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子兵法的成书时间？ 孙子兵法成书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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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子兵法》是我国著名的兵书典籍,其成书时间在春秋末期至战国初期,其后被历代传抄刊刻得以广泛流传,研究和注释者亦不可胜数。应该是春秋末期至战国初期。
春秋末期至战国初期
关于《孙子兵法》的作者与成书，学界众说纷纭。
我们认为，此书的作者应为孙武，其后学曾对之进行过校理；“十三篇”成书的时间为春秋末期
关于《孙子兵法》的作者与成书，自宋以来，人们就争论不已。概括起来，主要观点有如下几种：
1、成书于春秋末，孙武著。汉司马迁《史记》、曹操《孙子略解》、明宋濂《诸子辨》、胡应麟《四部正讹》、清纪昀《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孙星衍《孙子十家注序》等，都持此观点。
2、成书于春秋末，本于孙武，成于孙膑。明吴兴松筠馆主人在《孙子参同序》中提出这一观点。今人陈启天在《孙子兵法校释》中进一步提出，“武之兵法授之于膑，膑即据之撰十三篇”。日人武内义雄亦认为十三篇不出于孙武，而出于孙膑。
3、成书于春秋末，伍子胥著。认为孙武即伍子胥，孙膑乃伍子胥之后，居阿、鄄之间，改姓孙。清人牟庭在《校正孙子》中提出这一观点。
4、成书于春秋末、战国初，山林处士所为。南宋叶适在《习学记言》卷四十六《孙子》中即持这一观点。
5、成书于战国，非孙武所著。据欧阳修在梅尧臣《〈孙子注〉后序》中称，梅尧臣认为此书乃“战国相倾之说” ，非孙武所著。清人全祖望等赞同。
6、成书于战国，孙膑著，孙武与孙膑为一人。中国学者钱穆与日本学者斋藤拙堂即持此说。今人金德建在《古籍丛考·孙子十三篇作于孙膑考》中亦认为《孙子兵法》的作者为孙膑。
7、不可得而知。南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称：“孙武事吴阖庐而不见于《左氏传》，未知其果何时人也。”清人姚际恒《古今伪书考》亦认为，孙武及《孙子兵法》“皆不可得而知”。黄云眉《古今伪书考补正》：“孙武之有无其人虽未暇定，而十三篇之非孙武书则固无可疑者。”
8、“十三篇”作者是孙武，但孙武不是田书之孙，而是田无宇的长子田武子开，田乞、田书是其弟。今人田昌五先生在1992年山东临沂召开的第三届孙子兵法国际研讨会上提出这一观点。
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竹简《孙子兵法》与《孙膑兵法》同时出土，证明《孙子兵法》与《孙膑兵法》不是一书，《汉书·艺文志》将《吴孙子兵法》与《齐孙子》分别著录是有根据的。但关于《孙子兵法》的作者和成书问题的争论仍未停止。李零认为，《孙子兵法》不是春秋末孙武亲著，而是“孙子学派”军事思想的记录，成书过程大约从春秋末期的吴国开始，到战国时的齐国，经过长期整理于战国中期成书，其中不能排除孙膑参与了对此书整理的可能性。郭化若认为，《孙子兵法》是孙武的门徒等根据孙武的著述整理而成，其思想体系属于孙武，成书时间大概在春秋末至战国初。杨丙安、陈彭则认为，《孙子兵法》奠基于春秋，基本完成于战国，定型于秦汉。
我们认为，《孙子兵法》应为孙武所著，在春秋末期既已成书。其后学虽曾对之进行校理，但这种校理是在《孙子兵法》已经成书的基础上进行的。
明确记载《孙子兵法》作者与成书时间的，是《史记·孙子吴起列传》，其中讲到：“孙子武者，齐人也。以兵法见于吴王阖庐。阖庐曰：‘子之十三篇，吾尽观之矣……’”又据《史记·吴太伯世家》记载，阖庐三年（前512年），吴军在攻克楚城舒（治今安徽庐江县西南）后，就想攻打楚国都城郢（在今江陵西北），“将军孙武曰：‘民劳，未可，待之。’”同书《伍子胥列传》中有相同记载。这些记载告诉我们：《孙子兵法》的作者是孙武，他在公元前512年攻楚之前即已为吴国“将军”。关于孙武献书的时间，后汉赵晔撰《吴越春秋·阖闾内传》明确记载是在阖庐三年，与他劝阻吴王攻郢是在同年。这一时间与《史记》相印证，应是比较可靠的。至少至今尚未发现能否定这一记载的确凿证据。又据《史记·伍子胥列传》记载，阖庐九年，“吴王谓子胥、孙武曰：‘始子言郢未可入，今果何如？’二子对曰：‘楚将囊瓦贪，而唐、蔡皆怨之。王必欲大伐之，必先得唐、蔡乃可。’阖庐听之。”于是有吴楚柏举（今湖北麻城东北，或说今汉川北）之战，吴军“五战，遂至郢”。另据同书《孙子列传》和《伍子胥列传》记载，孙武参与了西破强楚、北威齐晋、南服越人的谋划，在吴国称霸中，他们都是有功劳的。
