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当官不修衙，为什么 完颜绍元：古代当官不修衙，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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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参考下文：核心提示： 古人有“官不修衙，客不修店”的说法。官不修衙的主要原因，当是财政卡死，审批麻烦，以及制度风纪等种种限制。所以，除了少数利用前朝王宫改建者外，绝无大盖豪华办公楼所的可能
北宋哲宗元祐四年（1089年）九月，刚上任不久的杭州市长（知杭州）苏东坡，给中央上了一道《乞赐度牒修廨宇状》，大致内容是：杭州的机关用房，多是五代吴越割据时留下的建筑，百余年来，风雨腐坏，日就颓毁。各级政府因财政拮据，尤讳修造，开销达十千，就必须请准上级，不得擅支，所以只能因循支撑，苟延岁月。熙宁时，臣曾来杭州任通判，已见州署屋宇纷纷倾斜，如今又过十五六年，其坏可知。到任这一天，眼看州府楼庑歪倒开豁，都用小木横斜撑住，每过其下，栗然寒心。再问通判等同僚，各自衙署的情况都是这样，每遇大风雨便不敢安睡。今年六月，签书判官厅办公屋倒塌，压伤书吏二人。八月，鼓角楼坍毁，压死值楼匠役全家四口，其中还有孕妇一人。现在各单位的官吏及其家属，无不担忧负恐。臣不敢坐视，连日组织检查，仅大面积堕坏的危房就有二十七处。估算修换费用，总得四万余贯。要是等三五年内全部坍毁再作改建，那就远非四万余贯了。故请求批给杭州二百道度牒（官府发给的僧道出家凭证），自行出售，以充公廨修换费用。如蒙中央调查，所述失实，所请失当，臣甘伏欺罔之罪。
苏东坡的这道申请是否获得批准，笔者未作考证，但彼时官府修建衙署之不易，财政之匮乏，以至要靠中央特批度牒变卖才能解决一次大修费用，恐怕是现代人难以设想的。
北宋开始，擅修廨舍要受处分
从头追溯，古代的衙署修建制度，有一个演变过程。据史料记载，两晋六朝、隋唐官府多有修建衙署的自主权。从北宋开始，朝廷对财政管理严格，凡州军常例之外的财务，都需先禀报代表中央财政的转运司，由转运司审核上奏，绝无擅自决定的权力。以营造工程为例，据欧阳修《偃虹堤记》介绍：仁宗庆历时，岳州欲修偃虹堤，先向转运司申请并提出方案和预算，转运司选择能员下州踏勘，审核方案，历经三次反复修正，再奏上朝廷，由三司（最高财经机构）审议，“然后曰可”，即下达批复。试想，利国利民的堤堰修建尚且需要经过如此严格的审批程序，相比之下，看不出有什么直接经济效益的办公用房、吏员宿舍之类，要想动用财政修建，谈何容易？本文篇首所引苏东坡奏疏中，“近年监司急于财用，尤讳修造，自十千以上，不许擅支”等语，大抵就是这些制度的反映。
《续资治通鉴长编》中，常可看见地方官员因修衙而受处分的记载。如真宗景德三年（1006年），杭州知州薛映和上司姚铉呕气，薛映向御史台检举姚铉数事，其中一条就是“擅增修廨宇”，经御史台查实后，姚铉从转运使降为连州文学。数年后，中央还发过文件，诏各路监司“无得擅修廨舍”。
有财政控制，有处分先例，不难想见，宋代的地方衙署建筑，年久失修者不在少数。而且，宋朝在衙署物业管理上，也有制度。《容斋四笔》卷十二记载，北宋建国初年，太祖赵匡胤就颁过一道诏书，要求所有“诸道藩镇郡邑公宇及仓库，凡有堕坏”，都必须即时“缮修”，“自今节度、观察、防御、团练使、刺史、知州、通判等罢任，其治所廨舍，有无堕坏，及所增修，著以为籍，迭相传授”。就是说，凡有关官舍物业的损坏和增建，都要记录在案，作为前任向后任办理交代的内容。与此同时，该记录也要“对书于考课之历”，即列为官员考核的项目，“损坏不全者，殿一选（扣一分）；修葺建置而不烦民者，加一选（加一分）”。
