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先勇《台北人》：美则美矣，更应知道美从何来
最近一直在读一本书，欧阳子的《王谢堂前的燕子——白先勇<台北人>的研析与索隐》。离开学校以后，似乎很少看理论性的文章了，但这本书的作者和书名，着实让人惊羡，让人须臾离不开目光。欧阳子——是西蒙·波伏娃《第二性》的译者，小说集《那长头发的女孩》的作者，更是当年与白先勇共同并肩作战在《现代文学》阵地中的战友。经年之后，欧阳子为好友的小说集《台北人》作评论性质的文章。
正如欧阳子在前言中所写：
读过《台北人》的人很多，被它感动的人也很多，但大多数只是有一种朦胧的印象。就像不经意间走进一座古老的房子，里面发出香甜而腐烂的气息，你被它吸引，但不一定知道它有害。你深知这是一种幻觉，却不会知道这幻觉为何而来。
欧阳子解答了这一切。
“台北人”这个称呼与一般意义上的“北京人”“上海人”有本质的不同。它不仅是一个地域名词，更是一个类型的代名词，这些人——都出身大陆，随着国民党政府撤退来台湾。只不过在那个时间节点上，他们中有的不及弱冠，有的正当盛年，然而，十几二十年后，他们统统步入人生的下坡路。而这，正是小说的时间背景。
空间的转换，时间的流淌，带来的不仅仅的黑发变白发，还有心灵负担之不堪重负。被迫迁徙到台湾的这些人，无论处于何种阶层，都有属于自己的过去。而在日复一日的希望变失望中，过去的一切都变得极为温存而绝望。
像朴公（《梁父吟》），顺恩嫂（《思旧赋》），窦夫人（《游园惊梦》这些人，他们中有的是儒将，有的是社交名媛，有的则是女仆和帮佣工人。无论富贵贫贱，他们都背负着一个不能释怀的过去，或是在现实中沉沦，或是在往事中沉溺，他们无法解脱，直到死去。而他们的下一代，却不会有这种烦恼了——因为他们没有“过去”。
《台北人》中的《游园惊梦》最为著名，为许多读者和评论家所激赏。纵观整篇，如梦如幻，恰如题目所言，这正是作者用意识流的手法将今昔、灵肉、生死做了对比。而统观全书，亦是如此。只不过，作为小说家的白先勇，不会让普通人轻易看到斧凿之痕迹罢了。
在这本小说集前，作者引用刘禹锡的《乌衣巷》，“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以诗做引子，即点明《台北人》的主题。无论从单篇看，还是把十四篇作为一个整体，今昔强烈对比让人心颤。
故事中的中年人或老年人，他们都有一段过去。过去的青春活力在现今的局促、仓皇中，像幽灵一样缠绕着他们。那个年代的台北人，还在期盼能够反攻大陆做主人。但年不假人，即使有这么一天吧，他们也是看不到了。他们哀伤忧愁，不知道恨谁，只能靠着回忆活着。而过去越美好，现下就越残酷。而更讽刺的是，回忆经过太多次打磨，或许已非事实，然而无力的人们靠着这一段或那一段变形的记忆活着。
在《台北人》的世界中，灵与肉互相撕扯，毫不相让。“灵”是爱情、理想、精神——其实也对应着过去。“肉”是性欲、现实、肉体——其实对照着现在。在大多数小说里，灵与肉是对立的。当《花桥荣记》里的卢先生恪守本分，一心一意等待留居大陆的罗家姑娘时，他是多么体面和高尚。而当现实击碎了他的梦想时，那么高洁的卢先生立刻沉浸到无边的性欲中，甚至有了一个惨死的结局。灵与肉，毫不相让。
在小说家白先勇这里，过去尽管逝去了，但是神圣无比，甚至可以救赎现在。当金大班想起自己与月如的爱情时——这是她的灵——立刻变得温柔同情。这个风尘女子一瞬间的柔情，是由“过去”撕扯进“现在”的。而如果没有过去，金大班应该是不值得任何同情的。
时间是宇宙中最大的贼，无论你是王侯将相，还是蝼蚁细民。《台北人》中各个阶层的人——这些有过特殊历史记忆的人，都会老去，死去。
在这个层面上，欧阳子认为白先勇是一个“消极的宿命论者”。这首先体现于，在多篇小说中，都会出现“冤”、“孽”等字眼。当然这些词语出现在文章中，首先可以看出白先勇客观描绘的中国旧式社会的实际情况，但也不能说这些没有透露出作家某些潜在的思想。
更为明显的例子是《孤恋花》。在这里，作者似乎相信，人之“孽”由遗传而来，无法摆脱。《孤恋花》中的娟娟，生理上带有遗传的疯癫，还有乱伦导致的罪孽，这注定了她有一个悲惨的结局，而文中又处处暗示，娟娟是五宝（一个惨死的女孩）再世。她们都宿命般的不得好结果，就像有命运之神拿着指挥棒，凛然而不可侵犯。
《台北人》给我们描绘的就是这样一个世界，它是民族记忆遥远的一隅，在现下的世界，似乎离我们越来越远了，有时候同更年轻的朋友谈起白先勇，有人言“美则美矣”。所以，有时候，我们也许还应知道这“美”从何而来，才能更好地记住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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