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全德:军统特级杀手,预谋刺杀老领导陈毅市长,喝醉酒被抓获

1949年5月27日上午9时,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上海的上海战役胜利结束,中国最大的城市上海回到了人民的怀抱!陈毅被任命为上海市第一任市长。

然而战火后的上海,工业已陷入半瘫痪状态。全市12000家工厂中,只有30%能开工,机器工业80%停工,面粉业由于运输不畅,产量只及战前的1/10。

占上海工业总产值74%的轻纺工业,因没有原料和销路,全部瘫痪。现有库存的大米、面粉,只够全市吃半个月,而储煤仅够烧7天。

流散在上海的近20000名国民党军散兵游勇,还有国民党特务机构撤退前留下的8个特务组织的30000多人,加上数以万计的惯匪、流氓阿飞、流落街头的难民、乞丐、扒手、妓女和无业游民,使上海的 社会 秩序动荡不安。

经过陈毅和他的同事们一段时间夜以继日的工作,上海市生产开始恢复、供应开始增加、 社会 秩序开始趋于稳定。

上海的稳定与发展是国民党所不愿看到的,为此他们派出杀手刺杀上海市的党政军领导,而排在第一位的就是上海市长陈毅。

当时与上海邻近的舟山群岛等沿海岛屿还没有解放,在国民党军从上海撤退后,台湾国民党“保密局”和设在舟山等岛屿上的国民党特务机关,陆续周密安排和精心策划派遣特务潜入上海,企图利用枪击、爆炸、投毒、撞车等手段暗杀我上海市党政军主要领导人。

他们的目的是企图通过制造震惊中外的恐怖事件,造成上海 社会 秩序的大动荡,以便他们浑水摸鱼制造更大的混乱。

刚刚解放的大上海,鱼龙混杂,潜入的特务不愁没有落脚点。但是上海市公安保卫部门充分利用人民的力量,筑起一道密不透风的人民防线。

国民党军统派出第一批执行暗杀任务的28名特务,在国民党“保密局苏浙特别工作站”站长封企曾的带领下,分批从舟山潜入上海。他们携有美制无声手枪、轻机枪和长短枪数十支,还配有全套电台设备。

结果这批特务在出发前,内线就将这一情况密报给国家公安部,公安部又通报给上海市公安保卫部门,这批特务刚一到达上海,在立足还未站稳之际,便被我公安人员一网打尽。

第一批特务被一网打尽后,国民党军统故伎重演,又派出朱山猿率领的第二批刺客。这次他们除了枪支和电台以外,还带了美制雷管、高能炸药、手榴弹和剧毒的氰化物。

同第一批特务一样,在出发前,内线就传递了信息,这批特务又被一网打尽。

两批特务的全军覆没,给军统以很大的震慑,军统也意识到是情况泄露了,但是他们还不死心,又派出了第三批特务。

1949年10月29日,上海市公安局又接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发来的电报:

台湾国防部保密局特务机关近日将派遣直属行动组上校组长刘全德带领杀手安平贵、欧阳钦,携电台和特务经费,到上海执行暗杀陈毅市长的任务,希即注意提防。

两天后上海市公安局又接电告:

刘匪将于10月底离开舟山到沪,与刘匪同时到沪者尚有其他行动匪特多名,希即布置侦捕。

不过这一次内线提供的情报没有前两次精确,这自然加大了抓捕的难度。

当上海公安部门将这一情况报告给上海市长陈毅时,陈毅皱了皱眉毛,忽然间他想起来了,这个刘全德曾经是他的属下,换句话说,陈毅是刘全德的老领导。

那么刘全德到底何许人也?

