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国者的文言文
1. 急求一篇古代有关治国之道的文言文
哈哈，最有名的当然是《谏太宗十思疏》啦！
〔唐〕魏徵 著
臣闻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1〕；欲流之远者〔2〕，必浚其泉源〔3〕；思国之安者，必积其德义。源不深而望流之远，根不固而求木之长，德不厚而思国之安，臣虽下愚，知其不可，而况于明哲乎？人君当神器之重〔4〕，居域中之大〔5〕，将崇极天之峻，永保无疆之休，不念居安思危，戒奢以俭〔6〕，德不处其厚，情不胜其欲，斯亦伐根以求木茂，塞源而欲流长者也。
凡百元首〔7〕，承天景命〔8〕，莫不殷忧而道著，功成而德衰，善始者实繁，克终者盖寡〔9〕。岂取之易而守之难乎？昔取之而有馀，今守之而不足，何也？夫在殷忧〔10〕，必竭诚以待下；既得志，则纵情以傲物〔11〕。竭诚则吴越〔12〕为一体，傲物则骨肉为行路〔13〕。虽董之以严刑〔14〕，震之以威怒〔15〕，终苟免而不怀仁，貌恭而不心服。怨不在大，可畏惟人，载舟覆舟，所宜深慎。
诚能见可欲，则思知足以自戒；将有作〔16〕，则思知止以安人；念高危，则思谦冲而自牧〔17〕；惧满溢，则思江海下百川〔18〕；乐盘游〔19〕，则思三驱以为度〔20〕；忧懈怠，则思慎始而敬终〔21〕；虑壅蔽，则思虚心以纳下；惧谗邪，则思正身以黜恶〔22〕；恩所加，则思无因喜以谬赏；罚所及，则思无因怒而滥刑。总此十思，宏兹九德〔23〕。简能而任之〔24〕，择善而从之，则智者尽其谋，勇者竭其力，仁者播其惠，信者效其忠〔25〕。文武争驰，君臣无事，可以尽豫游之乐，可以养松乔之寿，鸣琴垂拱，不言而化。何必劳神苦思，代百司之职役哉？〔26〕
——选自中华书局标点本《旧唐书·魏徵传》
2. < >的文言文翻译
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
民富则易治也，民贫则难治也。奚以知其然也？民富则安乡重家，安乡重家则敬上畏罪，敬上畏罪则易治也。
民贫则危乡轻家，危乡轻家则敢凌上犯禁，凌上犯禁则难治也。故治国常富，而乱国常贫。
是以善为国者，必先富民，然后治之。 【译文】 大凡治国的道理，一定要先使人民富裕，人民富裕就容易治理，人民贫穷就难以治理。
何以知其然？人民富裕就安于乡居而爱惜家园，安乡爱家就恭敬君上而畏惧刑罪，敬上畏罪就容易治理了。人民贫穷就不安于乡居而轻视家园，不安于乡居而轻家就敢于对抗君上而违犯禁令，抗上犯禁就难以治理了。
所以，治理得好的国家往往是富的，乱国必然是穷的。因此，善于主持国家的君主，一定要先使人民富裕起来，然后再加以治理。
昔者，七十九代之君，法制不一，号令不同，然俱王天下者，何也？必国富而粟多也。夫富国多粟生于农，故先王贵之。
凡为国之急者，必先禁末作文巧，末作文巧禁 *** 无所游食，民无所游食则必农。民事农则田垦，田垦则粟多，粟多则国富。
国富者兵强，兵强者战胜，战胜者地广。是以先王知众民、强兵、广地、富国之必生于粟也，故禁末作，止奇巧，而利农事。
今为末作奇巧者，一日作而五日食。农夫终岁之作，不足以自食也。
然 *** 舍本事而事末作。舍本事而事末作，则田荒而国贫矣。
【译文】 从前，历代的君主，法度不一，号令不同，然而都能统一天下，这是什么原因呢？必定是国富而粮多的缘故。国富粮多来源于农业，所以先代圣王都是重视农业的。
凡属于治国之急务，一定要先禁止奢侈性的工商业和奢侈品的制造，禁止了这些，人民便无法游荡求食，人民无法游荡求食，就只好从事农业。人民从事农业则土地得到开垦，土地开垦则粮食增加，粮食增加则国家富裕，国富则兵力可以强大，兵强则战争可以取胜，战胜则土地也就广阔了。
