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硝烟的战争---茶叶之路（四）
反观“茶叶之路”上中国茶商的命运，在北极熊出第一招时，恰克图茶叶交易额自1853年就出现急剧下降。晋商并没有坐以待毙，积极面对挑战开始反击。晋商调整货源，缩短供货通路。自恰克图互市有茶叶交易之初，茶叶之路上流通的是来自武夷山的茶叶，晋商榆次车辋常氏率先采取茶叶收购、加工、贩运为经营体系，在下梅村设茶焙坊、茶库，雇请当地茶工，还将散茶精制加工成红茶、乌龙茶和砖茶。第一次鸦片战争五口通商后，粤商为了保证广州口岸的茶叶出口，主动到武夷山收购茶叶，加上福建闽南商人的抢购，武夷茶叶价格大涨，晋商无法控制足够茶源，竟出现“损失达到二百万两”，晋商可以说是被迫从武夷山撤退到两湖采买茶叶。晋商初期将收购两湖茶叶混入武夷茶中，由于当时两湖茶叶便宜、与从武夷山运输相比运费少和厘税轻等多种有利因素，运销恰克图茶叶比之前便宜，“销路非常好”，晋商以更优惠的茶叶价格参与恰克图贸易。太平天国起义曾一度短暂阻断道路，使得晋商无法混合茶叶，因此，直接以两湖茶加工销售。至于俄国口味嗜好发生变化和因战争阻断道路而被迫选择两湖茶易货，都可能是对历史的误读。
清咸丰末年（1854-1861年），晋商等国内茶商在羊楼洞设立加工厂，开始大量生产砖茶。小小的羊楼洞，居民曾达两三万之多。仅茶叶贸易一项，早在咸丰五年（1855年），这里的茶厘总局，是年征银十八万三千八百两，钱十一万四千九百串有奇。羊楼洞种茶历史最少可上溯至明代中期，后茶园荒废。据《崇阳县志》中记载，康熙年间又恢复种茶制茶。不排除晋商根据羊楼洞与武夷山环境、土质等方面相似的特点，为追求茶叶口味相似，在咸丰初年或者更早引种武夷山茶种，有意识地往两湖地带战略转移。
四招即出，1863年前买卖城有一百多家晋商茶庄，到1868年仅剩四家。七十年代末与恰克图鼎盛时期比较，茶叶交易额只剩1/4，大批中国商号纷纷倒闭。同时，在汉口，羊楼洞砖茶业民族资本遭受到严重威胁。1863年以前，羊楼洞的七八十家茶庄，不到几年光景就倒闭过半。十九时期末期汉口出现大量的茶庄则多为洋买办所开，与俄商狼狈为奸，提供收购华茶服务。
同治六年（1867年），晋商程化鹏向绥远城将军裕瑞呈递归化商民的请愿书，请允许“由恰克图假俄国之道通商”。翌年，同治皇帝为活跃恰克图贸易，抑制沙俄在张家口增开商栈的要求，破天荒同意了晋商的请愿。朝廷也清楚俄商在汉口设厂直接采买加工，“利为俄人所夺”。为显示皇恩浩荡，同治爷还“酌情减免礼金，取消一切浮税”，同时规定，在试办之初，“仅以每票贩茶12000斤抵25两平银的税额，再示体恤”。很快，退守归化的商人纷纷重返恰克图，参加茶叶之路上最后的肉搏战。但是，在已为他人鱼肉的满清统治下，这注定是一场不对称的商战，甚至可以说，还没有开始就已经败下阵来。
北极熊的四招随着时间的推移，威力更加显现出来。七十年代仅俄国海运贸易公司的寥寥几艘海轮参与汉口-天津-恰克图的海陆联运，同时，大约在1874年俄商才将周围砖茶厂陆续迁往汉口，并采用机器制砖，直到1881年汉口俄商砖茶厂才完全实现了机械化“手压机已完全被蒸气机所代替”。事实上，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后，尽管中俄茶叶贸易量迅猛增长，中国茶商在恰克图的茶叶贸易最多只维持在几万担的水平，甚至都不足俄国自行贩运回国总量的十分之一。中国商人使出浑身解数，与俄商缠斗二十余年，最终可以说是惨烈地全军覆没。
刚刚活跃的买卖城，很快又门可罗雀，仅剩几家在苦苦支撑，至90年代晋商“复全行倒闭，仅留经营小商业之晋人残留于俄国各地”。到十九世纪末叶，羊楼洞的茶庄也只剩下“三玉川”和“巨盛川”两家。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海关当时掌控在英国人手里，1864年中国海关开始有较精确的记载，是年出口117.5万担，至1867年年均达120万担。中俄陆路贸易涉及多个口岸，英国人不可能派人在中俄陆路口岸统计，因此，中俄茶叶贸易的数据很多是依据汉口茶栈销售记录，由英国人推算出来的，与俄国方面的海关统计数据是不同的，甚至出入非常大。中俄贸易的茶叶交易量，应该以俄国公布的数据更为准确。因此，“狡猾”的英国人也吃不准具体的茶叶出口数量，也给自己留了一个退路，在统计表上很模糊地表述为“经恰克图陆路”和“经樊城陆路”这样模糊的表述，因为“经樊城陆路”并没有说明一定是出口俄国，只能说是茶叶销往中国北方而已。