在国民党特务圈子里,刘全德可算是个小有名声的人物。他之所以能够在个个心狠手辣、自命不凡的国民党特务圈子里小有名气,除了他被吹嘘为是一个“杀人不眨眼,能够百发百中”的职业杀手外,还因为他的特殊身世经历。

刘全德于1915年出生于江西吉安一个贫困的农民家庭,1929年,只有14岁的刘全德便离家参加了红军,成了一名红小鬼。

别看刘全德年龄小,但是头脑灵光,很快得到大家的赏识,不久便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1931年参加中国共产党。

陈毅任红4军政治部主任时,他是红4军11师下属团的传令兵。后来在红军里发展很顺,不久便提升为班长、排长,直到升任为特务连连长,直接负责陈毅的安全保卫工作。

特务连是当时红军保卫和情报工作的主要力量,所以他非常熟悉红军的保卫和情报工作,1933年刘全德曾被我党派往上海做地下党的锄奸保卫工作。客观地说,此人是一把从事谍报工作的好手。从这个意义上讲,他是喝红军的乳汁长大的。

1935年11月,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已经失败,中央红军被迫进行长征,中国革命处于 历史 上的低潮,大批的人员叛变,叛变分子中有人供出了刘全德,结果刘全德在武昌被国民党逮捕。

在酷刑和各种诱惑面前,他革命意志的脆弱性暴露无遗,这个受党教育多年的七尺男儿,这个最懂得变节意味着什么的人,竟“扑通”跪倒在国民党特务脚下,从此死心塌地充当了国民党特务的鹰犬。

由于他彪悍凶残,枪法娴熟,被送到特务训练班接受爆破、暗杀等特种训练,深得国民党特务头子戴笠的赏识,并成为戴笠的得力干将,被称为军统特级杀手。

1941年10月底,军统上海区区长陈恭澍被汪伪76号特务头子李士群逮捕,陈恭澍为保全性命,被迫投降。刘全德也被迫投靠了76号,但刘全德内心并不愿意当汉奸,他和军统联系上,暗地里还是为军统工作,实际上成了双料特工,最终于抗日战争胜利前后回到军统。

他先后在军统头目陈恭澎、季仲鹏、毛森手下任副官、特别行动组长、海外交通站站长.、东南特区警卫队长、京沪杭卫戍总司令部上海指挥所第二处警卫组长。

在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军统将他派回上海,专门从事绑架暗杀活动,其手段不仅狡猾歹毒,而且具有很大的欺骗性,在一个不长的时间里,由他直接指挥或参与暗杀的重要人物就有七八个之多。

例如1943年,上海轰动一时的汪伪特工总部电讯总台台长余阶被杀案,就是由他一手制造的,刘全德因此而受到戴笠的特别嘉奖。

1949年6月,刘全德在上海被解放军逮捕,由于刚解放不久,我方对他的罪恶掌握不多,加上他又施展两面手法,积极要求立功赎罪,在关押一周之后即被释放。

同年8月,刘全德从上海逃往浙江定海,后经厦门到了台湾,又投入了毛人凤为首的保密局特务机关麾下。

这次,国民党之所以派他回上海,正是为了利用他对共产党内部情况了如指掌的特点。

为完成暗杀陈毅的使命,台湾“国防部”保密局进行了精心的准备与策划,刘全德和同行的6人接受了美国顾问的强化训练,毛人凤下了死令:“限期6个月,除掉陈毅,震动中外!”

毛人凤还许诺,事成之后,刘全德可获得2000两黄金的奖赏,这笔奖金足以保证刘全德后半生不愁吃穿。出发前,刘全德被任命为“保密局直属行动组上校组长”。

此次刘全德决心想干成这件震惊中外的大事,尔后拿上一笔丰厚的偿金,逸享天年。

常言道:明枪易躲,暗贼难防。何况刘全德还是对我方情况非常了解的暗贼。

刘全德在台湾的活动,已为我有关部门所掌握。但是我方在台湾的情报系统遭到了部分破坏,加之这次毛人凤非常小心,所以虽然我公安机关已得到情报,但掌握其确切的行动时间并要在上海500多万茫茫人海中准确地标定出目标的方位,却并非易事,更何况“来者不善,善者不来”,对手绝非前来送死的等闲之辈!