设身处地，一边是财务上的多方制约，一边又有移交和考核制度，真有点又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的强人所难。面对这道难题，许多当官的都会选择加一分不如少一事，因为官员都有任期，满任就要走人，公家的房子带不走，申请经费之难前已有述，稍微有点规模的修建，少说也得好几个月才能竣工，这一系列麻烦，同可能会有但未必定有的“损坏不全者殿一选”相比，孰轻孰重是不言而喻的。
反之，有心办点实事而又怕被人抓辫子的修衙官员，则需格外当心。苏东坡曾因范纯粹邀约，写过一篇《滕县公堂记》，大意是：滕县的衙署是前朝留下的老建筑，仁宗天圣元年（1023年），即大宋建国六十余年后，才由知县张太素主持，搞了一次大修。其后历任长官都怕犯错误，“欹仄腐坏，转以相付，不敢擅易一椽”。又过了五十多年，有赞善大夫范纯粹被贬到滕县来做县令，实在看不下去了，再来了一次大修。从办公用房，到机关宿舍，总共一百一十六间房屋，全都装修一新。唯独知县和家属生活起居的这一摊“未治”，道是“吾力有所未暇”。说白了，就是先得洗脱修建衙署图个人享受的嫌疑，以免被人抓小辫子。
总之，两宋三百多年，俭修衙署、少修衙署，逐渐形成为仕宦者的普遍观念。我们看宋人撰写的重修衙署一类文字，大多要强调原先怎样破败，以及重修工程毫不骚扰民众云云，一种惟恐被人指责的心态，很自然地流露出来。
明朝定制，天下衙门统一模式，却有很多衙署无力达标
明代的衙署修建，大抵有以下几个“看点”可述。
其一，各级衙署的基本结构、建筑规模和修缮标准，都须恪守建国初期以诏令形式颁布的“规式”，也有称“法式”或“制度”的。这些规式，随后又为清朝所沿用。今山西、河南、江西等地，都有一些明清州县衙署建筑的遗存，有的还开辟为特色旅游的景点。都去参观一遍，马上能感觉到天下衙门一个样。
其二，“规式”有限定，达标无要求。就好比现在有个处级单位可买宝马车的规定，但并不要求你非得坐宝马，经济能力不够，可以先将就坐桑车嘛。事实上，明代的地方政府，特别是州县级衙署，大多是在毁于战火的元朝旧治上重建的，始创时都因陋就简，往往要经过上百年时间内多次增修扩建，才能达到规制。《嘉靖江阴县志》卷一介绍县署建设的经过：洪武元年（1368年）始建，宣德五年（1430年）增建一次，到弘治八年（1495年）再加缮葺，这才可称“制度大备”。更有因经济能力限制而始终未能达到规制的，如历任上元、宛平知县的沈榜曾抱怨说：南京的上元和北京的宛平是同一个级别的京畿首县。上元的衙署俱照国初所定规制建造，“基度崇广，木石攻坚”。宛平呢，自永乐迁都北京到万历壬辰（1592年），近二百年时间了，其公署规制远不能同天下第一县的地位相称：占地面积太小，大堂之后不过数尺就是知县办公室。后廨（即知县及家属住房）仅一套，曲直不齐，且与民房比邻。其他如粮马县丞、军匠县丞、管屯主簿及典史等几个官佐的官邸，都与市民联墙，声音可通。吏员宿舍无专用地皮，就在各官邸之间见缝插针，所以大部分吏员都借居民房。“顾不知创自何时，何所迁就，而因陋就简、粗备如此也！”不仅是奠基时因陋就简，往后也一直缺乏改善达标的条件。沈榜自述，他于万历十八年（1590年）七月来宛平接印时，库存仅五十二两银子，而等着支付的各项款子即达四千多两。看来，财政窘迫应是沈榜及其前任们安于现状的重要原因之一。
其三，无论财政支出预算或基本建设立项，衙署修建都被列为“不急之务”，甚至连中央政府的办公机构也受同样对待。比如，永乐十九年（1421年），明朝首都从南京迁到北京，但五府六部及其他寺监等中央部院的办公楼，没有新盖过一间，“皆因旧官舍为之，散处无序”。其中掌管外交和朝贡事务的礼部，及其隶属机构会同馆（国宾馆），因为有个大明朝的体面问题，实在感觉尴尬，这才于宣德五年至六年（1430～1431年）率先建成礼部和会同馆。其余吏、户、兵、刑、工各部，五军都督府，以及都察院、鸿胪寺、钦天监、太医院、太常寺、通政司、锦衣卫、大理寺等，都要到正统七年（1442年）以后，才开始陆续兴建。
