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读书笔记（六）
第五部分 文明的未来一、西方的复兴？
在任何文明的历史中，历史都曾经有过一次终结，有时还不止一次。随着一种文明的普遍国家的出现，它的人民由于汤因比 [1] 所说的“不朽的幻想”而变得盲目，确信他们的文明就是人类社会的最终形态。然而，凡是认为历史已经终结的社会，通常是其历史即将衰微的社会。
西方是这个模式的例外吗？梅尔科 [2] 提出了两个关键性的问题：
第一，西方文明是否是一个自成体系的新类型，与曾经存在过的所有其他文明都截然不同？
第二，它在全世界的扩张是否会断送（或者可能断送）所有其他文明发展的可能性？
大部分西方人相当自然地倾向于给予这两个问题以肯定的回答。他们或许是对的，然而，在过去，其他文明中持类似看法的人却是错的。
西方与所有已经存在过的文明显然是不同的，因为它已经对公元1500年以来的存在着的所有文明都产生了势不可挡的影响。它开创了在世界范围内展开的现代化和工业化的进程，其结果是，所有其他文明的社会都一直试图在财富和现代化方面赶上西方。然而，西方的这些特点是否意味着，它作为一种文明的演进和变动，根本不同于所有其他文明中普遍存在的模式？历史的证据和比较文明史学者的判断却表明并非如此。迄今为止，西方的发展与历史上诸文明共同的演进模式并无重大不同。伊斯兰复兴运动和亚洲经济的发展势头表明，其他文明是生机勃勃的，而且至少潜在地对西方构成威胁。一场涉及西方和其他文明核心国家的大战并不是不可避免，但有可能发生。而西方始于20世纪初的逐渐且无规律的衰落，可能会持续几十年，甚至几百年。或者，西方可能经历一个复兴的阶段，扭转它对世界事物影响力下降的局面，再次确立它作为其他文明追随和效仿的领袖地位。
在对文明史演进所作的或许是最有用的分期中，卡罗尔·奎格利 [3] 发现了可分为七个阶段的共同模式。他认为，西方文明在公元370-750年间，通过融合古典的、闪米特的、撒拉逊的和野蛮的文化因素而开始形成。西方文明的孕育阶段从8世纪中期一直延续到10世纪末，随后便出现了在其他文明中不多见的扩张阶段和冲突阶段的拉锯运动。根据西方和其他文明中的学者的观点，西方目前似乎正走出冲突阶段。西方文明已经成为安全区，除了偶尔发生的鳕鱼战 [4] 外，西方内部的战争事实上是不可设想的。西方正在发展一个相当于普世帝国的体系，其表现形式为邦联、联邦、政权和其他形式的合作机构的复合体系，它在文明的层面上推行民主和多元政治，简而言之，西方已经成为一个成熟的社会。它正进入一个这样的时代，当后人回顾以往时，将会按照历史上反复重现的文明演进模式称其为“黄金时代”。用奎格利的话，就是一个“由于这个文明本身的区域内不存在任何竞争对手，以及远离其他外部社会的竞争，甚至不存在这样的竞争”而产生的和平时期。它也是一个“结束了内部战争破坏，减少了内部贸易壁垒，建立起共同的度量衡制度和货币制度，以及由于广泛实行了与建立普世帝国相关的政府开支制度”而产生的一个繁荣时期。
在以往的各文明中，这样一个怀着文明可以不朽的幻想的极乐黄金时代，不是由于一个外部社会取得的急剧胜利，就是由于内部缓慢但同样痛苦的解体而终结。文明内部发生的事件，对于其抵御外部摧毁力量的能力与对于阻止内部的衰败来说，同样至关重要。奎格利于1961年指出，文明之所以能够发展，是因为它具有一个“扩张的工具”，即一个军事的、宗教的、政治的或经济的组织，它将盈余积累起来，并将其投入建设性的创新。当文明停止“将盈余用于创新，用现代的说法就是投资率下降“之时，文明便衰败了。这种情况的发生，是由于控制了盈余的社会集团因为满足”非生产性的、个人享受的既得利益……将盈余用于消费而不是提供更有效的生产方法“。当人们依靠资本生活之时，文明就从普遍国家走向衰败阶段。
伴随衰败而来的是入侵阶段，“当一个文明不再能够捍卫自己，因为它不再愿意捍卫自己之时，它便向野蛮的入侵者敞开了大门”，他们常常来自“另一个年轻的、更强有力的文明”。