上海公安部门接到情况通报后,深感形势紧迫,必须尽快把刘全德抓捕归案,刘全德一天不抓捕,公安部门就一天睡不着觉。

杨帆是当时主管全市隐蔽战线斗争的市公安局副局长兼 社会 处处长,最近一段时间以来,他接二连三的接到有关暗杀上海领导人的案件通报,如同一块巨石压在他的心头。

杨帆既是一位老革命,更是我党的王牌特工,他从30年代起就在上海从事党的地下工作,他对国民党特务搞暗杀活动十分清楚。

国民党特务部门有一个特点:不管是什么人,无论是自己的军事对手或是政治对手,只要用其他手段不能解决的问题,均施以暗杀了结,这是国民党特务机关的惯用伎俩。

虽然对于政敌,采用卑劣的暗杀手段并非是国民党的创举,但是这一手段却被国民党反动派大大地发展了,比如廖仲恺、杨杏佛、史量才、闻一多等人,都是国民党特务机构使用极端手段的牺牲品。

尽管恐怖暗杀行为手段卑劣且遭到人类的不齿与唾弃,但却被国民党特务机关奉为“出奇制胜的法宝”。因为蒋介石曾加入过青帮,所以他对黑 社会 的手段非常推崇,可以说,军统就是国民党统治时期的合法黑 社会 组织。

杨帆非常清楚国民党特务惯用的暗杀伎俩与手段,杨帆一面将这一重要情况向陈毅市长和潘汉年副市长作了报告,同时采取了有力措施,加强对陈毅市长寓所和外出时的安全警卫工作。

另一方面,他召集公安局 社会 处主任、科长等召开会议,讨论部署侦破工作,决定采取集中力量“张网捕鱼”和“见鱼撒网”的破案方案,将刘全德等人一网打尽。

所谓“张网捕鱼”,就是利用广大人民群众编制一张大网,让国民党特务无处藏身。所谓见鱼撒网,就是一旦发现目标,便投放力量进行追踪抓捕,当然这需要等待时机。

当时上海解放才5个多月,临近上海的舟山群岛、嵊泗列岛等大大小小的岛屿均还被国民党所占据。

那时,新中国尚无强大海军,舟山及其附近岛屿上的渔民、商人为了糊口,经常驾船到吴淞口上岸销售鱼虾等海产品,再贩运一些生活日用品回岛。

这就给特务分子潜入上海提供了可乘之机,一些特务利用这个空隙,混入其间,堂而皇之地从吴淞口登岸,潜入上海。

有的则趁月黑浪高的深夜偷渡登陆。虽然进驻上海市的人民解放军和公安机关采取了一系列戒备措施,但毕竟海岸线漫长,防不胜防。

因为刘全德曾长期在上海和江浙一带进行特务活动,对这一带非常熟悉,他在这一代有一定的 社会 基础,这使得他潜沪后易于隐蔽和掩护,这对我侦察发现目标是个不利条件。

但杨帆认为,刘全德既然要进行特务活动,就离不开他赖以掩护和利用的 社会 关系,只要把刘全德在上海的 社会 关系搞清楚,刘全德就将无处藏身,为此杨帆采取了几点措施:

一是加强对吴淞口码头的控制,防止其从吴淞口潜入

二是对已经掌握的刘全德的关系网,布置专门力量,实施日夜监视守候,等待其自投罗网。

三是尽量争取有可能接触刘全德的关系人为我所用,主动出击,发现刘全德的行踪。

不过刘全德这次潜入上海耍了一个手段, 他在台湾接受任务后,由台湾保密局特务机关于10月30日用飞机将他和行动组成员安平贵、欧阳钦空运到定海,并交给在舟山定海的著名海上土匪头子黄八妹,指示要这个人地两熟、贼心不死的半老徐娘设法把3人送到上海。

