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时国内国外的形势 鸦片战争前中国的形式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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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第一次鸦片战争及战后的中外关系(1840—1850年)19世纪30年代在中国正是清道光朝时期。清朝在关内建立政权到这时已近200年，对广大人民一直实行着残酷的民族的和阶级的双重压迫。自18世纪末（乾隆朝末叶）以来，统治阶级愈加骄佚腐化，政治上的黑暗更甚于前，整个官僚机构和武装力量陷于腐朽瘫痪的状态。在封建统治的重重压迫和束缚之下，中国社会经济停滞不进，人民的生活十分困苦。所以从19世纪初叶起，国内各族人民的反清起义更是连绵不断，清朝的统治面临着日益深刻的危机。在这种情况下，清朝统治者，为了巩固国内的封建统治秩序，害怕外来势力和国内人民革命力量相结合来反对自己，对外更坚持执行闭关政策。1835年，两广总督卢坤等又制订了“防范夷人章程”八条，重申对外人的一些禁例，以加强闭关政策的实施。
19世纪30年代的世界正处在资本主义上升阶段。这时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是英国、法国和美国，而英国尤其是资本主义最发达的国家。自18世纪中叶“产业革命”以后，英国的工业生产急剧发展，拿破仑战争结束后更加速地扩大，到19世纪30年代几乎占有全世界工业产量的一半。在各项工业中，纺织业的发展尤为迅速。20年代英国纺织工业用蒸汽动力的织布机还不过只有2000台，到1835年已增加到10万台左右，①同时棉纺织品在英国产品出口的总值中占有一半以上，居于压倒一切的地位。随着生产的迅速扩大，生产“过剩”的危机也不可避免地到来。1825年在英国爆发了世界资本主义发展史上的第一次经济危机。接着，在1830年、1837—1838年，纺织工业的危机一再出现。在不断的危机威胁下，英国纺织工业资本家迫切地要求扩大国外市场，以便为他们的“过剩”产品寻找出路。
在中国市场上，英国的棉纺织品的销售量在20—30年代里已有很大的增长。1821—1822年，输入中国的英国棉织品价值只有9807两，1830—1831年已达36.0521万两，②十年间增加了几乎40倍。另一方面，从1831—1832年开始，中国土布对英输出的价值急剧下降，而且从这时起，在中英棉纺织品贸易中，中国向来所居的出超地位，一变而为入超，此后这个逆差还在继续扩大。这种情况说明了，到19世纪30年代，英国资本主义工业凭着它的优越的生产技术，在其本国市场和中国市场上，已经开始排挤封建经济下的中国手工业，并从中国人民身上榨取越来越多的利润。
尽管如此，这种情况仍远不能满足英国纺织工业资本家的贪欲。30年代中，广州英国怡和洋行向其本国纺织厂商所发出的商情报告中，还不时在抱怨中国土布的优越性，结实耐用价兼的中国土布仍为中国广大人民所喜爱，英国纺织品还不能取土布的地位而代之。如就整个英国对华贸易输出的情况来看，它的增长速度更不能满足英国资本家的奢望。因此，他们迫切要求进一步打开中国市场，为英国工业制造品在中国的推销取得更为有利的条件。
1832年英国国会改革法通过后，新兴的工业资本家在英国政治生活中取得了重要地位。他们不满于东印度公司迄今为止在打开中国市场上所取得的一些成绩，也不甘让东印度公司在对华贸易上继续专利垄断。1833年8月，在改革后的议会里通过了废止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专利权的法案，同时决定派遣商务监督到中国来，以代替东印度公司的“大班”(东印度公司驻广州代表的称呼)执行英国的侵华政策。