上个世纪40年代，单士元和王璧文先生曾遍采《明实录》、《明典汇》、《明会典》等史料，编成一部内容丰富翔实、厚达25个印张的《明代建筑大事年表》。该年表将衙署、仓库、监狱、企业、学校、养济院等财政拨款单位合为一编。笔者无意中发现政府对学校建设的重视远远重于衙署。比如，首尾三十一年之洪武期间，府州卫县的学校新盖或重建了674所，同一时期的地方衙署工程只有26个。再如永乐期间，府州卫县的学校盖了97所，地方衙署工程只有5个。宣德正统时期，京朝衙署全面兴建，从中央到地方，总计有55个建衙或修衙项目，但还是比不上同一时期的学校兴建或重修项目共159个。走笔至此，自然会联想到媒体上关于“豪华衙门”与危房校舍的对比报道，真不知说什么好。
清朝新制，欲修衙署自己掏钱
清承明制，对修衙扼制更严。从中央到地方，俱无这项经费可支，谁想修建衙署，一概自己掏钱。具体办法是：凡衙署一些小渗漏损坏，责令随时自行粘补。其有实在坍塌过甚者，才许分别缓急，樽节（即尽量从简从俭）估报，准其借动闲置银两兴修，再于借款人养廉银内逐季扣还。其修建费用，道、府不得过一千五百两，同知不得过八百两，通判不得过六百两；州、县大治不得过一千二百两，中治不得过一千两，小治不得过八百两，佐杂、首领不得过二百两。其扣还时间，从领银下季起算，最初是道、府州县官限于三年内扣清，佐杂首领限于四年内扣清。以后年限有放宽，最长可达八年。
欲修衙署，不仅得自己掏钱，还得确保工程质量，否则还要追究责任并承担经济损失，连带验收工程者一起受处分、扣工资：“凡官员预借廉俸兴修衙署，系旧料移建他处，或全行拆卸，另行建盖者，于工竣后，保固十年限内，遇有坍塌倒坏，令后任查明前修原案、估计工料，说明上司，委勘切实，着落原办官照数赔缴，并得委验出结之员，报部参处，照不行查明给结例，罚俸一年”。
无须继续引录和比较，仅以上数条，就足以使“官不修衙”的观念较之明代更深入人心。请看号称“清代第一廉吏”的于成龙自述始任广西罗城知县的情景：“黎明上任，（县衙）无大门，无仪门，两墀茅草一如荒郊。中堂草屋三间，东边隔为宾馆，西边隔为书办房。中间开一门，入为内宅，茅屋三间，四围俱无墙壁。哀哉，此一活地狱也，胡为乎来哉！”
媒体上曾有河南濮阳大建豪华办公楼和干部别墅的报道，并称资金来源除财政拨款外，还有下属单位的“支持”。这种筹款之道，倒是古已有之。如《八旗通志》记载，康熙四十年（1701年），有人给皇帝上奏，说广西抚、藩两个衙署的装修或修建，存在私派问题。康熙让新任广西巡抚萧永藻查明回奏。萧永藻上疏称：经调查，巡抚衙署所有铺陈器具，都是在省会的各单位自愿“凑集供应，非出派捐”，现在臣已命令全部退还；至布政司修建衙署，亦都出于“各属自捐”，惟有一个知州刘正国，被查出“私派民间银八十两”的问题，应予议罪。结果，抚、藩两署的问题不再追究，惟有刘正国被“革职逮问”，做了敷衍舆论的替罪羊。
情理上讲，州县也可以向上司学习，让“各属自捐”修衙费用。事实上，古代县镇城关的许多公益性工程，诸如铺路修桥，兴建学校，或者盖座文昌阁，建个风水塔，很多都是由政府倡导“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搞成的。不过对绅商来讲，架桥铺路后建个凉亭立块碑刻，可以彰显善行，垂名后世；建个风水塔什么的，对自家子弟的科场文运也有好报。惟独这个衙署，既不是自己住的，而且住在里面的人说走就走，并非一直可以巴结依靠，所以都提不起积极性。如此，州县衙署的修建资金，倘若带上“捐助”的标签，百分之百都逃脱不了“科派”两字。清代《刑案汇览》上，有好几个此类案例。有个山东临朐知县严家正，“因筹备书院经费及修理衙署，辄行科罚县民沈文泗等银钱”，案发后以坐赃论处，就地革职。还有一个宛平县丞徐振，刚上任不久，就以“贺印”为名，要绅商给他送钱，道是“收得银钱为添补修造衙署之用”。事情捅到上面，没人护他，结果被以“官吏非因公务科敛财物入己”的律条定罪，不仅罢官，还“拟杖六十，徒一年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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