然而，文明史中压倒一切的教训是，很多事情都是可能的，但任何事情都不是不可避免的。文明能够并且已经自我改革和更新。西方的中心问题是，除了任何外部挑战外，它能否制止和扭转内部的衰败进程。西方是进行自我革新，还是任凭内部持续的腐败加速其终结或者屈服于其他在经济和人口方面更充满活力的文明？
20世纪90年代中期，在西方出现了很多被奎格利确认为一个成熟文明濒于衰败的特征。在经济方面，西方远比其他任何文明都更富裕，但其经济增长率、储蓄率和投资率很低，特别是与东亚社会相比。人口自然出生率很低，特别是与伊斯兰国家相比。但是，这些问题并不会不可避免地造成灾难性的后果。
在西方，比经济和人口远为重要的问题是道德衰落、文化自绝和政治分裂。
经常被提及的道德衰落表现包括：
1.反社会行为的增长，诸如普遍的犯罪、吸毒和暴力行为；
2.家庭的衰败，包括离婚、私生、未成年人怀孕和单亲家庭的增加；
3.至少是在美国出现了“社会资本”的下降，即志愿组织成员的减少，以及与此相关的人与人相互间的信任程度的下降；
4.“职业道德”的普遍下降和自我放纵现象的增加；
5.对知识和学术活动投入减少，在美国表现为学术成果水平降低。
西方未来的健康及其对于其他社会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能否成功地应对上述趋势。当然，这些趋势增强了穆斯林和亚洲人对其道德力量的优越感。
西方文化受到了来自西方内部集团的挑战。其中一种挑战来自其他文明的移民，他们拒绝融入西方社会，继续坚持和宣扬他们原有社会的价值观、习俗和文化。这一现象在欧洲的穆斯林中最为显著，不过他们人数不多。它在美国为数众多的拉美裔少数民族中也很显著，尽管程度较轻。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同化移民的努力归于失败，美国便会成为一个分裂的国家，并存在内部冲突和由此造成分裂的潜在可能。在欧洲，西方文明也会由于其主要组成部分基督教的衰弱而遭到破坏。欧洲人崇尚宗教信仰、遵守宗教习俗和参加宗教活动的人数比率正在下降。这一趋势反映出的不是对宗教的敌视，而是对宗教的冷漠。然而在欧洲文明中，仍然渗透着基督教的理念、价值观和实践。
与欧洲人不同，绝大部分美国人都信仰上帝，自认为是宗教民族，许多人去教堂做礼拜。基督教在西方人心中的地位的下降，最多只会对西方文明的健康构成一种非常长远的威胁。
美国面临着一个较为直接和危险的挑战。在历史上，美国的民族认同在文化上是由西方文明的遗产所界定的，在政治上则是由美国信条的原则所界定的，即绝大多数美国人都赞同的自由、民主、个人主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宪政和私人产权。20世纪末，美国认同的这两个组成部分受到了为数不多但极有影响的知识分子和国际法专家集中而持久的攻击。他们以多元文化主义的名义攻击美国对西方文化的认同，否认存在着一个共同的美国文化，提倡种族的、民族的和亚民族的文化认同和分类。
20世纪60年代民权法案通过后制定的各项立法也表现了多元文化的趋势，而在90年代，克林顿政府把鼓励多样化作为其主要目标之一。这些做法与以往形成了鲜明的对照。美国的创始者将多样性视为一个现实和一个问题，因而有了国家的座右铭“合众为一”。这是大陆会议的一个由包括本杰明·富兰克林、托马斯·杰斐逊和约翰·亚当斯组成的委员会制定的。后来的政治领袖们也担心种族的、地方的、民族的、经济的和文化的多样性构成的威胁（事实上它们也在1815-1914年间导致了美国最大的战争），并响应“让我们团结起来”的号召，视促进国家的统一为其主要责任。西奥多·罗斯福警告说：“有一种情况绝对会导致国家的崩溃，并阻碍美国作为一个国家继续存在的一切可能，那就是听任美国成为一个充满民族纠纷的国家”。然而，20世纪90年代的美国领导人却不仅允许并且努力促进多样化的发展，而不是促进他们所管理的人民的团结。