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垄断权到1834年4月17日期满，1834年7月15日第一任英国派驻中国的商务监督律劳卑到达中国。从这时起，中英关系可说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工业资本利益代替了商业资本利益成为支配英国对华政策的主导力量。如果说，在此以前作为一个商业资本集团的东印度公司，其利益不仅在于扩大对华输出，而且更重要的是在于维持和扩大自中国输入茶叶的巨大利源，因此它还不愿使中英之间的和平关系中断，那么，现在对工业资本家来说，首要的利益是不惜用一切手段扩大工业制造品的对华输出。因此，1834年以后英国的侵华政策更为凶猛积极。其次，1834年以前，中英之间，除了1793年和1816年英国两次遣使来华之举外，还没有官方的外交关系。在广州的东印度公司大班只是代表英国商业资本家一个小集团的利益，他们所从事的活动主要是商业活动，他们还不能算是英国政府的正式代表。从1834年英国政府派遣商务监督到达中国后，中英之间才开始有了官方的外交关系。商务监督在中国一切都秉承着英国政府的训令而行事，而英国政府也依据商务监督的报告和建议制定它的侵华方针和策略。所以，以后历任商务监督的活动更充分反映了英国政府对中国的侵略政策。
在中国方面，当时的清政府对世界的情况是闭塞无知的，对这些情况的变化既无分析，也不了解。它只是顽固地坚持着闭关政策，不管英国派来广州的是东印度公司大班也好，或者是所谓商务监督的“夷目”也好，它认为一切办法都应“循照旧章”不能更变。
律劳卑来中国之前，英国政府在给他的训令中指明，要他设法扩张英国商业势力到广州以外的其他地方，同时还要他在中国沿海觅取一些地方，以便英国海军在一旦发生战争时可以安全活动。可见英国政府这时已怀有使用武力打开中国市场的阴谋，不过它还想首先试图通过外交途径来达到目的，所以在训令中又强调设法和中国当局建立关系的必要。律劳卑到中国后，违反惯例，不经广东地方当局同意，径自澳门来到广州。他还坚持要打破惯例，不通过中国行商而以平行款式直接和广东地方当局打交道。但两广总督卢坤认为事关“天朝制度”，不能改变，如要另定“贸易章程”，须先通过行商提出，奏明皇帝批准后，才能照办。卢坤的态度是合理的，因为在广州所实行的通商制度已有近百年的历史，要更改不能凭英国单方的决定，应该取得中国政府的同意。律劳卑坚持他的主张，于是卢坤采取了照例的措施，下令“封舱”，停止中英贸易。这时律劳卑竟悍然不顾中国的领土主权，带了两只英舰，炮轰虎门炮台，闯入珠江，进行威胁。最后在行商和英商的斡旋下，律劳卑同意退回澳门，以达到恢复贸易的目的。律劳卑回到澳门后不久即病死。
律劳卑的行动说明了，1834年以后英国对华政策的倾向是随时准备使用武力威胁的手段以实现它的侵略要求。但是，发动侵略战争还待伦敦政府的最后决定，所以他的继任者德庇时和罗宾臣决定暂时不采取新的行动，静待伦敦政府的决策。与此同时，他们都先后向伦敦政府建议，对中国应采取强暴的手段。德庇时力陈英国如对中国采取强硬的态度，必能得到美、法、荷等国的支持；罗宾臣则主张占领中国的岛屿，以便利英国的商业，并打击中国的“骄气”。①
1836年12月义律继任商务监督，改变了策略，主张暂时不争和中国当局来往的形式，首先致力和中国当局建立关系，以便徐图进展。另一方面，这时清政府开始比较严格地执行一向成为具文的禁烟法令，对此义律则主张英国应使用一切手段加以反对。1837年2月，他向英国驻印度的海军司令建议，派舰到中国来保护鸦片贸易。英国政府不但批准了这个建议，而且还一再训令义律，在和中国当局来往的形式问题上，也要坚持不让。显然，从这时起，英国政府已准备向中国进行挑衅，而鸦片问题在英国政府看来正是借以向中国进行挑衅的适当题目。
①伍德渥：《改革的时代，1815——1870年》（1935年英文版），第4—5页。
②严中平等：《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第13页。