刘全德首先要求要黄八妹把他们3人送到大洋山岛,这是一个比定海更靠近上海的岛屿,3人上岛后,刘全德决定分开行动,在与安、欧两人分手时,3人定好了到上海后碰头的时间、地点。

刘全德只身化装成“糖商”,悄悄离开大洋山,于11月1日深夜乘船到达浙江杭州湾乍浦附近一个偏僻的海岸悄悄登陆,并于次日乘车潜入上海市。

这个刘全德还真有些本事,他到达上海后,竟然在光天化日之下混进了市府大厦,从楼上到楼下做了一番实地勘察。

他返回住处后,根据所看到的情况画了一张草图,经过反复斟酌,还将陈毅的行走线路、市长办公室、会议室门号、警卫人员的位置以及自己的行动路线和射击位置等都一一用红笔标出,尔后深居简出,窥待时机。

几天时间过去了,上海公安部门还是找不到刘全德,杨帆认为与其被动等待,不如主动出击。

杨帆分析:潜入上海的刘全德很可能先找一个可靠的落脚点隐蔽下来,而后伺机行动。这个落脚点很可能选择在其熟悉的而且认为可靠的人的家中。

杨帆将与刘全德关系比较近的人分析了一遍,认为陆某可能是刘全德要借助的对象。

陆某曾与刘全德,在抗战时期汪伪特工总部工作时相识,解放前他在国民党上海市警察局任职,刘全德是警察局长毛森手下的一员干将,由于工作关系与陆某常有交往,这使陆某还认识了家住长乐路文元坊的刘的密友姜冠球。

我侦察人员决定通过这个线索,到刘的密友姜冠球处探听虚实。侦察人员找到陆某,说明来意后告诉他,如果他能够协助政府捉到刘全德,将给予表彰和奖励,对他的不光彩的过去,也是一种最好的反省。陆某表示愿鼎力支持政府的工作。

1949年11月8日晚上,陆某在我公安人员安排下,以探望旧同学为名到姜冠球家造访,原本陆某的目的只是想通过姜打听一下刘全德的踪迹,不想刚一进门便撞上刘全德正坐在会客室内。

意外的发现使陆某心中禁不住一阵狂喜,心里像要跳出喉咙眼儿一般。亲眼见到了刘全德,不仅证明他确已潜入上海市内,而且摸清了他的落脚点。真可谓“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

不过同时伴随着喜悦的还有另一种感觉,这就是恐惧。因为他知道刘全德历来枪不离身,杀人不眨眼,稍有不慎应付不当,不仅有丧命的危险,而且会打草惊蛇,再要发现他就困难了。

不过这个陆某也不是省油的灯,毕竟他曾干过一段警察,尚不致不知所措。他就势主动上前打招呼,并故作惊讶地对刘说:

“几个月不见了,你忙什么呢?想不到在这碰到你。”

刘全德见到陆某起初也是不由得一惊,但马上镇静下来。同时不时朝窗口观察外面的动静,在断定确实没有什么危险时才对陆说:

“我刚从舟山回来,准备找熟人去公安局自首。”

陆某一听这话心里明白,这是对他不信任并怀有戒心。陆某故意不接刘的话题,做出一副沮丧的神态对刘说:

“解放后公安局对警察局的同仁都给留用了,唯独对我不信任,所以我只好早早辞职,现在家待业。今天到弄内来找老同学,主要是想请他给介绍做点生意,家中老婆孩子等饭吃啊。”

刘全德听罢陆的话,不再说什么,他向陆某要了住址、电话,称改日登门拜访,随即起身准备离去。为了掌握刘全德的去向,陆某顺势说:“那好,我们一起走吧。”

两人出了姜家院门,路上陆某心里十分矛盾,他心里琢磨,如果一直跟着他,肯定要引起他的进一步怀疑。

如要把他扭送到公安局,天黑夜暗,自己孤身一人,肯定不是他的对手,这样反而惊动了他让其逃逸。想到这,陆某只得借口自己要去别处,而与刘分手了。这使得看到的“鱼儿”又游走了。