我们今天看待“茶叶之路”，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只是中俄之间茶叶贸易的通道。当时的蒙古，是商路上非常重要的砖茶消费市场。不论从18世纪武夷山作为茶路的源头，还是十九世纪中期以汉口作为中心，砖茶主要销售的对象是草原上的蒙古人，而不是俄国人。当时欧俄消费的绝大部分是叶茶，砖茶只是在西伯利亚有少量销售；同时，西伯利亚地广人稀，经济非常落后，没有足够的消费茶叶的能力。1861年，俄国农奴制的取消，低廉砖茶消费人群才逐步扩大。即便是后期俄商基本控制汉口茶市，通过天津口岸转往恰克图的茶叶，砖茶（尤其是青砖）也有不少数量是供应蒙古的。1879年的《北华捷报》曾指出：1877-1879年俄商在天津报关运往恰克图的砖茶，“实际上至少有十分之七运去蒙古销售的”，当然，对于这个说法，俄方进行了强烈地反驳，至少从侧面反映出蒙古砖茶市场的激烈竞争，晋商对于俄商蚕食蒙古市场的不满。1870年以来，晋商之所以还能经营汉口-恰克图的茶叶陆路贸易，重要原因是蒙古地域广阔，游牧人口分散，非俄商能全面覆盖。
根据《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统计数据显示，1874年以前，中国出口砖茶的数量维持在5-10万担的规模，我们知道砖茶几乎是全部出口到俄国的。1869-1874年，中国出口俄国茶叶数量为8-15万吨，这期间，汉口俄国砖茶加工厂的7-10万箱产量和发运量，还有俄商在汉口白毫茶的6-8万担收购量，扣除几千担通过海路前往敖德萨和俄属太平洋各口岸，可以初步判断，经恰克图至俄国的茶叶绝大部分都是俄商自行采购和加工的茶叶，晋商的茶叶供应量非常小。晋商从汉口发运的砖茶，总量虽然不算少，但应该大部分是销往蒙古，而不是通过恰克图进入俄国境内。晋商自1878年起，砖茶基本是通过长江水路，经上海通过帆船到达天津，这点从当时的天津海关数据是可以分析出来的，甚至不排除部分走京杭大运河，只有供应蒙古的砖茶被清廷允许走这条漕河道，从此很少通过陆路走传统的茶叶之路。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以后，恰克图基本成为俄国自弹自唱的舞台，不管多大的茶叶贸易量，多巨额的贸易逆差，都是表象，与华商已几乎无关系了。
也许你会闪出一个疑问，既然砖茶并不是俄国的主要茶叶消费品，俄国为什么要如此大费周章在汉口、福州和九江建砖茶加工厂？除了砖茶是同等重量叶茶（散茶）体积的六分之一，特别有利于减少长途运输成本等因素外，这里就不得不要提到前文所说曾经游历过汉口的尼古拉·亚历山德罗维奇---后来的俄罗斯末代皇帝尼古拉二世，也不得不提到他歹毒的“黄俄罗斯计划”。简单而言，“黄俄罗斯计划”是十九世纪沙皇尼古拉二世的一个旨在侵略中国的计划，那就是从新疆中俄边境的乔戈里峰直到海参崴划一条直线，将此以北的土地全都划归俄国，沙俄通过军事和经济渗透手段，正在无限接近这个计划。只是列宁领导的十月起义推翻了沙俄帝国，这一图谋才没有彻底得逞。在这个阴险的计划中，砖茶成为沙俄的“帮凶”，成为控制所谓“黄俄罗斯地区”的一个重要经济工具。尽管现在已经难以想象茶叶居然有这样的“功能”，但是，砖茶的确是当时蒙古、新疆和满洲各族人民的生活必需品，也是他们交易（交换）的最重要物资。砖茶在蒙古是最通行货币，一块茶砖被等分为六十份，一份称一个“黄茶”，其他交易物品（如牛羊肉等）的标价往往是以黄茶作为单位，甚至晋商在蒙古开设的票号里，砖茶也随处可见，作为小额的支付方式。
“卧榻之上，岂容他人鼾睡”，晋商有限的茶叶经营活动还是成为了俄国阴谋家的“眼中钉”、“肉中刺”，欲处之而后快。北极熊再次抬起厚实的爪，使出最后致命的三招，彻底让晋商退出了茶叶之路，离开买卖城，放弃蒙古和西北茶叶市场，实现其在中国北部对少数民族区域的经济控制。