因此，先代圣王懂得人口多、兵力强、国土广和国家富都一定来源于粮食，因而都禁止奢侈性的工商业和奢侈品的制作，以利于发展农业。现今从事奢侈性的工商业和奢侈品制作的人们，干一天可以吃用五天。
农民终年劳动，却不能维持自家生活。这样，人民就放弃农业而从事奢侈性的工商业。
弃农而从事奢侈性的工商业，那土地也就荒芜而国家贫穷了。 凡农者月不足而岁有余者也，而上征暴急无时， *** 倍贷以给上之征矣。
耕耨者有时，而泽不必足， *** 倍贷以取庸矣。秋籴以五，春粜以束，是又倍贷也。
故以上之证而倍取于民者四，关市之租，府库之征粟十一，厮舆之事，此四时亦当一倍贷矣。夫以一民养四主，故逃徙者刑而上不能止者，粟少而民无积也。
【译文】 凡是农业，其收入的特点是按月算往往不足，按年算才可能有余。然而，官府征税却急如星火，没有定时，农民只好借“一还二”的高利贷来应付上面征课。
耕田锄草都有季节限制，但雨水不一定及时够用，农民又只好借“一还二”的高利贷来雇人浇地。商人秋天买粮的粮价是“五”，春天卖粮的粮价是“十”，这又是一项“一还二”的高利贷。
所以，把上面的征索算进来，成倍索取农民的地方就达到四项，因为关市的租税、府库的征收、十分之一的征粮和各种劳役放在一起。—年四季加起来，也等于一项“一还二”的高利贷了。
—个农民要养四个债主，所以对于外逃者处刑，国君也能制止农民外流，这乃是粮少而农民没有积蓄的缘故。 嵩山之东，河汝之间，蚤生而晚杀，五谷之所蕃孰也，四种而五获。
中年亩二石，一夫为粟二百石。今也仓廪虚而民无积，农夫以粥子者，上无术以均之也。
故先王使农、士、商、工四民交能易作，终岁之利无道相过也。是以民作一而得均。
民作一则田垦，奸巧不生。田垦则粟多，粟多则国富。
奸巧不生 *** 治。富而治，此王之道也。
【译文】 从高山东麓到黄河、汝水之间。作物生长期早，凋落期迟，是粮食增产的好地方。
四季皆种而五谷皆收。中等年成亩产两石粮食。
一个劳力可以耕百亩收二百石。如今国家粮仓空虚而百姓没有积存。
农民卖儿卖女，其原因就在于君主没有办法均衡人们的收入。所以先代圣王总是注意让农、士、商、工四民即使互换其行业，他们每年的收入也无法互相超过。
这样，农民专—务农而收入可以与其他各业均衡。农民专一务农田野就得到开垦，奸巧之事也不会发生。
田野开垦则粮食增多，粮食多则国家富裕。没有奸巧之事人民又会安定。
富裕而安定，这正是成王业的道路。 不生粟之国亡，粟生而死者霸，粟生而不死者王。
粟也者，民之所归也；粟也者，财之所归也；粟也者，地之所归也。粟多则天下之物尽至矣。
故舜一徙成邑，二徙成都，参徙成国。舜非严刑罚重禁令，而民归之矣，去者必害，从者必利也。
先王者善为民除害兴利，故天下之民归之。所谓兴利者，利农事也；所谓除害者，禁害农事也。
农事胜则入粟多，入粟多则国富，国富则安乡重家，安乡重家则虽变俗易习、驱众移民，至于杀之，而民不恶也。此务粟之功也。
上不利农则粟少，粟少则人贫，人贫则轻家，轻家则易去、易去则上令不能必行，上令不能必行则禁不能必止，禁不能必止则战不必胜、守不必固矣。夫令不必行。
3. 关于治国的文言文
原文
舜发于畎亩之中，傅说举于版筑之中，胶鬲举于鱼盐之中，管夷吾举于士，孙叔敖举于海，百里奚举于市。
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
人恒过，然后能改；困于心，衡于虑，而后作；征于色，发于声，而后喻。入则无法家拂士，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