①考斯丁：《大不列颠与中国，1833—1860年》（1937年英文版），第29、31页。
第一章 第一次鸦片战争及战后的中外关系(1840—1850年)
第一次鸦片战争后，一方面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的侵略不断扩大，另一方面中国人民反侵略斗争也继续发展。在鸦片战争中屈服于外国侵略者的武装压迫之下的只是清政府，而不是中国人民。广大的人民在战争中既表现了英勇的抗敌精神，在战争结束后又极力反对外国侵略者所强加于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外国侵略者战后在中国的种种不法行径和侵略活动，更加深了中国人民对侵略者的仇恨。1840至1850年间，在五口不断发生中外冲突事件，在这些事件中，中国人民表现了对侵略者的正义愤慨和高昂斗志。
鸦片战争前，在广州的外人即已经常作出横行不法的事，战后他们依仗着不平等条约的庇护，更是无法无天。广州人民对这些侵略者蓄怒已深，屡次贴出告示，向他们提出警告。1842年12月7日发生了英船水手买食水果不给价钱反而持刀行凶的事件。一时群众怒不可遏，将十三行洋馆包围，纵火焚烧。事件发生后，两广总督祁■在英国侵略者的威胁下，立即答允赔偿侵略者损失26.7万元，并将为首的义民10人斩首。
1846年7月，在广州又发生英国商人因厌烦果贩沿街叫卖无理逞凶事件。群众在义愤下发动了再一次向洋馆的进攻，结果又被官府派来的军队镇压下去。广东地方当局再次向侵略者表现了可耻的屈服，赔偿损失4.6万元。
清政府官员抑民媚外的态度更助长了侵略者的凶焰。1847年3月12日有六英人和一美人到佛山镇闲游，被当地群众抛石头袭击。英国侵略者竟以这件事为借口，于4月3日派军队900人、船舰4艘占领虎门各炮台，并闯入珠江，实行武力威胁，要挟两广总督耆英接受种种无理要求。耆英都一一答允，不但惩办了“肇事”的义民，而且还将珠江河南岸大块地方租予英人作为建造房屋和栈房之用。
1848年3月18日，在上海近郊也发生了所谓青浦事件。缘有英国教士三人违背条约规定擅自到距上海90里外的青浦活动，遭到中国船民的袭击。事件发生后，英国侵略者竟命令英舰监视停泊在上海港口的漕运粮船1400艘，不准它们开驶，借以要挟。两江总督李星沅在英国侵略者的威胁下，撤换了道台，并滥捕无辜人民处刑，以取媚于侵略者。
这一时期最足以说明中国人民反侵略的坚韧斗志的事例，是福州和广州人民反对侵略者入城的斗争，特别是广州人民的斗争。按南京条约中并无明文准许外人在五口可以入城居住。英国侵略者在订约后却曲解条约，提出入城要求，福州和广州两地人民都表示反对，特别是广州人民，坚决不允许英国侵略者改变200年来的成例。福州虽是新开口岸，但当地人民也同样憎恨外国侵略者，不准他们入城。这是中国人民反对侵略、坚强不屈的表现，也是对英国实现其侵略目标的巨大阻力，因此英国侵略者把入城问题看做是对中国的侵略政策成败的关键①，立意要压迫清政府强使人民屈从。福州人民的斗争，最后由于清政府官员的破坏，到1850年遭到失败，但是广州人民的斗争则坚持不懈，直到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时，侵略者始终未能达到目的。
广州人民反对英人入城的斗争，从《南京条约》订立后就已开始。领导这个斗争的是群众性的战斗组织升平社学。升平社学继承了三元里斗争的光荣传统，联合了附近十三社八十余乡的人民，声势浩大，成为广东人民反侵略斗争的堡垒。1842年11月，《南京条约》订立的消息传到广州后，社学即发出“全粤义民公檄”，号召全省人民起来为反对英国在广州“创立码头”而斗争，并严正地谴责清政府卖国投降的罪行。檄文中指出：“疆臣大帅，惜命如山，文吏武臣，畏犬如虎，不顾国愁民怨，遽行割地输金。”②在广州人民的坚决反对下，当时被派往广州主持和英方交涉的伊里布，不敢答应英国的入城要求。