20分钟以后,陆某已坐在了市公安局的办公室里,杨帆和其他侦察组人员聚精会神地听他讲述刚才的经历。最后当陆某面有愧色地说“没能抓住刘全德,没完成好任务”时,杨帆接言道:“虽然这条‘鱼儿’又游走了,但此行也有收获,现在可以明确刘全德已潜入上海了,从这个角度讲,就大大缩小了找到他的范围。你已经尽力了。”

陆某走后,杨帆和同事们判断:刘全德下一步的落脚点很可能还选择在与他相识的人家中。他们把目标对准了一个叫史晓峰的人,而高香圃则是史晓峰的好友,公安部门决定从高香圃身上入手。

高香圃和史晓峰在上海沦陷期间曾是汪伪特工总部政治保卫学校的同学,而刘全德当时是该学校的教官,作为师生,当年刘全德暗杀了余阶时,正是史晓峰掩护他脱离危险的,所以刘对史甚为感激,故而关系一直十分密切。

而高香圃与史晓峰是多年的旧友加同学,过去常有来往,只是上海解放后各自忙自己的事情而少有走动,不过老关系依旧。

我公安人员找到高香圃后说明情况,要他配合公安部门抓捕刘全德,由于高香圃过去在伪警察局干过不少坏事,他一直想找个机会立功赎罪,我公安人员告诉他,这就是他一个将功折罪的机会。高香圃表示一定尽心尽力。

史晓峰当时在山西南路7号开了一家大叶内衣公司发行所,楼下做生意,楼上当住所。1949年11月9日中午11时左右,高香圃骑着一辆破自行车来到史家门口,一下车后他有几分犹豫,便朝内张望,恰巧史晓峰从外面回店,见到多时不见的高香圃,两人都很亲热。

史晓峰拉着高香圃一定要上楼一叙,高香圃也就顺水推舟来到了楼上。进门前史晓峰故作神秘地对高香圃说:

“老兄,我让你见个人。”

高香圃心中一惊,就在这个时候,史晓峰推开了房门,高香圃看到刘全德正坐在史家客厅中,房门被迅速关上。如惊弓之鸟的刘全德见有外人来,先是一惊,接着满怀狐疑地问:

“你怎么来了?这些日子你在干什么?”

高香圃知道,既然撞上了,刘全德是不会轻易放他走的,如果现在走肯定会被刘全德灭口,高香圃也是老江湖,他决定先想办法稳住刘全德,尔后找机会离开。他马上做出一副十分惊讶的样子答非所问地说:

“刘先生,真没想到在这遇到你,这些年来您在哪发财?”

两人边寒暄,边落座,三个人你一言我一句地聊了起来,史晓峰让家人端上酒菜,酒杯一端,话自然也就多了起来。高香圃拿出一本上海货物税局离职证明“诉苦”说:

“解放以后我一直失业,你能否介绍点生意给我做做,混口饭吃。”

虽然高香圃没有露出什么破绽,但是刘全德还是不放心,他决定频频给高香圃斟酒,目的是想灌醉他,让他酒后吐真言。

对此,高香圃心中明镜似的,但为消除刘全德对他的怀疑,也就来者不拒,一杯接一杯地喝。不过高香圃的酒量本来就大,劝人喝酒也是一流。

因此对刘全德的敬酒,高香圃来者不拒,一杯接一杯地喝,而刘全德也好久没有喝酒,他本来就喜欢喝酒,此时也就和高香圃平推着喝。

转眼酒过三巡,高香圃已显醉意,刘全德也喝多了,他的戒心有所放松,他对高香圃说:

“过个三五天,待我将货物脱手后,再畅饮一次。”