美国的多元文化主义者同样拒绝接受本国的文化遗产。然而，他们并非要美国认同另一种文明，而是要建立一个拥有众多文明的国家，即一个不属于任何文明的、缺少一个文化核心的国家。历史表明，如此构成的国家不可能作为一个具有内聚力的社会而长期存在。一个多文明的美国将不再是美利坚合众国，而是联合国。（笑喷）
多元文化主义者还通过以集体权利代替个人权利来对美国信条的中心内容提出挑战，而集体权利在很大程度上是根据种族、民族、性别和性别偏好来界定的。
在一个世界各国人民都以文化来界定自己的时代，一个没有文化核心而仅仅以政治信条来界定自己的社会哪里会有立足之地？政治原则对于一个持久的共同体来说只是一个易变的基础。在一个讲求文化的多文明的世界里，美国可能不过是一个正在消失的讲求意识形态的西方世界中残留下来的最后一个不合时宜者。
摒弃美国信条和西方文明，就意味着我们所认识的美利坚合众国的终结。实际上这也意味着西方文明的终结。如果美国非西方化了，那么西方就缩小到了只剩下欧洲和几个欧洲移民人口不多的国家。没有美国，西方便会成为世界人口中的一个微不足道的和衰落的部分，居住在欧亚大陆一端的一个小而无关紧要的半岛之上。
多元文化主义者与西方文明和美国信条维护者之间的冲突，是西方文明美国部分之中的“一场真正的冲突”。美国和西方的未来取决于美国人再次确认他们对西方文明的责任。在美国国内，这意味着拒绝造成分裂的多元文化主义的诱人号召。在国际上，则意味着拒绝要求美国认同亚洲的令人难以理解的、虚幻的号召。不论亚洲和美国社会之间存在着怎样的经济联系，根本的文化差异将使二者无法同居一室。在文化上，美国是西方大家庭中的一员；多元文化主义者可能损害甚至破坏这种关系，但却不能替换它。美国人如果要寻找其文化根基，他们会在欧洲找到。
西方的发展和扩张经历了持续几个世纪之久的第一个阶段，接着在20世纪又经历了第二个阶段美国阶段。如果北美和欧洲能够更新建立在文化共性基础上的道德生活，并发展紧密的经济和政治一体化形式来补充其在北约内的安全合作，它们就能够创造出西方经济富裕和政治影响扩大的第三个阶段欧美阶段。富有意义的政治一体化在某种程度上能够抵消西方在世界人口、经济生产和军事能力中所占比率的相对下降，并使其他文明的领导人看到西方力量的恢复。但是，西方能否在政治和经济上走到一起，主要取决于美国是否再次确认自己的西方认同，并把自己的全球作用确定为西方文明的领袖。
二、世界之中的西方
一个以文化认同——种族的、民族的、宗教的、文明的认同——为中心，按照文化的相似和差异来塑造联盟、对抗关系和国家政策的世界，对于整个西方，特别是对于美国来说，有三个广泛的含义：
首先，政治家只有承认和理解现实，才能建设性地改变现实。文化政治正在形成，非西方文明的力量正在上升，这些社会日益伸张自己的文化，已得到非西方世界的公认。欧洲领导人曾指出，文化的力量既可以使人团结，又可以使人分离，相反，美国的精英们在接受和把握这些正在形成的现实时却反应迟钝。美国政府在适应文化和文明潮流影响的全球政治的时代时遇到了非同一般的困难。
其次，美国的对外政策思考也因不情愿放弃、改变，有时甚至是重新思考那些适应冷战需要的政策，而深受困扰。
第三，文化和文明的多样性对西方，特别是对美国的西方文化普世信念形成挑战。这一信念是以诠释和规范的方式来表达的。用诠释的方式说，它认为所有社会人民都想接受西方的价值观、体制和时间；用规范方式说，西方的普世主义信念断定全世界人民都应当信奉西方的价值观、体制和文化，因为它包含了人类最高级、最进步、最自由、最理性、最现代和最文明的思想。
在当今正在呈现的存在民族冲突和文明冲突的世界中，西方普世观念遇到三个问题：它是错误的；它是不道德的；它是危险的。它是错误的，这是本书的中心论题。
认为非西方国家的人民应当接受西方的价值观、体制和文化，是不道德的，因为实现这一目标是不道德的。权力的扩大带来文化的传播，如果非西方社会再次受到西方文化的塑造，那只能是西方权力扩大、部署和影响的结果。帝国主义是普世主义的必然逻辑结果。作为一个成熟的文明，西方已不再具有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其他社会所需的经济动力或者人口动力，而且以此为目的的任何努力都有悖于西方的自决和民主的价值观。
