀乐不能入也。”（《大宗师》）要“不以心损道，不以人助天。”（《大宗师》）
在具体处事上，庄子认为要“为善无近名，为恶无近刑，缘督以为经。”（《养生主》）“处乎材与不材之间。”（《山木》）对于世俗的功名利禄，庄子采取的是一种“却”的态度，比如《秋水》：
庄子钓于濮水，楚王使大夫二人往先焉，曰：愿以境内累矣。庄子持竿不顾，曰：吾闻楚有神龟，死已三千岁矣，王巾笥而藏之庙堂之上。此龟者，宁其死为留骨而贵乎？宁其生曳尾于涂中乎？二大夫曰：宁生而曳尾涂中。庄子曰：往矣，吾将曳尾于涂中。
又：
惠子相梁，庄子往见之。或谓惠子曰：庄子来，欲代子相。于是惠子恐，搜于国中，三日三夜。庄子往见之曰：南方有鸟，其名为宛鶵，子知之乎？夫宛鶵者发于南海，而飞于北海，非梧桐不止，非练实食，非醴泉不饮。于是鸱得腐鼠，宛鶵过之，仰而视之曰：吓。今子欲以子梁国吓我邪？
而对于精神领域的道的体悟，庄子认为：“夫恬淡寂寞，虚无无为，此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质也”。（《刻意》）并认为道不可学，但他还是在《大宗师》里描述了一种悟道的渐进过程：
吾守而告之叁日，而后能外天下；已外天下矣，吾又守之七日，而后能外物；已外物矣，吾又守之九日，而后能外生；已外生矣，而后能朝彻；朝彻，而后能见独；见独，而后能无古今；无古今，而后能入于不死不生。杀生者不死，生生者不生。其为物，无不将也，无不迎也；无不毁也，无不成也。其名为撄宁，撄宁也者，撄而后成者也。
从这种详细的描写可以看出，庄子对于悟道采取的则是一种“求”的态度。虽然这种“求”是通过“无为”来完成的。
综上所述，对于人间世，“材”是一种面对，“不材”也是一种面对，那么庄子的“材与不材之间”仍然是一种面对。功名利禄是人间的，“道”是超人间的，但对于“悟道的无为追求”仍然是人间的。所以，庄子的“却”与“求”都是现实的、面对人间世的行为，不存在所谓的“避世”。
王先谦说：“余观庄生甘曳尾之辱，却为牺之聘，可谓尘埃富贵者也。然而贷粟有请，内交于监河；系履而行，通谒于梁魏；说剑赵王之殿，意犹存乎救世；遭惠施三日大索，其心迹不能见谅于同声之友，况余子乎？吾以是知庄生非果能回避以全其道者也。”⑤这话有道理。
再说游世。庞朴先生的“游世说”表面看好象最接近庄子的处世态度。他的这一观点得自“人能虚已以游世，其孰能害之？”（《山木》）和“唯至人乃能游于世而不僻，顺人而不失已。”（《外物》）但仔细考察，庞先生这一观点也有些似是而非。主要是，游世说给人的印象太轻松了、太审美化了。这与我们上面所引《则阳》、《列御寇》、《说剑》、《胠箧》诸篇中那些人世险恶的内容太不相符。而“游”字无论怎么解释也沉重不起来。虽然庞朴先生是明确反对“混世说”的，⑥但细玩“游”字，其中仍然有“混”和“避”的意味在里边。其实，在《人间世》中，庄子已经将为人、为臣之难表述得极为充分了。《列御寇》里，庄子甚至将宋王比喻成凶猛的骊龙，可见其残暴程度。另外，《秋水》中，庄子却楚王之聘，除了“尘埃富贵”这一层意思之外，还可以看到庄子全身免祸的良苦用心。惠施仅仅怀疑庄子与他争夺相位，就在梁国“大索三日”，如果不是庄子主动采取自我保护措施，一旦为惠施索得，亦恐“为虀粉矣。”从这种意义上讲，说庄子对于险恶的人间世“临深履薄”还差不多。试想，自存尚且不暇，又遑论游乎？
最后，是闻一多先生的“骗子”说。他的这一说法出自他的一篇题为《关于儒·道·土匪》的文章，这篇文章象杂文，不象论文。而闻一多先生的骗子说，在这几种说法里，我认为最不足为训。那是一种基于“政治赤诚”的曲学阿世，另一形式的“正确的错误”。这里就不多说了。
下
我认为，上述几种对于庄子处世哲学的观点都只说对了某一方面，如果用它们来概括庄子的处世哲学则有失偏颇。我认为，庄子其实全面论述了处世的各个方面，之所以人们从《庄子》一书中得出不同的观点，是因为人们关注的内容不同所致。庄子全面讲述怎样处世的总纲在《养生主》，其第一节有一句话：“缘督以为经，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养亲，可以尽年。”这句话涉及到了庄子所讲处世的四个内容，即：保身、全生、养亲、尽年。我们如果只看到“保身”，那就是“避世主义”；如果只看到“全生”，那就是“游世”；如果只看到“尽年”，那就是“混世主义”了。保身、全生、养亲、尽年四部分内容构成了庄子处世思想的整体，这个思想的精神气质用四个字来概括就是：从容面对。而且我们从《列御寇》里也可以看到，庄子欲死后“以天地为棺椁”，不薄乌鸢、不厚蝼蚁的旷达悲悯的情怀，也绝不是“混世”、“避世”这样的语词所能穷尽了的。