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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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则无法家拂士，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
4. 内容是依法治国的文言文
这样的文言文，《韩非子》中很多，以下篇目供参考： 韩非子认为要治理好国家必须法与术相结合。
他说“人主之大物，非法则术也”（《难三》），“君无术则蔽于上，臣无法则乱于下”（《定法》）。“术”包含以下几个内容： 一是因能授官，也就是说依据下属的能力授给人官职。
二是“循名责实”（《定法》），这是术的要点。法家是典型的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非常注重实物，循名责实是法家考察干部的一个基本原则，强调表面情况和实质要互相加以验证，综合来考察一个人，这就是所谓的“形名之术”。
韩非子说君主要驾驭约束好臣子，就一定要考察形和名是否相符，一定要看臣下说的话跟他做的事是否一致。 三是“叁五之道”（《八经》），这是法家考察群臣言行的一个具体方法，主要意思是利用多方面的情况进行检查，以追究责任人的过失，利用多方面的情况进行分析，以找到取得成功的原因。
不分析成功的原因，臣下就会轻慢君主，不严厉追究过失，臣下就会相互勾结。 四是在领导谋略上，要使用“七术”，也就是说七种策略（《内储说·七术》）。
这七种策略是：（1）众端参照，也就是通过多方面的观察来验证臣下的言行；（2）必罚明威，就是一定要惩罚那些犯错误的人来树立威信；（3）信赏尽能，在奖励方面一定要守信用，鼓励那些有才能和取得成果的人；（4）一听责下，就是一一听取臣下的意见然后进行评判；（5）疑诏诡使，就是指君主表面上和一些人亲近，让他们长期在自己身边工作，但是不给他们任务，别人感觉这些人是受了秘密指令，所以做坏事的人就会害怕，心里疑心不敢胆大妄为；（6）挟知而问，这是考察下属忠诚度的有效手段，就是用已经知道的事情来询问下属，看看下属怎么说，用以对照核查下属的态度，从而举一反三地了解许多隐情；（7）倒言反听，就是本来想说一件事情，但却说一个与本意相反的事情，以获得下属的真实态度。 五是在管理过程中，韩非子强调要防微杜渐，从细节上消除消极因素。
《内储说》中提出了要查“六微”。管理中有六种微妙而隐蔽的情况：（1）“权借在下”，要防止权力分散和被架空，核心权是不可以借给别人的，它是领导者的专利。
（2）“利异外借”，就是防备内外勾结，组织内的人由于和领导利益不同会借助外力来削弱和反对上级的领导。（3）“托于似类”，这是一种用相关的事情欺骗上级、掩盖事实真相以达到个人私欲的手段，必须要加以防范。
韩非子讲了一个齐国的故事，齐国的大夫夷射陪齐王喝酒，醉了之后坐在门廊上，守门人请他赏一点剩下的酒，结果被拒绝了。夷射走后，这个守门人就在门廊下泼了一点水。
第二天，齐王出门后看到水，愤怒地问：“谁把尿尿到这里。”守门人回答说：“没见谁，可是中大夫夷射昨天喝醉了酒曾在这里站过一会。”
齐王就把夷射给杀了。这是典型的小人栽赃陷害的例证，作为领导者一定要明查。
（4）“利害相反”，就是利和害总是同时出现，有利必有害，有害必有利，所以若国家受害就要看谁从中得到了好处，如果下属受害也要看谁从中得到了好处，通过这种审查利害就会找到事情的前因后果，找到处理事情的关键所在。（5）“参疑内争”，权力斗争不可避免，而臣下争权夺利是产生变乱的根源，领导者对此要给予关注和控制。