宋以来否定以上记载的主要理由大致有三：一是《左传》等典籍中没有关于孙武事迹的记载；二是春秋时期无私家著书；三是春秋时期没有《孙子兵法》中所说的那么大的战争规模。对此，我们须做一简要辨析。
关于《左传》、《国语》等先秦典籍中无孙武事迹这条理由，明代宋濂在《诸子辨》中已谈了自己的看法，他说：“春秋时，列国之事赴告者则书于册；不然，则否。二百四十年之间，大国者秦、楚，小国者越、燕，其行事不见于经传者，有矣，何独武哉！”另外，孙子事，《左传》、《国语》中没有记载，但其他先秦典籍中却有，单据《左传》、《国语》断其有无，而置其他典籍于不顾，也是不妥当的。如《孙膑兵法·陈忌问垒》，《尉缭子·制谈篇》，《荀子·议兵篇》，《韩非子·五蠹篇》等，对此均有记载（详见本书第二章）。这说明，此前确有孙武其人，其人确著有兵书。
对春秋末期有无私家著书问题，学界有不同看法。罗根泽先生提出，战国前无私家著作。这一观点成为后人考辨古书真伪的一个重要依据。但其中多有可疑者。众所周知，春秋末期已出现私学，有私学就不能肯定绝无私人著述。如邓析就曾写成与官方“铸刑书”不同的《竹刑》（写在竹简上的刑法）。《左传》定公九年记载，继子产（前522年卒）执政的驷 “杀邓析而用其《竹刑》”，是《竹刑》先由邓析写成而后为公家所用。杜预注说：“邓析，郑大夫，欲改郑所铸旧刑，不受君命，而私造刑法，书之于竹简，故曰《竹刑》。”此注应持之有据。又据《吕氏春秋·审应览·离谓》中说，邓析创办私学，“民之……学讼者不可胜数”，可知其私学之兴盛。又载，“郑国多相悬（悬挂）以书者。子产令无悬书，邓析致（致送）之；子产令无致书，邓析倚（夹带）之。令无穷，则邓析应之亦无穷矣。”这里的“书”亦应是指邓析的《竹刑》，“悬”、“致”、“倚”是其为了教学，针对上面政策而采取的不同对策。又据《庄子·盗跖》载，跖曾骂孔子“作言造语，妄称文武”，看来孔子还是“作”过“言”、“造”过“语”的。孔子自称“述而不作”，但他即使“述”，恐怕也不会全凭脑袋记忆，写写记记应还是有的。“述”不能完全排斥在“著作”之外。至于《老子》，学界主流性观点认为，其书出自春秋晚期曾任周王室史官的楚人老聃之手。如此，则亦应为私家著作。
说春秋时各国军队无《孙子兵法》中讲的那样大的规模，而只能战国时才有，因此断言此书不会成书于春秋，亦值得商榷。蓝永蔚先生在《〈孙子兵法〉时代特征考辨》对此进行了考辨。综合此文及所见其他史料,可知：晋在公元前541年治兵于邾南，有简甲车4000乘，如将韩氏、羊舌氏等10家9县计算在内，实际车数有4900乘之多。公元前530年，楚灵王自称，仅陈、蔡、东、西不羹4个大县，“赋皆千乘”，总计已有4000乘的兵力。另外，《诗·鲁颂· 宫》中歌颂鲁僖公有“公车千乘”，“公徒三万”的话。公元前632年，城濮之战，晋车700乘以败楚师；公元前548年，郑子展、子产帅车700乘伐陈；公元前484年，吴、鲁联合伐齐，仅获齐军革车就有800乘，甲首3000。各国参战兵车就有如此之多，其国家总兵车数都应在千乘以上是没有问题的。按孙子所说的比例，这些国家的兵力均应在10万以上。又，《国语·越语上》载勾践誓词中有“今夫差衣水犀之甲者亿有三千”之语。“亿”有大小两解，大为万万，小为十万。此记载说明，当时吴国兵力也已在10万以上。概而言之，《孙子兵法》中所反映的“驰车千驷，革车千乘，带甲十万”的军队规模，以车战为主的作战样式，有车兵、步兵而无骑兵迹象的兵种组成等，都应符合春秋末期的情况。
但《孙子兵法》确经后人整理，在整理过程中有窜入后人文字的情况。如汉简本《孙子兵法·用间篇》中有“燕之兴也，苏秦在齐”之语；十一家注本《九地篇》中增“焚舟破釜”四字等。这种情况是在《孙子兵法》成书后整理中出现的，不能影响人们对其成书于春秋末期的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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