其实这四项内容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不能割裂开来。其中保身是基础，只有保身才能谈得上全生、养亲和尽年。《庄子》中讲保身养生的地方比较多，这些内容主要集中在《养生主》和《达生》两篇。另外，庄子除了具体讲一些“用志不分”（《达生》）凝神养气的养生保身的技巧外，还谈了一些非常高明的与人相处的艺术。比如《秋水》：
是故大人之行，不出乎害人，不多仁恩；动不为利，不贱门隶；货财弗争，不多辞让；事焉不借人，不多食乎力，不贱贪污；行殊乎俗，不多辟异；为在从众，不贱佞谄；世之爵禄不足以为劝，戮耻不足以为辱；知是非之不可为分，细大之不可为倪。
又如《渔父》：
故君子远使之而观其忠，近使之而观其敬，烦使之而观其能，卒然问焉而观其知，急与之期而观其信，委之以财而观其仁，告之以危而观其节，醉之以酒而观其则，杂之以处而观其色。
这两则引文一是说与人相处的艺术的，一是说用人的艺术的。无论是与人相处还是用人察人，都极为高明。在《渔父》同一段，庄子借孔子之口说：“凡人心险于山川。”也许正是基于此种对于人性的认识，庄子才在看似散淡无为（凝神养气）的养生之外，还加进了这么多技巧性和操作性极强的做人和用人的论述。可见，庄子所讲的“保身”实际上分“向内”和“向外”两部分内容。“用志不分”凝神养气是“向内”，以此来达到自身精神上和生理上的消除滞碍，“形全精复，与天为一”。（《达生》）也即：“至人潜行不窒，蹈火不热，行乎万物之上而不栗。”（《达生》）的境界。与人相处则是“向外”的，高明的与人相处的艺术可以使自身得到有效的保护而免受侵害。就是要做到“无入而藏，无出而阳，柴立其中央。”这样“三者若得，其名必极。”（《达生》）“向内”和“向外”是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的，只有二者兼备才能真正达到“保身”的目的。
关于全生，庄子认为要全生，主要是不要以仁义害性。他说：
天下有常然，常然者，曲者不以钩，直者不以绳，圆者不以规，方者不以矩，附离不以胶漆，约束不以纆索。故天下诱然皆生而不知其所以生，同焉皆得而不知其所以得。故古今不二，不可亏也。则仁义又奚连连如胶漆纆索而游乎道德之间为哉，使天下惑也。 《骈拇》
又说:
小人则以身殉利，士则以身殉名，大夫则以身殉家，圣人则以身殉天下，故此数子者，事业不同，名声异号，其于伤性以身为殉，一也。 《骈拇》
庄子提出要全生就不要用知。他在《缮性》里说：
古之人，在混芒之中，与一世而得澹澹焉。当是时也，阴阳和静，鬼神不扰，四时得节，万物不伤，群生不夭，人虽有知，无所用之，此之谓至一。
又说：
古之行身者，不以辨饰知，不以知穷天下，不以知穷德，危然处其所而反其性，已又何为哉？
而这方面的最高境界是“哀乐不入”（《养生主》、《田子方》、《德充符》），即：“心不忧乐，德之至也”（《刻意》）
关于养亲，庄子在《人间世》里提出了一个最高标准：使父母身安心安。他说：“是以事其亲者，不择地而安之，孝之至也。”在此基础上，养亲须先意承志，而不必拘于具体形迹。“孝子操药以修慈父，其色憔然，圣人羞之。”“孝子不谀其亲”（《天地》）。这里面似乎也有一个境界问题，《天运》里云：“以敬孝易，以爱孝难；以爱孝易，以忘亲难；忘亲易，使亲忘我难。”这里，孝成为一种自然本性，而这种自然本性与“全生”已经冥合为一。在《寓言》中，曾子因为不能以仕养亲感到悲伤还受到了孔子的批评，认为他还没有达到“无所县”的境界。孔子所说的这“无所县”并不是要曾子不去孝，而是不要时刻将孝放在心上，只有无心之孝才是真孝。也即《天运》里的“忘亲”、“忘我”。
“尽年”则是上述保身、全生、养亲之后的一个顺理成章的结果。此种尽年并非“好死不如赖活着”，它是保身、全生、养亲的延续。此种尽年也并不是简单的为活而活，它不论在生理上，还是在精神上都是一种高质量的活。《人间世》中，庄子提到两棵大树，它们都是因“无用之用”而得尽天年。《人间世》里的大树还仅仅是一种生理上的尽年。在《逍遥游》中也有一棵大树，这棵大树则包含了精神层面的高质量的尽年：
今子有大树，患其无用，何不树之于无何有之乡，广莫之野，彷徨乎无为其侧，逍遥乎寝卧其下。不夭斤斧，物无害者，无所可用，安所困苦哉。
此种尽年，连生死都已经置之度外，世俗的利害得失就更不在话下了。⑦超脱了生死利害的尽年也就达到了庄子所谈处世的最高境界：“大泽焚而不能热，河汉冱而不能寒，疾雷破山、飘风振海而不能惊。”（《齐物论》）也就“至矣，尽矣，弗可以加矣”了。（《庚桑楚》）