（6）“乱国废置”，敌对国家插手本国重要人员的任免这一点要极力避免，一旦中了圈套，后果不堪设想。 势是法家的一个概念，和兵家的有所不同。
广义的“势”指客观形势，狭义的“势”是指权势。韩非子非常重视“势”，认为“抱法处势则治，背法去势则乱”（《难势》）。
这里谈的势，就是领导者通过法和术造成的一种权力状态。为了进一步说明这种势的重要，韩非子做了一个比喻，说千斤重的东西在船上就可以漂浮自如，而小小的一个铜钱，如果掉到船下就会沉入水底，它们的根本原因不在于分量的多少，根本原因在于有势与无势。
同时的道理，治理一个国家能否树立权威、行使职权、获得下属支持，重要的在于他的地位与权势是否巩固。 得势的主要方法：一是依靠术驾驭局势，管理下属。
韩非子说：“人主使人臣虽有智能，不得背法而专制；虽有贤行，不得逾功而先劳；虽有忠信，不得释法而不禁，此之谓明法。人主有诱于事者，有雍于言者，二者不可不察也”（《南面》）。
二是靠制度权力，领导者只有牢牢把握赏罚的权力，才能确保势的稳固。“刑赏不察， *** 无功而求得，有罪而幸免，则兵弱主卑。”
（《饰邪》）所以韩非子说：“势重，人君之渊……赏罚者邦之利器也。在君治臣，在臣则胜君”（《喻老》）。
正确的方法就是要“圣人执要，四方来效” （《扬榷》）。圣人执要是说要抓住要点、核心问题，而“四方来效”就是要善于授 权，把细节的东西交给下属去做，自己牢牢把握核心权力。
从总体上讲，韩非子的法、术、势实际上就是告诉领导者，要管好一个组织的核心问题是权力的问题。法是权力的表现形式，术是权力的手段，势是权力的归属。
要制定严明的规章制度、清晰和强有力的奖罚措施。规章制度和奖罚措施要明确，让每个人都看到，而且每次奖罚也要公开，这样。
5. 《治国安民》的文言文阅读答案
原文：贞观九年，太宗谓侍臣曰：“往昔初平京师，宫中美女珍玩，无院不满。炀帝意犹不足，征求无已，兼东西征讨，穷兵黩武，百姓不堪，遂致亡灭。此皆朕所目见。故夙夜孜孜，惟欲清净，使天下无事，遂得徭役不兴，年谷丰稔，百姓安乐。夫治国犹如栽树，本根不摇，则枝叶茂荣。君能清净，百姓何得不安乐乎？”
解释：治：治理；安：安定。治理国家，安定人民。
在贞观九年（李世民的年号），唐太宗对侍卫官说：“以前（隋文帝）刚刚平定京师的时候，宫里面美女古玩满院。（然而）隋炀帝仍然不知足，不断征求，同时东征西讨，穷兵黩武，百姓不能忍受，于是导致了（隋朝）灭亡。这些都是朕（皇帝自称）亲眼目睹，因此（我）日夜努力，只希望清白英明，使得天下太平无事。于是才能（官吏）不盛行兵役，年年粮食丰收，百姓安居乐业。治理国家犹如栽树，数的根部不摇摆，才能枝叶茂盛。君主英明，百姓怎么就不能够安乐呢”
6. 寻找有关讲解治国,政治等的古文
治 平 篇
洪亮吉
[原文]
人未有不乐为治平之民者也，人未有不乐为治平既久之民者也。治平至百余年，可谓久矣。然言其户口，则视三十年以前增五培焉，视六十年以前增十倍焉，视百年、百数十年以前不啻增二十倍焉。
试以一家计之：高、曾之时，有屋十间，有田一顷，身一人，娶妇后不过二人。以二人居屋十间，食田一顷，宽然有余矣。以一人生三计之，至子之世而父子四人，各娶妇即有八人，八人即不能无佣作之助，是不下十人矣。以十人而居屋十间，食田一顷，吾知其居仅仅足，食亦仅仅足也。子又生孙，孙又娶妇，其间衰老者或有代谢，然已不下二十余人。以二十余人而居屋十间，食田一顷，即量腹而食，度足而居，吾以知其必不敷矣。又自此而曾焉，自此而元焉，视高、曾时口已不下五六十倍，是高、曾时为一户者，至曾、元时不分至十户不止。其间有户口消落之家，即有丁男繁衍之族，势亦足以相敌。