西方的普世主义对于世界来说是危险的，因为它可能导致重大文明间（各文明核心国家之间）的战争；它对西方来说也是危险的，因为它可能导致西方的失败。对于西方来说，明智之举不是试图制止权力的转移，而是学会在浅水中航行，忍受痛苦、减少冒险和捍卫自己的文化。
所有的文明都经历了形成、上升和衰落的类似过程。西方文明与其他文明的不同之处，不在于发展方式的不同，而在于它的价值观和体制的独特性。这些特性包括最为显著的基督教、多元主义、个人主义和法制，它们使得西方能够创造现代性，在全球范围内扩张，并成为其他社会羡慕的目标。这些特性作为一个整体是西方所独有的。正如小阿瑟·施莱辛格 [5] 所言，欧洲是“个人自由、政治民主、法制、人权和文化自由思想的发源地，是唯一的源泉”。“这些特性是欧洲思想，而不是亚洲、非洲或者中东的思想，除非被它们所接受”。这些特性使得西方文明成为独一无二的文明。西方文明的价值不在于它是普遍的，而在于它是独特的。因此，西方领导人的主要责任，不是试图按照西方的形象重塑其他文明，这是西方正在衰弱的力量所不能及的，而是保存、维护和复兴西方文明独一无二的特性。由于美国是最强大的西方国家，这个责任就不可推卸地主要落在了美利坚合众国的肩上。
面对西方力量的衰落，保护西方文明对于美国和欧洲国家是有利的，为达到这个目的，它们需要：
1.加强政治、经济和军事一体化，协调政策、以防止属于其他文明的国家利用它们之间的分歧；
2.把中欧的西方国家，纳入欧洲联盟和北约；
3.鼓励拉丁美洲的“西方化”，并尽可能地使得拉丁美洲国家与西方紧密联盟；
4.抑制伊斯兰和华人国家常规和非常规军事力量的发展；
5.延缓日本脱离西方而顺应中国；
6.承认俄罗斯是东正教的核心国家和一个区域大国，承认确保南部边界的安全是俄罗斯的合法利益；
7.保持西方技术和军事力量相对于其他文明的优势；
8.最为重要的是，认识到西方对其他文明事物的干预，可能是造成多文明世界中的不稳定和潜在全球冲突的唯一最危险的因素。
在这样的一个时代，美国既不能统治世界也无法逃避世界。不论是国际主义还是孤立主义，不论是多边主义还是单边主义，都不能很好地为美国的利益服务。只有避免这些极端的做法，采取与欧洲伙伴紧密合作的大西洋主义政策，保护和促进大家共同拥有的、独一无二的文明的利益和价值观，才能够最有力地促进美国的利益。
三、文明间战争与秩序
引发文明间全球战争的一个更为危险的因素，就是各文明之间及其核心国家之间均势的变化。如果中国的崛起和这个“人类历史上最大角色”的日益自我伸张继续下去，就将在21世纪初给世界的稳定造成巨大的压力。
在即将到来的时代，要避免文明间大战，各核心国家就应避免干涉其他文明的冲突。但事实是，一些国家，特别是美国，毫无疑问会认为这一点是难以接受的。“避免原则”，即核心国家避免干涉其他文明的冲突，是在多文明、多极世界中维持和平的首要条件。第二个条件是“共同调解原则”，即核心国家相互谈判遏制或制止这些文明国家间或集团间的断层线战争。
对于西方以及那些旨在补充或取代西方主导作用的文明而言，接受这些原则和各文明之间更加平等相待的世界，并非易事。例如，在这样的世界里，核心国家可能会把拥有核武器视为它们的特权，而不允许本文明的其他国家所拥有；在缺少核心国家的文明中，为争夺领导地位展开的竞争亦会激发为拥有核武器而展开的竞争。