中国的哲学和思想史一般是儒道对举（后来又加了一个“释”），而一谈到儒道对举，大多都要涉及“出世”与“入世”问题。儒家的入世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但道家一定是出世的吗？“小国寡民”“绝圣弃智”就一定是出世吗？全身免祸“尘埃宝贵”就一定是出世吗？我看未必。前者是一种政治理想，后者是一种人生态度（当然出世也是一种人生态度）；而那些真正的“岩穴之士”会有政治理想么？而在庄子身上，这二者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说道家是出世的，但我在《老子》和《庄子》里却看不到寄情山水吟赏烟霞的闲情高致。历史上真正栖隐于深山大壑，不食人间烟火的逸士高人毕竟少之又少。所以我想，有没有介于出世与入世之间的一种“在世”的中间状态呢？我认为，庄子是比较接近这种“中间状态”的，而不是所谓的出、隐、避、混、游。即：庄子的处世哲学是“在世的哲学”——不进不退，从容面对。这是我对庄子处世哲学的一点思考，也是在读相关文献时的一点自问自答，浅陋之处还请各位方家指教。
注释
①冯契：《中国古代哲学的逻辑发展》，190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4月
②庞朴：《蓟门散思》，149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96年8月
③何兆武等：《中国思想发展史》，90页，中国青年出版社，1990年8月
④闻一多：《闻一多选集》第二卷，493-498页，四川文艺出版社，1985年3月
⑤王先谦：《庄子集解》，1页，中华书局，1954年12月
⑥注同②
⑦王长华：《春秋战国士人与政治》，139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7月
参考文献
《庄子今注今译》，陈鼓应，中华书局，1983年5月
《春秋战国士人与政治》，王长华，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7月
《诗论与子论》，王长华，学苑出版社，2001年6月
《蓟门散思》，庞朴，上海文艺出版社，1996年8月
《中国哲学简史》，冯友兰，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9月第二版
《中国古代哲学的逻辑发展》，冯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4月
《庄子集解》，王先谦，中华书局，1954年12月
《中国思想发展史》，何兆武等，中国青年出版社，1990年8月
《闻一多选集》第二卷，四川文艺出版社，1985年3月
《中国古代思想史论》，李泽厚，人民出版社，1986年3月
《诸子百家研究》，高正，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11月
《国学概论》，钱穆，商务印书馆，1997年7月新一版
《章太炎文选》，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7月
《理学·佛学·玄学》，汤用彤，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2月
庄子是修道的人，因为“悟了道”，所以既洒脱，又自在，你要想知道他的境界，修行到了他的境界就知道了。一辈子在名相思想上作文章，无非是自增烦恼而已...佛学中称为“所知障”，知道的越多，反而是一种累赘呢！你看济公活佛，疯疯癫癫的，谁能够知道他的思想，他的处世之道呢？
这个还真要跟外界环境联系起来。不要死搬教条。
我只为如果你四十岁以下，应该进取，五十岁以上，可能知足常乐，他的部分观点可采用，但不能全用。
清净无为，天人合一，顺应自然
绛旓細鈥滈嶉仴娓糕濊繖涓惉璧锋潵灏辫嚜鐢辫嚜鍦ㄦ棤鎷樻棤鏉熺殑娲掕劚澧冪晫,寰寰鏄竴鑸汉瀵逛簬搴勫瓙鏈娣卞埢鐨勫嵃璞°傜殑纭姝,銆婇嶉仴娓搞嬬殑浣嶅眳棣栫瘒鏃犳剰鑳藉鏄剧ず鍑烘煇绉嶆剰鍛,璀瀹冨彲鑳芥槸绔嬭鐨勫畻鏃,鎴栬呬綔鑰呭彲浠ヨ绐佸嚭鐨勬煇浜涘唴瀹广傞氳鍏ㄧ瘒,鏇村鐨勬槸浼氬彂鐜,鈥滈嶉仴娓糕濇槸搴勫瓙涓鐢熻拷姹傜殑鐩爣,鏇村彲浠ヨ鏄搴勫瓙鐨浜虹敓澧冪晫鍜屼汉鐢鎬佸害鐨勫啓鐓с 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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