但是高香圃心里想的是如何赶快脱身,向我方报告。他决定利用“催吐”术,这是他当特工期间常用的招数,他乘刘、史不注意时,将吸剩的半截香烟吞下肚去。

高香圃很快一阵恶心,他满肚的酒菜在烟丝的作用下开始翻腾,片刻,“哇”地一声,吃下去的东西全部翻了出来,地上留下了一滩污秽不堪的呕吐物,一股恶气直冲鼻腔。

史晓峰赶紧喊来家人处理,高香圃醉眼朦胧地歪在桌旁,嘴里还不停咕嚷:“不能躺在这里,送我回去……”

刘全德本身已经醉了,但见高香圃吐成这样,他本能相信高香圃真的醉了,他打算先放高香圃走后,自己立刻转移。看到高香圃要走,也未加阻拦。此时刘全德头晕得厉害,顺势倒在床上躺一会儿。

高香圃在史晓峰搀扶下,歪歪斜斜地出了院门,一拐出巷口,他的酒全醒了,实际上他本来也只是个半醉。他跨上自行车刚刚踏了几下,看到迎面来了两位巡逻的解放军战士,他急忙下车,上前说明原委,最后说了句“快跟我来,别让他跑了。”

两名解放军战士跟随高香圃迅速折回到史晓峰家,“笃笃笃”,高香圃上前敲门。

“谁!”里面传来问话。

“是我,高香圃。”

“你怎么又回来了?”,里面的史晓峰回答道,却没有刘全德的声音。

“我喝得太多了,这车子骑着不听使唤,先放在你这。”

“吱”的一声门闪开一条缝。说时迟,那时快,高香圃顺势用腿一顶,两名解放军战士一个猛虎扑食冲进了屋内,见刘全德正躺在床上。

原来高香圃走后,刘全德因为喝醉酒了头晕得厉害,倒在床上便呼呼大睡。在醉酒的状态下,他的头脑也不太清醒,他本能认为短时间里不会有什么事,明天一早自己就离开。

不过这次他失算了,在高香圃的协助下,喝醉酒的刘全德还未及做出反应,就被解放军战士死死地压在了身下,并下了他的枪,一举将其擒获。这个过程来得如此之快,以至于站在一旁的史晓峰还未回过神来,便也成了俘虏。

刘全德和史晓峰很快被押解到公安局。当杨帆听完刘全德被捕的经过时,不无风趣地对两名解放军战士和高香圃说:

“真没想到这么简单就结束了,你们应该给他一个表现武艺的机会!”

杨帆的话也道出了侦破组所有公安人员的心中感受,他们甚至感到应该经过一番激烈的追杀或搏斗捉到的猎物才过瘾。

刘全德落网后,很快就全盘招供,根据他的口供,我公安人员分头出击,将执行同一任务的其他5名特务和为其行动提供方便的14名窝匪一一抓获归案,无一漏网。使国民党特务机关企图谋杀陈毅的计划又一次彻底破产!

刘全德被抓后在审讯时说:

我这次到上海处处谨慎小心,好多关系都未走访,深居简出,外出注意化妆,没想到到上海只有一个多星期,就落到你们手中。

1950年8月,根据公安部指示,上海市公安局将刘全德押往北京,交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接管。同年12月,北京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军法处依法判处刘全德死刑。

同案犯安平贵、欧阳钦、邱信、江知平在上海被判处极刑,与此案相关的其他特务分子也分别受到程度不同的法律制裁。

刘全德作为军统特级杀手,预谋刺杀老领导陈毅市长,竟然在喝醉酒后被抓获,多少有点 搞笑 的味道。

其实国民党有一点他们始终把不明白,靠暗杀这种黑 社会 手段,不可能赢得人心,不可能得到人民的支持,而且即使刺杀成功个别领导人,但是对于领导群体的影响并不大。

想当初共产党刚成立时,向忠发、顾顺章等一批人员叛变,都不能改变 历史 的进程,到新中国成立前后,情况已大不一样,凭国民党派几个小鱼小虾,又能掀起什么浪来。

天择是作者的笔名,曾在国防大学从事教学与研究工作,对 历史 和哲学颇有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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