“致命第一式”，关税壁垒：俄国借口西方列强（包括日本）觊觎其西伯利亚领土，在蒙古和恰克图倾销商品，于1900年对中俄陆路恰克图等口岸大幅度提高商品税收，使得进入俄国的商品成本大幅度增加。以茶叶为例，税收已比茶叶销售价还高，“计茶一箱，原本不过42-43两，税银约需45-46两”。1908年，沙俄又借口修改税则，再次“陡起苛税”，对华商贩运入俄境内商品（包括茶叶）征收的税银超过成本数倍，大大超过1900年的税银。同时，俄又单方面宣布取消中俄边境百里之内免税的规定，彻底封死了华商进入俄境内贩卖之路，导致“华商销数已减至十之八九”的局面。
“致命第二式”，成本控制：俄商在汉口进口来自印度和锡兰的红茶末（花香）。俄商虽然在汉口控制了大部分茶源，但是，砖茶是一种价格低廉的茶品种，俄商不可能将收购的“白毫茶”切碎进行砖茶加工，而汉口无法得到足够的茶末和劣质茶。为了进一步降低砖茶的成本，俄商从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开始进口价格低廉的印度和锡兰红茶末。从1910年开始每年就有超过10万担的进口量，其中1915-1916两年，甚至进口量达到20万担。从当时高档的茶砖原料构成就可见一斑。红茶砖（米砖）、小京砖茶的原料，以湖南、湖北两省生产的红茶末为包心，重量占87.5%，以宜红、宁红也有进口部分印度、锡兰红茶末为面茶，重量占12.5%。根据西方列强强加给清政府的关税规则，这种转口的贸易，不需要缴纳任何进出口的关税。根据当时汉口出口俄国55万担的数量计算，居然有2/5的茶叶“逃税”，使得俄商的砖茶具备有竞争力的价格，深受俄国穷人的欢迎。
“致命第三式”，贯通东西大动脉：1903年中东铁路开始通车，1904年，西伯利亚大铁路正式开通，打通了沙俄的“任督”两脉，从海参崴到莫斯科，每磅茶叶的运费为9美分，宣告了恰克图茶叶时代的终结。茶叶之路逐渐淹没在草原的浅草之下，不再为人所知，即便是今天的山西平遥晋商故居中，也难以见到茶叶之路的历史痕迹。从此以后，沙俄将中国茶叶自汉口等地源源不断地通过海路运入符拉迪奥斯托克（海参崴）和大连港，经过铁路运往莫斯科等欧俄大中城市。1912-1914年间每年经中东铁路输俄的茶叶达300-400万普特，占输俄茶叶总量的65%以上。
随着晋商退出北方的“茶叶之路”贸易，晋商主导的商品经济也不复存在，中国几代人苦心经营的北部边疆出现了军事和政治的真空，尤其是1911年清政府瓦解后，外蒙的分裂活动不断加强。国民党政府为了换取苏俄政权放弃对中共的支持，1948年与苏俄签订了《中俄友好条约》，承认苏俄支持下的外蒙古独立。1946年蒙古正式宣布独立，汉口-归化-恰克图晋商运营的陆路，再也听不到驼铃声声。
“中东铁路”和“西伯利亚大铁路”完全改变了远东的战略格局，大大增强了俄国在远东的存在。通过“中东铁路”，从沙皇尼古拉二世到苏联斯大林，一直想控制中国的东北区域。“中东铁路”和“西伯利亚大铁路”本身也是实施“黄俄罗斯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
总结“茶叶之路”的历史，就需要先了解晋商，这方面的作品很多，但从茶叶角度做深入分析的却没有。晋商崛起于明代的边关贸易，辉煌于茶叶之路的金融和远距离茶叶商业贸易。由于远距离茶叶等商品贸易的需要，1736年中国北方第一家经营信用凭证的机构“帐房”，就是由晋商在张家口开设的，与1728年开始的茶叶之路有着密切的关系，出现商业资本转向信用资本。1823年晋商创立中国第一家成规模的“日升昌”票号，则标志着中国信用资本已逐步形成规模化和网络化。信用资本又反过来促进了茶叶之路的商品贸易发展，尤其在茶叶贸易中得到充分体现。鸦片战争之后，随着中国沿海商埠的出现，国外资本进入内地，晋商势必会失去其中转商的地位，同时，也很容易理解输掉整个茶叶之路的结局。
“茶叶之路”的沉浮，不仅仅映射出清朝茶叶对外贸易的兴衰，更彰显了有清一代开创的一个“世界经济”的伟大时代。通过和平的方式，推进贸易和市场的国际化，完善中欧贸易体系。漫长的运输线路、壮观的商队、凶险莫测的旅途、晋商的商业文化和中俄商业贸易和文化的冲突等等，从任何一个角度都可以描述这段波澜壮阔的历史。但是，悲壮也罢、传奇也好，茶叶之路对于中国历史有着深远的影响，值得后人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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