或者曰：“高、曾之时，隙地未尽辟，闲廛未尽居也。”然亦不过增一培而止矣，或增三倍五倍而止矣，而户口则增至十倍二十倍，是田与屋之数常处其不足，而户与口之数常处其有余也。又况有兼并之家，一人据百人之屋，一户占百户之田，何怪乎遭风雨霜露饥寒颠踣而死者之比比乎？
曰：天地有法乎？曰：水旱疾疫，即天地调剂之法也。然民之遭水旱疾疫而不幸者，不过十之一二矣。曰：君、相有法乎？曰：使野无闲田，民无剩力，疆土之新辟者，移种民以居之，赋税之繁重者，酌今昔而减之，禁其浮靡，抑其兼并，遇有水旱疾疫，则开仓廪、悉府库以赈之，如是而已，是亦君、相调剂之法也。
要之，治平之久，天地不能不生人，而天地之所以养人者，原不过此数也；治平之久，君、相亦不能使人不生，而君、相之所以为民计者，亦不过前此数法也。然一家之中有子弟十人，其不率教者常有一二，又况天下之广，其游惰不事者何能一一遵上之约束乎？一人之居以供十人已不足，何况供百人乎？一人之食以供十人已不足，何况供百人乎，此吾所以为治乎之民虑也。
[译文]
人没有不愿意当安定社会的老百姓的，人没有不愿意当长期安定的社会的老百姓的。社会安定一百年以上，可以算长久了。可是说到它的住户人口，就比三十年以前增加了五倍，比六十年以前增加了十倍，比一百年以前、比一百多年以前不只增加了二十倍。
试以一个家庭来计算：（他们）高祖、曾祖那时候，有十间屋子，有一顷田地，自己一个人，娶媳妇以后不过才两口人。两个人住十间屋子，吃一顷田地出产的粮食，是富富有余的。以一个男人得三个儿子计算，到儿子这一辈就是父子四个人，（三个儿子）都娶了媳妇，全家就有八口人，八口人就不能没有雇工帮助，这样就不下十口人了。十个人住十间屋子，吃一顷田地出产的粮食，我知道他们住的仅仅够，吃的也仅仅够。（他们的）儿子又生了孙子，孙子又娶了媳妇，其中体弱年老的有的去世了，可是（全家）也已不下二十多口人了。二十多口人住十间屋子，吃一顷田地出产的粮食，即使算计着饭量来吃饭，量着身长来住宿，我知道它必然不够。由此到了曾孙这一辈，由此到了玄孙这一辈，比高祖、曾祖的时候人口增加已不下五六十倍，这就是高祖、曾祖的时候是一户的人家，传到曾孙、玄孙的时候，不分到十户是不休止的。这其间有人口减少的人家，也就有人丁繁衍的家族，增加的人数也足以和减少的人数相抵。
（有人）问：天地有什么办法（解决这个问题）吗？（我们）说：水旱疾病之灾，就是天地调剂人口数量的方法。可是，老百姓遭到水旱疾病之灾而死亡的，不过十分之一二。（又有人）问：国君宰相是不是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呢？（我们）说：使野外没有闲置的田地，使百姓没有剩余的劳力，新开辟的疆土，迁移佃农去居住，赋税繁重的百姓，斟酌过去现在的情况削减一些，禁止浮华浪费，控制兼并行为，遇到水旱疾病之灾，就打开公仓拿出府库所有的东西来救济，只不过如此而已，这就是国君和宰相调剂人口的方法。
总之，社会长治久安，天地不能不增加人口，可是天地用来养活人的东西，原本不过这有限的数量；社会安定的时间长了，国君宰相也不能不叫百姓生孩子，可是国君宰相能为百姓考虑到的，也不过上述一些办法。可是一家之中有十个子弟，其中不听教导的常常有一两个，再加上天地广阔，那些游手好闲的人怎么能全都遵从上面的约束呢？一个人的住房用来供十个人住已经不够了，何况供一百人住呢？一个人的吃的用来供十个人吃已经不够了，何况供一百人吃呢？这就是我为安定社会的老百姓忧虑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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