核扩散显然具有危险性。各主要文明的一个或两个核心国家拥有核武器而其他国家不拥有核武器的世界，可能是个适度稳定的世界。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不久成立的大部分主要国际机构，都是依据西方的利益、价值观和实践建立的。当西方的权力相对于其他文明衰落之时，这些国际机构将在压力下进行重组，以适应其他文明的利益。最明显、最重要或许也是争议最大的问题，就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问题。常任理事国是由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主要战胜国组成的，但是这一状况与世界权力现实日益不符。为此，今后长时间内将发生两种变化，一是改变成员国的构成，二是可能发展一些不那么正式的程序来处理安全问题。在多文明的世界里，理想的状况是每个主要文明都在安理会至少拥有一个永久席位。但目前仅有三个文明拥有。
七个文明各自拥有一个常任理事国席位，西方则拥有两个，此分配方案广泛体现了世界人口、财富和权力的分布。
四、文明的共性
一个多元文化的美国是不可能的，因为非西方的美国便不成其为美国。多元文化的世界则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建立全球帝国是不可能的，维护美国和西方，就需要重建西方认同；维护世界安全，则需要接受全球的多元文化性。
文化共存，需要寻求大多数文明的共同点，而不是促进假设中的某个文明的普遍特征。在多文明的世界里，建设性的道路是弃绝普世主义，接受多样性和寻求共同性。
至少在基本的“浅显”的道德层面上，亚洲和西方之间存在着某些共性。不论世界上的几大宗教在何种程度上把人类区分开来，它们都共有一些重要的价值观。如果人类有朝一日会发展一种世界文明，它将通过开拓和发展这些共性而逐渐形成。因而，除了“避免原则”和“共同调解原则”外，在多文明的世界里维护和平还需要第三个原则，即“共同性原则”：各文明的人民应寻求和扩大与其他文明共有的价值观、制度和实践。
20世纪50年代，莱斯特·皮尔逊 [6] 曾警告说：人类正在进入“一个不同文明必须学会在和平交往中共同生活的时代，相互学习、研究彼此的历史、理想、艺术和文化，丰富彼此的生活。否则，在这个拥挤不堪的窄小世界里，便会出现误解、紧张、冲突和灾难”。和平与文明的未来都取决于世界各大文明的政治、精神和知识领袖之间的理解与合作。在文明的冲突中，欧洲和美国将彼此携手或彼此分离。在文明和野蛮之间的更大的冲突，即全球性的“真正的冲突”中，已经在宗教、艺术、文学、哲学、科学、技术、道德和情感上取得了丰硕成果的世界各伟大文明也将彼此携手或彼此分离。在正在分离的时代，文明的冲突是对世界和平的最大威胁，而建立在多文明基础上的国际秩序是防止世界大战的最可靠保障。
[1] 阿诺尔德·约瑟·汤因比（1889-1975）：英国著名历史学家。被誉为近世以来最伟大的历史学家。代表作《历史研究》《人类与大地母亲》《展望21世纪》。其中，《历史研究》被誉为20世纪最伟大的历史著作。
[2] 马修·梅尔科。美国人。著有《文明的本质》。其余不详。
[3] 卡罗尔·奎格利（1910-1977）：美国知名历史学家。哈佛大学博士毕业后，先后任教于普林斯顿大学和哈佛大学，1941后转任于乔治敦大学外事学院，直至1976年。代表作有：《文明的演变：历史分析导论》（1961）、《悲剧和希望：我们这个时代的世界史》（1966）。
[4] 鳕鱼战：指1958年至1976年冰岛和英国之间的渔业冲突。这场战争时间跨度近二十年。
[5] 小阿瑟·施莱辛格（1917-2007）美国著名历史学家和政治评论家。曾任美国总统肯尼迪的白宫特别助理，被称为“最了解罗斯福和肯尼迪时代的人”。以《杰克逊时代》和《肯尼迪在白宫的一千天》两次获得普利策奖。
[6] 莱斯特·皮尔逊（1897-1972）：加拿大政治家、外交家。第十四任加拿大总理。联合国维和部队的设想为皮尔逊首提。因致力于解决1956年的苏伊士危机获得1957年诺贝尔和平奖。1963年出任总理，1968年辞去总理职务，退出政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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