1846年，《南京条约》中所规定的赔款已经交清，按约英军应自舟山岛撤退，但英国侵略者利用机会实行要挟，竟以准许他们在广州入城作为英军履约的条件。两广总督耆英，不顾人民的反对，居然接受英人的要求。群众在愤怒下实行暴动，攻入广州知府衙门，迫使耆英撤消原议。但英国侵略者仍不甘心，1847年4月借口所谓佛山事件，发动又一次对广州的武装进攻，并提出种种无理要求，其中包括准许英人入城一项，胁迫广东地方当局承认。耆英在既“惧激民变”又“惧开边衅”左右为难的窘境下，要求德庇时暂缓两年入城。1849年期满，英人要求履约。这时耆英已内调，两广总督徐广缙在人民的压力下，对入城问题又重新考虑。他认为“婉阻之未必遽开边衅，轻许之必至立启兵端，且阻其进城而有事，则众志成城，尚有爪牙之可恃，许其进城而有事，则人心瓦解，必至内外之交讧”①，因此对英方的要求表示拒绝。英国侵略者不依，竟把兵船开进珠江，进行威胁，百姓得知，怒不可遏，全城轰动，每家出丁一或二三人，自备器械，聚众约10万余人。当徐广缙上洋船与英人交涉时，群众就集合两岸，呼声震天，待命开战。英国侵略者不敢妄动，只得退回香港，暂时放弃入城的要求。广州人民七年来坚持不懈的斗争，终于取得了胜利。而清廷竟以功归两广总督徐广缙、广东巡抚叶名琛，分别赏封二人为男爵和子爵。
上述中外冲突事件清楚地说明了，鸦片战争后中外之间的矛盾主要不在官“夷”之间、而在民“夷”之间。外国侵略者企图实现不平等条约，奴役中国人民，他们所遇到的主要阻力，不是来自清政府，而是来自中国人民。战后清政府的对外态度已从往日的排外而转向畏外，它在侵略者的武力威胁面前一再屈辱投降，以图苟安。但是人民群众并不为侵略者的武力所吓倒，始终坚持向侵略者展开不妥协的斗争。统治阶级和人民大众之间对外所采取的截然不同的态度，不能不使他们之间固有的阶级矛盾趋向激化，特别是统治阶级为了取媚于外国侵略者，不时对人民群众实行镇压，这种“抑民媚外”的作法，更使官民之间“相为冰炭”②。在官民矛盾随着民“夷”矛盾的发展而日益加深的情况下，官“夷”之间趋向于结合而共同与人民为敌。不过，在第一次鸦片战争后的这一段时期内，由于清政府仍未抛弃其闭关思想，外国侵略者对清政府也还不完全信赖，两者之间的矛盾尚未得到基本解决。因此在民“夷”斗争中，“官”的立场有时还摇摆在民“夷”之间，看风转舵，“在洋人的威胁迫在眉睫之时，即逆民而顺‘夷’，而在看到洋人似乎‘安抚’下来，人民中的反抗情绪日渐高涨时，便又觉得为统治政权的利益打算，仍须多容纳一点民意，对洋人的要求，也就不能不违逆一点”①。在广州入城问题上，清政府的反复态度便是明显的例子。这种态度自为侵略者所不能满意，因此他们立意要再次使用武力迫使清政府进一步屈服，俯首帖耳地充当他们统治和奴役中国人民的驯服工具。
①莱特：《中国关税自主沿革史》（1938年英文版），第57页。
①陈恭禄：《中国近代史》，商务印书馆1946年版，第89页。
①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英文版），第1卷，第377页。
②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第3册，第354页。
①《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79卷，第43页。
②1846年3月10日掌湖广道监察御史曹履恭奏语，见《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75卷，第13页。
①胡绳：《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11页。
纪律太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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